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五句好句和好句的赏析150个字
山居而清，笔记记闲。
少去几分世俗的嘈杂，而多了几分清幽与历史的厚重与淡定。
被流放的人啊，哪一个不是空有一番报负，一胸锦绣文章
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无情的把他们碾碎在脚下。
，这是作者在比喻自己啊，对于世俗之冷眼，他已经累了，是该找个山居歇一歇。
但这会想东坡那样，在不得志之时写出人生的巅峰。
知道，独立寒风中也罢，酣睡也罢，只有心中的宁静才是不灭的。
管他世俗黑白分，还是，我只写出我自己的心声。
求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的好段摘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
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
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
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
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
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
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
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
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
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
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
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
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
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
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
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
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
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
锐变何以发生
有无避免的可能
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
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
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
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
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
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
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
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
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
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
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
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
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
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2000字的
急、、、、、急、、、、、急~~~~~~
1.《笔记》读书笔记 这些日子突名其妙地觉得气躁，以至于很长一间都是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度过的。
百无聊赖之际便随手翻阅了书桌上一本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姑且不说是想从书中寻找些许心灵上的慰藉，但至少可以当作是来消遣无聊的一种方式吧
我想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种善于读书的人吧，总觉得自己既缺乏潜心鉴赏的定性，又没有那种体味美感的修为。
想想以前看书，多半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览而过，久而久之便留下了近乎囫囵吞枣式的劣根性---枣自然是被吞下肚了，口中却依旧索然无味。
因此，每次要写诸如读后感之类的文字时，便难免有些捉襟见肘的窘迫感。
但这次看完《山居笔记》之后，倒是自认为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的味道。
确切地说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
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
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崇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可能我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很肤浅，而对作者文学心理的解读也只是停留在很浅薄的层面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吧。
的确，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们多数人都热衷于名与利的追逐，醉心于粗浅的感官上的享受，却忽略了太多原本值得自己去关注去体味的东西。
我们每天麻木地跟着紧张的社会节奏而躁动，却在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我们守住了眼前那些自以为珍贵的美丽，却始终守不住一颗淡泊的心，直到有一天看到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才猛然感觉到了疲惫…… 还是看看作者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持的心态吧---即使喧嚣声中夹杂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
或许从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丝的宁静。
当铅华褪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地微笑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是那么充实过的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心灵一个最完满的交代。
2.山居笔记读后感山居笔记是本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美术的书。
跟随着余秋雨思绪的脚步，他在山居中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省思，以一种闲散的方式将它用笔记录下来。
他仿佛对中国文化做出一次批判；将现实与历史结合，用文字去剖析一个王朝的兴衰，记录着东北土地上的流放，站在走过历史的这块土地上，吟着苏东坡的「赤壁赋」、「念奴娇」，隐约听到广陵散已经响起…。
当我一走进，那已斑驳的碑文向我倾诉整个王朝的兴衰，已无昔日「木兰围场」的风光，卧倒在这的只剩整座山林。
这时我仿佛看见一个老人逐渐被历史的洪沟吞没，没有什么怨叹，只留下一座承德山庄。
凝视这已走进历史的历史，我内心一股无法言喻的怅然，悄悄化作泪从眼角溢了出来。
感伤这段历史的所掺杂的苦涩和凄凉，也感伤用生命来奠祭这段历史的文人。
走向流放者的土地心中又是一种不同的悸动，在地理课本上读到的它，是那么样的展现因工业，而发达的生命力；是那么样的展现因农业发达而拥有的丰饶，怎么也无法联想起它曾背负着流放者那份在心里的高贵和不屈，孕育过流放的下一代。
北大荒已不再是北大荒：流放者也已不是流放者，时间的递嬗。
将这段过往带走，但流放者的精神及其意志带不走，因为它已生根，而那脆弱的都城，虽已化作尘土，但那曾经的繁华，已被接承。
在十万进士这一篇里也使我感触不少，因为一个神圣的科举制度，居然可以让人搞到一片黑暗，原来是一个争取人才来做官，变到一个大家都变成封闭的读书人，只知道在那一些《四书》《五经》里面打转，而不知道要去读一些实用的书，到头来，我的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就只是培养出一些只知道反口仁义道德而骨子却跟一个三岁小孩一样（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会），有的还更可恶的是靠关系就可以做官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到的，还有包庇这些人的人也很可恶，如文中李实对权德舆说：「你可以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贬到外地，到那是后悔莫及
」还好这一次李实没有成功，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吧，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幸运的逃过的……。
我清楚的了解现在的我要去思索那五千年的文化，只能望洋兴叹，即使耗费一生去探索，也只有徒劳无功。
也许去看看那千年书院，感叹那已不再有的朗朗书声；也许去走走那曾有许多商行的山西，体会那曾有的繁荣；也许背着行囊走向那未知的土地，才能感受那文化的冲击。
3.《山居笔记》读书感悟余秋雨是一位智者，他的散文被称为智者的散文。
智者的散文属于余秋雨个人，也属于我们和余秋雨同在的这个时代，更属于时代文化的嗷嗷待哺者。
余秋雨先生利用讲学来游历，把游历讲学与读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历史山水、人文山水间的跋涉中有了许多人生体会并渗入笔墨之中，描“人文山水”，述“历史沧桑”。
从东北到西北，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人文，从唐朝的烟尘到宋朝遗风，从明清的轶事到现代人敏锐的思辨。
既扩大了散文创作传统的题材范围，又延展了散文创作既有的内涵负载。
像他由承德避暑山庄的从盛至衰到清朝至近代的开阖更变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由阮籍、嵇康倜傥不羁的行迹与遭际描述魏晋名士风骨的《遥远的绝响》，由费无忌为太子迎亲生出变故引起楚国内乱引发的有关小人搅动历史感慨的《历史的暗角》，由苏东坡因文名昭著引起莫名罪祸无告地走上绝路来抨击世俗心理的《苏东坡突围》，无一不是大题材、大题旨，但经他一勘一点，历史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种种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既撩人心魄 ，又引人沉思。
这正是当今中学生在教室里进行语文学习所不可少的语文背景和大环境，虽然学生读余秋雨散文有“正襟危坐的长者侃侃而谈历史沧桑变故”的感觉，但走进余秋雨的散文细细玩味，在领略异地的风土人情、感悟人生的同时，语文能力也将在耳濡目染中、在潜移默化中日积月累逐步形成，这正是中学生所梦寐以求的。
而今语文的教学，教材明显老化，无论是反映时代特色、体现当代人文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均与这鲜活的时代格格不入，中学生们隔着时代去学作文，这无异于用他们自己新时代的心灵去体会祖辈的语言与表达方式表达出来的祖辈的心灵感悟，这种超时空的感悟就需要背景等许多方面的补充以及心灵的迁移，有些还只能是似懂非懂，很难引起共鸣 。
而秋雨的散文与之睿智的思想相伴相随的是他的机智的表述，从他的散文里，依次从具体的名胜景观到久远的历史本相，又从久远的历史本相到犀利的理性追向，他既重“说什么”，又深谙“怎么说”，总是运用由表及里、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的种种招数，以谈笑风生的气度，举重若轻的文笔，使你悄然不觉地就接近到重大，面对着沉重，为他所揭示的史实、提出的问题唏嘘不已。
倘中学生能在老师的携领下走进余秋雨散文的艺术殿堂，去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中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去颔略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与苍凉，去感悟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主要内容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
《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
《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
作者自己对《山居笔记》的概括:《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
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
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
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
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
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
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
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
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
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
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
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
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
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
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
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
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
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
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
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
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
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
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