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病毒的抗战史
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史一、修昔底德：首情记录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这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雅典的瘟疫从何而来，但可以确定的是，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的市民们生活在噩梦之中，身边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息。
不幸的患者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
疾病像恶魔一样席卷整个城市，任何口服、外敷的药物都无济于事，最后，医生也被感染而生病。
恐慌面前，人们开始选择放纵的生活，没有什么比现时的享乐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的恐惧。
于是，雅典城因为人们的绝望而土崩瓦解。
两千多年过去了，瘟疫摧毁一座精心建造的文明城邦的惨烈依然刺眼，这场灾难被一个幸存的学者记录下来，他叫修昔底德，从此，人类遭遇瘟疫的编年史，从这里打开。
二、霍乱恐惧：疾病研究肇端 1831年，没有人能够想到，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霍乱大潮即将来临在第一波霍乱菌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
霍乱，被描写为“蹭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
这种叫做霍乱弧菌的的菱形细菌，通常通过不洁的饮用水传播，它能够寄存在肉类、牛奶、苹果等食物上数天。
当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
每天，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灵车不断的往墓地运死人，工厂和商店里没有人的活动，人们到处寻找药物，作最后无力的挣扎。
宗教领袖们把病魔的蔓延看作上天对“人类的傲慢”所做的惩罚，许多人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祈求宽恕。
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1832年霍乱在英国平息以后，人类对疾病理论的研究，却从这次灾难后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三、狂犬疫苗：对抗病毒有招 病毒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仅仅百余年的历史，但明确的病毒致病的记载早在四百多年前就有了。
早在1566年，疯狗咬人致病的案例已经被记录下来，但直到1885年，人们还不知道狂犬病到底由什么引起。
在细菌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1822-1895)的试验，为狂犬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路径。
巴斯德从实践中发现，将含有病原的狂犬病延髓提取液多 次注射兔子后，再将这些毒性已递减的液体注射狗，以后狗就能抵抗正常强度的狂犬病毒的侵染。
1885年的一天，人们把一个被疯狗咬过的9岁男孩迈斯特尔(Meister)送到巴斯德哪里请求抢救，巴斯德犹豫了一会后，就给这个孩子注射了毒性减到很低的提取液，然后再逐渐用毒性较强的提取液注射。
巴斯德的方法拯救了男孩的生命，巴斯德在1889年发明了狂犬病疫苗。
四、美国流感：极度灾情通报 翻阅美国年鉴你会惊讶地发现，1917年美国人均寿命大约51岁，到了1919年，人均寿命仅有39岁，流感病毒在一年中吞噬了50万美国人的生命。
一开始，医生们甚至不承认这是流感，谁也不会想到，常见的普通感冒，居然可以变异成为杀人的怪兽。
流感传染的速度如此快，几乎每个暴露在疾病下的人都会在大约两天后得病，健康的青年人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灾难一直波及到几乎整个世界。
1918年流感，美国有超过25%的人口受到感染，全球由此死亡的人数估计有4000万。
五、西尼罗河：杀人蚊虫难题 2002年的夏季，“西尼罗河”病毒在美国再次暴发，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间，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夺去了几十人的生命，一百多人受到感染。
西尼罗河病毒是在1937年从乌干达西尼罗河区的一位妇女身上分离出来的，近年出现在欧洲和北美的温带区域。
专家认为，每两百个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人中只有一个可能引发致命疾病，但对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免疫系统较为脆弱的人，感染可能引发脑炎直至死亡。
虽然政府投入300万到500万元用于灭蚊，但这样无处不在的威胁仍然足以使人们恐慌。
这种病毒的防治，除了清除积水，使用驱蚊水和穿长袖衣服防止传染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控制它的暴发。
在美国政府宣布“西尼罗河”病毒在2002年严重暴发时，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
解放战争中一共有几座城市是和平解放，国民党主动投降，没打的
如题 谢谢了
在解放战争史上，能够连续三次大战打败解放军的国民党将领不多见，傅作义便是一位拥有这样“辉煌”纪录的名将。
因为政治原因，他的这段经历被尘封了多年。
而今，随着时代发展，思想已经逐步开放，就让我们这些晚辈们以客观的心态去回顾这段历史吧。
绥远争锋 傅作义一胜解放军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就接到蒋介密电。
命其战区部队速沿平绥线东进，火速接管包头、归绥、集宁诸城市，受降日军，收编伪军。
要求行政人员随军前进，及时建立政府。
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干扰，毅然率部参加了1933年的怀柔战役，1936年的绥远抗战，粉碎了日寇妄图走满清旧路，吞并内蒙，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
“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又率军从山西转战到内蒙河套地区，战果辉煌，威震敌胆，为抗战胜利立下大功。
抗战胜利前夕，傅作义曾以为和平建国的愿景就将实现，欣喜异常。
如今收到蒋介石的命令，从内心而言，他是不愿打内战的，但他和其它大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认为只有蒋介石的势力和威望方能服众。
最终选择了追随蒋总裁，依靠武力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道路。
另外，旧军阀出身的傅作义对地盘也相当看重。
绥远等地曾是他的势力范围，被日军占领，如今正好可借“圣旨”收复故地。
于是，他调集一手组建的嫡系部队从五原出发，向东进军。
当时傅部所辖计有第35军、第67军、暂编第3军、东北挺进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约5.1万余人。
至9月11日先后攻占包头、归绥、集宁、丰镇等地。
并准备伺机配合北进的国军主力向张家口进攻。
然而，傅作义所占之地，正好也处于中共晋绥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辖区。
且直接威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府张家口。
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各战略区粉碎蒋军进攻”的电报。
要求全部占领察哈尔、热河两省，争取东北优势，推迟蒋军深入华北。
决定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击顽军气焰。
计划集中晋察晋军区和晋绥军区主力在绥远境内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争取收复归绥（今呼和浩特）。
9月中旬，晋察冀军区集中9个旅，编成3个纵队由聂荣臻率领西进草原。
而晋绥军区则由贺龙指挥5个旅北越长城。
两部总兵力共约5.3万余人。
众所周知，贺、聂二人都是中共军中的重量级人物。
两人同时参加一场战役，谁来指挥是个大问题。
虽然贺龙曾主动提出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绥远战役，并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实现。
两位老总出于习惯性的责任心，总是要亲自掌握第一线的局势，而部队又习惯性的向自己的老首长请示汇报。
于是，绥远战役实际上还是有两个指挥部，各管一头。
抗战中期，百团大战之后，为适应残酷的敌后斗争。
八路军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
战术也以游击战为主。
作战只有几百上千人的规模。
抗战胜利后，部队重新集结整编，对大兵团作战还不适应。
尤其是晋察冀部队，抗战后的第一仗就来到了非常陌生的大草原，离开了山地和平原地道依托，部队表现差强人意。
10月18日，晋察冀部队进攻隆盛庄，拉开了绥远战役的序幕。
经过三天战斗，虽攻占隆盛庄，却让守敌主力新编骑兵第4师突围而去，歼敌不多。
随后晋绥军区部队也连占凉城、陶林、丰镇。
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
但也是因为敌军撤退及时，战果不大。
傅作义见解放军（注：此时还没有正式命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为了行文方便，使用这一称呼）来势汹汹，急忙收缩军力。
并将原伪蒙骑兵也拉至麾下，以壮大实力。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洞悉了傅作义的企图，指挥所部改变原计划，力求在傅军抱成团之前，歼其一部。
10月24日，晋绥军区部队围攻卓资山。
著名的120师358旅担任主攻，独立第1旅和独立第3旅助攻。
经一夜激战歼灭傅军第67军新编第26师4000余人，并击退敌新编32师的增援。
同时，晋察冀部队攻占集宁，但守敌第35军军部携第101师西撤，损失不大。
其后晋绥军区部队又未能及时截住这股敌军，致使其退入归绥城。
傅作义遭受打击后，于10月26日将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6个师猬集于归绥。
蒋介石也从重庆空运来一个重迫击炮团增援。
10月底，解放军包围归绥。
聂荣臻亲自指挥攻城作战。
据守归绥的傅作义并没有采取被动防守的策略。
而是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在十多天内，先后对解放军阵地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反击。
延缓了解放军的攻城准备。
而解放军则因为缺乏攻坚经验和炮兵，其后多次攻城未果，双方在归绥形成对峙状态。
由于进攻归绥无进展。
中央军委致电贺、聂命以一部监视归绥，以主力西进攻占包头、五原等地。
绥远前线指挥部没有领会中央意图，仅由晋绥独1旅、骑兵旅与晋察骑兵旅第2团组成挺进军，西攻包头。
当时，包头守军为傅部三个补充团和第12战区别动队，以及原伪蒙李守信部骑兵第4、第5、第6师，王有功部骑兵第3纵队和鄂友三部骑兵第5纵队残部，共1.2万余人（伪军骑兵师人数很少）。
双方又在包头形成相峙局面。
焦虑的贺龙经与聂荣臻商量后，派358旅两个团增援包头，但仅占领外围据点，仍未能拿下城池。
这时，宁夏马鸿逵派了一个骑兵师来增援包头的傅作义军。
情况对解放军而言十分紧急了。
聂荣臻、贺龙等人商议后，拟派晋绥军区部队全部西进，力求攻克包头，留下晋察冀军区部队围困归绥。
但此计划遭到中央反对。
中央指示聂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部一同西进。
只留部分适当兵力围困归绥。
然而聂荣臻担心主力西进后，归绥傅军出城反击打败势单的围城部队，进而切断远征包头我军的后路。
没有立即执行中央指示。
晋绥军区部队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且衣着单薄，生活保障困难，激战数次，终未能攻克包头。
这时，贺龙胆囊炎发作，又患了重感冒。
反复思索，决定停止攻城。
12月4日夜，晋绥部队撤围包头。
这是自抗战以来，晋绥部队打的第一次大败仗。
有的干部战士们痛哭，有的骂娘。
一位情绪激动者甚至打了参谋长张经武。
因为人们认为张经武制订的12月2日攻城计划有问题，且没有请示病榻上的贺龙就下发。
12月13日，聂荣臻下达了停止绥远战役的命令。
各路解放军撤回根据地。
大同鏖战 傅作义二胜解放军 1946年6月，蒋介石完成了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后，撕毁国共两党在美国调停下签订的“停战协定”，对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已预见到蒋介石必将大打。
由于国民党军在兵力与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中共中央对全面内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以打促和”。
出于对促和形势估计乐观，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是向国统区举行大规模反击作战，即向外线进攻。
在北方夺取三路四城（即正太路、同蒲路和北汉路北段，大同、山西、保定、石家庄）。
在此军委战略部署下，6月16日晋绥军区发动了晋北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山西国民党军阎锡山部8600余人，攻克九座县城。
使晋北重镇大同成为一座孤城。
大同位于山西北大门，是阎锡山在晋北最后一个据点。
也是晋察冀与晋绥两解放区在联成一片的惟一障碍。
由于其地位极为重要，还在晋北战役中期，晋察冀军区就开始酝酿夺取大同。
8月2日，聂荣臻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具体讨论了攻打大同问题。
尽管会上有人提出大同城坚，我军缺乏炮兵和攻坚经验，应先打平汉线上敌人的薄弱环节的建议，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攻取大同有把握。
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提到傅作义派兵东援大同的可能性。
但大家又认为，国民党军历来喜欢自扫门前雪，各管各地盘，援救友军不肯出全力。
出身晋军的傅作义曾受阎锡山打压，本有恩怨，再加上大同不是傅作义管辖范围，所以他出援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傅作义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最多做个样子。
因此，会议决定发动大同战役。
晋察冀野战军派出5个旅零3个团，晋绥野战军派出1个旅零两个小团（无营级机构，每团直辖5个连）联合作战。
吸取绥远战役的教训，为统一指挥，组成了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政委。
7月31日，盛夏酷暑，大同战役打响了。
战前会议上原计划20天扫清外围，再10天拿下大同。
然而由于阎锡山事先预料到解放军晋北取胜后一定会进攻大同，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
所以大同外围战进行的相当艰苦，足足打了34天才扫清外围。
大同被围，除了阎锡山着急，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十分关注。
蒋介石也非常不愿丢掉大同这个战略要点，但其嫡系国军远水救不了近火，只好令绥远的傅作义发兵增援。
而傅作义并不是傻瓜，那大同是阎锡山第2战区地盘。
要他损兵折将为“阎老西”做嫁衣，他当然不情愿。
因此以各种理由拖延，按兵不动。
傅作义迟迟不出兵，蒋介石十分着急。
与幕僚们一番商议，想出一计。
签发一道命令，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第12战区管辖。
如此一来，大同就成了傅作义的地盘。
早对大同觊觎已久的傅作义立即积极了起来。
先派周北峰赴解放区，与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施行缓兵之计。
同时，他召开了参战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对作战要旨和部署作了详细讲解。
然后集结了第35军新编31师、暂编第3军两个师，及4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于9月3日分南、中、北三路向卓资山、集宁进发，以救援大同。
傅系名将董其武担任第一线主攻部队指挥官，孙兰峰为骑兵总指挥。
解放军根据没料到傅作义部行动如此之快，出动兵力如此之多。
在大同北面的要点卓资山只放了1个旅阻击。
在傅部猛攻下，9月5日卓资山失守。
大同前线形势突变。
前线指挥部决定首先歼灭傅作义增援部队，然后再攻打大同。
张宗逊和罗瑞卿亲率3个旅北上打援，由于兵力不足，急忙增调杨得志的晋察冀第一纵队参加大同战役，通知其火速增援。
卓资山失守后，由于侦察不力，通讯联络不畅。
大同前线指挥部错误的将打援部队集结在麦胡图附近。
而傅作义部主力暂编第11师、暂编17师、新编31师却秘密绕道东进，到达大同西北要地集宁附近。
解放军指挥部直到9月8日才得知这一情况，遂急速将部队转向集宁。
著名的集宁会战拉开了序幕。
9月9日，大同前线指挥部和先头部赶到集宁南效。
第二天上午8时，傅军3个师在空军配合下对集宁城发起攻击。
此时，防守集宁的只有解放军绥蒙军区两个小团和配属作战的第27团，兵力单薄。
好在守军英勇坚持到了晋绥军区358旅和独1旅赶到。
这两个旅已经过上百里路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后，不顾疲劳，立即投入了战斗。
11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纵队4个团也到达了。
当夜，解放军打援部队对攻城的3个师敌军发起攻击。
此时，集宁前线的形势是傅军3个师将解放军约1个大团和2个小团压缩在城内，而解放军增援部队10个团又从外围试图实施反包围，且解放军第三批增援部队杨得志纵队9个团也逼近集宁。
集宁城下的傅军已处于极为不利境地。
遗憾的是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作出错误决定，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傅军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12日下午，激烈的战斗重新爆发。
傅军新31师和暂11师破釜沉舟，再度攻城。
占领了集宁城西南角。
与此同时，傅作义派遣的后续部队第101师和新32师逼近了集宁。
此时，解放军集宁前指又作出了第二个错误决定。
停止了对围攻集宁之敌的攻击，掉转主力西进，求歼来援的敌第101师。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傅军乘解放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一面夺回失去的阵地，一面并积极策应第101师东进。
傅军新32师和新骑4师又及时尾随101师而至，使解放军打援计划泡汤。
9月13日，傅作义部6个师在集宁汇合，抱成一团。
解放军前指看到部队经几昼夜鏖战和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而在集宁歼敌已无可能，遂决定放弃集宁，撤出战斗。
随后傅作义率兵直扑大同，解放军被迫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一战傅作义再次取胜。
偷袭张垣 傅作义三胜解放军 张家口（时称张垣）是晋察冀解放区首府，也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一个城市。
9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进攻张家口的命令。
要求北平行辕指挥第11、第12战区主力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进攻。
一时间，张家口上空战云密布。
由于在此前的大同、集宁战役失败，晋察冀军区部队损失较大。
因此，对于张家口是守是弃，晋察冀军区和中央局内意见分歧很大。
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利用张家口地区有利地形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必要时放弃张家口。
在占领张家口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在华北地区，傅作义已两胜解放军，而蒋介石嫡系却无较大建树。
因此，蒋介石一心想让其嫡系李文兵团先占张家口，不使其落入傅作义手中。
傅作义虽对张家口亦怀有野心，但所部在集宁会战中险胜解放军，自身损失也不小，让他心存忌惮，不敢贸然东进。
于是摆出了一个出兵的架势，却实际采取观望态度。
聂荣臻对蒋傅之间的矛盾作出分析。
判断东面为敌军主攻方面，所以把兵力重点放在东面。
晋察冀军区投入到东线战场的有8个旅以及大量民兵。
并成立了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以萧克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飚为参谋长。
为配合张家口保卫战，晋察冀军区命令下属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向热西和北宁路出击，命杨成武指挥野战军1个旅和地方部队5个旅发起平汉路北段战役。
9月29日，国民党李文兵团4个师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向怀来地区发起攻击。
张家口保卫战正式打响。
解放军第二纵队2个旅凭借野战工事，英勇抗击。
战至10月3日，国民党军依旧进展不大，进攻受阻。
10月4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赴前线部署进攻怀来的方案。
陈诚决定调李文部2个师从怀来东侧迂回解放军侧背。
但国民党军的企图早已被晋察冀野战军预料到，东面解放军主力5个旅零1个团由杨得志、苏振华指挥，在马刨泉、南石岭和镇边城3次战斗中消灭迂回敌军3200余人。
这样一来，李文兵团无计可施，被彻底挡在了怀来以东地区。
蒋介石见东线嫡系战况不利，西线傅作义又只打雷不下雨，按兵不动。
情急之间，他又决定重演几个月前的利诱之计。
手书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的第12战区，以城相许，促使傅作义出兵。
傅作义一见时机已到，有利可图，立刻积极行动起来。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解除晋察冀军区在东线作战的后顾之虑，曾命晋绥军区一部牵制傅作义军。
但聪明的傅作义玩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他一面命大将鲁英麟率两个师及铁甲车、大炮从大同出动，使解放军误判其重点进攻方向；另一面调集4个师从集宁出发，向东穿过几百里草原，绕商都突袭张北，尔后从北面偷袭张家口。
当时，中共晋察冀军区情报部门已破译国民党军电报密码，认为敌军行动基本在掌握中。
然而，傅作义为了保密，在自己部队中另搞了一套密码，没有使用国军统一的密码。
因此，情报部门也没能及时发现傅作义部的进攻计划。
10月8日10点，傅部先头部队新骑4师在孙兰峰指挥下抵达张北县。
下午3点攻克张北城。
下午4点解放军援兵4个连赶到张北城南，被傅部骑兵冲散。
情况到此地步，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仍然没有对傅作义东犯意图和兵力作出正确判断。
军委认为傅作义东进张家口兵力至多不过万人，主力是从大同东进。
而窜至张北的只是傅部一小部兵力，命令立即击灭。
而晋察冀军区虽与9日上午得到内线信息，知敌情可能有变，却仍判断傅军主力尚在东进途中。
决定组织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分部队阻击由大同、阳高东进的傅军。
此时，张家口驻军只有1个教导旅。
该旅刚参加完大同、集宁战役，在撤退途中因缺乏与骑兵作战经验，吃了大亏。
正在张家口休整补充。
因敌占领了张北，该旅奉命前往张北城南25公里处的狼窝沟设防。
10月10日上午，傅军新骑4师向狼窝沟发起猛攻。
战至中午12时突破教导旅两道防线。
傅作义部进攻之快、之猛，势头之大远出乎解放军意料。
10日13时，中央军委终于查明了准确敌情并电告晋察冀军区。
可惜，情报来得太晚了。
傅作义偷袭张家口的主力部队已在张北以南完成展开。
先头部队距张家口市区不足40公里。
解放军各部均已增援不及。
10日晚6时，聂荣臻决定放弃张家口。
因事出突然，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机关紧急转移，各种物资连夜抢运。
所幸国民党军不擅夜战，晚上一般不会发动较大进攻，且教导旅死死缠住敌人，使其前进困难，为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0月11日，中共军队和政府人员全部撤离张家口。
事后诸葛 晚辈网上谈兵析成败 绥远战役是傅作义扬长避短的一次精典之役。
傅作义出身晋军，擅长守城。
经略绥远后又组建很多骑兵部队，并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装备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提高步兵机动能力。
抗战中傅部几次精彩大捷都是靠出色的机动力，长途奔袭，出敌不意取得的。
熟悉草原作战的傅军凭借机动力摆脱围歼，依托城池抗击擅长野战，但却劳师远征的解放军。
在战略和战术的运用上非常正确。
这才是傅军取胜的原因。
反观解放军，擅长山地游击战，其步兵的机动力算中国最强（说是世界最强也不过份）。
但在草原上，步兵再努力也跑不过战马和汽车；重机枪、迫击炮的数量虽多过红军时期，但对于攻城而言，火力还是太弱。
而且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来到地广人稀的大草原，情报缺乏，气候不适，补给线漫长，指挥不统一。
失败的结局就不应感到意外了。
对于大同战役的评论，交战双方首脑的观点最准确。
聂荣臻在总结时认为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对困难估计严重不足。
的确，解放军在战役计划时主观情绪多了一些，轻敌思想没有因绥远的失败而改变。
依然把傅作义部与朱怀冰、石友三、阎锡山这些战斗力较差的国民党部队相提并论。
胜利者傅作义则认为，大同、集宁战役的关键在于集宁会战。
当时双方都有取胜的机会，而共军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12日晚上没有继续攻击已经不支的新31师，而是全力转向来援的新锐101师。
这个见解笔者也是支持的，解放军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抓住。
张垣之战，傅作义在情报、保密工作上的发挥相当出色。
令擅长情报工作的中共也没能及时发现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
当时，傅作义没能破译解放军密码，也没有无线电测向设备。
但依靠一些无线电分析的土办法，判明张家口北面没有解放军大部队。
因此，他的偷袭部队才有把握疾速深入解放区，直扑要害，而不会像其它孤军深入的国民党军那样中埋伏被歼灭。
关于几次战役的伤亡情况，众说纷纭，值得探讨一下。
解放军统计在绥远战役中总共消灭敌军1.6万余人。
我认为这个数字有水份。
根据常识，战败方的歼敌数字通常不准，更何况是攻城不克。
阵亡士兵的尸体都有可能运不回来，准确的数字哪里报得回来
倒是解放军自身的伤亡数字很容易推测出。
根据理论上的军事原则，一支部队伤亡1\\\/4就应停止进攻转为防御，伤亡1\\\/3就应撤出战斗到后方整补，这样才能保证部队官兵素质和战斗力不下滑。
绥远战役，解放军参战部队总兵力5.3万人，那么至少伤亡1.7万人才会撤军。
大同战役解放军的伤亡就有点神秘了，至今官方资料仍是遮遮掩掩。
但从各种资料中可以看出蜘丝马迹。
攻大同外围以及集宁城下会战的伤亡属比较正常范围，但撤兵时解放军肯定是吃了大亏，估计被孙兰峰的骑兵整得够呛。
对于缺乏与骑兵作战经验的部队在败退中被骑兵盯上，而且战场是草原，任何内行点的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曾看到一篇很滥的文章说绥远战役解放军损失10万人，大同战役伤亡7-8万人。
按官方记载投入这两场战役解放军的总兵力分别为5.3万和5万人，如果那篇文章的数据属实，那么参战的解放军全死光也不够。
难道傅军杀良冒功，砍了几万内蒙古的老百姓凑数
也有人说中共可能在资料中刻意少报了参战兵力。
其实仔细想想，绥远、大同两场战役解放军兵力真那么雄厚，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注：1、民国时期中国军队的师级机构的编成方式很杂，人数差别较大。
有传统的3团师，也有两旅4团师。
兵力从三、四千到七、八千不等。
而由军缩编成的整编师人数更可达2万多人。
傅作义部的一个步兵师应该只有几千人，骑兵师的人数至少要比步兵师少一半。
2、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旅级单位和现在的旅不一样。
现在的旅下面就是营了，而那时解放军旅下面还有团级机构，团下面才是营。
所以那时的旅略相当于国民党的师。
有的旅人数与国民党的师相不多，有的略少一点。
火锅文化
在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度，吃既是民生之是一种文化，伴随着华夏文明几千经久不衰。
火锅不仅是美食，而且蕴含着饮食文化的内涵，为人们品尝倍添雅趣。
吃火锅时，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把臂共话，举箸大啖，温情荡漾，泮溢着热烈融洽的气氛，适合了大团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火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中国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那时的“铜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是火锅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火锅。
可见火锅在中国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
重庆火锅早在左思的《三都赋》中有记录。
可见其历史在1700年以上火锅不仅是一种吃的方式传承下来，更多的是它也蕴含了很多文化象征意义。
首先，火锅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民众基础，上到帝王，下到普通百姓，是一种大众化的烹饪方式，另外，火锅采用“煮”这一单一的烹饪手段来处理不同的食物原料，在具有食物多样性的同时，吃货还可以选择重口味和清淡口味，常吃火锅的人基本是围着桌子一起，每个人均可平等参与和分享，吃火锅意味着彼此的认同、亲近，因而具有包容性。
2010年的考研英语大作文，类型为画图作文，图画中间是一个火锅，火锅(hotpot)里面写满了很多汉字(Chinese characters)，比如佛，功夫，解构，礼，后现代，老舍，莎士比亚，爱因斯坦，道，仁，京剧等许多代表中国和外国文化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意味着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特别是下面的文字提示：文化“火锅”，既美味又营养。
火锅是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它可以装下很多吃的，百吃不厌，可以说是冬天聚餐闲聊首选。
小编认为，这个题目出的非常新颖，利用千百年来一直传承过来的火锅吃法，通过图画构想填入各种文化代表词，充分的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画家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文化融合并未过时或失去价值，相反还应鼓励和保持。
一方面，多元文化作为全体人类遗产的一部分，是将不同人群和社会群体融合的有力方式。
因此，文化融合作为促进文化发展和保护的一种方式，已经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中国跟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一样，年久的习俗和传统面临着消失在现代化阴影里的危险。
如果京剧、功夫或天鹅湖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不可估量的悲剧。
其次，火锅具有地域性，属于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部分，而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当属四川盆地。
目前，我国火锅主要分为北派、川系、粤系、云贵系、江浙系等。
可能大多数地方火锅出现最多的还是川系，不管是家里还是街上的火锅店，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往往是最火爆的。
四川火锅，以麻，辣，鲜，香著称，他来源于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黄发垂髫，其消费群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大，都是他地望尘莫及的。
作为一种美食，火锅已成为四川和重庆两地的代表美食。
去过成都的人可能会觉得那边生活很悠闲，节奏很慢，然后满大街的火锅店，大家都围着在吃火锅，慢慢涮慢慢聊，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火锅生活文化。
然后这种文也渐渐的在影响着全国各地。
近来，各地也有很多火锅文化节，2016年 10月23日，第八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落幕。
本届火锅节规模为历届之最，共集结60余家火锅品牌、300余家火锅食材商家，以及近1000名中国火锅产业链商家、美食专家、文化学者、火锅从业人员参与，累计实现交易额超3.2亿元，其中线下交易额达2.74亿元、线上销售额达4800余万元。
总体来说，火锅代表了一种饮食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千百年来，传承下来。
吃每一种火锅，都不是简单的火锅，而是历史，是文化，是传承。
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味道各异，但是吃火锅的母的，都是为了让各奔东西的人能有理由聚到一起，在寒冷孤独的冬日，在久别重逢的夜里，无论回家，还是下馆子，只要一口锅，一盆火，一群好友，一家人聚在一起，蒸腾的热气，翻滚的汤底，千言万语，都在锅里。
一战二战世界总共死亡多少人口
楼主您好
第一次大战从19148月开始到1918年11月，历时4年3个月，战火席卷亚、非三大洲，参战国家地34个，受战祸波及的人口达15亿以上，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75%。
双方动员的兵力达889个师，共计7400万人，共有840万人阵亡，另有2100万人受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交战双方军民的死亡人数的比例，协约国士兵占36%，协约国平民占20%；同盟国士兵与平民各占22%。
请注意战争里平民大多是死于西班牙流行感冒。
协约国士兵的阵亡： 5，497，600·比利时： 13，700·大英帝国：715，000·英国： 908，000·澳大利亚：60，000·加拿大：55，000 ·印度：25，000·新西兰：16，000·南非：7，000·法国：1，240，000 ·法国殖民地：114，000·希腊：5，000·意大利：650，000·中国：5000 ·俄罗斯：3，100，000·日本：300·黑山：30，000·罗马尼亚：336，000·俄罗斯帝国：1，700，000·塞尔维亚：450，000·美国：50,600 同盟国士兵的阵亡：3，382，500·奥匈帝国：1，200，000·保加利亚：87500·德意志帝国：1，770，000·奥斯曼帝国：325，000 平民被杀：6，493，000·奥匈帝国：300，000·德意志帝国：760，000·罗马尼亚：275，000·塞尔维亚：650，000·奥斯曼帝国：1，000，000 一战期间，军人、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参战国物资总损失达4万亿美元。
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人员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大约有7000万人死亡。
其中，苏联约为2800多万死亡；中国约为1800多万死亡；美国共有42万人死亡；英国共有40万人（包括军人和平民）死亡；法国有80多万人（包括军人和平民）死亡，其中平民占到多数。
另有至少1.3亿人受伤，合计伤亡1.9亿人（其中苏联约为6000万伤亡，中国约为3500万伤亡）。
轴心国方面，德国有2800万人死伤；日本有690万人死伤；意大利有70万人死伤。
国家\\\/地区1939年人口苏联175500000德国69623000中国517568000日本71380000南斯拉夫15400000美国131028000英国47760000意大利44394000匈牙利9129000罗马尼亚19934000法国41700000波兰27007000芬兰3700000印度378000000菲律宾16000000加拿大11267000澳大利亚6998000阿尔巴尼亚1073000捷克斯洛伐克15300000保加利亚6458000缅甸16119000希腊7222000比利时8387000新西兰1629000南非10160000荷兰8729000泰国15023000埃塞俄比亚17700000西班牙25637000挪威2945000丹麦3795000巴西40289000伊拉克3698000纽芬兰300000蒙古819000伊朗14340000奥地利6653000古巴4235000爱沙尼亚1134000交趾支那24600000冰岛119000印度尼西亚69435000爱尔兰2960000朝鲜23400000拉脱维亚1995000立陶宛2575000卢森堡295000马来亚4391000马耳他269000墨西哥19320000太平洋诸岛1900000东帝汶500000 新加坡 728000 合计1,961,071,000 希望对您有帮4
我爱这土地 的读后感
《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作于1938年11月，其时国头，抗日战争初期，作者在这个时候着的“土地”，正是象征着生他养他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
这首诗有着艾青特有的忧郁，正是这种忧郁产生了特殊的美。
艾青的忧郁，源自民族的苦难，这里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有博大的历史襟怀，有浓烈的爱国真情
作者用一只鸟的形象开头。
在个体生命的渺小、短暂与大地生命的博大、永恒之间，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对土地最真挚深沉的爱，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只鸟”，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地飞翔，永远不停歇地为祖国大地而歌唱。
一只小鸟是多么的脆弱，但在这国家兴亡的时刻，它也要奋力抗争，用自己的歌喉发出不屈的声音。
“嘶哑的喉咙”，让我们看到了一只饱受磨难的鸟，它已经唱不出优美动听的歌了，但它仍然歌唱，这是它用整个生命发出的声音来抒发对土地的义无反顾的真诚和执著。
诗歌就在这样的基调下，进一步展开了对鸟儿歌唱对象的描述，它们是：土地、河流、风、黎明。
从四个歌唱对象前面的修饰词语看来，它们都是长期遭受风雨打击、悲愤满怀、奋力抗争的形象，与下文鸟儿献身于土地的精神正相吻合。
这只鸟歌唱土地、河流、风和黎明，生命耗尽后便投身土地的怀抱，与它所挚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这表达出诗人对土地的眷恋，隐含了自己愿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情感。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从句式上看，用的是排比句，“暴风雨”、“悲愤的河流”、“激怒的风”这些意象告诉我们，艾青魂牵梦绕地爱着的土地，是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土地。
当时日寇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草菅人命。
“河流”“风”象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悲愤”“激怒”都表现出人民心中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中国人民正满怀悲愤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而下一句中的“黎明”象征着充满生机与希望的解放区，“无比温柔”充满了对那里的向往。
这些描写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祖国大地遭受的苦难，人民的悲愤以及对光明的向往和希冀。
诗人的情思已由悲愤、称颂进入憧憬，表现出坚定的必胜信念，感情一步步深入。
第二节诗揭示了全诗的主旨，可看作是对主题的高度凝练的概括。
这两句诗一问一答，直抒胸臆，大胆直白的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以“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情景，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的眷恋，和对祖国的炽热的心。
最后两句也是全诗的精华，它是那个苦难的年代，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不仅是作者自己的心声，更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
“深沉”一词也许达不到与实际感情相应的表达强度，于是，这后面紧跟的六个沉重的省略，似乎其中还有无尽的激情在涌动着，让读者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全诗在这问答中达到高潮，将炽热、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祖国
穿越时空，只有一种感情能将民族的心联系起来，那就是对祖国深深的爱。
这首诗作于国难当头，山河沦亡的时代，诗人歌唱土地具有格外动人的力量，而诗人那种不断转折和强化的抒情方式，当然也是与充满险阻坎坷的时代相吻合的。
土地的黎明，黎明的大地，犹如母亲欣慰的笑容一样慈爱，宁静，反衬前面三的沉重苦难，烘托出黎明的美妙及其魅力。
这首诗中回荡着忧郁的调子，郁积着深深的忧伤。
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土地爱的的执著、坚贞和顽强，更能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真挚的爱国情结。
请问ABOB副作用吗
ABOB的化学力能阻止病毒DNA蛋细胞体蛋白结合合成病过程。
ABOB的化学力很强，所以药得很小。
空腹服用两片，可导致一个小时左右头晕。
空腹服三片量，可导致头昏两小时。
除了胃药是饭前服用外，其他西药，均为饭后服用。
成人ABOB常量两片，是几乎没有副作用的。
ABOB不须常服。
因为人的抗体从发现病毒开始生成，至抗体达到最高滴度（检测时的单位面积数量）时的时间是七天，那么，只要在最初三天用ABOB拖住病毒的复制速度，当抗体生成速度快于病毒复制速度，抗体绝对数目多于病毒数时，就不要服ABOB了，可以让抗体去消灭病毒了。
抗体消灭了病毒，感冒就不会感出来了。
凡药都有毒。
在不须用药时瞎用，任何药物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当身体能够对付得了时，就不要再用药是明智的。
白加黑是这样，ABOB也是这样。
室内消毒，用酸醋加热熏。
酸醋熏，对人体无害。
其他凡是可以杀灭微生物的化学气体，都是强氧化剂，（残留量）对人体总是有害的。
戴口罩能阻滞一些经空气传播的微生物，吸入量的减少，可以降低发病概率是显然的。
微生物基数低，人的抗体只要生成不多就能将它们消灭。
一下子大量涌入病毒，抗体岂不措手不及了
如在需要戴口罩的环境下，一天一换是最起码的了，否则，就没有了戴口罩的意义了。
感冒了坚持不吃药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感冒发作全过程全部要靠机体自己克服，必竟有“八年抗战”的过程，细胞死伤过多，缓过来就很麻烦，这就伤了元气。
元气，好比是父母给你的资本加上你赚的钱的总和，你化得慢，就有积余。
如果你的消费超过了赚来的钱和总资本的利息时，就要用本金了。
如果经常没有积余，碰到困难又用本金的话，这老本用完之日，就是我们寿终之时。
感冒病毒的株型有3000以上，且经常变异。
一个病毒株产生了抗体后，从你处出去后变变变，这个病毒一年后的后代形状，已不象一年前的形状了，跟原来的抗体口器不吻合了，原有抗体就奈何不了它了，又得重新识别，重新制造。
所以，对于数千病毒株型，任何一次感冒所产生的抗体，除了对付本次感染有意义外，几乎不存在对今后感冒的免疫力。
那么，熬住不吃药的做法是对于元气本钱的不爱惜。
对当前生活质量不利，对长寿不利。
但是，如果感冒后全盘用药物控制，药物毒性也损伤身体。
因此，感冒早感觉到，早给予帮助是很关键的。
用最少的药，帮助身体不用应激机制就能克服病毒。
身体的常量抵抗力完全不用也不好。
身体的器官，也是用则进，不用则退的。
所以还得适度用用才好。
细胞的寿命，不是无限长寿的，一般为六至七天代谢一次。
所谓代谢快，其实就是缩短每一代细胞的使用寿命。
可是，细胞的分裂代数，在传承基因上是有码数限度的。
要是某一局部一直在受创环境，受到修复组织的需要就要加快代谢，当这个区域的代谢代数靠近末期，就会进入细胞癌变期。
如果普遍代谢快了，就是短寿。
当然，我的如上回答是以科普的表述方法说的，使用的并不是医科学术语（让非专业人士弄懂原理，术语反不容易理解）。
但生命活动的本质演化过程，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