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山势险峻，树木茂盛的成语是什么
总体地看待普希金的诗歌，其特色主要就在于情绪的热烈和真诚、语言的丰富和简洁以及形象的准确和新颖。
诗歌中的普希金，和生活中的普希金一样，始终以一种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和世界。
无论是对情人和友人倾诉衷肠，是对历史和现实做出评说，还是对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敌人进行抨击，普希金都不曾有过丝毫的遮掩和做作。
在在对“真实感情”的处理上，普希金有两点是尤为突出的：第一，是对“隐秘”之情的大胆吐露。
对某个少女一见钟情的爱慕，对自己不安分的“放荡”愿望的表达，普希金都敢于直接写在诗中。
第二，是对忧伤之情的处理。
普希金赢得了许多爱的幸福，但他也许品尝到了更多爱的愁苦，爱和爱的忧伤似乎永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普希金一生都境遇不顺，流放中的孤独，对故去的同学和流放中的朋友的思念，对不幸命运和灾难的预感，时时穿插进他的诗作。
但是，这些体现在诗中的忧伤却焕发出一种明朗的色调，使人觉得它不再是阴暗和沉重的了。
诗人自己仿佛就是一个过滤网，就是一个转换器，使忧伤纯净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诗歌因素。
普希金的诗歌在语言上的成就，在其同时代的诗人中是最为突出的。
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包容进了浪漫的美文和现实的语词，传统的诗歌字眼儿和日常的生活口语，都市贵族们的惯用语和乡野民间流传的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和时髦的外来词等等，表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又体现出了一种简洁的风格。
人们常用来总结普希金创作风格的“简朴和明晰”，在其诗歌创作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在这里，它首先表现为诗语的简洁。
在普希金这里，没有“多余的词”和“音节”，他在相当有限的词语空间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感情和思想，体现了高超的艺术的简洁。
纵观普希金所有的抒情诗，可见其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无论是隐在还是突出，都是一致的、鲜明的，这就是：一个富有激情和幻想的歌手，一个充满正义感和自由精神的先知。
诗歌中的普希金，还是一位出色的风景画高手，尤其是对俄国乡村和大自然的描绘，更是出神入化。
在他的笔下，高加索的群山，克里米亚的大海，皇村的花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原野，俄罗斯大自然中的清晨傍晚，春夏秋冬，道路和农舍，树木和山冈，等等一切，都生动地再现在他的诗作中。
除了上述特点外，普希金的诗歌在对话运用上的技巧、在散文和诗的结合、在诗歌情绪和诗歌结构的呼应等等方面也都极具创新意义，极具超前性质，甚至具有“现代感”。
癌症最早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癌症这个词最早是由希腊的一位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提出的，他被誉为“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描述非溃疡性和溃疡性的肿瘤。
在希腊语中，“carcinos”和“carcinoma”都是指“螃蟹”，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命名这个病，是由于癌症是可扩散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螃蟹那钳子向四处张开时的样子。
Carcinoma是最常见的一种癌症。
这说明癌症已经发现2000多年了这个你不用怀疑,中国的医学不落后的,癌症这个词最迟也会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流入中国,再怎么说就算没这个词,病症中国的老医学家早就会知道,所以我想中国人知道癌症,也不会少于1000年 看这个吧王立达（1958：94）说，“癌”是日本人创造的汉字。
王说曾为一些学者所继承，如胡新化（1999：47）等。
然而，据黄金贵（1995：617）、何华珍（1998：152）考证，“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1170年）。
《卫济宝书》是一本外科专著。
其中卷七有“痈疽五发”之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且附有图示。
当时的“癌”是指什么呢
曰：“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浓败毒托里内外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
”“癌”作为中医的“五发”之一，表示痈疽之属，这与现代意义的“癌”不能同日而语。
“癌”字开始具有现代意义，最早是在1792年日本大槻 玄泽的《疡医新书》。
在该书中“癌肿”用来翻译荷兰语kanker（高柏，1996：220，240）。
19世纪中期，日本的一些英日词典又将“癌”与英语cancer联系了起来。
据史有为（1998：13）考证，1857\\\/1862年屈达之助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即用“癌肿”来对译cancer。
同是在19世纪中期，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cancer不是用“癌”来指称，而是用了“痈”、“痈疽”这类名称。
1857年，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西医略论》：“直肠痈生在肛门上一二寸间，此证不多见，亦无治法。
”（见《西医略论》，第Ⅱ卷，上海：仁济医馆。
载幕末期医学书复刊，第Ⅱ期，东京：冬至书房，昭和六十一年，第77页）“直肠痈”，即直肠癌。
在《西医略论》书后所附英汉对照目录中又有：“Cancer，痈疽论”（同上，第162页）。
“痈”、“痈疽”原为中医术语，合信也说：“痈疽论，此借用中土之名以立说。
惟乳痈与中土所论同，余则异。
”（同上，第Ⅰ卷，第109页）那么，在什么时候中国开始用“癌”字来表示cancer呢
《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癌”字条下所列的书证均选自鲁迅写于1925年的一封信。
从这个书证看，当时鲁迅已经用“癌”字来表示cancer了。
史有为（1998：12）说：“大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或其前后，中国才确定使用‘癌’对译cancer，例如1923年《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即以‘癌，毒癌’来注释cancer。
”比《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早出版5年的一部工具书里，我们也找到了“癌”字的用例。
1918年，在孔庆莱、吴德亮等人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上海）中，收有“白屈菜”条，在该条下面载有：“此植物有毒，惟其地下部可用为治胃癌之药。
”（见该书第300页，下栏）白屈菜根是一种中草药，它破瘀消肿，止血止痛，可医治消化性溃疡病，对胃癌也有一定的疗效（江苏新医院，1986：749）。
在日本，早期的一些词典中，癌多称为“癌肿”。
但到了1915年，松井简治在《大日本国语辞典》中说，“癌”为“癌肿”之略（史有为，：1998：13）。
看来在那时或许更前，“癌肿”已经可以简称作“癌”了。
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癌”字从日本传入中国，估计是在19世纪初。
以上1918年的那个例证可能不是最早的。
此外，关于“癌”字的读音也是值得一提的。
“癌”本来读yan。
李荣（1990：324）说：“一九六一年，《新华字典》大修。
编者考虑到‘癌症’（cancer）跟‘炎症’（inflammation）最好有个区别，就参考某些方言‘岩’读如‘崖’，就是ngai一类的音，北京语音没有ng声母（除非是连读或ng自成音节），就推荐‘癌’读ai。
”但史有为（1998：10）说：“‘癌’字在民间很早就读‘白’了。
据笔者回忆，上海地区在50年代时大部分人在说普通话时都不由自主地读成ai，笔者那时也是如此。
”陈原（尘元，1991：208）也说：“五十年代把‘癌’字改读ai，‘胃ai’就是‘胃癌’，大症;‘胃yan’却是‘胃炎’，小病。
胃炎、肺炎、肠炎的炎，都按原来读法yan，而将胃癌、肺癌、肠癌的癌，改读ai，以示区别。
”因此，史有为（1998：10）说：“1961年《新华字典》秉持约定俗成以及同音区分的原则，始改其音，确实是顺乎自然的善举。
但绝非简单的‘推荐’，而是先有现实，其后再加以确认的过程。
”参考文献：尘元，1991，《在语词的密林里》，北京：三联书店。
高 柏（Koos Kuiper），1996，《经由日本进入汉语的荷兰语借词和译语》（徐文堪译），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何华珍，1998，《“癌”字探源》，上海：《辞书研究》，1998年第1期。
胡新化，1999，《关于辞书选收外国汉字问题》，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9年第20期。
黄金贵，1995，《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江苏新医院，1986，《中药大辞典》，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 荣，1990，《普通话与方言》，北京：《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史有为，1998，《“癌”疑》，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8年第17期。
王立达，1958，《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北京：《中国语文》，1958年2月号。
上文发表于北京《科学术语研究》2002年第1期。
《欢乐》 现代诗 欢乐是什么
当代诗人的使命：重塑语言的诗性空间 张 德 明 人类是在同大自然的交往与搏斗中发明语言的。
语言未曾诞生之前，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自然、无序的蛮荒状态，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手势和眼神这些传递思想情感的介质，无法准确道明人与人、人与世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语言的诞生是人类社会的质变，语言的最大功绩是用词语把事物一一标划出来，规定事物各自的名称、属性和功用，词与物一对应使整个世界呈现为有序的整体的形态。
对世间万物的一一命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创设了无限生机，从此，人类就在同世界的联系与交往中，尽情歆享语言所能给予的愉悦和快感，接受并不断开拓语言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文化产品，但语言一经发明，又会相对稳定下来，反过来给人类的思想和言说提供规范。
我们面临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是语言表述了我们的生命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即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
”“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
” ① 如果说先民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就创造了诗歌，这话是一定不错的，因为他们手中诞生的语言是原初形态的，闪烁着神性的光芒，他们发现语言的同时，也发现了世界的诗意存在。
但是，语言一旦固定下来以后，便在人类反复使用的过程中逐渐世俗化，诗意的光泽不断消减最终黯淡下去。
语言的日常化扩散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能力，但最大程度地遮没了诗意的直接呈现。
当代诗人的使命在于，给语言重新命名，重新发明语言的诗意化质素，拆散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庸俗化、惯常化联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诗意性联系。
这样，诗人创作的艰难就成了语言的艰难，诗人思想的痛苦就是语言的痛苦。
词语，这个显在的意义怪兽，时时抓伤诗人的思维神经。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只有诗歌才能表述人的这种生命样态。
但尘世的雾霭密密丛丛，在语词的密林里，诗人要找寻到诗意的表达，必须历尽万苦千辛。
在诗意的找寻中，诗人总会遇见语言的困苦与表达的焦虑。
然而，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里，诗人既然行使重新发明语言的诗意这一神圣职责，诗歌写作就意味与日常语言搏斗，就是在语言的流沙之中汰出诗歌的金子，让诗性的语言如旗帜一样在日常语汇中脱颖而出。
诗歌表达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把所有思想到、感受到的物象与语词毫无遗漏地分行排列起来就会成为诗歌。
诗歌表达是需要对语言进行认真审度和细致挑选的。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新诗不如古诗，为什么至今为止都还有不少人认为新诗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古诗所已达到的较高成就，很难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世界级的名垂青史的大诗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古诗是千锤百炼之下生成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都充分证明了古人作诗的认真与谨慎。
因为古代诗人创作的认真和谨慎，古典诗歌的语言就成了经得起细致剖析和技术考量的艺术语言，字字珠玑而诗意隽永。
而新诗受制于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提倡的“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的创作观念，多为仓促草率之作，语言缺乏打磨和苦吟。
与此同时，因为中国新诗至今都没有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文体模式，诗歌形式缺乏定规，所以诗人在一首诗歌写成之后，即便想回过头来认真地将自己的诗作修改一番，都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审美标准作对照，往往在磨砺、整改时感到无所适从，有时改后的诗歌还比不上原诗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新诗创作中，语言与思想总是不同步的，当一种思想观念和生命感悟要形式化为诗性语言的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表达的艰难。
其实语言表达上的困难并非是新诗创作才有的，古人作诗时也同样遇到。
陆机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
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
媸妍好恶，可得而言。
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 ②刘勰也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 ③同样是面对语言与思想的不同步性，面对诗歌表达的语言困难，古人将它化为为创作的动力，化为“苦吟”的逻辑起点，而现代诗人却极力驱避这个问题，不惜以散文化来消解语言表达的困难。
中国新诗经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至今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也许与从起步处开始诗人们就没有注意到对日常语言进行诗意再造有很大关系。
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
”④这里突出和强调的是词语或者说语言对诗歌构建的重大意思。
当然，诗歌构建中的这种词语、这种语言又不是平常语言的直录，而是符合审美表达规范的诗性语言，是诗人对日常语言的审美发觉和诗意再造。
这就是说，诗性语言的发明与再造离不开日常语言的依托，总是要以日常生活语言为起点的。
尽管日常生活语言总是将诗意的成分重重遮蔽，但我们又不可能摆脱它去另设一个语言系统，而是必须依照这些语言所提供的线索进入诗思，同时抓攫这些语言进行熔炼、锻造，从而组合出属于诗语的新成分。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现代汉语赋予诗人的机遇与挑战。
重新塑造语言的诗性空间，这是历史赋予当代诗人的神圣使命。
[注释] ①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7页。
②陆机：《文赋》。
③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④海德格尔：《赫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4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4 16:48:35编辑过]新诗创作的民间资源 张 德 明 不久前听作家阿来的讲座，他的题目是《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
在讲座中，阿来追溯了西方文学创作与民间资源接轨，将民间资源进行合理运用与创造性转化的发展脉络。
针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的小说《尘埃落定》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这一观点，他历数了自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以来，世界各国在其影响之下而产生的文学大家和创作成就，诸如美国黑人女作家莫妮斯、智利作家聂鲁达、哥伦比亚文学大师马尔克斯，还有其他拉美作家如帕斯、埃利蒂斯等等。
他同时指出，如果仅仅依靠欧洲文学（这是当时乃至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学）的影响，这些作家的创作成就将会大打折扣。
可贵的是他们一方面吸收了来自欧洲的最先进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另一方面还充分利用了本土的民间资源。
由此出发，阿来认为，自己的《尘埃落定》确实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了藏族的风俗和文化，并将这独特的风俗文化进行艺术加工，借用丰厚的民间资源，他的文学表达才能达到较高的层次，取得丰硕的成果。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新诗创作。
应该说目下的中国诗坛是不景气的，诗歌受到社会的冷遇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最近十年来，中国新诗处于繁盛中的空虚，一方面，从事诗歌创作者众，诗歌作品尤其是网络诗歌作品在如潮涌现，另一方面，佳作很少，杰出诗人几乎没有，还没有谁在整体上能和20世纪80年代的舒婷、北岛与海子比肩。
同时，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探求也很不令人满意。
近些年来，诗人的艺术尝试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态势：一部分人在拼命追摹西方，学习他们的艺术表达技巧，学习他们的意象组合方式，学习他们的思想深度；还有一部分人在努力回到内心，写的是梦呓般的私语，语言组合和意象叠加都尽可能私人化，缺乏必要的公共话语介入，使读者读之如坠五里云间。
诗坛的这种创作态势，无形之中将它的审美效度降低，缺乏现实感和当下性的诗歌使得它的读者望而却步，这种情形用早几年谢冕先生的话说就是——“诗歌正离我们而去，她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 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学习西方是必要的，因为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的中国新诗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表达自我内心的感受和体验也很重要，因为诗歌是对宇宙人生的诗性观照，它因此必然要带着诗人强烈的主观情绪。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不能让我们的诗歌既具有很高的审美品位，又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
本来诗歌是文学中的贵族，应该保持一种高雅的品性，媚俗不是它的特长，但诗歌未必就要做象牙塔中的神秘女郎，养在深闺人不识。
它既要以高雅来提拔读者，又要以赢获读者来延续自我的寿命。
所以，一味的西化与一味的私人化都不是诗歌创作的最佳选择。
这个时候，诗歌创作大胆地向民间学习，寻找民间资源充实诗歌的表达素材不失为一种打破尴尬、拯救新诗的明智之举。
这里的“民间”一词，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诗坛争吵中使用的“民间”概念，而是指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它们集结了广大民众的聪明才智和丰富想象力，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
回首世界诗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诗歌是与民间文学有关的，它们都是作家向民间学习，将民间资源转化为文学表达的结果，著名的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以及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等。
向民间学习，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来改善我们的诗坛状况，改进我们的诗歌创作，其意义不外有三。
第一，想象力的拓展。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作家诗人都会有自己的思维缺陷和想象力匮乏的地方，而民间文学积聚着广大民众的聪明和智慧，也处处闪耀着他们丰富想象力的灵性火花，诗歌表达是需要丰富想象力作支撑的，民间资源就可以向你提供。
第二，文学意象的公众化。
近些年来诗歌远离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诗歌创作的过度私人化，诗人创作在意象的选用上一味强调自我体验，很多意象所蕴涵和隐喻的意义只有诗人自己一个人懂得，别人在阅读时仿佛在猜谜语，总是有许多的障碍和隔阂。
如是者三，读者就被这些面目怪异的诗歌吓跑了。
民间资源里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积淀，如果我们的诗人能从其中采撷一些来作为自己诗作的意象元素，那么创作出来的诗歌自然就会被人们普遍而迅速地接受，不致有阅读和赏析上的隔膜。
第三，促进史诗创作的发达。
中国古代缺乏史诗，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书面创作和口头语言的分化，民间口头文学没有顺利地转化为文本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策略是言文一致，“话怎么说，诗怎么写”，这为创作长篇叙事诗歌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由于现代文化的不甚成熟，中国现代文学中并没有出现足以流传千古的史诗，上世纪八十年代江河、杨炼、海子等人曾尝试写作史诗，均不怎么成功，导致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太相信文本文学，只是在书面文学中寻找史诗创作的资源，忽视了向民间学习。
而现在我们倡导诗歌创作要大胆吸收民间资源，就可能促进史诗创作的发达。
因为中华各民族的民间资源里，都不同程度地积存着关于家族、历史和文化的形象表述，它记载着先人的创业历程，而且还在后人那里持续增长并被不断续写着。
学习这些民间文化，借鉴民间资源，我们的史诗创作，就有可能迎来兴旺发达的旭日。
【 返回顶部 】 用这诗歌挥写这城市的灰红
炎症和癌症有什么区别?炎症是转化成症症的条件吗
炎症是发炎，癌症一般都是恶性肿瘤当然是不一样的拉癌症这个词最早是由希腊的一位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提出的，他被誉为“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描述非溃疡性和溃疡性的肿瘤。
在希腊语中，“carcinos”和“carcinoma”都是指“螃蟹”，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命名这个病，是由于癌症是可扩散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螃蟹那钳子向四处张开时的样子。
Carcinoma是最常见的一种癌症。
这说明癌症已经发现2000多年了这个你不用怀疑,中国的医学不落后的,癌症这个词最迟也会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流入中国,再怎么说就算没这个词,病症中国的老医学家早就会知道,所以我想中国人知道癌症,也不会少于1000年 看这个吧王立达（1958：94）说，“癌”是日本人创造的汉字。
王说曾为一些学者所继承，如胡新化（1999：47）等。
然而，据黄金贵（1995：617）、何华珍（1998：152）考证，“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1170年）。
《卫济宝书》是一本外科专著。
其中卷七有“痈疽五发”之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且附有图示。
当时的“癌”是指什么呢
曰：“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浓败毒托里内外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
”“癌”作为中医的“五发”之一，表示痈疽之属，这与现代意义的“癌”不能同日而语。
“癌”字开始具有现代意义，最早是在1792年日本大槻 玄泽的《疡医新书》。
在该书中“癌肿”用来翻译荷兰语kanker（高柏，1996：220，240）。
19世纪中期，日本的一些英日词典又将“癌”与英语cancer联系了起来。
据史有为（1998：13）考证，1857\\\/1862年屈达之助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即用“癌肿”来对译cancer。
同是在19世纪中期，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cancer不是用“癌”来指称，而是用了“痈”、“痈疽”这类名称。
1857年，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西医略论》：“直肠痈生在肛门上一二寸间，此证不多见，亦无治法。
”（见《西医略论》，第Ⅱ卷，上海：仁济医馆。
载幕末期医学书复刊，第Ⅱ期，东京：冬至书房，昭和六十一年，第77页）“直肠痈”，即直肠癌。
在《西医略论》书后所附英汉对照目录中又有：“Cancer，痈疽论”（同上，第162页）。
“痈”、“痈疽”原为中医术语，合信也说：“痈疽论，此借用中土之名以立说。
惟乳痈与中土所论同，余则异。
”（同上，第Ⅰ卷，第109页）那么，在什么时候中国开始用“癌”字来表示cancer呢
《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癌”字条下所列的书证均选自鲁迅写于1925年的一封信。
从这个书证看，当时鲁迅已经用“癌”字来表示cancer了。
史有为（1998：12）说：“大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或其前后，中国才确定使用‘癌’对译cancer，例如1923年《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即以‘癌，毒癌’来注释cancer。
”比《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早出版5年的一部工具书里，我们也找到了“癌”字的用例。
1918年，在孔庆莱、吴德亮等人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上海）中，收有“白屈菜”条，在该条下面载有：“此植物有毒，惟其地下部可用为治胃癌之药。
”（见该书第300页，下栏）白屈菜根是一种中草药，它破瘀消肿，止血止痛，可医治消化性溃疡病，对胃癌也有一定的疗效（江苏新医院，1986：749）。
在日本，早期的一些词典中，癌多称为“癌肿”。
但到了1915年，松井简治在《大日本国语辞典》中说，“癌”为“癌肿”之略（史有为，：1998：13）。
看来在那时或许更前，“癌肿”已经可以简称作“癌”了。
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癌”字从日本传入中国，估计是在19世纪初。
以上1918年的那个例证可能不是最早的。
此外，关于“癌”字的读音也是值得一提的。
“癌”本来读yan。
李荣（1990：324）说：“一九六一年，《新华字典》大修。
编者考虑到‘癌症’（cancer）跟‘炎症’（inflammation）最好有个区别，就参考某些方言‘岩’读如‘崖’，就是ngai一类的音，北京语音没有ng声母（除非是连读或ng自成音节），就推荐‘癌’读ai。
”但史有为（1998：10）说：“‘癌’字在民间很早就读‘白’了。
据笔者回忆，上海地区在50年代时大部分人在说普通话时都不由自主地读成ai，笔者那时也是如此。
”陈原（尘元，1991：208）也说：“五十年代把‘癌’字改读ai，‘胃ai’就是‘胃癌’，大症;‘胃yan’却是‘胃炎’，小病。
胃炎、肺炎、肠炎的炎，都按原来读法yan，而将胃癌、肺癌、肠癌的癌，改读ai，以示区别。
”因此，史有为（1998：10）说：“1961年《新华字典》秉持约定俗成以及同音区分的原则，始改其音，确实是顺乎自然的善举。
但绝非简单的‘推荐’，而是先有现实，其后再加以确认的过程。
”参考文献：尘元，1991，《在语词的密林里》，北京：三联书店。
高 柏（Koos Kuiper），1996，《经由日本进入汉语的荷兰语借词和译语》（徐文堪译），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何华珍，1998，《“癌”字探源》，上海：《辞书研究》，1998年第1期。
胡新化，1999，《关于辞书选收外国汉字问题》，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9年第20期。
黄金贵，1995，《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江苏新医院，1986，《中药大辞典》，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 荣，1990，《普通话与方言》，北京：《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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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发表于北京《科学术语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