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司马迁的诗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1.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钱钟书：“司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 ”3.班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
”4.班彪：“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
赞美司马迁的诗句
1. 司马迁是一个不愿屈服于任何强权的压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
2.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3. 他为了史家的成就，文学的信念，忍辱负重；他为了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历史，在《史记》中留下自己独的评价。
4. 是什么使司马迁忍辱负重，勇敢地与命运抗争
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豪言壮语，才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才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
5. 面对酷吏，司马迁始终不认罪；面对威逼，他丝毫不畏惧；面对厄运，永远不屈服。
6. 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7. 司马迁就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放弃、发愤的精神，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著成了前无古人的辉煌巨著——《史记》
而且这不是书都流传到现在，可谓是名扬千古，名垂千史啊
8. 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9. 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10. 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
11.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12. 英雄的时代、独有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使得司马迁形成了奇伟的人格精神，形成了其潜在的性格特质，通过著史表现了他伟大的人格精神，司马迁也高扬了民族精神。
13. 《报任安书》隐含了极其丰富的人生意蕴，它以悲壮淋漓的行文意气，表述了司马迁“扬名显身”的人生道路、“重于泰山”的生死决择、“发愤”作史的著书理论，集中体现了司马迁悲壮浓烈的人生构建，成为永世垂范的生命模式。
14. 司马迁遭受宫刑仍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无疑也可从他伟大人格找到答案。
15. 司马迁和他笔下众多历来人物对待生死荣辱的态度，闪耀着太史公寻找生命尊严的光辉，凝聚着他的人生观感天动地的悲壮气概。
16. 司马迁的抗争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隐忍就功名者的赞颂上，也不仅表现在他自己隐忍就功名的实践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一切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的赞颂上。
17. 司马迁是一个在困厄面前不愿低头，也不灰心丧气、甘受屈辱、承认失败，而是隐忍抗争、自强不息、发奋有为的伟丈夫。
赞美司马迁的诗句有哪些
历史评价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
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
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
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
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
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
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
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
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
”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
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
“《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
”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
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
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
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
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
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
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
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
”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
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
”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
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
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
……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
”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
”“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
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
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我说：“为书忍刑者，才也
”
用一句名言赞美“司马迁”
第一篇：司马迁用他的行动告诉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难免有崎岖和坎坷，但只要有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正当司马迁在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锒铛入狱，还遭受了酷刑。
受尽耻辱的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又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便又想要隐忍克制，完成著作，更何况，《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
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
司马迁点亮了案上的蜡烛，重又推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那昏暗的烛光下，在竹简下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司马迁在这忽明忽暗的烛光想坚持写书，工作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但他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认真著作。
那一地稻草，一张案台，一支毛笔，一个砚台，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年华，那星星烛火，卷卷竹简，也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岁月，度过了几度春秋。
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不仅是为了心中的鸿篇巨制——《史记》，更是为了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学财富，翔实可信的历史文献和充实学识的文书。
为了心中的《史记》，他不论严寒酷暑，总是起早贪黑。
夏季，每当曙光透过窗户照进囚室，司马迁就早早地就着朝阳的光芒，写下一行行隶字；无论蚊虫如何肆无忌惮地叮咬他，如何用刺耳的“嗡嗡”声刺着司马迁的耳膜，他总能毫不分心，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写书。
冬季，无论凛冽的寒风如何像刀子般刮在他的脸上，无论呼呼的北风如何灌进他的袖口，他总能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坚持著书。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
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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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
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
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
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
司马迁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
）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
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
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
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
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
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
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
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
”“发愤以抒情
”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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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
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
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
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1]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
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准备撰写一部通史。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
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
之後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
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
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2]，，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3]。
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4]。
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
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
汉武帝因而大怒，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
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5]。
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6]，处以腐刑（阉割）。
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
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
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7] 出狱後，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
但後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後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8]。
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於一编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卒年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终，故无从查考。
191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生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
有一个不被学界接受的说法是：司马迁之死是遭到戾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的牵连，为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汉武帝处死。
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起兵入宫，司马迁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发兵命令，但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不帮助太子，亦不帮助皇帝，驻军观望。
事後，任安以「坐观成败」之罪名被判决斩首。
任安於是写信劝司马迁多「推贤进士」（希望司马迁相救），司马迁当时没有回信，任安入狱，才得到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少卿书》。
此说法相当不可能，因为众所周知，《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一直称自己为「刑馀之人」，表示无力「推贤进士」，应有拒绝相救的含意。
一般认为，司马迁拒绝是因为在李陵事件时，任安并未帮助司马迁之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