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人士常说的话，口头禅之类的
“喇嘛钦，喇嘛钦”。
或者“喇嘛千诺，喇嘛千诺”。
喇嘛——就是上师，钦——就是明了，觉知。
密宗重视上师甚于重视佛陀，因为上师意味着“佛、法、僧”三宝完整地的结合为一体，他真实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督促你的修行，并提升你的境界。
密宗认为，修法之前祈祷上师的加持相应，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高兴还是悲伤，他们常用的口头禅就是这句，用这一句来祈请上师无所不在的加持，并把自己的情绪跟上师分享。
佛教十大名言
经典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乃六祖慧可的悟禅之言心非心,物非物,心高于物 心是心,物是物,心物合一,心物是一 人在尘中，不是尘，尘在心中，化灰尘 世间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切莫刻意的寻求，人人皆由佛性，重在修心和意,而不是外在的经典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源自《地藏菩萨本愿经》，当年地藏王菩萨原可以成佛，但他见地狱里有无数受苦的魂灵， 不忍离去，于是留在了地府，并立下重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 于是有一这句话的由来，属于佛教的大乘 经典三：一切皆为虚幻这句出金刚经：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对于爱情：美好的爱情，动人的爱情，原来都是虚幻的
可是虚幻的爱情却也是最美的
如坠梦中，近在眼前，却触摸不到；遥远的总是最美，因为遥不可及，充满想象，却难以了解真正的最美，在于人心所营造的幻境这种美，值得我们凡人一直去追寻，即使花去毕生的时间，得到心碎的结局，却依然在憧憬对于生活：如果人不执著世间的一切物质名利，就不会被物质名利所控制；正由于人追求这些感官之物，才会变得不快乐一切皆流，无物永驻凡人就是太在乎自己的感觉、感受，因为才会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记得佛家的句：一切皆为虚幻 人生如梦随风散
聚散，喜忧皆是缘
经典四：不可说 很多的东西都是“只
藏传佛教和汉族人信的佛教什么关系
能互相学习什么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师出同源，这是中国佛教界的共识了，不过两者侧重不同：在教义见解上，藏传佛教的教义糅合了 大乘瑜伽行派（强调唯识） 和 大乘中观派（强调般若） 的思想；汉传佛教早期师承印度大乘中观派，后期则是释迦摩尼拈花一笑所体现出的无相般若的教授。
在修习方法上，藏传侧重有次第的渐修，而汉传佛教自六祖之后便侧重顿悟，悟后起修。
在传承习方式上，藏传侧重师授密传、口耳传承和伏藏传承相结合，是密宗特色；汉传则侧重普传广传，重视形成书面文字的经文和禅宗的公案，是显宗特色。
上面说了侧重不同，下面再说下联系和相同点：教义见解上，两者都重视般若，早期汉传佛教的三论宗和藏传佛教都师从大乘中观派，都是从文字描述开始了解般若，然后通过修行来实证般若，后期汉传佛教强调顿悟空性，虽然方法不同，但本质都离不开般若，所以像藏传的大圆满和禅宗的见地就很相似。
修习方法上，都重视基础。
藏传对基础格外重视基础，对因果不虚和万事无常这样的闻思要求几万座的加行，汉传佛教也特别强调皈依和忏悔等的修习，很多寺庙把这些作为早晚课。
也都重视咒的作用，藏传佛教自不用说，汉传也把各项咒作为早晚课内容。
在传承上，都重视师父的教导，藏传重视视师为佛的修习，汉传其实也不乏这样的教导，禅宗强调参访善知识和师徒间的印证，华严等各教下也特别强调师承，事实上重视师道是汉族的传统。
我觉得双方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经验，像汉传就可以学习藏传注重次第的教授方法，像现在很多汉传系统的僧众都在提出要建立系统的有次第的修习方法，藏传的次第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还有藏传中对师道的重视，对基础的重视，汉传系统这方面虽然都有，但都在减弱，尤其网络流行以后，出现了很多信众不重视师父的教授，以为光光凭借自己看两本经书学一点诀窍就可以修习禅定，还有很多信众好高骛远，没有修习基础修法没有戒律，就修习比较甚深的方法，因此导致弃法、谤法成风。
师道和基础，这是汉传要学习藏传的地方。
藏传系统也有很多要学习汉传的地方，比如藏传系统的居士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重视形式而轻视根本的问题，体现在轻视慈悲心的修习。
遣除违缘的修法很流行，各种忿怒本尊法很流行，财神法很流行，四无量心倒是少有问津，殊不知遣除违缘也好，忿怒本尊也好，财神也好，都是以发善心为根本的。
一时有感而发，写了这么多，其实相同点也好，不同点也好，都是戏论，借用一位大师的名言来讲：释迦摩尼以下，都是仿佛。
藏传佛教所讲的半神
这个你需要问这个人本人了，这个词他想指的是啥这里没法考究，除非你把他那段话原话说出来才有希望知道啥意思。
藏传佛教与佛教有什么区别
佛教分为3大传承：1.。
2.。
3.。
与佛教的关系是：，是佛教的一部分，是教法中的一支传承。
也分为3大派系：1.。
2.天主教。
3.。
表面上看，这有点类似，但实际不同：佛教的传承，是因为：修行的方法不同，而导致的。
互相认为，对方也有道理。
的宗派，是因为：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
互相认为，对方错误。
活佛、达赖、班禅具体何涵义
藏传佛教的教义宗旨是什么
活佛: 蒙藏佛教对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
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叫“化身”。
“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
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活佛”这个名词。
达赖、班禅: 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
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
“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
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1653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645年。
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
“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
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蒙语，意为“珍宝”。
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活佛被认为是佛菩萨的转世，是藏区的寺庙里的领导者和寺庙里财务的拥有者。
其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体系，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在不同时期的转世。
班禅额尔德尼则被认为是无量光佛在不同时期的转世.从教阶上来说班禅的地位高于达赖，但是班禅远离世间尘嚣、而达赖历来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掌管藏区的政教事务所以达赖的社会地位高于班禅.藏传佛教有六大派系每个派系有不同的教义宗旨 格鲁派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是15世纪初，宗喀巴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吸收其它诸派的精典教义而创立的。
该派势力之大，影响之深是其它教派不能相提并论的，达赖转世和班禅转世系统都出于该派。
藏区五大寺庙，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省的塔尔寺、甘肃省的拉卜楞寺均属该派。
该派的形成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在政治上，促使西藏“政教合一”，此派占据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
由于该派僧人带黄帽，俗称“黄教”。
格鲁派的创建人宗喀巴(1357－1419)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地方，本名罗桑扎巴。
幼年在噶当派寺庙甲琼寺出家，依顿珠仁钦学显教，对噶当派教义有了初步认识。
由师劝说并助其赴卫藏深造。
先后游学了当时有名的噶当寺院，系统地学习了噶当派的教法，接受了噶当派思想体系。
此外还依止穹布勒巴和萨迦派、觉囊派、噶举派的诸多大师，学习了密乘下三部瑜伽和无上部的《密集》、《胜乐》、《大威德》、《时轮》等。
他把噶当派和其它派别大德的显密教法熔为一炉，构成他自己一套完整的教法体系，为他后来建立格鲁派打下了基础。
格鲁派之创建开始于宗喀巴，然而发展使其成为完整之派风，实有赖于大师众弟子之共同努力而完成的。
大师为推行其改革计划故建甘丹寺，意义非常重大。
宗喀巴逝世后，弟子们本着大师遗愿，发扬其宗风，又分头建寺。
由甘丹主寺最早发展出来的为哲蚌寺，该寺创建人为扎西班丹。
扎西班丹，通称降仰却吉(1379－1449)，宗喀巴的大弟子,他博通显密，讲听传授，一遵宗师规制。
奉师指示，1416年在拉萨西之根培伍子山建哲蚌寺，寺内成立七大扎仓，实施宗喀巴教学的改革计划。
以后达赖第二、第三、第四辈均在此坐床。
五辈达赖在此建立甘丹颇章宫，掌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宗师弟子释迦耶协，通称降钦却吉(1352－1435)，曾代表宗师晋京，朝拜明永乐皇帝，受封为大慈法王，回藏后将皇帝赐和帕竹政权官员的资助，于1419年兴建色拉寺，寺在拉萨北郊，寺内分显宗二扎仓、密宗一扎仓，传播宗师学说。
哲蚌寺、色拉寺与母寺之甘丹寺，合称为卫部的三大寺，后来又修建起藏部的札什伦布寺，合称为卫藏四大寺，各寺内均成立学院，分科修学显教，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上下密乘院。
公元16世纪时，哲蚌寺又认定根敦嘉措为宗喀巴大弟子根敦朱巴之转世，作为第二辈达赖，追认根敦朱巴为第一辈，创兴达赖的活佛转世制度，用教主制来保证格鲁派的发展。
第五辈达赖阿旺洛桑嘉措，得蒙古固始汗之助，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
于是政教大权，集于一身，格鲁派之发展得到了更可靠之保证。
札什伦布寺僧又认定洛桑却季坚赞为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克珠吉的转世，从此卫藏的政教合一制得到更加巩固。
格鲁派在政治上的得势，促成本派更加向外扩展，使黄教寺庙几乎遍及于阿里、康区、青海及边远之蒙古地区。
格鲁派是在噶当派的教义思想和行持作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称为新噶当派。
宗喀巴大师阐发密乘精要意义，提出许多实修方便。
在密教方面，噶当虽有密法，但未广传。
大师阐发密乘精要意义，提出许多实修方便。
应成派许空性亦唯有假名安立，但若无空性名，则不能了解空性义，更无法从之求证。
要而言之，一切诸法皆由分别心所安。
胜义、世俗皆属名言安立而有，若就胜义则为空性，胜义、世俗皆安立有，自性本空，即佛之功德境界虽非凡夫名言可以安立。
然与分别安立之理无违，以其为佛一切种智所安立故，圣凡之境虽有不同，而分别安立之理则无有异，世俗如何安立，一切种智亦如是安立。
这就是格鲁派中观应成派的空性之见，也是格鲁派的中心教义。
宁玛派 “宁玛”藏语意为“古”或“旧”，所谓“古”是指该教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早的一派，可追逆到莲花生大师传法时期，所谓“旧”是指西藏前弘期佛教相对后弘期佛教而言。
该派极重密宗且弘扬旧密咒。
早期宁玛派的特点是采取密秘单传，信徒分散，没有寺院及僧团，其教徒可从事生产，可娶妻生子。
由于该派僧人穿红色僧衣，俗称“红教”。
宁玛派的教法传承是与前弘时期的法统一脉相承的。
在禁佛时期是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授。
吐蕃王朝崩溃后，很长时间无寺庙、无僧团，只有一批在家俗人咒师维护法统，有的则采取在家庭中父子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法，法脉因而赖以不断。
公元10－11世纪时期即后弘初期，就有人或自费或被派到印度、尼婆罗等地去学习经教；有些是把印、尼高僧迎请入藏传法，新翻译了大量密乘典籍。
由于师承不同，所传教法不同，遂产生了派别，总称为新译密咒派或新派。
如噶当、萨迦、噶举等派均属之。
宁玛派的出现也在这一时期，开创人是素·释迦炯乃。
当时除素氏外，尚有绒宋的传承系统、若氏家传系统以及后来隆钦宁提的传承系统。
由于这些传承系统都是弘扬前弘时期的经典法要，遂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历史学家便称他们这派为前译密咒派，简称“旧派”。
噶举派 藏语“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因为此派的密法修行，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故俗称“白教”。
此派传承复杂，流派众多，但均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系统便始于该派的噶玛噶举，此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巨大，现在仍在藏传佛教中占一席之地。
噶举派是公元十一二世纪佛教后弘时期发展起来的，属于新译密咒派。
开始创立者先后有两人：一是穹布朗觉巴(990- 1140),一是玛巴罗咱瓦(玛巴译师)(1012-1197)。
他们两人曾多次到过尼婆罗和印度等地，依止了很多名师，学习了不少的密法，主要是得到《四大语旨教授》。
《语旨》是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承，血脉不断遂称为语传，藏名叫噶举。
后来香巴在后藏发展形成为一个传承系统，称为香巴噶举，玛巴在前藏发展也形成一个传承系统，称为达布噶举。
虽然门户不同，但由于他们两人的大法均出自一个来源，又都亲领语旨传授，所以都称噶举巴。
噶举派的经典和教法都是来源于印度，合称为四大语旨。
玛巴派语旨的教授有《大手印》和《那若六法》。
香巴噶举亦系语旨传承，故其续经与玛巴噶举均相同。
其教授类则有《幻身大灌顶》、《空行五教》、《大手印盒》等等灌顶教敕。
关于因的理论。
噶举派的特点从实际出发，承认众生有佛性，但现在不是佛，还是凡夫，凡夫有凡夫的身心，是粗身心。
要修证成佛，须要从粗身心逐步转变到最微细的身心始能成佛。
根据身心的粗细，修证方法亦有大小等级之不同。
关于道。
总分为前行与正行。
正行中又分解脱道与方便道。
解脱道本派有名的教授是《大手印》，讲明心见性的法门和宁玛派一样，是顿悟一心的无功用法门，要上根利器才能接受，一般化机还是从有功用的法门修生、圆二次第的方便道入手。
关于果。
证果就是得到六法成就，则可出现深道已达究竟之十果相、八功德、八成就、四事业等之共道悉地，七支分、八自在、四身五智等之殊胜道悉地，尤其能现证空乐空双运不变，离障如幻之虹体身，得现空自现各各了别之妙智和法身大界之妙智，成就具五决定之报身，并能无碍履行大空等等，皆为己得六法究竟之果也。
色心二法是缘起相对而有，虽有如幻。
缘起是承认两点，成佛两点则统于一点，二合为一，消除差别，达到平等圆融境地。
这就是《大手印》的双运之义，也是噶举派的中心教义。
旧派的传承总分为两大传承系统，有直接传授经典的，称为经典传承；有发掘埋藏的经典进而传播的，则称为伏藏传承。
除这两种传承外，还有其它方式的传承，如诸佛心传等等。
不过上面所说两种传承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它则多不详了。
宁玛派的密典总分为两大部分，他们把讲解所依据的密经称为续部，把实修教授称为修部。
宁玛派的续部属于无上续部的摩诃、阿鲁、阿底三大瑜珈，总括为《经·幻·心》三部，号称十八大怛特罗，即十八大续经。
宁玛派的教义概括在九乘三部内。
1、九乘教义：宁玛派把整个佛法的显密教法分为九乘，它的教义全部包括在九乘里。
九乘的分法是：显教三乘、密教六乘合共九乘。
密教六乘中又分为外密三乘、内密三乘、内密三乘中的最后一乘还包括三部。
2、大圆满三部教义：大圆满内分心部、界部、要门部三部。
萨迦派 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建筑在后藏仲曲河谷白色土地上的寺院称为萨迦寺。
因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所以萨迦派又被俗称为“花教”。
萨迦派的教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
有血统、法流两支传承。
萨迦派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
萨迦派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
在佛教哲学上，萨迦派特别推重“道果”教授，在教义中最重要的是“道果法”。
此外，萨迦派教义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属于“时轮金刚法”和“金刚持法”的体系传承。
时轮金刚法至今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萨迦派到公元13世纪即中原社会进入元朝时，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
萨迦派的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和第五祖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分别为元帝国的巩固作出巨大贡献。
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并奉命创制了“八思巴文”。
这种蒙古新文字，在蒙古全境流通使用，为蒙古的社会、文化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
萨迦派的主寺是萨迦寺。
其佛殿后的藏经库可称作是智慧的储存库，所藏一万余钟佛经、佛典，是八思巴时期集中了卫、藏、康三地区的缮写家用金汁、银汁、朱砂、宝石和墨汁精心抄写的，堪称佛教中之珍宝。
萨迦寺另有—‘部“方经”，长、宽各一公尺，上下均用夹板保护着，全部用金汁写成。
更被视为宝中之宝。
整个萨迦寺共藏佛教经藏四万多卷,其中包括大量“贝叶经”。
有人称萨迦寺为“第二敦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迦派于公元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所设立的德格印经院，这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
专门刊刻藏传佛教经书、各教派重要著述、历法和医学等于余种典籍，对保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噶当派 “噶”藏族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即用佛语来教导人们接受佛教的道理、教义。
该派源于阿底峡大师，以热振寺为根本道场，弘扬佛法，该派以显宗为主，不排斥密宗，主张先显后密，15世纪，黄教在该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取代了该派。
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王朝时期从印度迎请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
公元1045年曾参加迎请阿底峡的居士仲敦巴(1005一1064)拜阿底峡为师，修习佛学，尽得其传。
公元1055年，阿底峡去世后，仲敦巴应藏北当雄地方之请前往建立热振寺。
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
噶当派由此逐渐成长并发展起来。
噶当派在藏传佛教中是比较特殊的一派。
它以显宗为主。
显宗是相对密宗而言的，显宗为哲理，指通过明显的教理去修证，可向任何人传布。
噶当派主张显、密二宗不应相互攻击，应相互补充。
它对修习次弟的主张是：先显后密。
噶当派在传承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支派：教典派、教授派、教诫派，并各有自己所依的经典和教义。
公元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派教典派僧人，曾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
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
噶举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
格鲁派是直接在噶当派在基础上建立的，有新“噶当派”之称。
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导源予噶当派。
该派著名的大小俄师----俄. 勒父喜饶和俄.罗丹喜饶所传的因，在藏传佛教史上被称为“新因明”。
公元15世纪黄教(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原来属于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
从而噶当派也就不再单独地存在于藏区社会了。
觉囊派 觉囊是地名,全名觉摩囊,在西藏日喀则专区的拉孜县境彭措林寺东的一座山沟内,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
觉囊寺是公元十三世纪时衮邦·吐吉尊追(1243—1313)所建。
他初是萨迦派僧,曾为萨迦八思巴弟子。
后来他从衮钦·却古沃色听《时轮讲解》和《六支瑜伽》,得到却古沃色暗以他空见解释时轮的教授,经过实修,证悟了他空中观乐空双运之理。
他又以他空见讲解《时轮六支瑜伽》。
于是遂独成一派,因其驻锡地为觉摩囊后遂称为觉囊派。
他空见最早的创造人为裕莫·木居多吉,公元十二世纪时人,从裕莫起已暗传七代才到衮邦·吐吉尊追。
多罗那他(1575-1635)是衮噶卓却的转世,是本派中最有学识的人,著作丰富,广泛宣讲他空见。
当时他的支持者为后藏地方政权的噶玛丹炯旺布,第巴仁邦巴对他也极为崇敬,依靠他们的势力,他在日喀则彭措林县修建达丹当却林寺,据说寺庙营建极为庄严,造像修塔亦精美绝伦,成为全藏之冠,他宣讲他空见,也吸引了不少群众,颇为盛极一时。
当时格鲁派与噶玛政权争夺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不久,噶玛派失利,政权坍台,多罗那他去蒙古传法,格鲁派政权首领五世达赖遂将达丹当却林寺改为格鲁派寺庙,更名为格丹彭措林寺。
没收寺庙财产属民,经籍印版大多封禁。
其余却隆江孜等处之觉囊寺庙亦均令改宗,从此卫藏地区觉囊一派几乎绝迹。
现在只有边远地区如四川阿坝自治州壤塘寺、色更寺与嘉绒地区的马尔康县赛贡巴寺、卓格寺,青海果洛自治州之贾贡巴寺、格果寺等寺庙继续传持觉囊派教法,或杂以其它派法。
各寺寺主亦仅维持其传承系统,未闻发展有其它流派。
觉囊派在藏传佛教中可算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觉囊派持他空见:承认有真如本体,与藏中宁玛派的大园满,噶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轮涅无别均承认有明空本性,颇为相似,不过各派又各有说法不同,但均属于“胜义有”类。
觉囊派与藏中持应成派中观见的格鲁派主张一切皆空的“毕竟空”类,则全完对立。
因此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排挤。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觉囊的见地仍来源于印度的中观派见。
本来印度的中观派,在派内就有各种争论,后裂为若干小派。
但各自都承认自己是佛语旨意的正确解释者,觉囊派也说他们的见地是遵循佛教释迦牟尼在印三转法轮中的末转法轮的意旨,是究竟了义中观之教。
觉囊派承认“胜义”有,即承认有真常本性,这一点与宁玛、噶举、萨迦相同,但宁玛、噶举承认是真本性,无相寂灭非空非有,则既不可说空,也不可说有,非断非常,不断亦不常之意,更无有自空他空的词语,但觉派则认为胜义有,说得太实,可能就有问题。
他们与格鲁应成派主张胜义、世俗皆是缘起性空,毕竟空成为针锋相对之教敌。
这是空有之争在藏传佛教中的继续。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藏传佛教工作
做好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作者：豆格才让理论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中获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其伟大意义和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思想建设领域，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各项方针政策上，其中包括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
本文试图根据理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开创藏传佛教管理工作新局面进行探讨和思考，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观察藏传佛教的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产生、发展和最后消亡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在现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1]列宁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并在《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二文中，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与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认为宗教既是一种消极、落后和颠倒了的世界观，又是一个存在于（并且在较长的历史阶段）现实中的社会现象。
因此，强调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
应该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反对采取极端的行政手段。
他在总结马、恩对布郎基派流亡者及杜林在宗教问题上的左倾观点的批判时，明确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取缔或禁止宗教，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其结果只能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
宣传科学的世界观，解破宗教的神秘，依法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决不意味着向宗教宣战，人为地消灭宗教。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具体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即“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根据宪法的这些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私事。
特别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82年3月，中央专门就宗教问题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宗教问题。
对我国宗教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估价，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宗教理论观点和基本方针、政策。
从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完全是有机统一的，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继承和十五大确立的伟大理论在宗教方面的具体表现。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问题理论作为一种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所经历的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历史的烙印，某些具体的论断自然也有其局限性。
因此“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理论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要科学地把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坚持用它的科学理论和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以发挥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理论的指导作用”。
[2]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3]因此，我们对藏传佛教进行依法管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必须开创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
二、实事求是精神是客观评价藏传佛教现状的重要标准理论的精髓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
在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二十周年时候，回顾和总结藏传佛教在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完善和开创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新局面的基础工作和出发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标志着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制度的终结，一切不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上层建筑，或将受到改造，或将被彻底淘汰。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西藏和其他藏区，随着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生产关系。
属于旧的上层建筑的藏传佛教寺院组织也为适应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推翻后，宗教摆脱了封建农奴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是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宗教不得干涉行政、司法、教育，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三是在寺院中废除封建等级制，实行民主管理，改革了其陈旧的规章制度和消极的教规。
可以讲，建国以来藏传佛教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特别是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种适应性尤为突出，发生了许多适应社会主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首先，藏传佛教进一步地把爱国和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信徒的正信正行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一致起来。
将学法修行、佛事活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并列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并形成制度。
在讲经说法中，增加了爱国守法的内容，强调了提倡“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教义的重要性。
藏传佛教界在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如十世班禅大师等）带领下，多次旗帜鲜明地批驳、反击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挑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其次，在经济观念上接受现代佛教关于人间佛教和农禅并重的思想，组织僧尼和信徒积极参加藏区现代化建设，鼓励他们为藏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的同时，寺院内部积极开展经济活动，依法承包耕地、荒山、牧场，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开展交通、运输、商贸、加工、采集、医疗服务等各种资生事业，改变了藏传佛教僧尼不从事生产劳动，全靠信徒供奉的传统而逐步走向以自养事业达到自食其力的最终目标。
此外，严格寺院民主管理制度，依法治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方面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这些积极变化和发展趋势说明，藏传佛教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这是当前藏传佛教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但也不可否认，西藏和其他藏区在宗教上还有许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情况存在，突出表现为：一是寺院发展失控，僧尼数量激增，部分地区不经批准乱建寺院，许多寺院在修建中互相攀比，追求豪华，富丽堂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二是目前信教群众负担过重。
在向寺院布施中存在攀比心理，有的群众为筹措朝佛费用把家产变卖一空，成为当地政府的救济对象。
这种情况使不少群众难于脱贫，严重影响了党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三是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
一些宗教活动场所甚至一度变成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策划闹事的基地；四是僧尼的政府观念淡薄，政策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不够，寺院多数成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宪法和法律教育的“死角”；五是不少僧尼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寺院中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有所抬头，极少数人还十分留恋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寺院享有的特权，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已被剥夺的各种特权；六是境外敌对势力特别是达赖集团利用宗教对藏区的渗透进一步加剧。
达赖集团为了实现其“控制一个活佛，等于控制一座寺院，控制一座寺院，等于控制共产党一片地区”的图谋，肆无忌惮地利用宗教从事政治分裂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依法加强管理。
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全国藏传佛教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指引下，经过西藏及其他藏区对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清理整顿和建立正常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在藏传佛教僧尼和寺院中开始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常、严格的宗教秩序。
藏传佛教已开始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改革和发展，开辟了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新纪元。
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消失，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爱国爱教，共同进步是大家的心愿。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是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理论依据在总结历史成绩和经验教训的同时，首先解决好观念上的问题，对当前藏传佛教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性质必须有个统一的认识，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会有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开创宗教管理新局面的根本前提。
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宗教问题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
一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将宗教、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不加分析地一律看做是“迷信”、“落后”，只看到宗教消极和黑暗面，认为唯心主义的宗教不能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只能消灭而不能依法加以保护；二是一些人对宗教放任自流，撒手不管，片面理解“宗教信仰自由”，不想也不会依法进行管理，听任某些混乱现象泛滥。
总之，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因而，只要一讲管理就靠行政命令，粗暴干涉，企图“捆死”；一讲自由就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全面“松绑”。
这两种片面的认识，削弱了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的力度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能力，使宗教管理工作处在一种被动的局面。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我们认识宗教问题和统一思想，依法管理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提供了巨大的思维空间，提供了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理论依据和解决方法。
首先指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答案，曾深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计划。
”[4]党的十五大在全面继承和总结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的基础上，指出了初级阶段的九条基本特征，其主要表现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并指出这是一个长期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左右时间。
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长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上层建筑不完善，长期存在多种信仰成分并存的局面，这是我们所面临客观实事，特别是藏区，因历史和环境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再教育，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五性”和宗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及做好宗教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到现在宗教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新矛盾，以及某些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协调和不相适应的方面，除了国外分裂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政治因素之外，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应放在藏传佛教本身的历史地位变化过程和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大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和看待。
藏传佛教寺院集团本身在政治上从藏区社会的统治者变为藏区社会的一个普通成员和参与者，经济上从享有特权的剥削者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占有者变为靠布施和自养事业为主的一般经济实体，在这样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教分离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我国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藏传佛教自然需要一个认识、磨合、适应的过程，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规则到有规则、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
必须做到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处理好四个关系。
即共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适应性和消极性的关系，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关系，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把认识统一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政策上来，统一到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来。
四、明确“三大任务”是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深刻、准确、精炼地概括了宗教管理工作的任务和目标，他强调，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这三句话，充分体现了宗教管理工作的原则、重点和目标，为我们指明了搞好新时期宗教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对处理好当前的宗教问题，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维护宗教工作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切实抓紧抓好“三大任务”的落实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藏区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
五、坚持“四个维护”是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藏传佛教管理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法律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有力武器。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搞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我们搞好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指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致的，因而也适用于整个宗教界。
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界都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四个维护’，把广大信教群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到落实十五大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藏传佛教有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面临着反对国外分裂主义势力的艰巨任务，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和自觉坚持“四个维护”显得尤为重要，应当而且必须按照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札什伦布寺题赠的“护国利民”金匾的要求，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进一步把西藏的佛教事业引向符合国家和社会安定、进步的要求，不损害人民的利益，保持寺院的清净和尊严，使藏传佛教成为藏区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
维护法律尊严，坚持依法办事，是现代化管理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宗教问题的有效途径。
它不仅可以促进藏传佛教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而且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所以，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任何教规不能大于国法。
维护人民利益，这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群众观点。
一切宗教活动，要有利于人民群众，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一切背离人民利益的宗教活动是决不允许的。
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就要用马列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牢固树立“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坚决反对任何损害民族团结、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防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挑拨和分裂破坏活动。
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宗教、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不能损害各民族人民的利益，都不能践踏法律尊严，都不能破坏民族团结和有碍祖国统一。
六、处理好“五个关系”是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首先，要正确处理好藏传佛教与藏区改革开放的关系。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改革过程中各种矛盾也会通过宗教这种视角反映出来。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而出现的价值失范、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的某种扭曲，以及各种纠纷、争斗，以及宗教秩序混乱，管理不规范等等，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危害着社会的安定，因此，我们党在藏区的中心工作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开展经济建设，这要求宗教管理工作也围绕这个中心开展活动，要把化解、处理宗教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党的中心任务通盘考虑，同时还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僧侣和信教群众充分发挥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5]，发挥传统优势，利用宗教的特殊影响服务于藏区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自养事业，利用宗教寺院和风景旅游资源，扩大对外联系，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其次，正确处理好宗教管理工作和全局的关系。
在藏区，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消失，藏传佛教界本身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宗教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宗教自身的特征、历史和传统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等原因，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藏传佛教将长期存在，加之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加大了藏传佛教的管理难度。
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
它正确地反映了宗教管理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做好宗教管理工作，直接影响到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是否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问题。
这就要求藏传佛教管理工作队伍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分析能力和引导能力，并且要求藏传佛教管理工作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牢固树立宗教管理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科学地认识和处理党的中心工作和宗教管理工作的关系，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管理工作在藏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
其三，正确处理好宗教信仰自由与依法管理的关系。
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之一，但这种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受法律约束的自由。
从信仰角度来看，信教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但它一旦转化为场所、组织，并进行相应的活动，国家就要实施管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管理宗教方面的基本特征。
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8年第一期上总结全球宗教九大趋势时也认为：“社会的运转既要允许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时又要考虑到所有居民的感情，但由于社会发生分裂，这种运转方式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政府估计将在今后几十年内对宗教问题采取越来越多的干预。
”[6]我国的宗教情况从总体上来说好于其他国家，宗教界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处于健康正常状态，信仰上的差异已经属于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但国家在宏观上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作用、地位和权威是每个现代国家相近的，不同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证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基本权力，那种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失误。
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协调和统一好这两者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其四，要正确处理宗教与非宗教因素的关系，这是做好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基本功。
所谓非宗教因素，是指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和分裂活动，掺杂和混淆在宗教活动中或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封建迷信活动，以及恢复已经被废除的封建宗教特权，借教敛财的诈骗活动等。
正确处理宗教与非宗教因素的关系，一是要甄别和划清正常宗教活动与非宗教因素导致活动的界限；二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三是分清非法犯罪活动中的首要罪犯和裹胁群众，坚决打击害群之马，教育大多数；四是分清友好交流、回国探亲、虔诚朝佛与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界限。
依靠广大爱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坚决防止非宗教因素的复萌、抬头和渗透。
其五，要正确处理团结合作与互相尊重的关系。
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我们既不能人为地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消灭宗教，要坚持与藏传佛教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关系。
所谓互相团结，就是要求藏传佛教界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人民政府的管理，自觉树立起国家观念、政治观念、政府观念和法律观念，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要求寺院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寺院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包括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等，不能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所谓互相尊重，即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尊重作为个人信仰自由的权力，而不是强求信教公民放弃有神论思想和宗教信仰。
宗教界有权继承、保持和发展本教派教义和正常宗教活动。
只有政治上真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做到信仰上的互相尊重；而只有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才能有效地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团结合作，这意味着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如何认识和看待藏传佛教：另一方面是藏传佛教如何调解自身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
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博大精深，也反映了藏传佛教只要存在就有自身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
由于双方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将迎来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合作和信仰上的完全互相尊重的新时期。
七、加强党的领导是开创新时期藏传佛教管理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新西藏，更不会有藏传佛教今天的繁荣与和睦。
所以，藏传佛教的管理工作同样需要和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做好宗教工作作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开创宗教管理工作的新的局面。
党对宗教管理工作的领导，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治领导。
掌握政治方向和方针、政策；二是组织领导。
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领导体系和管理体系，把藏传佛教管理工作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分析宗教管理工作的形势，及时解决宗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具体困难；三是行政领导。
政府宗教职能和研究部门深入基层，扎实调研，掌握动态，积极引导，管好寺院办好自养事业；四是思想领导。
要善于把中央精神和各级党委的意图及时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宣传贯彻到各爱国宗教团体、寺院和广大信教群众中，促使他们自觉地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四个维护”，独立自主地办好自己的寺院；五是加强和调整好宗教管理职能部门，严把进人关，选配好领导干部。
切实把那些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工作事业心，有一定宗教业务知识的同志充实到统战、宗教部门，并举办各种培训班，进一步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
附记：本文中引用的许多资料甚至是有些观点是笔者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四川甘孜，青海海南等地州实地考察时由当地有关部门提供，再次表示感谢。
注解：[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2页。
[2]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20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467页。
[4] 《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第22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学习出版社出版。
[5]摘自《法音》1993年第12期。
[6]摘自1998年1月23日《参考消息》。
中国佛教神仙体系
在佛教里本师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师，琉璃界药师佛世人治病的，这三位佛被我们称为三世佛，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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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各位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普贤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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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是各位罗汉，护法等，就不多说了，在佛还有很多很多的佛菩萨，我所说的这些佛菩萨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的，其实在世间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阿弥陀佛
藏传佛教四大派系：红教 花教 黄教 白教。
为何只有黄教领袖达-赖和班禅最有名
其他三派领袖被祭拜吗
大派系也可以，说五大派系也对，不是说只有达赖和班有名，而是他们最接近政治，从唐朝时期就已经和政府联系了，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所以了解和知道黄教也就是格鲁派的人相对的就多些，就好像很有名了。
传承最古老最本质的是宁玛，也叫红教，只是修行，不参政，所以很干净很纯，四川和青海宁玛寺庙多，汉地也很多修行的；萨迦也叫花教，元朝时期曾经很辉煌，因为国师基本都是萨迦的，现在在国外比较兴盛，国内的话四川和青海多些；噶举也叫白教，现在国内西藏和四川有几个寺庙；噶当的话因为比较特殊，他们不是主要修密的，而是修显宗的，后来很多都并入格鲁了，几乎消失了。
另外还有苯教，也叫黑教，在西藏地区还有信奉的，影响不大。
综上，每个教派各有自己的传承，不仅自己教派的领袖会被祭拜，其他的教派的领袖一样被尊重的，毕竟万法归宗，都是佛教的体系，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