于成龙虎穴探真情讲了什么
以身作则，俭以养德 诸葛亮平时生活相当俭朴，以一国之相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诸葛亮病重期间，向刘禅呈上一份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奏表，“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
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不仅是诸葛亮一生廉洁从政的真实写照，也是古代高级官员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
诸葛亮死后，丞相府清点财产，“卒如其所言”。
廉洁从政往往要由俭朴的生活作风来支撑。
诸葛亮一生崇尚节俭。
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自称“禄赐百亿”（《答李严书》），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诸葛亮集·将苑》）。
在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中，“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其艰苦程序可想而知。
诸葛亮一生南征北讨，戎马倥偬，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统一大业，至死“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给后世留下了为政清廉的典范。
诸葛亮不仅生前生活俭朴，也是丧事从简的倡导者和带头人。
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经典语录： ·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 志当存高远。
·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 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
·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 贵而不骄，胜而不悖，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 非宁静无以成学。
· 不爱尺璧而重爱寸阴，时难遭而易失也。
·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介绍一下于成龙这个人，康熙年间的 大臣
其一：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
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
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
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
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
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
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
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
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
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 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
’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
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
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
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
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
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
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
”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
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
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
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
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
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
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
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
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
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
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
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
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
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
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
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
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
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
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
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
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
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
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
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
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
”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
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
“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
”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
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
”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
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
”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
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
”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
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
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
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
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
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
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
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
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
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
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
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
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
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
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
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
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 卷行世。
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
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
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其二：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后人又称他为“小于成龙”。
他也是一位好官，在老于成龙手下做过知州，还曾得到过老于成龙的保举，后因政绩升任江宁知府。
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要他好好向老于成龙学习。
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熙七年，任直隶乐亭知县，八年任滦州知州，十八年任通州知州，二十五年任直隶巡抚，二十九年任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十年复任河督，三十九年谢世。
三十七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今永定河）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之灾。
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西沽入海。
共疏浚河道72.5公里，建筑南北堤90多公里，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
从此，浑水改注东北，无迁徙，一直延续了40年。
于成龙，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
八年，署滦州知州。
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
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
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着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
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
超擢安徽按察使。
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
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辅请于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
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于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
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
”成龙对：“弭盗为先。
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
”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
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于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
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
得盗，赏；藏盗、纵盗，罚。
”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
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于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
”并下部议行。
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于法。
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
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
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
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
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
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
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
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
上罢辅，代以王新命。
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
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
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
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
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
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
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
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
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
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
”成龙言：“无累。
”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
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
”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
”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
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
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
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
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
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
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
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
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清史稿 于成龙列传》原文加翻译+赏析
原文：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
十八年，授广西罗县。
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民犷悍。
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
[u]成龙到官，召吏民拊循之，申明保甲。
[\\\/u]盗发即时捕治，请於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尽力耕耘。
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
牒上官请宽徭役，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第举行，县大治。
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
康熙六年，迁四川合州知州。
四川大乱后，州中遗民裁百馀，而供役繁重。
成龙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期月户增至千。
迁湖广黄冈同知，驻岐亭，尝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
十三年，署武昌知府。
吴三桂犯湖南，师方攻岳州，[u]檄成龙造浮桥济师，甫成，山水发，桥圮，坐夺官。
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
有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
成龙白康亲王杰书，言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
王素重成龙，悉从其请。
十九年，擢直隶巡抚。
宣化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前政金世德请除粮，未行，为民累。
成龙复疏请，从之。
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请治赈。
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论如律。
二十年，入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复谕劾赵履谦甚当，成龙奏：“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
”上曰：“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
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旃
”旋赐帑金千、亲乘良马一，制诗褒宠，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
未几，迁江南江西总督。
成龙至江南，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
居数月，政化大行。
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
明珠秉政，尤与忤。
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劾成龙年衰，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
命成龙回奏，成龙引咎乞严谴，诏留任，万侯降调。
二十三年，命成龙兼摄两巡抚事。
未几，卒於官。
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
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
赐祭葬，谥清端。
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上询成龙在官状，锡住奏甚清廉，但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
上曰：“于成龙督江南，或言其变更素行。
及卒后，始知其始终廉洁，为百姓所称。
殆因素性鲠直，不肖挟仇谗害，造为此言耳。
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
”（节选自《清史稿·于成龙传》）译文：1、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
顺治十八年，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
罗城县处在万山之中，流行瘴气瘟疫，民风粗犷凶悍。
又正处于战争之后，遗地荒草荆棘，县城中仅有六家居民，县城也没有城墙和官署。
于成龙到任以后召集官吏百姓安抚他们，明确保甲制度。
有强盗出现，就立即抓捕治理，向上级请示，审判清楚后就处决，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
于成龙和百姓相亲相爱如同家人和父子一样。
他向上级写文书请求放宽徭役制度，又兴建学舍，创立养济院，凡是应当兴办和去除的事情，都按次序一件一件实行，全县治理得很好。
总督卢兴祖等人以政绩“卓异”为理由把他推荐给朝廷。
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四川在大乱之后，合州剩下的百姓只有一百多人，可是赋税和劳役却很繁重。
于成龙请求革除旧弊，招揽百姓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满一个月后，户口增加到上千。
又升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官署设在岐亭，他曾经到村落中去微行私访，遍访民间隐情，遇到盗贼以及其他可疑案件，就按其踪迹抓到案犯，百姓非常惊叹佩服。
康熙十三年，代理武昌知府。
吴三桂进犯湖南，朝廷军队正进攻岳州时，有公文命令于成龙修造浮桥渡过军队，浮桥刚修造好，山洪暴发，浮桥被冲塌了，于成龙获罪被免除了官职。
康熙十七年，迁官为福建按察使。
有百姓因为与海外有来往而获罪，株连了几千人，案件审讯完毕，判处统统斩首。
于成龙写信告诉康亲王杰，认为所株连的多是平民，应该查清以后释放他们。
康亲王平素很敬重于成龙，就全部答应了他的请求。
康熙十九年被提拔为直隶巡抚。
宣化以前有因被洪水冲上泥沙覆盖的田地一千八百顷，前任长官金世德请求免除田赋，没有得到批准，成为百姓的负担。
于成龙又上奏章请求，朝廷听从了。
又因为这地方夏秋两季节屡次遭受灾害，请求朝廷赈灾。
又另外写奏章弹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污，赵履谦被按律惩治。
康熙二十年，进京朝觐，回答皇帝垂问，皇上褒奖他是“清官第一”。
又说他弹劾赵履谦很恰当，于成龙回答说：“赵履谦了过错却不改正，我不得已才弹劾他。
”皇上说“处理政务应该懂得大体，小处明白不值得提倡。
做人贵在始终如一，你可一定要自勉呀
”随着赏赐给他国库银一千两，皇帝自己乘坐的骏马一匹，还做诗表达对他的褒扬和恩宠，并命令户部派官员协助于成龙赈济宣化等地的饥民。
不久，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于成龙到了江南，自己衣食住行很简陋，每天只吃糙米和蔬菜。
在那里几个月后，政令教化使江南民风大改变。
权势之家担心对自己不利，就编造出一些流言蜚语。
明珠在朝廷内当政，尤其与于成龙不和。
康熙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监督修造漕运船只返回京城，弹劾于成龙年老体衰，被中军副将田万侯欺骗蒙蔽。
皇帝命令于成龙就此事回奏，于成龙引咎请求严厉处罚，皇帝下诏书于成龙继续任职，田万侯降职调离。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
不久，在任上去世。
于成龙历任各种官职从未带过家属，他去世的时候，将军、都统以及幕僚属吏入内检点遗物，竹箱内只有一身丝绸棉袍，床头盐制豆豉和一些日常用具罢了。
百姓听到噩耗，罢市，很多人聚在一起痛哭，家里绘制他的画像祭祀他。
皇帝赏赐公祭安葬的礼遇，谥号为清端。
内阁学士锡住勘察海疆回到京城，皇上询问于成龙为官的情况，锡住回奏说他很清廉，只是因为轻信别人，有时候被下属欺骗。
皇上说：“于成龙在江南作总督，有人说他改变了朴素之风，等他死后，才知道他始终很廉洁，被百姓称赞。
大概因为秉性梗直，那些不肖之徒带着私仇以谗言陷害他，才编造出这样的话罢了。
当官像于成龙一样的人，能有几个呀
”2、于成龙，字北溟，是山西永宁县人。
顺治十八年，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当时）年龄已经四十五岁了。
罗城在群山之中，恶性疟疾盛行，新近被列入国家的版图。
刚经过战争，到处都是丛莽，县中居民仅只有六家，没有外城内城和官署。
于成龙到任后，召见官吏和百姓，安抚他们，颁布建立保甲。
盗贼发生后立即逮捕惩处，向上级官员请示后，罪行核实审判定罪立即进行处决，百姓都安定地居住下来。
在罗城七年，与百姓互相敬爱如同家人父子一般。
写文书奏请上级官员宽减徭役，修建学校，创建救济院，凡是应当兴建的事情，都依次举行，罗城因此治理得很好。
康熙六年，调到四川合州担任知府。
四川刚经历大乱，合州剩下的丁口才一百多人，征收的税银仅只十五两，但要上交的任务繁重。
于成龙请求革除旧有的弊端，招募百姓开垦田地，借牛给他们种地，满一个月后住户增加到千户。
（后来）又调任湖广黄冈同知，驻扎坐镇在歧亭。
歧亭原来有许多盗贼，在大白天实施抢劫，没有人敢过问。
于成龙安抚强盗首领彭百龄，赦免他的罪，令他抓捕盗贼立功赎罪。
他曾经微服私访各个村堡，遍访里巷情况，遇到偷盗和疑难案件，都能沿着踪迹破案，令百姓感到惊叹和佩服。
巡抚张朝珍以才能卓异举荐他。
康熙十七年，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
当时百姓因为串通海盗牵连犯罪的有几千人，案件结束，将被处斩。
于成龙写信报告康亲王杰，说牵连的大多是老百姓，应当释放。
康亲王向来看重于成龙，都答应了他的请求。
遇到疑难案件，就让他来审讯，判断明白公允，案件没有拖延的。
军中往往抢掠良民子女把他们没收为奴婢，于成龙集资赎买后让他们回家。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到位后，（便）革除州县官吏私加税金用以馈赠上司（的陋习）。
政令发布后，道府（一旦）弹劾州县，州县（便）立即攻击道府是（因为）没得到馈赠而心怀不满，（于成龙）奏请皇上对他们严加处分，要求部下照办。
宣化管辖的东西两城和怀安、蔚州两地原有水冲沙地一千八百顷，前任长官金世德曾上疏请求减免粮税，（但）没有成功，反遭连累。
于成龙（接任后）又请求减免粮税，皇帝恩准。
他又上疏弹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污，应按法律惩处。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回京觐见皇上。
又说他弹劾赵履谦很恰当，于成龙说：“赵履谦有错误而不思悔改，我不得已才弹劾他。
”皇上说：“处理政务应当注重大体，小聪小察不值得崇尚。
”随即又赏赐府库里的库银上千两，制诗褒扬他（天下廉吏第一）。
不久，于成龙调江南任江西总督。
于成龙到了江南，就告诫属下官吏，革除加派，除去旧弊，处理公务曾到达天明。
他喜欢微服私访，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和属下的好坏。
他的生活十分简陋，每天只以粗米蔬菜度日。
江南流行奢靡之风，他率先穿布衣。
士大夫家因此减少车辆随从，刮掉墙壁上的红白涂料，嫁娶不用音乐，（有些）豪门贵族带领全家逃往他乡。
数月过后，政令教化使江南民风得到很大改变。
于成龙做官从未携带过家属，他死时，将军、都统和属下到他屋里，只见竹箱中仅有一件绨袍，床头边仅有几个装盐、装豆豉作料的器皿罢了。
市民不做生意聚丧痛哭，都在家里挂上于成龙画像祭祀他。
赐祭葬礼，谥好号为清端。
于成龙的故事介绍一下
于成龙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已45岁，而当时的罗城，由于长年战乱，城乡残破不堪，百姓生活极端困苦。
于成龙上任前，亲朋好友都来相劝，让他不要到那“蛮烟瘴雨”之地去吃苦。
于成龙不为所动，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百两，毅然登程。
来到罗城，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无城郭，庐室居人数家”，而县衙无门，“插篱棘为门牖”，院内长满荒草，“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
于成龙就在破屋之内“累土为几案，其旁置一爨一盂”，开始在这里吃、住并办理公务。
随即“召吏民来前，从容问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意，申令行事”。
为改变罗城面貌，于成龙努力招抚流亡，发展农业生产，他经常到田间察看，并与农夫农妇亲切攀谈，宣传力耕之道理。
他还采取一些措施，诱导、鼓励人们发展生产：“嘉其勤而获者，愧其惰者、荒芜者。
民大劝悔，穗被野，牛羊满山。
公(指于成龙)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人居。
新筑室者，公手书题额或门联以示奖导”。
几年之后，罗城县面貌大为改观，百姓日富。
为了感谢于成龙，百姓经常送钱送礼，而于成龙一概拒绝。
他只拿朝廷俸禄，额外一文不取，尽管他生活十分清苦，却从不打百姓的主意。
一次，百姓见于成龙身体不好，就凑了些钱送去，于成龙坚决不收，百姓跪在他面前说：“知阿爷苦，我曹供些少盐米费。
”于成龙笑着将众人挽起，说：“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
”众人只好将钱拿回。
又一次，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他，百姓闻之，特别高兴，一起来到县衙后堂，说：“阿爷人来，好带物安家去!”于成龙对百姓送来的礼物仍以好言谢绝，并让儿子速离罗城。
百姓得知此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康熙六年(1667)，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
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上路之日，“罗人送至三四百里。
窥公清风两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令一眇者，素善星卜，偕公而往”。
于成龙一到合州，首先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
当时，官场积弊颇多，地方官员以土产馈赠上司几乎成了风气。
一次，知府下帖，让合州送鱼。
于成龙很不以为然，他说：“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乃欲渔吾鱼，吾安所得鱼乎?”他不但不送鱼，反而呈文备陈合州百姓困苦之状。
知府自知理亏，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因政绩显著，升福建按察使。
赴闽之前，于成龙命人买了许多萝卜。
有人讥笑说：“贱物耳，何多为?”他却非常坦然地回答：“我沿途供馔赖此矣。
”福建自宋代以来，就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
然而，于成龙到任之后，仍以清苦自励，不改初衷。
外国前来作贸易的商人经常有送礼者，于成龙一概谢绝，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便以清廉之名受到康熙皇帝的褒奖，并提升为两江总督。
他虽地位变了，但克己奉公丝毫不减当年。
赴任之前，他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骡车，与幼子同行，各袖制钱数十文，沿途住小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
这时因年已65岁，且身体多病，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
他自奉简陋，每日粗茶淡饭，所食只青菜一把。
于是，江南人民送他一个美称———“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卒于任，终年68岁。
死后，同城的将军、都统等来到他的寝室，见他生活清苦，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士。
将军僚属相哭失声”。
就连“平时心惮成龙者，俱感动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一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
康熙皇帝闻知，十分感慨，特赐与其操守相符的谥号“清端”，以示褒奖。
于成龙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的爱戴和敬仰，正如时人范郁鼎所言：“其节操至死不变。
”
史上最清廉的官的故事
1。
西门豹，魏国人。
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
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
西门豹到邺地后，，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
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
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其威名由此流传，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
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
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
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
-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
由于汉时并无，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
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
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
-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
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
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与两个时代。
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
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
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
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
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
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
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
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
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
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
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
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
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
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
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
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