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介绍长沙风物的文章
老长沙夏日风物志 竹铺子凉席■蒲扇■井水泼地□歇凉时有童年的歌声和游戏■菜瓜香瓜西瓜■萤火虫蟋蟀叫■银河流星及清晨带露的花草，包壶茶■掷冰棒棍子□听鬼故事……原来电风扇□空调让我们失去的不止是夏天■还有丰富得不得了的夏天清凉 □竹铺子和竹板子 没有空调，夏夜里的竹铺子满是清凉。
在当年夏天，竹铺子如果能家家必备，这真是一件好事，可惜很多人家里并没有长着四条腿、就是一张床的竹铺子。
一般人家却几乎都有一张或数张竹板子。
竹板子下面须用板凳撑起来，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用铁制蚱蜢腿撑竹板子的人家渐多。
竹板子相比竹铺子，最大缺点就是童年时的我们，在上面打闹时，常常会和竹板子一起翻落到地上。
据街坊邻居闲聊时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人家连竹板子都没有，有的人家就将门板撑起来，睡在外面。
最奇特的竹床是有人在当年竟将两根竹扁担作床，安安稳稳地一沉睡到大天光。
当年，我五叔叔在长沙化学试剂厂工作，他说，他们单位有个青工夜晚睡在厂里的板车上。
有同事晚上无聊，拖着这辆板车将他丢到湘江大桥旁。
第二天他醒来，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梦游了，一早只得吃苦耐劳地将板车拖回厂里去。
此亦夏季歇凉的趣事。
过去在外面歇凉，晚上11时后，睡在露天的人家，纷纷喊孩子回家去睡觉，当时长沙夏天的午夜和凌晨的清凉得有寒气。
往往早上早起，看到依然睡在街上竹铺子上的中青年男人往往紧裹毯子，蜷缩成一团。
□折扇、棕叶扇和人力风扇 没有电扇，但是却有折扇、棕叶扇等各种各样的扇子，有人摇羽毛扇，幼小的我们就忍不住想起孔明来。
记得当年，夏天来到，在西文庙坪读小学四年级，就要放暑假，有不少同学带扇子来，“三英战吕布”的纸折扇，同学们往往在折扇上歪歪扭扭写上四句打油诗： 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
如果硬要借，等到十二月。
用粽叶扇做的大扇子上往往写有字，以免遗失和混淆，而有的字，据老人讲是用煤油灯熏出来的，我屋里惠姑娭毑就用煤油灯烟子劳神费力地熏出“惠我清风”四个字。
我们懂事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当时长沙已有吊扇，听大人讲，没有吊扇之前，理发铺里的风扇就是挂几张布毯，请学徒伢子或盲人来扯拽产生凉风。
电影演员王人美在她的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中说：她小时候，一家人住在长沙，她说，“有件事，我印象很深……父亲教他们（王人美的小哥哥小姐姐）做了个土风扇，用许多长条的布，系在木棍上，悬挂起来，木棍连有绳子，一拉绳子，布条前后摇晃，就有凉风……” □水井成为天然的冰箱 没有冰箱的时代，长沙市民夏季的饮食是“餐搞餐，顿搞顿”。
饭菜到了晚上。
一般会要呷得一点也不剩。
不然，第二天馊掉就可惜了。
据朱运鸿在《长沙工商十子一条街》一文中记载：“清末民初，长沙青石桥饶道生屠坊（今解放西路蔡锷南路口）家的长女‘饶妹子’，不但做事能干有魄力，砍肉一刀准，而且有心思。
夏季酷热，有时猪肉售卖不完，她就想到屋后面有只吊井，就把剩肉吊在井内荫凉，次日出售，肉质仍呈新色，后来这个方法，被长沙同行推广。
”当然酷热天气，水井这台空调的效果实际是很有限的。
□包壶茶很解渴 长沙人家，在夏天常以大瓦壶或瓷壶用“老母叶”泡茶，俗称“包壶茶”。
几乎每家必备一壶，晾凉时，可以敞开肚皮咕咚猛喝。
“老母叶”泡出来的的茶水最解夏渴。
这种包壶茶中，往往还放有擂碎的老姜，据说可以散寒。
讲究些的人家也会泡些甘草茶。
另有一些人家，为了解暑，会泡些“人中黄”的茶以解暑。
过去，长沙四怡堂、中华国药局，长康药店门口，在夏季均在店门口摆有凉茶，用较少的钱可以喝一喝苦中带甜的茶，另有凉茶药包购买。
据彭瑞强在《湖南商药局与郭厚坤》一文中就说：“创建于民国初年的湖南商药局，急人之所急，不断扩大免费服务范围，夏天供应凉茶暑药，夏秋之季，赠送时疫药末……不取分文，救者颇不乏人，广为社会称道。
” 据老人讲述，民国时期，长沙稍大的药店在夏季供应凉茶均不收费，在夏天奔走的往往是“在太阳下流汗”的劳力阶层，他们能得到免费的凉茶也算是一种社会救济的措施之一。
□用湿草熏蚊子 民国时，长沙即有蚊香，六合庵蚊香最有名。
建国后，物质一度匮乏。
长沙城内上世纪六十年代熏蚊，据老街坊回忆，人们多半用一坛子装填混合少量干草的湿草，点燃，烟气滚滚以熏蚊。
当然，在竹铺子旁歇凉时，仍有蚊子骚扰。
这时年幼的孩子乃由可亲的母亲，边拍着孩子哼哦摇篮曲，边摇着扇子驱赶蚊虫。
蚊帐内一般也会停留一些蚊子，当时因电力不稳，家家仍备有有煤油灯。
这时家长们会点着小煤油灯，用煤油灯玻璃罩口凑近蚊子用灯火来灭蚊， □西瓜、甜瓜和菜瓜 据左局街32号的杨新美娭毑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长沙市场上的西瓜不多，起伏那一天，家家户户必排队买西瓜，虽顶着日头曝晒，母亲们往往置之不顾。
至于买来的是白瓜、红瓜，还是今天见不到的黄瓤瓜，这只伏天的西瓜，亦吃得合家、尤其是小孩子的唇舌间一片沁甜。
七十年代后期西瓜渐多；八十年代，西瓜成为一些单位的防暑福利。
那时的西瓜，都是圆溜溜的，极少长圆，椭圆形的瓜，也很少会吃出化肥味道来。
甜瓜个头不大，但味道鲜美。
菜瓜也让小孩子们吃得高高兴兴。
还有西红柿、黄瓜，当年的小孩感觉生吃最好，但大人们往往却要弄熟了吃。
据说，比我们要大得多的小孩，在当年尝试过用凉粉籽做成的凉粉，凉粉里有薄荷的清凉。
但大人却嫌这种凉粉不干净，不准小孩食用，今天的人们知道大多数只是与凉粉不同的刮凉粉了。
《长沙市志》记载：旧俗，“古历七月初一，天不亮，即听到街巷中，有呼卖扯麻糖者，这是长沙独具特色的夏季应节食品。
”我们懂事时，长沙已无扯麻糖，只有秋冬时节用牙膏皮兑换的叮叮可可糖。
酸梅汤，不但红梅有，过去解放西路上的红星冷饮店也有。
爸爸有个知青朋友魏丽纯，就在那家店中，她常趁人不注意，会把我刚刚喝完的酸满汤又注满，哇，酷爽又清凉。
□痱子粉、花露水与六一散 当年的小孩因饮食及防暑条件限制，火毒很重，常常长出沙痱子和大疖子。
每到黄昏沐浴后，但见家家小儿额头身上搽满痱子粉，状若“粉冬瓜”。
以至后来，很多人看奇志大兵的“双簧”，“哈蜊油”脸上的扮相仍让很多人很亲切。
花露水，既有辣辣的清凉，又有香气，女孩子感觉打了香一样很高兴。
后来六神花露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畅销全城。
六一散，既可爽肤，亦可冲水服用。
但当年的男孩，常常用纸折成喷气式的物件，将六一散装在其中，边挤压边喷到口中来韵味。
□“过得敲”才是好冰棒 当年的冰棒，最重要的质量检测标准是“过得敲”，没有融化的冰棒，咂吸起来才韵味。
常听到背着木箱子或泡沫箱子卖冰棒的人在街市呼喊，“冰棒，过得敲的绿豆冰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印象中，当年的冰棒有三种：3分钱的白糖冰棒，5分钱的绿豆冰棒，8分钱或1毛钱的奶油雪糕。
长沙很多大工厂有冰厂，职工发放冰棒票，这是让商业部门子弟的我们，很羡慕的一种福利。
~~~~~~~~~~~~~~~~~~~~~~~~~~~~~~~~~~~~~~~~~~~~~~~~~~~~~~~这些都是长沙最有特色的楼主可以酌情选择其中的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是很值得韵味的
以不要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为话题的议论文八百字
是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程中所结出的一枚丰硕实。
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不常的由来和含义，一般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民族习俗等密切相关，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起源、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
长沙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形成了具有本地文化特色，反映古城变迁的绝妙地名。
仔细品味长沙城区那些丰富鲜明、风雅幽默、形神兼备、历史悠久的街巷名称，不仅使人惊叹、令人叫绝，而且还可从中领略到古城长沙所特有的历史风采。
长沙城区的许多地名非常古老，虽经岁月风雨的洗刷，长沙城市的概貌早已今非昔比，然从那些古老的地名中，我们可清晰地寻找到长沙古城发展的历史轨迹。
长沙一名本身就有其渊远流长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属于楚国的版图，有源出湘乡、流经岳麓山注入湘江的靳江水作证。
传说战国时期楚大夫靳尚曾封于宁乡，死后葬于靳江口，靳江之名即由此而来。
汉代贾谊谪宦长沙，定王刘发筑台望母，于是便有了太傅里、定王台千古之地。
东汉末年，三国纷争，长沙兵来将往，数度易帜。
至今在民间传说中仍把跳马涧、惊马桥、马栏山、捞刀河这些古地名与关公战长沙紧密相连。
在长沙城南有一条小巷叫南倒脱靴，城西有一条小巷口叫西倒脱靴，其地名的由来更具传奇色彩。
传说关公战长沙时，镇守长沙的太守韩玄命守将黄忠与其应战，黄忠久战不胜，韩玄十分不满，诬其有反叛之心，下令处斩黄忠。
素与黄交谊甚好的魏延大怒，拔刀相助，要刺杀韩玄。
韩玄见势不妙，窜下城楼，意欲从城南向北跑。
为骗过魏延，跑过小古道巷一小巷时，有意将一靴子脱下，靴尖朝南放着，以示南遁时靴子脱落掉地，此巷后来即彼人们称为“南倒脱靴”。
魏延识破了韩玄的欺诈，朝北追去。
韩玄经过城西臬后街的一条小巷时，又脱掉另一只靴，仍将靴尖朝南放着，自己朝北门奔去。
此巷后来即彼人们称为“西倒脱靴”。
韩玄最终未能逃过魏延的追杀，死在其刀下。
这个故事干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其义虽属穿凿，但它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遐思。
不过，长沙城内确实保存有三国时的遗迹，那就是位于今长郡中学内的韩玄墓，清汪应铨《韩玄墓记》载；玄“威信智略，足以服人”，“宽厚爱人，玄与三郡俱降，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可谓知顺逆之理，有安全之德。
”对韩玄评价甚高，似在为其正名。
长沙城千载流传着东晋长沙郡公陶侃之母“截发迎宾”、“封责子”的故事。
后人为纪念陶侃贤母，遂将陶侃母亲曾居住之地黄兴南路西侧的一条街命名为礼贤街，1902年不知何故改为沙河街。
不过长沙至今仍有两个古地名与陶侃有关。
明嘉靖(1522一1567)时，长沙知县吕延爵于城南建惜阴书院，以倡陶侃惜“分阴”精神。
其所处街道亦以“惜阴”为名，流传至今。
332年(咸和七年)陶侃卒于武昌，遗命归葬长沙。
今城南区树木岭有“陶公山”，相传即为陶侃之墓。
唐宋五代，至宋元明各朝无不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及与其相关的地名。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现代社会相距不远，故留下的古地名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以司署府衙命名的街道名称甚多。
如藩正街、藩后街因位于藩司(湖南布政司)之前后而得名；府后街是在长沙府署后侧，粮道街是因此街驻有粮道衙门，盐道署所设之地即称之为盐道坪，洪承畴经略湖广时所建贮藏军米之地谓之皇仓湾，而位于皇仓之后的街道顾名思义的是仓后街。
稻谷仓则是因为长沙县粮仓建在此。
臬后街、都正街源于臬司、都司，宝南街因位于“宝南钱局”之南而得名。
取“大修文治”之意命名的修文街是因临近长沙府学宫及学院衙门，取“文运昌隆”之意命名的文运街，是因其位于清“贡院”之前，而顺星桥也是因为临近贡院，来省考生多住此，取顺乎文星、得中高魁之意而命名的。
以历史人物名字命名，是长沙市街巷名称的另一种由来。
如药王街是纪念药王孙思邈而得名，晋朝醴陵人丁鳌山，任太守，官清正，后世将其居所、葬地称醴陵坡(今里仁坡)以推崇。
近代长沙更是名人辈出，先有曾国藩、左宗棠，后有黄兴与蔡锷。
1885年左宗棠逝世后归葬于长沙东乡白竹塘，时人在长沙湘春街建有左文襄词以为祭祀，今祠虽不存，然左文襄祠之街名一直未变。
至于以辛亥革命的元勋黄兴、蔡锷命名的黄兴路、蔡锷路更是使古城增辉。
纵观那上胡家花园、下黎家坡、大王家巷、马家巷、王家坪、毛家坪、尹家巷、允家巷、冯家湾、左家井、古家巷、四家井、史家巷、江家巷、伍家井、向家湾、危家铺、孙家坡、沙家巷、苏家巷、杨西塘、吴家坪、何家巷、邱家湾、佘家塘、纽家巷、张家巷、陈家井、茅家嘴、和家坪、金家码头、洪家井、赵家坪、杨家洲、侯家塘、姚家巷、涂家冲、高家巷、郭家巷、唐家湾、袁家岭、夏家冲、晏家塘、谢家塘、彭家井、蒋家码头、喻家冲、傅家巷、雷家园、廖家湾、潭家里、潘家坪、肇家坪、魏家冲……这些云集了百家之姓的大街小巷，不能不使人们对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注目。
这些以百家之姓命名的大街小巷，其数量大大地超过了那些以英雄豪杰之名命名的街巷，这不仅使我们再一次地认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因为正是他们，使长沙这座千年古城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拔地而起，正是他们，创造了古城长沙辉煌的历史。
长沙古城有1000多条街巷，其名称的由来除与古迹、典故、人物有关之外，还有很多与地形、特产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留意这些古朴、幽默、形象的原始地名，的确饶有风趣。
读着杏花园、芙蓉巷、荷花池、桂花并、紫荆街、批杷塘、槐树巷、楠木厅、松柏里、桃子湖、檀树坎、白果园、柑子园、枣子园、竹山园、芋园、梅园、梓园、子园……等优雅的名字，一种对这花木掩映之处的神往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既有金沙里、木牌楼、水风井、火后街、土城头这蕴含着“金、木、水、火、土”的世界最基本元素，也有五金俱全的金线街、银盆岭、铜盆湖、铁铺巷、锡庆里，而红石岭、赤岗冲、黄泥街、青石井、白沙井、黑石渡、碧湘街、紫竹林，更是色彩续纷，美不胜收。
人们的衣食任行，七行八作离不了香铺巷、线铺巷、书铺巷、衣铺巷、当铺巷、肉铺巷、钟表巷、扇子巷、鞋铺巷、面馆巷、茶馆巷、铜铺巷、草药铺巷、油铺街、灯笼街；鸭公嘴、麻雀坡、马驹塘、豹子岭、白鹤巷、喜鹊桥、黑狗园、猴王庙、鱼塘街、燕子岭、蜈蚣山、螃蟹桥、猫公岭、虾子坪，不仅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野趣盎然，字字传神；黄泥坑、糟坊巷、席草田、草墙湾、茅棚街、枯饼巷、芭茅洲，名虽不雅，却真实地反映了市民居住环境的狭小、简陋、恶劣，于是人们把对幸福生活的祈盼追求融进了吉祥巷、如意街、长寿里、和平巷、丰盈里、兴隆巷、太平街、幸福里的字里行间。
至于半湘街、一字涧、二仓里、三宫殿、四方塘、五家巷、六堆子、七里庙、八角亭、九尾冲、十间头、百善台、千佛林、万祠巷……则有如一幅绚丽多姿的风俗长卷，反映了千变万化的长沙古貌。
面对那些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的街巷名称，一些文人运用赋对仗工整、涵意深邃、情景交融、音韵铿锵的特点，将一些有特点的街巷名称用赋的形式串连在一起，令人吟味无穷。
本书之末便附有这样一篇《长沙地名赋》，相传为清康熙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所作，读者不妨一读。
康熙皇帝弄文字狱杀了几个人
二、康熙年间的文字狱 清朝，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典型的，有下面五起： 1．《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
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
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
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
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
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
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
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
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
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
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
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
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
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
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
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
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
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
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
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
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
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
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
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
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
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
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
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
《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 2．《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从方孝标说起。
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
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
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
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
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
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
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
《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
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
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 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
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
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
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
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1711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
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
《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
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
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
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
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
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
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
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
康熙闻奏改刑。
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
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
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
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
3．徐骏案 翰林（相当今科学院士）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
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诗句。
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
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征书编四库全书，徐丢了脑袋灭了族。
4．朱方旦案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有朱方旦之狱。
朱方旦，汉阳人，自称二眉道人，秘密刻书。
书中有言：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
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
5．王锡侯案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
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
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
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
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关于康熙皇帝的后宫和继承人等种种谜案，我们等到下本书中再在来给诸位朋友们揭示
康熙四十二年重要历史事件（主要各皇子发生事件）
进入隋代后，由于士族阶层的迅速兴起，以及维护王权统治的需要，中央迫切需要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以取代陈旧的“九品中正制”，以此将权力由过去的门阀家族掌握过渡到中央集权。
由此，科举制顺应时代产生了，其始于隋代，正式制度化于唐代，通过科举选拔制度，王朝迅速完成了集权化，从中央至地方构建起了一套严密的统治程序。
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完善，俨然已成为王朝的“血液”，但在进入清代后，由于考试地点的原因，给一些考生着实造成了一些不小的麻烦，尤以湖南考生最为突出，针对湖南考生，清代实行了南北分闱。
清代实行同元朝一样的“省”治模式，但在南北分闱前，湖南湖北两地并为一省，即湖广省，其省会为武昌（今为武汉），因此不论湖南还是湖北地区其乡试考试地点都在武昌，湖北考生去武昌不用费多大脚力便可到达，但湖南考生却十分费力，因为要经过洞庭湖，在清代洞庭湖地区仍为十分荒芜的地区，因此湖南考生参加乡试险阻重重。
根据《清朝文献统考》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省一分为二，分为湖南以及湖北省，治所分别为长沙和武昌。
照此湖南地区考生只需赴长沙地区考试便可，但由于长沙建制刚出，因此主管教育的提督学政并为设立，路途的遥远以及一省以分为二，南北分闱的声音开始出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举人郭远上表《呈请南北分闱》，自此之后分闱之声越发强烈。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任偏沅巡抚的赵申乔奏请朝廷分别制定湖南湖北地区的考试试题以及录取名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继任的偏沅巡抚潘宗洛上书康熙《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请求南北分闱，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继任潘宗洛的偏沅巡抚李发甲继续上书朝廷《请分议湖南分闱疏》，要求南北分闱。
但清廷经过审议以合闱已久在分不便，所以没有通过。
虽然赵申乔和潘宗洛以及李发甲的上书没有批准，但已引起清廷重视，雍正元年（1723年）御史吕谦恒再次上书请求南北分闱，最终雍正皇帝批准南北分闱，在得到此消息后，布政使宋致迅速建造了贡院，经过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五人前仆后继的努力，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终于举行了自己的首次乡试。
南北分闱之后，湖南人才辈出，如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
为纪念五人对南北分闱所作出的努力，光绪四年（1878年），湖南专门修建了五贤祠以纪念他们对湖南科举的贡献，并专刻《五贤祠碑记》，其中碑文对五人所作出的贡献评价是：“集数公之心力,展转以求成。
部议愈坚，请之愈勤。
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