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辛亥革命 辩论赛总结陈词
革命（revolution） 【拼音】gémìng 【释义】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
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出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
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关于“革命”这个命题，人们曾经进行过不少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曾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论述，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
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先后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意义的革命和政治意义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 1．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把罗马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一种道德行为，认为这是有道德的人战胜了塔奎尼乌斯王的统治。
在英国革命过程中，爱德华·海德认为，革命是获取理想政治秩序的途径。
这种把革命看作是实现正义，实际上是用道德的标准而不是用政治的标准解释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观点实际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
2．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
美国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就是“不同集团，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中央权力”。
（《中外政治格言集萃：政治的智慧》第122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换言之，革命就是争夺权力的公开较量，就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将国家或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本阶级或本集团手中。
这种观点指出了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权力斗争、权力转移，但是没有把政治革命的权力转移与一般情况下的政府的权力转移区别开来。
3．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产生革命的原因时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
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36页，商务印书馆）于是，低贱的人为了追求平等而进行革命，同样的人为了取得更优势的地位而进行革命。
马基雅维里指出：“人们因为希望改变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6页，商务印书馆）这些观点主要强调了进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视了进行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4、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指出，革命就是消灭和改变僭主统治的过程，就是恢复正义和正当秩序的过程。
而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夺取政权的事件，而是一个变革社会的过程。
这种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不从本质上阐释革命，只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是不全面的。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对我们理解社会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有不少启发和借鉴。
要全面地科学地理解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
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会发展为政治革命。
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
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这种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
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演变】 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是变，命是天命。
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
旅美学人陈建华，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
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
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
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
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
”（《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
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
（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
）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
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
”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
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宽泛了。
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
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
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
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19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
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
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现在“革命”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
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
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赋给的狭义。
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有这种色彩。
[编辑本段]马列主义的“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
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
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
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
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
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
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
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
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
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
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
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
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
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
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
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
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
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
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
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
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
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
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
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
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
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
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
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
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
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
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
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
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
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
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
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
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
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
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
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
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
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
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
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
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
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
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
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
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
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
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
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
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
（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
②罗宾•布莱克本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鲍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兹•马雷克：《世界革命哲学》，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论》，1972年英文版。
肖邦C小调练习曲《革命》 这首练习曲，是表现肖邦对华沙革命失败的内心感受。
因此，被后人命名为《革命》练习曲。
1830年11月，正当肖邦离开祖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爆发了震动波兰的华沙革命。
肖邦得知起义的消息之后，心情非常激动。
他恨不得马上起程回国，和祖国的人民一起参加战斗。
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当一名鼓手”1831年9月，坚持了十个月的华沙革命，终于被沙俄军队血腥镇压。
当时，肖邦正在赴西欧的途中。
噩耗传来时，他几乎到来疯狂的地步。
他在日记中写道：“啊
上帝，你还在么
你存在，却不给他们以报应
莫斯科的罪行你认为还不够么
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个莫斯科鬼子
……我在这里赤手空拳，丝毫不能出力，只是唉声叹气，在钢琴上吐露我的痛苦。
”肖邦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都灌注在音乐中，写出了这首著名的练习曲.这是一首单一形象的音乐作品。
全曲自始至终贯穿在愤怒激越和悲痛欲绝的情绪之中。
整个音乐形象是通过左手奔腾的音流和右手刚毅的曲调向结合体现出来的。
这首作品虽然前后连贯，一气呵成，但它仍然有着许多细微的变化。
练习曲从不协调的属九和弦开始，引出了一连串汹涌澎湃的十六分音符。
音乐出现得十分突然，因此，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
它好像是肖邦内心感情的总爆发接着，左右手同时并进，两道音流奔腾不羁，犹如千军万马、好浩浩荡荡。
突然间高音部出现了一个刚毅的曲调，它清澈、明亮，好像是冲锋陷阵的角号。
这段音乐除了表现肖邦内心的愤慨和焦虑之外，还包含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它仿佛是愤怒中的抗争，痛苦中的挣扎。
音乐在展开中，越来越趋向紧张，一系列的转调和变化音把全曲推向高潮。
练习曲的高潮处是一个胜利凯旋的形象，它仿佛是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的片刻幻想，但又不是诗情画意的遐想，而是对华沙起义爆发一瞬间的回忆。
在接近结尾的时候，音乐由强到弱，出现了一个悲伤的音调。
它象哭泣，悲悲切切；又象诉说，发自肺腑。
然而它的背景仍然是起伏汹涌的澜涛。
这肺腑是肖邦对整个命运的哀哭。
乐曲的结尾又回复到自豪、刚毅的形象。
音乐在很强的力度下，从高音向低音冲击，并且左、右手八度同奏，气势逼人。
最后，在特强的力度下，奏出了大调的主和弦，它象征着肖邦内心的满腔仇恨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评价曾国藩，至少1000个字（突出个人观点）
梁启超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正集，不可不日也。
”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
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
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
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稻草人一粒种子名人名言是什么
叶圣陶语录由谜语网整理，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
他也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下面是谜语网为大家介绍的叶圣陶语录
别人赞扬鲁迅的名人名言。
快
急要啊~
赞扬的名人名言如下：1、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背离了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独立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2、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
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
——陈丹青《荒废集》3、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4、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汪曾祺《岁朝清供》5、无论是鲁迅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虐根性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待之。
是他们所言荒谬，还揭疤揭的太狠
不狠不痛，焉能触动。
——冯骥才《丑陋的中国人》6、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
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季羡林《季羡林散文集：贤行润身》7、前面说了，鲁迅之为鲁迅，还在于他周围的价值，没有他的周围，哪来鲁迅。
他的敌友是当时顶优异的一群人，各自有真实的影响面。
——陈丹青《谈话的泥沼》8、鲁迅早就讲过，到了你摇笔杆写点东西、说说话，已经说明你没用了。
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
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
——陈丹青《退步集》9、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陈丹青《荒废集》10、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
这种人的情况，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赘述。
——路遥《平凡的世界》
《呐喊》中的名言
不在沉默沉静中爆发，就在沉默沉静中灭亡 ——呐喊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呐喊 (孔乙己) 我在朦胧中，面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我想：但愿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实在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呐喊 (故乡) 我想到但愿，突然害怕起来了。
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认为他老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
现在我所谓但愿，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如果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拯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 辱骂和吓唬毫不是战斗。
——呐喊 (狂人日记) 梦是造化所织的幽冥天衣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失望之为虚妄，正与但愿相同 生命的路老是沿着无穷的精神三角形的斜边向上 路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里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做孺子牛。
——呐喊 然而说到但愿，却是不能扼杀的，由于但愿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实，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 《呐喊》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 鲁迅,《呐喊》 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认为不幸的。
—— 鲁迅,《呐喊》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很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认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门，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呐喊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
—— 呐喊(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呐喊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呐喊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
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原收十五篇，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
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1930年1 月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作者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