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的好词好句有哪些
苏东坡好句摘抄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是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饱墨之光。
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
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
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
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
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
苏东坡好段摘抄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
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须要写什么。
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
但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
天下之理，戒然后有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
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苔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
青蛙尾尽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湲之声。
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
但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
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
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
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
苏东坡若回到民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
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
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
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
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自己真正喜爱的人。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
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
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
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谈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
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
“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
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
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
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
人在世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
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
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铐镣的夹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
我常想，倘若西湖之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一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的中国游客，春季到来之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
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
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晴天也好，在与众也好。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
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
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
“处贫溅易，处富贵难。
安劳苦易，安闲散难。
忍痛易，忍痒难。
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
”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
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
《苏东坡传》林语堂读后感不少于600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
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
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
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
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
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
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
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
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
《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苏东坡传第五章读后感(最好是林语堂版的)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作优美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因俗见而改变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
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
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
——林语堂扩展资料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
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东坡传
急啊林语堂苏东坡传 读後感 寒假作业~~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
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
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
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
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
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
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
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
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
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
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
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
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苏东坡传句段赏析
苏轼传记的一部力作－－评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苏轼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加之伟异卓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之影响非同一般，因此，有关他的论著也非常之多，其中的传记类著述，据最粗略的统计，现代以来也不下十数种。
要说流传较广、较为引人注目的或许要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该著有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两种）及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
林著不失史实大节而假以小说笔法，主观性较强；曾著则多客观性记述，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性格。
200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崔铭博士合著的《苏轼传》，可以说，该著兼采林、曾二氏之长，又塑就自己的个性色彩，为苏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苏轼传记。
以往的此类著述，篇幅不一，少则数千字、几万字，多则如林著《苏东坡传》，约26万字，曾著《苏轼评传》约23万字，而此著竟达45万字，可谓堂庑大开。
它前有“引言”，介绍苏轼生长的蜀中人文环境、家庭文化氛围与北宋文化大背景，而意在叙说苏轼孩童时期的生活状况；后有“结束语”，绾合全书，给苏轼以总评。
正文分为12章，章题既不采用通常见到的以帝王或帝王年号标示时间递进的方式，也不用一般所说的青年、壮年这类划分人生阶段的字眼，而是按照苏轼生活、思想、创作、性格、艺术成就等发展变化的自然历程，将其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划分为12年段落，以富于艺术概括力的文字表现出各个生活段落的主旋律，从第一章“奋厉当世雄鹰出”，写苏轼初出茅庐、汴京应试，直到末章“皇天后土同悲悼”，写苏轼从海南北返、辞别人世。
每章之下未设节次，而以数量不等的小标题提示出苏轼所经历的主要事件或其行迹、交游，如第一章第一小标题是“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第五章“柏台霜气夜凄凄”之第九小标题是“苏轼在御使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等等。
全书共设小标题140余个，光看这些小标题，读者即能大体了解苏轼的一生。
如果说书后的两个附录列出生平年表之类与同类著作没多少区别，本书的“后记”却有点出人意料。
它不是一部著作完成之后作者画蛇添足般的琐事杂记，而是主要考证作者与读者同样感兴趣却又不太清晰的苏轼的容貌、身材问题，这实在是这部煌煌大著画龙点睛的一笔。
因此，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全书既提纲挈领，章目分明，又经纬交错，组织严密，犹如一部大交响乐，前有序曲，后有尾声，中间五音繁会而不紊乱，曲终奏雅而有余韵，其框架体系的建构显示出传记作者相当高超的艺术功力。
其次，这是一部优美生动的关于苏轼传记的“信史”，是说书中叙述的种种事件，皆有史料依据，绝不凭空编造。
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苏轼自己的文学作品作为证据，这种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为该著奠定了真实性的基础。
即使有些故事出自宋人笔记，未必十分可靠，但这类产生于同时代的遗闻逸事，却仍然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和风俗习惯，在不完全真实的材料中隐含着相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说它“优美生动”，是说传记作者文笔优雅、流畅，对于苏轼所经历的一切，皆以艺术化的语言，通过对传主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对白、传主和生活细节与心理活动等的描绘与分析，将传主写“活”，使其形象丰满。
上述两个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坚持无一事无来历”，又“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在追求某一事件、情节之时、地、人真实性的同时，允许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想象与推演（见《后记》）。
这或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吧，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唯其如此，人物传记才能既不失其“真”，给读者以历史的直感，不会变成历史小说或所谓的“戏说”；又能让读者在“感受历史”的心境中看到富于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得到美的享受，而不是干枯的历史资料的排列和堆积。
比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素材很多，也是本书重点叙述的部分之一，作者截取传主生活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片段，将其描写得十分精彩，此不妨留待读者诸君参看，这里单说苏轼在密州任所的一段生活吧。
过去某些著作只讲苏轼在密州如何勤政爱民、为民请命，如何带领百姓灭蝗、抗旱，又创作了多少重要作品等，虽然符合史实，却总觉得只是史料而已。
本书自然也写到这些，但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苏轼请任密州的因由；密州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生活状况与杭州的巨大反差；苏轼心境的落寞乃至沮丧；他又如何重读《庄子》，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心态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还谈到他的创作尤其是词作怎样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等等。
作者依托史料将这些故事串连起来，虽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读者却不仅从中认识了历史，而且也透过时间的长廊，感知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体察到传主人生阶段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与变化。
看来，传记作者的创作原则确实收到了颇佳的效果。
第三，传记著作不仅要叙说历史，重现那尘封雾蒙的往事与人物，使之活灵活现起来，而且还应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用睿智的理性和哲人的目光审视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其作了科学而公正的裁决。
在这一方面，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其中处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便是一例。
众所周知，苏、王在变法问题上，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和巨大的分歧，而两人又有私交。
当然，如果对近千年来聚讼纷纭的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变法问题而产生的苏、王之间的是非恩怨进行详尽的铺写和评判，并非本书所能担当而且也不必担当。
因为，尽管从根本上说，由于变法影响了苏轼的大半生，但苏、王关系毕竟只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一段插曲。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对当时复杂的政局及苏、王二人的个性、经历、思想方式以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与各自的出处进退所带来的心态变化等各种情况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而是凭感情用事，褒贬失当，也很难得出稳妥的结论。
尤其是对王安石，自宋代以来的不少作品甚至将其写成十足的坏人，显然极不公允。
而苏轼作为本书的传主，如果作者厚爱有加，不谨慎从事，也容易出现偏颇。
但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分寸，调整了思路，即不过多地纠缠变法问题本身，而侧重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叙述他们的离合。
因而，书中既写了苏、王二人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政见之争、深刻的矛盾对立，也写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经宦海风波之后友谊的日益笃厚。
苏、王金陵相会的一幕及互相切磋学问、谈论国政的情景都是相当感人的。
作者认为，他们当年的争执皆出以公心，并非个人恩怨；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与渊博的学养；王安石是时代的伟人、真正的政治家，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当代意识”，且评价不算过分。
至于苏轼本人，通过作者纵横捭阖的剖析与描绘，其现世性与超越性交融在一起的智者形象盖已深入读者心中。
本书题名全称为《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苏轼传》，大概意在说明：传主真实的一生，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模式与文化性格，而这也正是苏轼与历代读者建立起来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的原由，苏轼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个体本身。
以上例证，也表明传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提升本书的学术品位。
但是，不能说该著没有可挑剔之处。
比如，说“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就值得商榷。
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苏轼在任职杭州通判即37岁时已有词作问世，换言之，现存苏轼词集中的某些作品，是他通判杭州以前创作的。
当然，究竟写了多少篇、是否算作一个创作阶段等问题尚可进一步考辨、讨论，但不应断定苏轼从通判杭州才开始填词。
再如，附录一《苏轼生平创作年表》中列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而在“生平经历”一档列“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四川眉山……”，其处理方法欠当，起码是不够清楚，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而且与“引言”中谓苏轼生于1037年自相矛盾（按：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农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亦即公元1037年1月8日）。
又如，书中将年号“景佑”误作“景佑”，人名“石声淮”误作“石淮声”，书名《东坡词编年笺证》误作《东坡诗编年笺证》等，盖因排版、校对不精所致。
另外，本书引用作品，多有篇名、题名，引用他人语（如叶燮、陈寅恪语）而不注出处；对白全用现代汉语，而引文采用原文。
这种写法是否最好
抑或是为了雅俗共赏，可谈性强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有不和谐之感，故而尚存疑惑。
此就书中某些观点、史实、文字、写法等方面分别举例以示苛责，供其参考。
但无论如何，出现于世纪之交的这部新版《苏轼传》，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
苏东坡传（林语堂）原创读后感
林先生曾不无感慨：“一个王朝若不是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经所未经的。
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
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义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
”由此可见，宋之兴衰与众儒臣的命运息息相关，尤需一提的是在那个敢冒生命危险去探险的人，那个与族叔情妇通奸奔出砸伤人的苏东坡故友张惇，当相之后即拿苏东坡开刀，贬谪岭南，途中一贬再贬三贬四贬，第四道被贬令一出，兵队收船，东坡及家人的行李被抛下船来，只能到龙王庙祷告，没想到老天有眼，祷告完毕，强风竟然吹走行船，让其安全抵达南昌
这次经历中之惶恐、之凄苦可见一斑，但各位能想象吗，即便如此，旷达之苏东坡竟然能在《惠州一绝》中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吾辈真的是为之胸襟汗颜。
正如后人评价马克思一样，称他可能有很多敌人，未必有一个私敌。
可爱的苏东坡也让人可敬至此，因而虽身处偏远之地，其仍然至真至纯，惠州与朝云的情爱诉说几近宗教的程度，情爱与信仰的合二为一，水乳交融，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求长生、养心性、“安寝无念，神气自复”，何其朴质自然，就连生病，苏东坡也会细心研究，探讨病理。
俗话说“十人九痔”，苏东坡的“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之说，便是解决病灶，数月之后痊愈的罕见良方。
不得不承认，被贬海南之时，苏东坡已是步入贫病交加的暮年，“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
生活中“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而。
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何其乐观，如此多的“无”，只有“一幸”，即让其快乐至极，这就是那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半神半仙半圣的苏东坡。
因而，国家组织已烂，国家元气已衰之时，有品有才有德之人必然疏离，苏东坡的海南流放之旅艰难颠沛，偶有短暂的特赦好运，接着的漂泊无定又让其感觉“人生如梦”，挚友吴复古的仙逝对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离开广东，前往金陵，安居仪真，夏天的湿气致使其患上了痢疾，辗转于靖江城，吊望堂妹的坟墓又使他身体更加疲弱，精神更其凄伤，有时竟会侧坐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甚至客人来访都无法起床接待，由此，风烛残年的苏东坡已知难以长久，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无望，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仙逝，享年六十四岁。
一代才子，一代书圣，一代词家，一代画师陨落。
、仰望千年，东坡我见——《苏东坡传》读后感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望着夜幕中的那轮月，深邃的黑幕将我引向千年前的那抹身影。
空明的月光如积水满溢整个庭院，影影绰绰的是似荇藻般交叉错杂的竹与柏的影。
似乎才情总与美酒为伴，他在月下举杯邀饮，衣角被清风带起，空气中久久回响那空灵的诗。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位月下的漫步者，正是苏东坡。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简简单单的几处景物便描绘出一幅江南的早春图;“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洋溢青春乐观的精神；“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人生的哲理。
他的诗词始终大气磅礴，一如他的人。
苏轼的一生，交织着才情与坎坷，亦是一首令人回味的诗。
一首带着画，隐着情，有时天真，有时老练的史诗。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笔下，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的苏东坡。
最吸引我的却是他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品性。
他在面对邪恶，面对错误，勇于提出，敢于批评。
在他看来，荣华富贵，安宠荣辱不过是一己私欲，过眼云烟。
他虽身在官场，心却在田野。
他的双眼，关注的是百姓的愉悦与疾苦；他的目标，定位在百姓民生之上。
就如西湖的苏堤，原来是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发现西湖中有一种水草，破坏了湖的水质，影响了杭州百姓的生活用水。
于是他带领大家清除水草。
然而清除的水草无处可放，他便想到了在西湖中建堤。
这样既为这些水草找到合适放置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人们在西湖的出行。
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举措。
苏东坡也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真是好一个“无一个不好人”啊
人之初，性本善。
即使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
但放眼现在，谁能说自己相信“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最多也不过是认为天下并非全都是恶人罢了。
不过这也有无可奈何之处，现如今，我们无法辨认他人脸上的表情是出于真心，亦或是假意。
于是，我们不再相信陌生人，乃至于身边的亲近之人。
说到底，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吧。
因此， 现在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古人是以怎样的心态说出这样的话，那份淳朴、挚诚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为人父母，苏轼却曾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不免让我有些许诧异，没有望子成龙的期盼，没有要其出人头地的要求，却只希望他儿子“愚且鲁”，这是为何
细细一想，却也了然。
他是明白的，他知道自己此生的多灾多难，多是由于他的才智。
能力越高，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向来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兼济天下，关护黎民的责任。
是了，或许糊涂是福啊。
他自然不愿他的孩子如他般艰辛，这也是一个父亲最真切的祝福吧。
他一生都处于政治漩涡之中，却并不精于自谋，应该说他是放任不羁、风光霁月的。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句苏轼的《留侯论》中的话，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吗
这样的他，是那般的令人倾倒。
他的人性却更趋温厚，而无尖酸刻薄。
我想，我无法走近这位伟人，却也愿在这千年之后探寻他的足迹。
春去秋来，朝午暮夜时，弹指间，流年暗换，物转星移，为之奈何。
逝者如斯，惟余沧海桑田中的翩然一角。
凝望那千年前的身影，泛舟湖上，谈笑风生间，淡看宦海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