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民报》、《新青年》分别是什么时期的报纸
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民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ban
宣传部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宣传部负责对学校社团的宣传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学校的有关政策和精神。
在平时的工作中，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协助团总支抓好学院的学生思想宣传工作和学生宣传队伍的建设。
同时，要配合各部门活动,对学生会的活动进行全程实时宣传，从而使宣传部起到了学院窗口的作用。
抓住宣传工作中的重点，及时宣传我院工作动态。
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促进同学与学院及兄弟学生会的联系，促进学院与学校及校内各院系之间的交流，提高学生会的影响力。
学生会宣传部要以“更快、更新、更真实”为工作理念，“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搞好对内宣传，对外报道工作，积极为校报、新青年、广播站、新闻中心供稿，宣传学院生活和各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宣传学生会的品牌活动，树立学生会良好形象。
负责新闻舆论导向、社会宣传、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宣传我院的学生工作，宣传我院同学的各项活动。
宣传部是我院学生会的“舆论喉舌”，代表着我院学生会的整体形象。
学生会宣传部对提高我院学生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我院的学生会的发展大有裨益。
学生会宣传部与我院各班宣传委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充分调动各班宣传委员工作积极性，发掘并创作体现我院精神文明，学生工作和学生会活动的稿件。
负责学院各项活动的新闻宣传，加强与校报，新闻中心，新青年，广播站等新闻传媒的联系，向校报、校广播台等提供新闻稿。
通过文字工作，利用学校的报纸、原创范文，转载请注明来源： 广播、网站等多种渠道宣传我院。
科学性、合理性、针对性、重点性地开展各种大型宣传工作教育活动。
学生会宣传部及时了解新闻媒体的舆论热点并正确、有效地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宣传报道；指导各班宣传委员工作，配合学院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多种途径在同学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时事政治教育，负责学院各项活动的宣传工作，积极配合学院组织同学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主持开展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学院团总支和学生会交付的任务，并指导和帮助干事工作，注意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及时发现并指出工作中的不足，并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展现我院学生会的良好形象。
团结和带领全体宣传人员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为学生会的宣传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人在校时任宣传部长多年，组织过很多活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补充。
大众传媒一般是指什么
在现代,广义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目前正在迅速崛起的互联网络。
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
指复制、传递信息的机械和传播组织、团体及其出版物和影视、广播节目。
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这些传播媒介传播信息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五项功能，即宣传功能、新闻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实用功能和文化积累功能。
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详细
著名的抗日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
杨靖宇，1905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
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
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
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
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家》的人物简介
1．觉新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
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
”见赵园，1986年版，第286页。
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
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
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
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
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
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
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
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
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
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
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他的心目中，和安宁高于一切。
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
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
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
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
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
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
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
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
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
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
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
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
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
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
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
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
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
他因此而深深烦恼。
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
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
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
”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
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
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
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
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
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和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
我只是一个劳动者。
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
——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
”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
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
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
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
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见王富仁，1999年版，第160页。
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
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
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
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
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
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
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
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
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
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
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
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
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
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
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
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
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
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
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我是杀死她的凶手。
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
我害了她，我有责任。
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
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
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
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
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
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
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
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
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
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
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
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
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
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
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
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
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
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
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
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
她应该放弃他。
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
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
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
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
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
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
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
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4.高老太爷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 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
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
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
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
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
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
也正因此，当他临终前，意识到这个家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时，又极力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
当然，高老太爷的挣扎是徒劳的，高家最终没有免于崩溃的命运。
作品通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白话文是如何起源的
文的对象不是，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
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
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
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
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
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
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
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
《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
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