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里的好词50句
好词文过饰非 白驹过 过犹不及 八仙过海，各... 矫枉过正 过江之鲫 事过境迁则喜 三过而不入 白驹过郄 八仙过海 时过境迁 大喜过望 丰屋之过 得过且过 事不过三 有过之而无不及 百代过客 过眼云烟 蒙混过关八仙过海，各显其... 事过情迁 瞒天过海 言过其实 弃过图新 雨过天晴 记功忘过 计过自讼 操之过急 事过景迁 弃瑕忘过 过河拆桥 骐骥过隙三个臭皮匠，赛过... 改过不吝 不过尔尔 雁过留声 雁过拔毛 人非圣贤，孰能无... 不求有功，但求无... 有过之无不及 青过于蓝过河卒子 过目成诵 过五关斩六将 秋风过耳 过门不入 观过知仁 过眼烟云 老鼠过街，人人喊... 闭门思过 招摇过市 才气过人 过隙白驹过屠门而大嚼 有过之，无不及 改过自新 计功补过 挢枉过正 过从甚密 过时黄花 不曾序过 过目不忘 委过于人 雨过天青 过桥拆桥 容头过身走过场 过五关，斩六将 过庭之训 东风过耳 过桥抽板 过街老鼠 才识过人 微过细故 将功补过 意望已过 刀过竹解 过化存神 矫枉过中攻过箴阙 言之过甚 飘洋过海 过府冲州 列功覆过 挢抂过正 行不贰过 将功折过 水过鸭背 赦过宥罪 声闻过情 窗间过马 老鼠过街 救过不赡泥菩萨过江 饰非掩过 进思尽忠，退思补... 才过屈宋 过路财神 神经过敏 驹光过隙 护过饰非 代人受过 悔过自新 耻言人过 云烟过眼文过遂非 朝过夕改 迁善改过 使功不如使过 供过于求 雁过拨毛 省愆寡过 改过迁善 矫枉过直 掩过饰非 衣锦过乡 饰非文过 过程控制 过为已甚过而能改 云过天空 知过必改 过都历块 过甚其词 齿过肩随 文过其实 补过拾遗 补过饰非 风流罪过 烟云过眼 驷之过隙 遂非文过 名声过实顺过饰非 退思补过 枉矫过激 过甚其辞 过市招摇 枕席过师 掩鼻而过 操之过激 悔过自责 矫枉过当 名过其实 漫天过海 福过灾生 闭阁思过过屠大嚼 求过于供 闭合思过 风流事过 操之过蹙 改过从善 救过补阙 怙过不悛 生功止过 操之过切 饰非遂过 知过能改饰非养过 当面错过 改过作新 肝胆过人 如风过耳 谈过其实 救过不暇 飘风过耳 掩过扬善 救过不给 使愚使过 引过自责 以功补过 驷之过蠙 冲州过府 好句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
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不少民族英雄、起义领袖，都以他们的业绩和成就，为民族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
重温五千年历史，的确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
我想，我们的读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深厚感情，喜爱这部书的。
当然，学习历史，不仅仅是怀恋过去，重要的是创造未来，发扬我们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国的志气。
把历史知识故事化，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故事。
宁肯使故事性弱一点，也不虚构情节，敷演成文。
这是编写这部书遵循的一条原则。
当然，在忠于史实和照顾历史系统性的前提下，采用什么史料，从什么角度去反映历史人物的活动；取什么，舍什么，哪些详，哪些略，作者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例如写明代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没有写这场斗争前期的所谓“争国本”、“三案”一类官闱琐事和官僚集团之间的无谓纷争，而直接采用了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和张溥《五人墓碑记》的材料。
这未必能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或本质，但我认为这两则故事是很感人的。
如果说作者在选择材料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就是着重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一种为正义事业的献身精神，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但历史又是一面镜子，这似乎是古往今来都承认的道理。
在这部书所收集的故事中，读者不难找到一些有借鉴作用的东西；在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我到某些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至今仍有一定教育意义。
但正如我在《前言》中说过，我们不能凭一则故事对历史人物作全面的反映。
对一些优秀历史人物，主要写他们积极的一面（对这一面，只根据史料叙述，不作虚美描写，也不把人物拔高），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消极的一面。
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或错误。
例如古代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和坚持改革的政治家，他们的爱国的正义活动，几乎都羼杂着封建的忠君思想。
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苛求古人，也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盲目崇拜古人。
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不过，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使学者们很惊奇。
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
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
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
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
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国际上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
两方激烈争辩。
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
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
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
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
“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
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日报道，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可·波罗更有可能是从波斯商人处获悉了有关中国、日本和蒙古帝国的“二手故事”。
然后，他将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就是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来源。
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
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
”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
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
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
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
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
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17岁时开始游历世界，在中国生活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
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
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
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
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
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
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
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
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
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
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
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
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
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
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
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
（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 四大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
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
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
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
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
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
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
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
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哪怕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
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
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
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
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
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
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
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
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
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
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
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
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
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
善造炮。
……天历三年以疾卒。
”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
“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
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
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
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
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
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
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
”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
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
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
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点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
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
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说明：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家傅汉思的最新研究说明，历史学上颇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自十八世纪中以来，学界与民间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存有争议。
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
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至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
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
”——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
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至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
傅汉思发现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美丽潍坊 ，我的家乡 （作文）
文学体裁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
它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一 散文 这里说的散文是指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不是古文体的散文。
按照表达方式的不同，散文可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散文的重点是形散神不散。
形散是指散文取材自由，不受时空限制，表达方式多种多样。
神不散是指散文的主题要明确集中。
二 小说 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
常见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有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环境描写及正面描写和 侧面描写等。
小说情节起着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的作用，，它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四部分，还有的包括序幕、尾声。
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用以烘托气氛，表现人物的感情等。
按照不同的标准，小说可分为不同的种类： 按照篇幅及容量分为长篇（如《红楼梦》）、中篇（如《阿Q正传》）、短篇（如《最后一课》）以及微型小说（如《鞋匠》）； 按照写作体制分为章回体（如《三国演义》）、日记体（如《莎菲女士日记》）、书信体（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自传体（如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按照小说内容分为历史小说、现代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等等； 按照语言形式分为文言小说（如《促织》）、白话小说（如《药》））。
小说的命题方式多种多样：1 以主人公命题，如《孔已己》；2 以故事发生的地点命题，如《荷花淀》；3以主要事件命题，如《灌园叟晚遇仙女》；4 以贯穿全文的构成情节的细节命题，如《药》；5 以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背景命题如《夜》。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 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酝酿和萌生时期。
主要是先秦的寓言。
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黄帝擒蚩尤》《后羿射日》《女娲补天》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合称为笔记小说。
这一时期，我国的小说初具规模。
主要作品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
3 唐代出现了唐代传奇。
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
著名传奇有：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
4 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 。
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
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
5 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形式进行创作的小说。
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 明、清出现了章回小说。
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顶峰，产生了一批伟大不朽的名著。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 1 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2情节曲折，故事完整。
3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
4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三、戏剧 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
我们这里讲的戏剧实际上是剧本，它是文学体裁的一种。
戏剧离不开戏剧冲突，它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动作。
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台词）和舞台说明。
舞台说明是写在剧本每一幕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的说明性的文字，内容包括人物表、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它具有增强舞台气氛、烘托人物心情，展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展开等多种作用。
按照不同标准，戏剧可分为不同种类： 按照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分为话剧如《雷雨》、歌剧《白毛女》、舞剧《丝路花雨》； 按照剧情的繁简和结构分为独幕剧如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多幕剧如《雷雨》； 按照题材所反映的时代分为历史剧如《屈原》、现代剧如《雷雨》； 按照矛盾冲突的性质可分为悲剧如《屈原》、喜剧如《威尼斯商人》、正剧如《白毛女》。
四、诗歌 （一） 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集中反映了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
（二） 诗歌的特点：①诗歌内容是社会生活最集中的反映。
②诗歌有丰富的感情和想象。
③诗歌的语言是精炼的，形象的，音调和谐、节奏鲜明的。
④诗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行为单位的。
（三） 诗歌的分类： 按照内容有无较完整的故事和人物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
抒情诗又分为直接抒情、间接抒情等； 按照形式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民歌等； 我国古典诗歌分为诗、词、曲； 古体诗和近体诗 诗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指唐代以前的古代诗歌，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
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乐府诗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的官署名称，后来成为诗体的名称。
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乐府。
魏晋和唐代以及其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称乐府或拟乐府。
例如我们学过的《敕勒歌》《木兰诗》《孔雀东南飞》《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乐府诗。
韵脚 韵文句末押韵的字。
如李白的《静夜思》其中的光霜乡就是韵脚。
押韵 诗歌词赋某些句子的末尾一字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音调和谐优美，这就叫押韵，如李白的《静夜思》押ang韵。
律诗、绝句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
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
绝句又叫截句。
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
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律诗的结构 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
歌、行、引 古代诗歌体裁，三者无严格区别。
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有五言、七言、杂言。
《琵琶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箜篌引》 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方面看，古诗一般为四字为二、二式，五字为二、二、一式，七字为二、二、二、一式。
从意义的表达上看，有时因表达需要而有特殊情况。
诗、词、曲 诗、词、曲的主要区别在于诗要求节奏和讲求韵律，词比诗的要求更加严格，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诗体。
曲也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但句法比词更为灵活。
诗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唐代，词的鼎盛时期出现在宋代，曲在元代最盛行。
文人创作的诗歌、民歌 民歌是由人民群众口头传诵的诗歌，后经过文人整理而形成的。
《诗经》和乐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歌。
如《伐檀》《硕鼠》《木兰诗》《敕勒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民歌。
有些文人模仿民歌形式写的诗歌就不再称为民歌了，只能说用民歌的形式写的诗歌，属于文人创作的诗歌，如《王贵与李香香》是和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
标题、词牌 词的标题和词牌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词的标题是词的内容的集中表现，它概括了词的主要内容。
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
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念奴娇是词牌， 赤壁怀古是词的标题，揭示词是一首抒怀词，地点?quot;赤壁。
小令、中调、长调 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这是依照字数多少来划分的，小令的字数在五十八字以内；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而长调是九十一字以上。
豪放派、婉约派 豪放派和婉约派是宋代词坛上的两大流派。
其作品分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豪放派作品气势豪放，意境雄浑，词中充满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代表作家以苏轼、辛弃疾为主。
代表作品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婉约派作品语言清丽，含蓄，词内容书写感情婉转缠绵，情调或轻松活泼，或离愁别绪，或深沉幽怨，刻功精细。
体裁比较狭窄，往往多是写个人遭遇男女恋情，也间有写山水，融情于景的。
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有柳永、秦观、李清照等。
代表作品有柳永的《雨霖铃》和姜夔的《扬州慢》。
散曲 是金元时代兴起，由词退化而出来的一种歌曲，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衬字，较多的使用口语。
它又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
小令只含一支曲子，而套数是合一个曲调中多支曲子为一套，是戏曲或散曲中连贯成套的曲子，它少则两曲，多则不限。
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曲牌名；全套曲必须同一宫调，有首有尾，一韵到底；结尾处多?quot;煞。
用多少遍没有规定顺序一般倒写。
各煞是尾前的配曲，最后用尾结束全套曲。
元杂剧 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
元杂剧可分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两种。
在结构上包括四折一楔，每折戏只能用一个宫调，如《窦娥冤》就是旦本。
元杂剧的主要角色是末（男子）、外末（老年男子）、净（花脸）、旦（女角色）、正旦（女主角）、卜儿（老妇人）、丑（小花脸或三花脸）等。
宫调、曲牌 曲牌和词牌一样，是曲的音乐谱式。
不同的曲牌在字数、平仄、押韵上往往不同，如《窦娥冤》中的《耍孩儿》、《鲍老儿》、《叨叨令》、《端正好》、《滚绣球》、《一煞》、《二煞》等都是曲牌，每一个曲牌，在韵上必然属于一种宫调。
宫调是音乐术语，是音乐的各种调式，宫调不同，音调就不同。
如《窦娥冤》中的《正宫》就是一种宫调。
旦、末、净、丑、外、卜儿 旦、末、净、丑、外、卜儿，都是戏剧中的角色名称，旦是扮演女主角的。
配角有副旦，外旦、小旦等。
末是扮演男主角的，配角有副末，外末、小末等。
净，俗称大花脸，大都扮演性格、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人物，如张飞、李逵等。
丑，俗称小花脸，大都扮演男性次要人物。
外，扮演老年男子。
扮演老年妇女称为卜儿。
科、白 科、白都是戏剧剧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科，是戏剧动作的总称，包括一般舞台程式，武打和舞蹈等动作。
白，是宾白，是剧中的说白部分。
宾白又可分为对白（人物对话）、独白（人物自叙）、旁白（背着别人的人物自叙心理）、带白（唱词中的插话）。
宾白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古代文学体裁集锦 （一） 赋。
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
其特点是铺采离文，体物写志。
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quot;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成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了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成为文赋。
（二） 骈文。
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隋唐。
其以四字六句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
骈文由于迁就于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的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就渐渐衰退。
（三） 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
它与论无多大异。
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文为论说文。
如《少年中国说》《马说》《黄生借书说》《师说》《捕蛇者说》。
（四） 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
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
（五） 疏。
是分条陈述的意思。
（六） 表。
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
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七） 对策。
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
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八） 序跋。
序也作叙引，有如今天的引言前言。
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
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
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写在后面的），写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quot;。
这类文章，按照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
《〈呐喊〉自序》、《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 （九） 赠序。
文体名。
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
集而为之作序的，称为赠序。
内容多推崇、赞许或勉励之辞。
《送东阳马生序》 （十） 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
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
如留禹锡的《陋室铭》。
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
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十一） 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诵读的文章。
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
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
如袁枚的《祭妹文》。
（十二） 杂记。
包括： （1） 山川、景物、人事杂记。
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 笔记文。
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
《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类文体。
（十三）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一种散文形式。
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 《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十四）传奇。
小说体裁之一。
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
一般用以指称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
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
六、史书体例 1编年体 ：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左传》。
2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
3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
首创于南宋的袁唷H缭
李白的江油
次到江油已是二十年前情了。
当时尾随诗长静轩兄来拜仙，孤陋寡闻的我始知江油白故里，便对此城顿生敬意。
静心观览太白堂、粉竹楼，看书家墨迹，并与静轩在洗砚池旁合影一帧，得以为念。
后来翻看相册，江油的印象多已模糊，只记得一个不常见的名字“山”，再就是在相纸上留下印痕的洗砚池了。
近日故地重游，一些记忆重被唤醒，可静轩兄亦已驾鹤西去，再见旧处，不免颇为伤感。
池水依旧，物在人非，李白的衣冠冢只埋下一个名字，而诗兄静轩也成了一钵骨灰。
可转念又想，人生虽如池水洗砚，最终将被冲洗得了无痕迹，可纸上的墨迹却留了下来，有伟大的诗篇在，诗人便不会死去。
江油是一座小城，与其他城市相较，没有大的区别，其声名远播，是因为李白的缘故。
一座城市、一处建筑，因名家的诗文而名垂千古、家喻户晓，已屡见不鲜。
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崔灏的黄鹤楼题诗，均如是。
而李白，和屈原一样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其故里江油，无疑是天才的哺育地，光芒的源头。
难怪明代李贽在评论李白时会说其“生之处亦荣，死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了。
写到此，让我想起国外六个城市争夺诗人荷马的故事。
远古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亦是哲学、宗教与道德伦理的来源，六个城市争夺荷马，亦是争夺一个民族精神的发祥地，荷马，是神圣的灵魂的象征。
伟大的诗人是国宝，如同雨果之于法兰西，莎士比亚之于英格兰，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李白之于中国的重要，是如何尊崇都不为过的。
试想，帝王将相多矣，可有谁能让世人皆知，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是呀呀学语的小儿都会背诵的。
对于李白的出生地，考证虽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史传中所载李白的前世谪居地为“条支”、“碎叶”、“西域”，似并无疑议。
史传碑序载，李白曾“为和蕃书”、“草答蕃书”。
“草和蕃书”，他识突厥字该是事实，而李白的儿子名曰“明月奴”、“颇黎”，似都带有西域意味；魏颢《李翰林草堂集序》称李白的相貌“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由此有人怀疑李白有胡人血统。
自然，这只是猜测，但其受西域文化薰染，幼年受中西语言的双重教育，胡风厥语、好剑学道、饱读诗书而又纵酒长歌，是其生存的写照，故李白生于碎叶五岁入川也罢，生于蜀地也罢，其受两种地域文化的哺育该是不错的。
由此我想到，人的性格、性情和诗之风格虽由多种因素生成，其中地域文化的影响恐怕是重要因素之一。
或许，其狂放、雄豪、嗜酒当属西域遗风，而其奇绝、飘逸之仙风道骨，其经学剑术、飘逸的诗思，应是蜀地所赐予。
在江油，你会感到这里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似乎都被李白的诗魂所浸透。
青莲乡的陇西院被称为李白的出生地，这地处盘江边的平坝曾长满茂密的芭茅，传说诗人幼时曾在此放羊。
而李白妹妹所居之粉竹楼，也因月圆每日梳妆后将脂粉水从楼上泼下，久而久之，楼下青竹敷了一层脂粉，此楼故称粉竹楼了。
离其故居不远，则是李白的衣冠冢了，冢旁有状颇奇特的巨石相伴，传为天降陨石，想来传说中李白乃太白金星下界，以陨石为体，冢中只留衣冠，该是颇有意味的构想。
江油，关于李白的民间传说颇多，从其母食红鲤而生白，到老婆婆铁杵磨针，乃至诗镇石牛、井洗笔砚，勇斗白龙、匡山习剑等等，都和诗人的“谪仙”之名相符，亦充满了故乡人对李白的尊崇与热爱。
析一些传说的渊源，胥洪泉先生曾指出：唐王朝立国之后，道教曾被尊奉为国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
由此可见，李白之沉迷于道教，亦为盛唐意识所致。
而李白出生的传说亦化用了老子出生的传说：老子之母“盛大流星而有娠”，李白之母则“惊姜之夕，长庚入梦”；老子受“天之精魂”，李白则得“太白之精”；老子指李树为姓，李白则是“复指李树”而出生。
由此可见李白在传说中被神仙化的至圣心理。
匡山是李白读书学剑之地，少年李白曾在这里习居十年。
匡山因其形如匡字而得名，隋唐时建有大明寺与匡山书院。
据载，“大明寺和匡山书院原有建筑一百多间、八个天井、崇楼峻阁，峥嵘宏丽，尽隐于参天古木之中，寺内有泥塑和木雕太白像各一尊，姿态飘逸”。
而今，匡山旧迹不再，但秀山灵泉依旧。
在江油看山寻洞，既为远处云雾缭绕的苍翠山峦而神往，又为近处的浅碧清潭而倾倒。
正如诗人少时所作《别匡山》所言，其晓峰如画，藤影风摇，野径犬吠，古树猿啼，其烟霭飘飞处，钵僧鹤池，山静林幽，想那诗仙李白，该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李白在匡山，曾拜道人东岩子为师，得见“蓬莱十丈花”；亦随隐士赵蕤读书习剑。
紫云山系道教发源地之一，而东岩子、赵蕤皆为著名的道士。
其时，李白学道，固和唐室对道教的推重及其诗人之浪漫情性有关，而其读儒家诗书，亦受到积极入世，渴求建功立业的观念所支配，匡山所学，究其终，恐怕李白为的只是走一条获当政者擢用的“终南捷径”吧。
李白二十余岁时离蜀，去仗剑远游。
但李白毕竟在蜀乡长大，蜀人之聪慧、蜀地的青山碧水、天梯栈道，都会给他心灵以滋泽，给其诗以奇幻的想象和超越的欲望。
巴蜀多奇诡之才，多孤傲之士，锦官城又是销金纵酒重感官享乐之地，这个“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所在，给了他充分张扬个性的空间，一个家无谱牒，漏于属籍，甚至连真实姓名都无法确认，后指天枝以复姓的人，读奇书、观百家、学游侠，杂儒、道、纵横等思想于一炉且专于豪侠使气的人，终成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狂客，“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
也许与诗人了无羁绊的狂放性格有关，也许与异域文化的精神陶冶和任侠、老庄、魏晋玄学的影响有关，或许与包容古今万物的盛唐时代有关，这位“凤歌笑孔丘”的诗人，活得潇洒自然，诗也奔放不羁，极少写受格律束缚的律诗，而擅乐府。
古人论诗，多论比兴，并不倡诗中言事。
可李白诗中的一个特点都是言事。
目前当代诗人的新诗在厌烦了抒情、象征、意象的经营之后，也已回归了晓畅明白，喜叙述和细节的捕捉了。
这让我想起了李白的“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看来，一千三百余年前的诗人在单纯、透澈以及细节的叙述中已为今天诗人的探索提供了典范。
当然，李白的诗更多的是呈现豪迈洒脱、进取飘逸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
而其一些佳妙的作品，正如王国维所言：“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谈论李白，便不能离开诗、妇人与酒。
这位飘逸且孤傲的诗人，存诗千余首，其中一百七十余首涉及饮酒，一百三十余首涉及女性，故诋毁李白者称“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就酒而言，人人皆知蜀地多美酒，中国十大名酒有五种产于四川，被称为“五朵金花”，皆产自四川盆地的边缘。
我想，李白的嗜酒，当也和川地多美酒有关，而江油、绵阳一带，亦为名酒的产区之一。
其实，酒的生成与诗的生成颇为相近，即皆为精华的提纯。
当然，酒的诞生似乎并不美妙，那是由于果子腐烂之后流出的汁液醉倒了猿人，成为最早的果酒，饭馊了之后产生了酒白，遂诞生了米酒，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言，“诗源于垃圾”，看来似乎是污下的，却是脱胎换骨的一次新质的生成。
有人曾将散文比喻成饭，将诗比喻成酒，饭是充饥之物，而酒的作用是沉醉，而沉醉，恰恰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而唐代的酒应是米酒，因为白酒在元代才生成，故在米和酒之间的米酒，就被人喻为散文。
而诗的写作状态与醉酒者也颇为相似，正如哥德所言：“只有进入无意识中，天才方成其为天才”，而无意识是一种“半透明的精神之夜，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根源”，其中智性的想象、欲望、爱和情感的力量共同参与这根本性活动，让诗人捕捉到比哲学梦想还要多的事物，是一种创造性精神的自由。
至于诗中涉及妇人，就我看来，真正识见污下者并非李白，而是诋毁者。
试问，没有妇人，如何能有你?况且诗作为情感最为浓烈的文学样式，不表达爱情、亲情、友情，倒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作品格调的高下，在于语言的运用之中，那种血与火铸就的诗篇和那些花拳绣腿的文字相较，则会让人看出庄重与佻薄的分野。
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太白诗言佳、言仙、言酒、言女，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我想，这话倒是对诋毁李白者的最好回答。
当然，纵酒携妓是盛唐繁华奢糜之风盛炽所致，其时，“无论是朝廷宰执，还是地方牧守，乃文人士子，观妓乐舞，狎妓冶游之风盛行”。
明《青泥莲花记》谓：“妓者，技也。
技丝竹讴舞及琴弈蹴鞠钩而已。
”由此看来，唐之妓，即歌舞艺人的总称。
据《唐会要》载，唐玄宗曾颁敕：五品以上官员家中即可蓄系竹养妓。
妓乐艺人，在朝廷曰宫妓，宫中称营妓，地方官署为官妓，私家所蓄为家妓。
他们隶属乐籍，归教坊司管理。
李白在盛唐之时那样的社会风气中难以免俗，也是自然。
而诗人写这种题材的作品，亦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重要的是不在于诗人写什么，而是如何写。
李白在蜀中长大，后来他去国远游，南经洞庭，东走吴越，寓居安陆；后又北上太原，东到齐鲁，移家任城，诗人时时思念故土，更与匡山的师友赵蕤诗书不断。
安旗先生曾指出《蜀道难》一诗写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李白第一次求任长安将离去时，并认为李白“在前后将近一年时间中、步步艰难，处处碰壁，备受蹭蹬之苦，饱尝失意滋味”，“乃借蜀道之艰难写世途之坎坷，抒胸中之愤懑”。
但也有人认为，在此情感的深处，跳动的是李白的思归怀蜀之心。
其诗触目而来的瑰幻奇谲的蜀地神话，便是以隐喻的途径表达了李白宦途坎坷，失意思归的潜在心理。
而其思乡之切，在他晚年之作《宣城见杜鹃花》中，更是催人泪下：“蜀国成为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床岁时，经道士吴筠和玉真公主所荐，被唐玄宗宣诏入京，三年后，终因恃才傲物，被帝王视为“非廊庙器”而“赐金放归”。
其实，就本质而言，诗人非廊庙器，是唐玄宗的慧眼识真。
让李白这般“御用”，写几首赞扬贵妃的诗，只供消遣取乐，与那些“宫妓”又有何区别?或许，李白的仕途放归，恰恰成就了诗人，所谓“诗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若没有仕途坎坷，安能有《蜀道难》等伟大诗篇?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白“青莲居士”的由来。
人们多以为诗人因其家乡名青莲而自号青莲居士。
其实，青莲乡原本作清廉乡，《宗书》言清廉乡因古昌明境内的廉泉而得名。
青莲花出西竺，梵语谓之优钵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
太白自号，疑取此意。
李白中年后学佛参禅，大概是仕途失意后的精神寄托。
而清廉乡改为青莲乡，该是明清以后的事了，该是故土为纪念诗人所致吧。
李白逝世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今天，人们不仅仍能在诗中感受那不竭的艺术魅力、盛唐精神与诗人的人性追求，在李白的故里，人们还能看到哺养这位天才诗人的灵山秀水及其独有的地域文化，也能领略至今尚存的一些诗的语境。
在江油，人们仰望环宇，追思诗魂，月球上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山脉，地球上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太白号”旅游列车；而李白纪念馆、太白碑林、太白公园、大匡亭、太白大厦等，亦已建成或在规划待建之中。
江油这一小城，到处都有李白的遗迹，到处都有李白的诗文，到处都有李白的传说，看来江油，应当称之为李白的江油。
在江油，拜谒李白时，我曾写古体诗一首《李白衣冠冢》，现抄录如下，为此文作结—— 诗藏傲骨酒含仙，蜀乡方识蜀道难， 居士已踏青莲去，冢中只有旧衣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