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又何象征意味
一首好的抒，应该是艺术美的结它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唤起人们审美的感情。
然而来，《雨巷》和戴望舒的其他一些诗作，却被视为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无病呻吟而排斥在文学史的视野外；直到最近，人们才像观赏出土文物一样，把这些作品从遗忘的尘土中挖掘出来，又重新看到了它们身上的艺术光辉。
戴望舒在坎坷曲折的二十多年创作道路上，只给我们留下来九十多首抒情短诗，《雨巷》，就是他早期的一首成名作。
《雨巷》大约写于1927年夏天。
最初发表在1928年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上。
戴望舒的挚友杜衡在1933年写道： 说起《雨巷》，我们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的。
《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叶圣陶先生代理编辑的《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把它投寄出去。
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远。
……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是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的称号，一直到现在。
（《望舒草· 序》） 《雨巷》创设了一个富于浓重点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
在这里，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
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
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雨巷中彳亍彷徨的孤独者。
他在孤寂中怀着一个美好的希望。
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
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到象征。
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她和自己一样充满了愁苦和惆怅，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过去了。
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
有论者说，《雨巷》时诗人用美好的“想象”来掩盖丑恶的“真实”和“自我解脱”，是“用一些皂泡般的华美的幻象来欺骗自己和读者”，除了艺术上的和谐音律美外，“在内容上并无可取之处”。
（凡尼：《戴望舒诗作试论》，《文学评论》1980，4），这些诘难和论断，对于《雨巷》来说，未免国语简单和苛刻了。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对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原来热烈响应了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不到革命的前途。
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
《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
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
一年多以前，他与同学杜衡、施蛰存、刘呐鸥一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的热情的笔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
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
“四·一二”政变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
（《望舒草·序》）他这时候所写的《雨巷》等诗中便自然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
这种彷徨感伤的情绪，不能笼统地说是纯属个人的哀叹，而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
《雨巷》则用短小的抒情的吟诵再现了这部分青年心灵深处典型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确实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
这是低沉的倾述，失望的自白。
然而从这倾述和自里，我们不是可以分明看到一部分青年人在理想的幻灭后的痛苦和追求的心境吗
失去美好希望的痛苦在诗句里流动。
即使是当时的青年也并非那么容易受着“欺骗”。
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
人们回憎恶这雨巷，渴望出离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宽阔光明的地方。
《雨巷》在艺术上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抒情。
象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诗歌中崛起的一个艺术流派。
他们一世界末的颓废反抗资本主义的秩序。
在表现方法上，强调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内心瞬间的感情。
这种艺术流派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传入中国。
第一个大量利用象征主义方法写诗的诗李金发。
戴望舒早期的创作也明显地就手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
他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挖掘诗歌暗示隐喻的能力，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中抒情。
《雨巷》就体现了这种艺术上的特点。
诗里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像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地姑娘，并非真实生活本身地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地抒情形象。
我们不一定能够具体说出这些形象所指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可以体味这些形象所抒发但朦胧的诗意。
那个社会现实的气氛，那片寂寞徘徊的心境，那种追求二不可得的希望，在《雨巷》描写的形象里，是既明白又朦胧的，既确定有飘忽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扩大了想象。
这样以象征方法抒情的结果，使诗人的感情心境表现得更加含蓄蕴藉，也给读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感到诗的余香和回味。
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
他译过这一派的诗。
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照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
”“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
”（《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大幽微精妙大去处。
戴望舒大诗歌创作，也接受了古典诗词艺术营养的深深陶冶。
在《雨巷》中，诗人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就着愁怨的姑娘的象征性的抒情形象。
这显然是首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
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
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
南唐李璟更把丁香结和雨中惆怅联系在一起了。
他的《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
风里落花谁是主
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作为人的愁心的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想象。
这种吸收和借鉴诗很明显的。
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唐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
我以为不能这么看。
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吮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
第一，古人在诗里以丁香结本身象征愁心。
《雨巷》则想象了一个如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有丁香般的忧愁，也有丁香一样的美丽和芬芳。
这样就由单纯的愁心的借喻，变成了含着忧愁的美好理想的化身。
这个新的形象包含了作者的美的追求。
包含了作者美好理想幻灭的痛苦。
第二，诗人在《雨巷》中运用了新鲜的现代语言，来描绘这一雨中定西那个一样姑娘倏忽即逝的形象，与古典诗词套用陈词旧典不同，也与诗人早期写的其他充满旧诗词调子的作品迥异，表现了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
“丁香空结雨中愁”，没有“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
在表现时代的忧愁的领域里，这个形象是一个难的的创造。
第三，在古代诗词里，雨中丁香结是以真实的生活景物来寄托诗人的感情。
《雨巷》中那个在雨中飘过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的形象，就带上了更多的诗人想象的成分。
它既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景，又是作家驰骋艺术想象的结晶，是真实与想象相结合所产生的艺术真实的形象。
戴望舒说：“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的，也不单是想象的。
”（《诗论零札》十三）我们说《雨巷》的意境形象借鉴于古典诗词，又超越于古典诗词，最主要的即因为它是诗人依据生活的经验而又加上了自己想象的创造。
它是比生活更美的艺术想象的产物。
《雨巷》最初为人称道，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音节的优美。
叶圣陶盛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未免有些过誉，但首先看到了它的音节的优美这一特点，不能不说诗有见地的。
《雨巷》全诗共七节。
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除“逢着”改为“飘过”之外，其他语句完全一样。
这样起结复见，首尾呼应，同一主调在诗中重复出现，加强了全诗的音乐感，也加重了诗人彷徨和幻灭心境的表现力。
整个诗每节六行，每行字数长短不一，参差不起，而有大体在相隔不远的行里重复一次韵脚。
每节押的两次到三次，从头至尾没有换韵。
全诗句子都很短，有些短的句子还切断了词句的关连。
而有些同样的字在韵脚中多次出现，如 “雨巷”“姑娘”“芬芳”“惆怅”“眼光”，有意地使一个音响在人们的听觉中反复。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
读起来，像一首轻柔而沉思读小夜曲。
一个寂寞而痛苦读旋律在全曲中反复回响，萦绕在人的心头。
为了强化全诗的音乐性，诗人还吸取了外国诗歌中的一些技法，在同一节诗中让同样的字句更迭相见。
这种语言上的重复，复沓，像交织一起的抒情乐句反复一样，听起来悦耳，和谐，又加重了诗的抒情色彩。
在浪漫的自由诗和“新月派”的豆腐干诗体盛行的时候，戴望舒送来了优美动听的《雨巷》，开拓了音乐在新诗中表现的新天地。
戴望舒这种对新诗音乐性对追求，到《雨巷》是高峰，也是结束。
此后，他开始了“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的反叛”，（杜衡语）走向对诗的内在情绪韵律的追求。
他的另一首著名诗篇《我的记忆》，就是这种追求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戴望舒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他新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追求，但着决不能否认《雨巷》对新诗音乐美尝试的意义。
偏爱是艺术欣赏的伴侣。
这首《雨巷》，是新诗中一颗发光的明珠，值得我们珍读
戴望舒的诗深得中国古典诗词中婉约诗风的遗韵，又受到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因而他的早期诗作总体上表现出孤独、抑郁和消沉的特点。
《雨巷》就是这样。
这首诗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
细雨蒙蒙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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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它包括秦朝及秦朝之前的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
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
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
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
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
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
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汉代的赋。
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
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
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
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
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
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
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
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
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
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
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
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
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
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
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
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
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
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
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
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
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
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
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代表人物有“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从军行》:、卢照邻、骆宾王（《鹅鹅鹅》）；“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其句子长短不齐，便于抒发感情。
宋词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菩萨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破阵子〉）、岳飞等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代表人物即代表作：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
明、清小说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垅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
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
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