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败的原因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
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
（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
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
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
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
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
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
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
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
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
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
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
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
”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
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
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
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
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
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
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
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
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七个字的对联
龙泉初铸磨锐利书香久韵谱宏图终身奋勤争一息遇事尝试学三思怀志人无信不立顶头天有日方明学涯路失意休馁锦绣程得势莫狂经历风雨圆宏志耐得苦辛上阶层盛世辉煌抒壮志春光璀璨绘蓝图拼搏岁月描锦绣进取人生奏华章春趁梅花香里到福随爆竹暖中生家居白日青天下人在春风和气中桃李满园春似锦芝兰绕砌座凝香万道祥光腾吉宇九重春色映华堂爆竹一声除旧岁梅花数点接新春平安即是家门福孝友可为子弟箴传家有道惟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日暖阳春辉宝历风和淑气蔼衡门锦绣春明花富贵琅玕画静竹平安园林桃李争春暖岭径松梅耐岁寒门迎晓日财源广户纳春风吉庆多天地间诗书最贵家庭内孝悌为先语为吉祥多厚福心缘敬慎达康衢威凤祥麟瞻气象浑金璞玉具精神智府朗悬仁寿镜福田普写吉祥云七言对联：爱经岁久情方永 爱党心同春日永 把洒迎春春意浓 保护环境千秋业 八表同庥瞻丽日瓜到秋深味更甜 抗灾情共柳丝长 抬头见喜喜盈门 美化生活万代功 四民有庆乐丰年八方齐奏迎春曲 八方共乐迎盛世 八方财富八方景 笔描万壑千山画 百货风行财政裕五谷丰登大有年 九域同欢绘新元 十里春风十里街 鸡报五湖四海春 一点公心秋月明百业风行财路广 百货俱全供需要 半世荣辱随江去 爆竹千声歌盛世 爆竹刚唱丰收曲万商云集市声欢 一尘不染为人民 一园桃李入梦来 红梅万点报新春 春风又开富裕门一帘风雨王维画=四壁云山杜甫诗一室图书勤阅览=两行对句费琢磨一枝秃笔心常泰=半卷奇书梦亦香一窗月影兼花影=满室书香并墨香一室图书皆典雅=百家文墨足风流几上江湖书一卷=窗前灯火月三更人品无瑕玉界地=文章有骨绣屏风人书俱老天真趣=岁月更新烂漫春入妙文章频改得=出神书画偶濡来三面绿云新世界=半间书室小沧桑三春景象辉天地=一室图书鉴古今三尺书斋容世界=一枝秃笔写春秋三间斋室藏书古=万里江山入画新千古文章书卷里=百花消息春风中千古风流今胜昔=一池翰墨笔传神千卷诗书争色彩=万家笔墨竞风流万里云烟笔下起=千寻瀑布案头生万代文章尊李杜=千秋翰墨秉苏黄万卷图书天禄上=四时风物月华中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万卷诗书常在眼=一天春色自临门天趣偶从言外得=古香常在静中生天地风光由我写=古今历史任君评友如作画须求淡=文似看山不喜平斗斋大雅诗书画=心地长明日月星
了解温州山水诗歌，庙宇楹联，感受其文化韵味。
山水文化的庄重与灵动。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温州素有“七分山，二分水，半分路屋，半分田”之称。
生于斯，长于斯的瓯文化自然也离不山水，山之仁在于其庄重，水之智在于其灵动，这激发了瓯人和外来文人墨客对温州山水的歌颂，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
山水诗开山鼻祖南北朝，谢灵运于公元422年任永嘉（温州）太守时，留下不少描写温州山水的诗歌，其中《登江中孤屿》是他描写江心屿的第一首诗，唐朝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相继讴歌赞美。
南宋陆游和叶继，“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也为温州山水留下大量的诗作。
明代的刘基、黄淮、何文渊、章纶、张璁、顾锡畴；清代的彝尊、梁章柜等，至现代郭沫若，马一浮，朱自清，夏承焘，梅冷生，吴鹭山，王季思，苏步清，王敬身，苏渊雷等名家都从不同角度赞美过温州的山水美景。
山以亘久的沉思默想作为其存在方式，而任凭山谷间风卷云动，花开花落，亘久的山峦高大，令人心向往之。
水以心甘情愿地流往一切低洼之处，无微不至的湿润惠及一切卑微，这是山水的至情至性之魂。
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水山文化渗透，铸造了温州人如山一样务实不张扬的创业精神和水一样灵动的现实适应性与变通性的智慧。
东海文化的吸纳与开放 温州在历史上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第一次开放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设立市舶务，管理对海外贸易，第二次是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温州成为英国在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第三次1984年5月，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为中国沿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第三次对外开放。
对于人类而言，大海意味着自由、机会、创造、资源、力量、海阔天空的万种可能。
靠海的港都往往万商云集，或是纵横天下。
然而，温州历史上更多的时候，是背对大海。
那时大海却象征着隔绝与孤立，危险与威胁。
“海岸”这个词所蕴含的是巨大的阻障、艰难、困境。
温州在难得的三次对外开放机会，都获得相当的发展，南宋的第一次开放，使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鱼盐充犄，商贾辐辏”而远近闻名。
清朝的第二次开放，英人在温州城西街购屋设基督教堂，在江心屿东塔下圈地建造领事馆，在杨柳巷创办第一所西医院——定理医院，到1990年在温开设英、美、德、日洋行二十二家，形成“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
新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开放，以民营经济为体，温州模式横空出世，温州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富裕了温州，震憾了全国。
改革开放，让温州人从背对大海转向到面对大海，只有面对大海的时候，海洋才能孕育出一种比较开阔、大气，对外在世界充满求知兴趣的吸纳和开放型文化，即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
除上述四种主体瓯文化外，对温州历史和现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还有： 1、佛文化。
温州佛教寺庙众多，著名的有白鹿城松台山“净光宝塔” “净光禅寺”，统称“净光塔院”，此塔院是唐代高僧，禅宗大师“一宿觉禅师”研修佛学之地。
妙果寺镇寺之宝出自宋神宗元丰年间的“猪头钟”极具文物观赏价值。
瑶溪皇岙国安寺千佛塔，因塔身有浮雕佛象1026尊，而称千佛塔。
2、道教文化。
温州道教以瑞安陶山宰相陶弘景最为著称，相传“山中宰相”陶弘景曾在福泉山结草为庐隐居。
他是南朝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家。
他采药种药，种甘蔗（药用），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
后人感其恩德，将他住过的地方称“陶山”，种药的地方称“药齐”甘庶称“陶蔗”。
3、儒家文化。
在温州历史名人中，当首推孙诒让（1848-1908），被郭沫若尊称为“近代一大学人，启后承前一巨儒。
”孙氏二十岁中举，其学淹贯古今中外，博大精深，以通经为体，以识时务为用。
一生著述近四十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家，校勘学等，其中《周礼正义》为“新疏之冠”“莫能先也”。
《墨子问诂》开辟了“新墨学”研究的途径。
晚年弃旧学，倡兴学校救国，“富强之原，在于兴学。
” 4、江心屿诗岛文化。
江心屿原为两小岛，中贯川流，名中川，又称孤屿，孤屿两端各有小山峰，峰顶宝塔东西对峙，即为东西二塔。
绍兴七年（1137年）书诏蜀僧清了由普陀来孤屿传经设坛，抛石填塞中川，创建寺院，取名中川寺，即江心寺。
江心屿为中国四大名胜孤屿之一，素有“瓯江蓬莱”之称。
江心屿名胜古迹荟萃，主要人文景观有：浩然楼、宋文信国公祠，澄鲜阁，谢公亭，英驻温领事馆等，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江心屿的诗篇达一千余首，在中国唯此孤屿。
5、科举文化，温州历史上文风兴盛，进士辈出，科举文化最著名的有瑞安曹村镇曹村，可谓“中华进士第一村”仅南宋一朝，就达87人。
其中进士24人，特奏进士19人，武学进士6人，太学进士38人。
叶文耀先生说：“走进曹村，随便问一闲坐的村民，似乎随意朝哪儿一指，便可说出一大段悠远的典故来，其深厚文化底蕴可见一斑”。
6、龙冈山遗址文化。
龙冈山遗址为新石器晚期至战国时期，在上河滨龙冈山，范围约1500平方米，遗物丰富，有石器和陶器两类。
石器有抑叶石镞，穿孔石矛。
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黑皮陶，印纹硬陶。
器形有釜、瓿、钵、壶、罐、纺轮等，拍印纹有篮纹、直条纹、编织纹，之雷纹及刻划的曲线纹。
7、战事遗址文化。
战事遗址著名的有永昌堡，龙湾炮台，金乡卫城墙。
永昌堡在新城村，是明时抗倭古迹。
永昌博物馆内有抗倭纪念展览。
二战革命老区展览厅，民俗风情展览厅，另馆内还有收藏了晋、宋、明、清民间文物100多件及永昌历代进士举人所著的70多部明版著作。
龙湾炮台在龙湾山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法人滋事”而建，和乐清磐石镇瓯北炮台隔江相望，扼守瓯江大门。
炮台平面呈椭圆形，南北直径40多米，东西直径约60米，现存围墙，6炮孔，台门及“龙湾炮台”石额，有了望台，练武亭，古代官兵群雕。
金乡卫，据史料记载古称“金舟乡”，建置于宋赵构建炎三年（1129年）。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为了抗倭，信国公汤和在金舟乡筑城，改称金乡卫。
统辖自瓯江口至霞关港沿海所有水陆关寨，包括玉环、南麂的辽阔海域，当年战事频频，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戚继光调赵渐江新任，戚家军抵御倭冠的刀光剑影还不时在眼前闪烁。
8、泰顺古廊桥文化。
浙南闽北的“景泰寿庆”四县，有九百座古桥，小县凭借此优势，正在联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四县中，泰顺以廊桥之乡，之精美，之独特最为著名。
专家曾以为失传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张水虹桥，在泰顺发现有几座。
9、温瑞百里塘河文化。
温瑞塘河有温州母亲河之称。
塘河主河道北起市区锦绣路，南至仙岩，全长约17.7公里。
其核心为五大景观区，八大核心景点。
五大景观区由北到南为南塘梧田段，三羊段，白象段，帆游段和仙岩段。
镶嵌在其中的八大核心景点依次为南塘瓯越民居街区，梧田老街传统街区，南湖文化广场，白象塔公园，帆游生态公园，淦潭效野休闲园，路口公园，穗丰古村落。
10、永嘉耕读文化。
金辉先生在《永嘉耕读文化是“国宝”》（2003年11月22日温州日报）中提出：耕读文化可以说比秀美的国家级风景区，楠溪山水更具价值，更具神韵。
耕读文化是楠溪文化之魂。
耕读文化，“耕”为生存之本，“读”是迁升之路，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多少农家子弟通过此路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字格言勤与检，一行正业读与耕”。
有家谱祖训曰“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匆游手好闲，自弃取辱”。
正是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追求传统，使耕读文化传承至今。
11、白鹿古城文化。
据记载，温州在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开始建城。
当时著名的风水师郭璞（山西闻喜人）客寓温州为城选址。
郭“妙于阴阳历算，精通勘舆之术。
”他选择瓯江南岸的几座山岗，其中4座山的分布近似平行四边形的四角，恰巧可许为筑城的天然凭借。
他把4座山象征为北斗七星的“斗魁”或曰“斗门”——沿江两座山，东边海坛山，西边郭公山，与其南北相对又有二山，南为积谷山，北为松台山。
连4山作石头城，周围18里，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供城内居民用水和战时应急需要。
白鹿古城是结合自然山水人居环境的珍贵人文遗址，是温州历史文化根基的一个亮点。
12、五马街千年文化。
五马街东起南大街（今名解放街）西接蝉街，始名五马坊，因王羲之出任永嘉太守之轶事而得名。
据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
今在该街西头所设的五马雕塑，就是按当年王羲之乘坐五马经此地之典故而设计的。
五马街是温州人老少皆知的一条商业街和步行街，在此街最具历史的商店就是“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等三大百年老字号，素有“浙南第一街”之美称。
可惜因多种原因，进不了2003年评选的“浙江十大商业街”，不能不说是温州的一种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