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句子有哪些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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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羲之（303年－361年），字，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贴》 ，《姨母贴 》。
2.王献之(344年-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汉族，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作品有：《中秋贴 》 3.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
作品有：《伯远贴 》。
4.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封河南郡公，故又世称褚河南，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钱塘人（今浙江杭州）。
作品有：《雁塔圣教序碑 》。
5.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唐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作品有：《古诗四帖》、《肚痛帖》。
6.怀素（725-785）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
作品：《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
7.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生于京兆（今西安）。
作品有：《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祭侄稿》。
8.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
作品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
9.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
作品有：《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
10.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
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 》。
11.米芾（1051年－1107年），北宋书画家。
初名黻，字元章，时人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自号鹿门居士。
北宋著名书法家、鉴定家、画家、收藏家。
米芾原籍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作品有：《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珊瑚帖》、《蜀素帖》。
12.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枫亭镇青泽亭)人。
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专家。
作品有：《万安桥记》、《澄心堂帖》 13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5日)，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
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
作品有：《淳化阁帖》。
隋唐有哪些著名的书法家
各有什么特色
第隋、唐、五代书法 隋唐是中国历史一个鼎盛时期，300多年间部间国家安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
在安定统一的有利条件下，书法艺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隋唐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隋朝时期、初唐时期、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五代时期。
隋朝时期的书法隋代立国时间较短，书法虽臻于南北融合，但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仅为唐代书法起了先导作用。
康有为说隋代书法的情况是：“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
”隋代书法，主要成就表现在楷书上。
有的以北魏为基础，而更加秀美典雅，如《董美人》、《苏孝慈墓志》、丁道护《启法寺碑》等，似乎糅合了南朝书风，下开欧阳询格局；有的则谨传南朝家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为虞世南所继承；有的出于北齐、北周，如《龙藏寺》（图36）、《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等，前者瘦健，已开褚遂良风范，后二者体势宽博，颜真卿书风，隐然欲出。
隋朝著名的书家有智永、丁道护、史陵、智果、薛道衡、赵文渊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智永。
智永，本姓王，名法极，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徽之之后。
他早年出家当和尚，后来云游到浙江省吴兴县善琏镇，就曾在永欣寺里住了整整三十年，人称“永禅师”。
智永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
他习字很刻苦。
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
智永还在屋内备了数支容量为一石多的大簏子，练字时，笔头写秃了，就取下丢进簏子里。
日子久了，破笔头竟积了十大簏。
后来，智永便在永欣寺窗前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所有破笔头都埋在土里，砌成坟家，称之为──退笔冢。
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智永的书法终于写得抵势飞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了我国著名的书法家。
当时求他写字和题匾的人门庭若市，以致寺内的木门槛也被踏穿，不得不用铁皮把它裹起来。
后来，这故事变成了一个典故，叫──铁门限。
他晚年就曾以当时的识字课《千文字》为内容，用真、草两体写了一千多本，从中挑选最满意的八百本，分送给浙东的各个寺院。
直到如今，智永的《千文字》墨迹和刻本还被视为学习书法的范本。
初唐时期的书法唐初，承袭前朝旧制，至贞观年间，新制渐显大唐气象。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得以兴盛，书法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596～649）笃好书法，自谓：“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以文德绥海内”。
他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并不惜重金购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
每得二王书法，不仅亲自钻研模仿，而且命宫廷书家临摹复制，以赐重臣；得到《兰亭》后，更是笃爱至深，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与太宗的推崇有很大的关系。
唐太宗传世代表作有：《晋祠铭》、《温泉铭》、《屏风帖》。
在初唐时期的楷书书法这一环节中，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是“初唐四家”。
初唐四家是指初唐崇尚王羲之书风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是：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
貌甚寝丑，而聪悟绝伦，博览经史。
武德五年（622），奉诏撰修《艺文类聚》一百卷，历时三年完成。
贞观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开国男。
世称“欧阳率更”。
卒于贞观十五年，时年八十五。
欧阳询书法，文献称八体尽能，而以楷书为最工，影响最大，被后世称为“欧体”。
其字用笔险劲，结体严密，于端庄安雅中寓险绝峻峭之势。
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谓：“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
风旋电激，掀举若神。
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
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
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
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
元赵孟頫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
”传说他早年学习书法极其勤奋，途中访见索靖所书石碑，观之入迷，竟坐于碑旁，细心揣摩观赏，逗留三日，曲尽其妙而后离去。
他的书法，兼有南朝书法的婉润和北朝碑刻的遒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
欧阳询的传世楷书作品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九成宫醴泉铭》建于唐贞观六年（632），魏徵撰文，欧阳询书，文凡二十四行，满行五十三字。
此文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
此碑受皇帝之命而作，风格相对平和中正，一丝不苟，与世传他所作的《八法》中所谓“四面停均，八面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等可相印证，可以视作楷书产生以来在结构上最为严密有序的作品。
原石现存西安碑林，有宋拓本传世。
关于欧阳询楷书的审美特点，包世臣强调其“实”，说：“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实，更无假于外力。
”而梁巘《评书帖》则重其“险”，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
”其实，“实”指的是周到严谨，“险”指的是丰富多变，两者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因而梁氏接着又说：“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
”这表明，欧阳询对于楷书形式规律的掌握运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
幼年过继叔父，博学多才，23岁出仕，历经陈朝、隋代，并曾为窦建德所用，武德四年（621）入唐，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
太宗朝，历任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职，封永兴县公，授银青光禄大夫，人称“虞永兴”。
唐太宗极其欣赏他的德才，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有一于此，足为名臣，世南兼之。
”是太宗学习书法的指导教师，《宣和书谱》记载：“太宗乃以书师世南。
然常患‘戈'脚不工。
偶作戬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
徵曰：‘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
'” 虞世南长于楷书、行书，师法智永，继承王献之书风。
其传世作品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左脚帖》、《东观帖》等。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与虞世南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是欧、虞的晚辈。
贞观初年出仕为秘书郎，史载贞观十二年（638）太宗感叹虞世南去世、无人可与论书，魏徵举荐他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遂良侍书。
以后备受重视，历任起居郞、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并成为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之一。
高宗即位，曾经担任右仆射（宰相），并受封河南县公、郡公，所以后世称“褚河南”。
高宗欲废无子的王皇后而立武则天，褚遂良冒死抗争，获罪贬为潭州都督、桂州都督，再贬为爱州刺史，死于贬所。
褚遂良现存楷书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后期则以《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代表。
此外有传为他所书的墨迹《大字阴符经》、《枯树赋》、《倪宽赞》、《小字阴符经》与《草书阴符经》等作品。
《雁塔圣教序》，或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慈恩寺圣教序》。
实际上有两块碑石。
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内容叙述三藏去西域取经及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的情况。
两石相对而立在西安大雁塔下，为褚遂良晚年杰作，标志着唐代楷书新风格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
此碑一出，褚书成为一时风尚。
其点画丰富多彩，结体生动多姿，是楷书的字形，而有行书的流动与婀娜。
唐张怀瓘《书断》对褚书评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
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锁，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
增华绰约，欧、虞谢之。
”《大字阴符经》是褚遂良的楷书墨迹名作。
其用笔丰富，有方有圆，在藏有露。
多用侧锋取势，一波三折，点画且细轻重极尽变化，隶意可辨，欹侧俯仰而不失重心，中宫饱满，显得松而不散。
其笔力坚实，动势强劲，气脉通畅，憨厚不失妩媚，飘逸不失端庄。
南宋杨无处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
后世诸多评论家对此帖都曾给予过极大赞美。
初学者临习此帖当深入体察，不能片面追求俊美的外形而忽略了高雅的神韵，须从运笔入手，参以结构两者结合，才能形神兼得，而不致纤弱疲软，流于肤浅。
在草书领域中，我们要介绍的是草书家孙过庭。
孙过庭（648～703），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
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仕途坎坷、英年早逝，但在后世享有很高声誉。
米芾《书史》评价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
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
”孙过庭传世墨迹《书谱》，纸本，三千五百余字。
《书谱》作为书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审美上提出“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的理想；在实践上，他虽然规抚大王，米芾评以为“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开创，尤其表现在用笔和用墨上。
《书谱》的许多笔墨处理，在形式上已经与后来张旭的某些作品有相通之处。
固然还不能说他直接影响了张旭等人，但至少可以说他已开风气之先。
行书领域，受到李世民宗王的影响，陆柬之在学王上极其努力，深入羲之堂奥，只是稍嫌平淡。
陆柬之（585～638），是虞世南的外甥。
自幼随舅父学习书法，研习“二王”之法。
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说：“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成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
”有作品《文赋》传世，主要学习王羲之，风格平和安雅，但稍乏创造性。
盛唐时期的书法 唐代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六代近百年的变迁，至唐玄宗已进中唐。
唐玄宗李隆基弘扬祖业，励精图治，开元、天宝年间，大唐王朝进入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全盛时期，由此带来了文艺的复兴，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艺术家。
诗文、书画、雕塑均有开宗立派，各显其能的新气象。
诗有李白、杜甫，文出韩愈、柳宗元，画是吴道子，雕塑是杨惠之，书法更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且各体皆有新风入世。
李阳冰（721～787），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
历官上元县尉、缙云县令、当涂县令、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将作少监、秘书少监等，世称“李监”。
李阳冰篆书的艺术特点，唐人概括为“格峻”、“力猛”、“功备”，是篆书艺术在汉代以后出现的一座高峰。
他传世的作品有《缙云县城隍庙记》（图46）、《拪先茔记》、《李氏三坟记》、《般若台铭》等。
多是宋人重刻，已经不能完整保存其点划的美感，但是仍然能够窥见他的创造性：点划婉转冲融，结构圆劲遒密，确实能传古代篆法的精神。
与篆隶相先后而兴盛的是草书。
贺知章、张旭和怀素是这一时期草书的代表。
由于他们的努力，使盛中唐以草书为代表的浪漫书风走向极致，并铸就了草书史上的高峰。
史称“唐草三杰”。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又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改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
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
证圣元年（695）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转太常少卿、集贤院学士。
开元十三年（725）进礼部侍郎，官至秘书监，人称“贺监”。
天宝三年（744）辞官还乡为道士，建千秋观隐居其内，直至仙逝，享年86岁。
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草法出于王羲之，落笔精绝，极邀时誉。
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有言“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卢象《送贺监归会稽应制》诗“青门抗行谢客儿，健笔违羁王献之。
长安素娟书欲偏，工人爱惜常保持。
”则喻其为王献之。
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
他的主要政治和书法活动都在盛唐时期。
他初为常熟尉，后官至左率府长史，故史称“张长史”。
张旭嗜酒，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性格豁达狂放，“醉后语尤颠”（高适语），故时人即已目为“张颠”。
善诗文，为吴中名士。
书法最为著名，据《唐书》记载：“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
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宋人朱长文也将他推尊为唐代冠冕，黄庭坚甚至认为在王羲之之后只有他和颜真卿两人能够达到书法的极致，可见影响之大。
《肚痛帖》六行三十字，真迹不传，宋嘉佑三年刻本，今存西安碑林，是传世张旭草书中最为著名的一种。
此帖书写用笔爽利峻健、变化莫测，结构开合纵逸、奔腾驰骤，章法飞动起伏、跌宕摇曳。
全篇酣畅淋漓，逸态横生，开辟了草书的新境界。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自幼出家为僧，为玄奘门人。
他“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
陆羽的《怀素别传》说他“尝于故里种芭蕉万馀株，以供挥洒。
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版，书之再三，盘版皆穿”。
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说他在零陵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并把庵名称为“绿天庵”。
他性情颠逸，又好酒，时人称为“醉僧”、“狂僧”。
他以草书震动当时士林，一时歌咏之作数十首，无不推崇备至。
他的代表作《自叙帖》对此有所记述。
怀素曾先学王后拜邬彤、颜真卿为师，遥接张旭衣钵。
他曾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唐人所记载的他的创作情态，与张旭非常相似，所以时人把他许为张旭的继承人，有“以狂继颠”之说。
但从传世作品看，与张旭的一派神机、不可端倪相比，已经纳入规范了。
怀素传世的书迹有《自叙帖》、《小草千字文》、《食鱼帖》、《论书帖》、《圣母帖》、《苦荀帖》、《藏真帖》等数种。
《自叙帖》是大草，款署书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冬。
纵逸奔腾的气势接似张旭，用细笔劲毫写大字，笔画圆转遒逸，如曲折盘绕的钢索，收笔出锋，锐利如钩斫，所谓「铁画银钩」也。
全卷强调连绵草势，运笔上下翻转，忽左忽右，起伏摆荡，其中有疾有速，有轻有重，像是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极富动感。
此外也有点画分散者，则强调笔断意连，生生不息的笔势，笔锋回护钩挑，一字、一行，以至数行之间，点画互相呼应。
通幅於规矩法度中，奇踪变化，神采动荡，实为草书艺术的极致表现。
原迹现藏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
《小草千字文》则用笔简淡，结构古朴，全无大草的气息。
《藏真帖》笔法沉稳，接近颜真卿的风格。
《苦笋帖》笔致流美，接近王羲之一路。
可见怀素书风，并非全然依傍张旭，而有不同的取径和变化。
这也许意味着唐代狂草的创造性至此已经告一段落了。
行书领域内，率先取得风格上突破的是李邕。
李邕(678～747)，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
李邕少年即知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
政治命运坎坷，屡遭眨斥，天宝六年（747）因柳祎一案牵连，为宰相李林甫所害，含冤杖杀。
《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
初学右军书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
”他工诗文，善正、行、草书，尤长碑颂。
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以及很多寺观常以金银财帛作酬谢，请他撰文书写碑颂。
他挟文笔之长，驰骋于碑版之间。
前后共为人写了数百篇，得到的润笔竟达数万之多。
他继李世民《晋祠铭》后以行书书写碑文，其书法个性明显，高势左低右高，笔力遒劲，舒放，有险峭爽朗之感。
李邕提倡创新，有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精僻论点。
传世作品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法华寺碑》、《端州石宝记》、《李秀碑》等。
《麓山寺碑》又名《岳麓寺碑》，李邕撰并书。
开元十八年（730）刻立于今长沙市麓山岳麓书院南面护碑亭内。
文凡二十八行，满行五十六字。
共1400余字，因年久碑面风化，部分断裂，现存1000余字。
此碑笔画显得颇为含蓄，结构稳重，取势欹侧而能紧密，有端谨之致，前人极为推崇。
董其昌评价“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于此碑可见一斑。
《李思训碑》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立于今陕西蒲城县，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
结字耸拔右肩，略带欹侧之姿，但或取纵势而得挺拔，或取横势以见开张，都能形成一种庄重大方、严谨肃穆的气概。
碑的上半部比较完整，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用笔特点：笔势斩截爽健，于舒展中有沉厚之致，既有行书的流动，又具楷法的稳健。
总体气息，以刚强俊健的阳刚之致见长，这是行书领域自二王以来未有的一种风格，是李邕创造性地在碑版上发挥《集王圣教序》的特长而开创出来的。
在行书、楷书领域，我们还要重点介绍的是盛唐时期大书法家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原籍琅琊临沂（山东临沂）人，高祖时迁至长安县敦化坊（今陕西西安）。
开元二十三年（734）举进士，次年擢拔萃科，授校书郎，累迁至侍御史，天宝十二年（753）出为平原太守，抵抗安禄山叛乱，声震朝野，故世称“颜平原”。
肃宗时任刑部尚书，出为同、蒲、饶、升四州刺史。
代宗时历任户部和吏部侍郎、尚书右丞、刑部尚书等。
德宗时任太子少师、太子太保，受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
建中四年（783）奉敕宣慰叛军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二年后被判军缢杀于蔡州（河南汝南）龙兴寺。
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以大义立朝，正色凛然，忠直刚烈，深得后世敬仰。
颜真卿家传儒学，累世工书篆籀，其母殷氏长于隶书，故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字学和书写教育。
此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和草书真传，也实属二王一脉，他兼取时代风行的褚遂良和王羲之书风，于旧法之外，酝酿而成一种天真烂然的新风格。
苍茫雄浑，真力弥漫，大气磅礴，刚健豪放，独得纵横奔逸、元气淋漓的阳刚之美。
当其率意挥洒时，诡形异状，洒然纷逞，联属飞动，眩耀眼目，震撼心魄。
颜真卿行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鲁公三稿”，即《祭侄文稿》、《告伯父稿》《争座位稿》。
《祭侄文稿》又称《祭侄季明文稿》，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从渔阳起兵发动叛乱，当时颜真卿任平原太守，他的哥哥杲卿任常山太守，同时起兵反抗。
季明是杲卿的幼子，曾往来传递信息。
后常山失守，杲卿父子殉国，安史之乱平息后，真卿只得到季明的头骨，遂写下这篇文稿。
书写时心情激荡，意不在字，而楷法草情、奔赴笔下，篆韵隶势、流入篇章，既富沉着稳健之致，又有开张健拔之姿；点划或坚劲凝练，或纵横奔逸，随手挥洒，似乎都在意外，而细细体察，又尽合于妙理。
通篇看去，只觉洋洋洒洒、浩无端涯，其气势，上可冲霄汉，下可涵九域，惊心动魄。
整幅作品点画狼藉、增删涂改，用墨忽浓忽淡，忽枯忽润，把颜公当时悲痛欲绝、血泪交融的情感宣泄迨尽。
而深入分析其技法，无一笔无来历，又无一笔为古人所束缚，可谓触处成妙、挥手自化，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技巧体系，与前此的任何一家风格都不同，但又似乎完全包容在内了，正如黄庭坚所评价的那样：“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
”前人推崇这件作品可与《兰亭》比肩，号称“天下第二行书”，不为过誉。
楷书领域，同样是颜真卿开辟了新的天地。
他取褚遂良书法风格中厚重宽博的一面，增益以篆隶的质朴恢弘，不仅限于点划的流美华饰，独求气象之高古肃穆。
其作品雄伟卓壮，庄严端正，雅有庙堂之气，精神直逼汉隶周金。
其阳刚豪健、巍峨庄严处，有如岱岳之俯视众峰，令人气为之敛，诸家所不及。
是楷书笔法体势之中，最为浑穆者。
其楷书在精神上恰与盛唐气象相契，故往往与杜诗、韩文同被誉为盛唐气象的写照。
最为著名的楷书作品有《多宝塔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等。
《多宝塔碑》（图53），天宝十一年（752）刻立于陕西兴平县千福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徐浩题额，此碑首题“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
”正书三十四行，每行六十六字。
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
为鲁公四十四岁时所书，在现存作品中年代较早，其时自家风格尚未完全明晰，因而带有较多时人追求匀稳平和、一丝不苟、刚劲秀丽的特点。
但其字结构重心稍稍偏上，已经初具庄严肃穆、大气磅礴的特征。
明孙鑛称：“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
”原碑现藏西安碑林。
拓本原为李宗瀚旧藏，今藏故宫博物院。
结定平稳谨严，与其后期书法面貌很有不同。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大历十四年（779）立于长安。
碑阳十九行，碑阴二十行，各三十八字；左侧四行，行三十七字碑。
原石今存西安碑林。
此碑为颜真卿七十岁时所作，已经完全体现出了颜体的特征。
笔划轻处细筋入骨，重处力举千钧；结构宽和博大，开张雄浑；章法茂密饱满，苍茫浩淼。
整体看来，风度端严卓越，气象高华雄伟，神威凛凛，不可侵犯；而仔细品味，却又平和中正，温文尔雅，无一丝烟火气。
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如其为人，深得儒家刚健有为而又中和渊雅的精神。
这既是颜真卿书法艺术完全成熟后的杰作，又可以被看作楷书艺术最具典范价值的作品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盛唐时期如此繁荣、如此富于创造力的局面，在书法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此后也是罕见的，它反映了唐代书法的基本品格，是开拓的、有包容性的、阳刚的，在书法史上是可以被称作一个高峰的。
从此以后，晋、唐双峰并峙，构成了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晚唐时期的书法 大历年间，随着颜真卿、怀素等书家的逝去，唐代书法的创造力和包容性走向衰弱。
篆隶重新沉寂，行书陷入“院体”的窠臼，草书在狂僧的手里空馀躯壳，惟有楷书仍有后劲，但也失去了颜真卿的那种气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书法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书法的意义重新作了定位，一方面给书法戴上儒家伦理道德的帽子，另一方面开始建立一种视书法为雅玩的心态，从而启开了“尚意”书风的一角幕布，开始向新的时代转化。
晚唐书坛最重要的书家是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
以善书被穆宗召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
以后历敬、文、武、宣、懿数朝，多数时间在兼任其他职务的同时，侍书内廷，颇得皇帝的信任，文宗曾许为“锺王复生，无以加焉”。
官至太子少师，人称“柳少师”。
咸通初以太子少傅致仕，曾受封河东县伯、郡公。
咸通六年（公元865）逝世，享年88岁，卒赠太子太师。
他的楷书，人称柳体。
他初从右军入手，遍学当代名家书法，将欧书之紧而险、褚书之流而畅、颜书之庄而厚合于一炉，浑融无间，成就一种法度精严、筋骨劲健的书风，可谓集唐代楷法之大成。
其风格在当时即已产生广泛影响，“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
宋代以后，苏轼指出其字渊源颜真卿、范仲淹也提出“颜筋柳骨”的概念，从此与颜真卿并称“颜柳”。
但需要指出的是，柳公权对于书法的态度，与前此的书家已有不同。
他耻于侍书之职，不再视书法为不朽之盛事，并以“心正则笔正”来劝谏君主，显然更加注重的是儒家所强调的事功而非艺术，这或许意味着张旭“一寓于书”的艺术精神无可避免的消失。
另一种对于书法的态度——“雅玩”这后来成为宋人的观念，即将取代盛唐的精神。
柳公权传世书迹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回元观钟楼铭》、《送梨帖跋》、《蒙诏帖》等。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
唐会昌元年（841）立石，裴休撰文，柳公权六十四岁时书。
文凡28 行，行54字。
碑文计1512字，原石今在西安碑林。
此碑文字点划轻重得体、遒劲爽健，结构内紧外放、峻峭端严，章法疏密合度、驰张入理，通篇看去，骨力清刚而又圆融朗畅，令人神清目健，堪称唐楷后劲。
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刻于长安皇宫之内，崔铉撰文，柳公权书。
原石已佚，存世有宋拓本之上册，但有缺页，今藏国家图书馆。
此碑书写时间比《玄秘塔》晚两年，用笔稍加丰润，结体也略加平和，故有含蓄敦穆之度，而无矜持躁脱之气，故清人孙承泽认为：“《神策军纪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生平第一妙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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