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办学思想
教育思想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
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
实际工作，成绩显著，但没有从美育心理理论方面分析研究。
[ 戏剧美育心理思想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
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
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
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
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
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
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
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
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
他曾亲自编剧、导演。
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
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
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
曹禺也曾说。
“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
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
”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
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
……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
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这都说明张伯苓以对待师生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剧本的审定。
重大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审阅剧本，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作出决断。
他在抗战前的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指导戏剧演出是如此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的重庆南开中学也是如此，这是我耳闻目睹的。
演戏属课外文艺活动，我当重庆南开中学教务主任时期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推动这些活动的。
他虽然是古稀老人了，但他对戏剧教育仍然抓得很紧。
剧目他要严格审查，首先是教育性，但也很注重趣味性。
每次演出他都亲临现场，成功或失败，他都要在校务会议讨论。
对他的戏剧美育思想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了。
根据曾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
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
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
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
学校者其预备场也。
”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
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
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
”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
。
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
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美育心理思想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
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
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
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
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
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
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
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
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38级老校友李世 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
既有普及又有提高。
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他在南开办学提倡“镜箴自鉴”环境美育心理思想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
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
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
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
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
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
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
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
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
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
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
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糜，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
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
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
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
所谓“考美”。
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
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
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我曾多次听张伯苓校长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
“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的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
” ‘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
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7] [ 美育心理思想应继续研究从张伯苓的教育主体和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证明他非常重视美育，而且有丰富的美育心理思想。
他在美育方面的贡献，用当前教育方针衡量，也是完全吻合的。
美育的感染力量，就如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默默地培养了学生的高尚情操，增强了学习奋进的力量。
数以万计的南开校友都肯定，南开教育非常严谨，但学生能精力充沛地学习，学习成绩好也与南开视重美育有关。
以美育促智育、德育、体育、劳动教育是有效的，心理学家的美育心理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
而且已体现在多数南开人的心灵美、言行美和环境美中。
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的贡献长期被人忽略，本文也是初次探索，难免挂一漏万。
今后当继续学习研究，并希望有更多的校友，集思广益，使之日臻完善。
“公”“能”教育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
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
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
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
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
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
“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
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
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
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
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
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
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
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
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
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
当代人如何评价张伯苓
爱国教育家、南开之父张伯苓生平 张伯苓，名寿春，宇伯苓。
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
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
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
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
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
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
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
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
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
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
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
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
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
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
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
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
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
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
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
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
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
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
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
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
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
当时科举虽还未废， 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
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
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
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
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
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 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
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
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
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
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
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
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
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
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
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
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
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
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
张伯苓深为忧虑。
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
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
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
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
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
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
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享年76岁。
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
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
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
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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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是谁 好像是关于教育的
张伯苓（1876～1951），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汉族。
1876年4月5日（清光绪2年3月11）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
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
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1919年秋正式开学。
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
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
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关于张伯苓的历史评价
张伯苓（1876-1951），是我国近代有名的爱国教育家。
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先后创办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张伯苓海军出身却受国难刺激而投身教育；秉持“育才救国”信念、“私立非私有”原则，力行“土货化”办学方针，“以一私人力量经营之学校竟能与整个国家共前途同命运”。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是一个及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的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胡适“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中罕有的一个例子；由私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
我们有几个著名的大学，亦有许多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任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
张氏不仅是创办整个南开；他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五十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的都是来自张校长。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教育家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的时候，人们对伯苓先生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
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能完全依托于教育家们写出的文字，而应当从他们的教育实践中去仔细提炼出理论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来。
——张岂之在人生的舞台上，张伯苓没有大起，似乎有大落。
他的成功是通过一点点地积累教育成绩而来的，而失败则像是一夜间地事情。
如果国民党政权没有败亡，也许他能够功成身退，但历史确实不能假设。
在大历史地情景中，对于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地教育先行者，人们对其往往疏于理解。
而这种理解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在否定之后地肯定，更不仅仅在于每逢“纪念”的日子，将他地牌位拿出来祭一祭
——王昊《冷寂晚境堪追忆——时代变局中地张伯苓》
我国古代私学最早兴盛于什么时代
时期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学最大，影响最深。
那时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
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原来西周的官吏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需要士为他们服务，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
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
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家有长短。
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王朝的统治服务。
这四家均有私学。
到了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增无已，私学更加盛行。
“从师”之风盛极一时，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朝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
私学内多传授古文经学。
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
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
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
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
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
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
两晋私学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
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
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盛。
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众卿相多出其门下。
唐代 唐代，佛教极盛，每一个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
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 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势大，其日久，影响很大。
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为聚徒讲学的书院开始于五代，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
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
南宋书院尤多。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交替历史轨迹 中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如下兴衰交替的过程。
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
当时，日渐衰微的官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于是私人养士之风盛行；及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加剧，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发展而至勃兴。
秦废百家而独重法，私学受挫。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府倡导私学，私学开始复兴，蒙学也已出现。
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私学规模巨大，堪称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荣。
唐宋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也日臻完善，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却获得发展。
南宋的蒙学已开始分化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
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蓬勃发展，社学、庙学等特殊私学呈现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的私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
但清初的高级私学，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从晚清至1949年，具有民主色彩和自由精神的新式私学开始出现并获较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的私学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规律 1．私学的兴盛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且其生存与发展，与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
从战国、汉魏晋和宋代私学的繁盛来看，私学所涌动的每一次浪潮，均与文化开放、学术争鸣和宗教昌炽相关。
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会同民间财力的积聚，西方文化联袂而来，思想的相对活跃，是近代新式私学炽盛的背景。
而秦及前清私学不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
2．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偏狭、腐败之时，则私学较盛。
例如科举制度，它把读书、应考、做官联构一起，刺激了广大士人求学的积极性，因而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但后来却发展成畸形，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追求学问的相对独立性。
官学失去了活力，私学却焕发了生机。
如宋南渡之后，科举日趋腐败，官学一蹶不振，于是精庐、精舍等高级私学重又复现，稍后更有六大书院的崛起。
编辑本段私学特点 私学既是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的学校，从而表现出许多与官学迥然而异的特点。
经费和师资 1．私立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但也不排斥官方资助。
早期开办私学的代表人物孔丘，招收学生的条件很简单，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私学有的要求学生兑资入学，有的酌收束修，有的接收帝王的资给或馈赠。
元代庙学多为民间捐资或集资兴建、维持。
历代书院经费来源有的是政府拨给的，有的是私人筹措、捐献的，有的则是通过学田自给自足。
到近代，新式私学的开创者多为地方绅士或文化名人，其办学经费多与工商业有关。
如张謇创办通州师专，马相伯兴办复旦公学，张伯苓、严修开办南开学校，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和一个规模恢宏的学校网等。
现代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也主要是通过募捐、集资等形式来解决办学经费。
2．师资。
早期私学师资来源于平民学者。
私学的宗师，有入仕做官兼领官职或短期为官者，但是，为师的资格不以入仕与否为先决条件。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强化和读书人的增加，许多科举落第者选择教书谋生，这是私学特别是蒙学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私学大多有自己的学术追求，急功近利情绪相对淡漠，这一特征显示了私学教师的品格。
如孔丘，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矣。
又如墨子，为培养急公好义、济世利民和勇于献身的兼士或贤士，主张贵义兴利、食力节用、耻过谤非。
现代的陶行知，为造就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革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创办晓庄学校、育才学校。
教育对象去贵族化 私学的有教无类冲破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界限，平民布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
有教无类来自孔子的教学实践。
孔子有形同乞丐者，甚至还有犯人和大盗。
孔门弟子三千，不分老少（颜路小孔子6岁，公孙龙小孔子47岁），不分智愚（柴也愚，参也曾）、不分勤惰（颜回者好学，宰予昼寝）。
魏晋南北朝时，寒门子弟入学率呈上升趋势。
如家贫早孤的邴原亦入学肆习，学生尚可根据自身情况择师。
元代的庙学，其招生对象包括平民百姓；而社学，从其教劝农桑的教学内容和只在农闲时开办的特征，可以看出其对象是农民及农家子弟。
至于近现代所涌现出来的新型私学，更是体现出了教育对象广泛性的特点：如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都是以普通劳动者为教育对象。
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学校，招收农民的子弟，为广大农村培养人才；育才学校则是为了培养人才幼苗而从难童救济院和孤儿院中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难童。
教学内容异彩纷呈 由于私学大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又由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私学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1．蒙养教学。
蒙学始于汉代，至宋日益完备，元、明、清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重视教材建设，蒙养教材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为有名。
二是诗文教学的课本，可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
三是历史知识教材，如晋人李瀚编纂的《蒙求》。
四是博特常识教材，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
五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此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
蒙养教育阶段，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习惯。
近现代私学教育更为丰富。
私学学堂 蒙养教学，概括起来是读、写、作三事。
读是阅读，包括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几个环节。
写是习写字，习字教学在蒙学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有切实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有持之以恒的训练。
作是写作的训练。
相对于近现代新型私学，古代蒙学教学更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方式的讲授法为主要手段。
2．高级私学。
早期高级私学内容，都是以诸子著作为依据的。
春秋战国之际，儒家重仁重礼，以《六经》为教材，以六艺为课程。
墨家在重武和重辩的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也是相当重视的。
道家若以老子论之，他反对一切人为教育，天地本原书可以作为老聃的经典。
其后的道家人物，大多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材。
法家除以法为教外，诉讼、兵法、耕战等一切实用知识也是兼摄并取的。
其余各家，均以所属诸子的思想和著作作为研习内容。
春秋战国之后，历代私学教育内容体现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东汉出现综合古、今的趋势；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并兴；唐宋重视诗文辞赋和经义、时务的传播；明代朱学、王学分庭抗礼，清代以考据为务。
及至近现代的新式私学，更是主张以对国家社会有用的知识为教学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育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学内容。
古代高级私学教学上值得一提的还有稷下学宫的期会与书院的讲会制度。
期会，是定期举行的论辩会，它是不同学术论点的坦诚交锋，不仅吸引了稷下师生的踊跃参加，而且吸引四方游士驻足聆听参加辩论。
所谓讲会，是书院与书院或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论辩会，它往往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宗旨、规约和论辩的主题，由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
此制始创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时由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邀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刘清之等前往辩驳，使之成为学术界的盛事，史?quot;鹅湖之会。
讲会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巩固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
私家蒙学和高级蒙学管理方法不同 蒙学的教育对象是不谙世事的蒙童。
管理方式多是封建家长式管理。
注重对学生进行体罚，这是私人蒙学管理的最大的特点。
私学 高级私学中的相当部分，弟子与先生，是一种类似朋友的同志关系；而教与学，也非一个严密、复杂的过程。
这类私学管理松散，基本上是以伦理和人情维系。
办学形式灵活多样 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私学，其开办不受时间、地点、人员、经费等的限制。
孔子周游列国，随时收徒，随地就业。
从其他诸家的周游来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行修学形式，似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校址和师资的选择、规模的大小、种类的多少等方面看，唐代私学的办理表现得灵活多样，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转轨的便利。
如私学仿科举考试采用贴经、诗赋等方法，使人对它刮目相看。
唐代私学有经学、文史、诗赋、道玄、科技等五种类型。
明代高级私学有结庐授徒讲学和官余教学三种形式。
近代新式私学有政治社团、有科技、女子、工矿、师范等性质的学校，学生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
仅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创办的私立学校，就有科普性质的儿童通讯学校，乡村教育性质的晓庄师范，国难教育时期的中华业余补习学校、育才学校，民主教育运动中的夜大性质的重庆社会大学等。
关系制度 私学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兴衰发展乃至具体的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制于当时政府的文教政策。
私学的兴衰与政府文教政策的宽容与否成反相关。
历代政府对于私学的态度不外乎两种：一是扶植利用，一是禁止压制。
私学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
其时私学与政府的关系，在稷下学宫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闲人的目的，因此齐国官方对其教学和学术活动并不多加干涉。
相反，齐国君主还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学者们以很高的待遇。
齐宣王承认士贵，并表示愿请为弟子；对邹衍、淳于髡等各派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士大夫，并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宠。
另一方面，稷下学宫的兴盛，也为齐国造就了大量的济世之才，当时齐能成为东方强国，稷下学宫应说是功不可没。
战国以后的历代政府（除秦、前清）都对私学采取了扶植、进而利用的政策，如汉代对著名学者的礼遇，宋代对书院的资助，民国对私立学校的改造等。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对人才的培养、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而秦和前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和软硬兼施的政策。
秦统一中国后，废百家而独重法，焚书坑儒、禁游宦、书同文、行同伦，强化吏师制度，秦所以速亡，与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不无因果关系。
清朝一方面通过开科取士、设制科、编纂书籍等措施来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又对私学采取了高压手段，如严禁立盟结礼（《卧碑文》）销毁异端书籍、大兴文字狱。
这种文教政策，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也加剧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
南开大学校长谁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
镜箴镜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张伯苓校长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