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室是怎么对皇子进行教育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
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
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
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
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
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
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
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
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
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
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曽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
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
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
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
乾隆初，高宗选择乾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乾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
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
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
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
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 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乾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
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
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
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
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
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
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珪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
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
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
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
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
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
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
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
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
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 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 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
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
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
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
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
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
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
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 的竞争。
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 ，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
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
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
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
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
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
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
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
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
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
清朝皇子去上书房都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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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室子弟平时是怎么读书的都读什么书啊?
听说清朝皇帝都是博览群书的贤者，家教甚严
清宫中的上书房（道光之前称尚书房）就是皇子皇孙和近支宗室子弟读书的地方，位置在乾清门的东侧，设立于雍正元年。
清宫对皇子皇孙的读书有严格规定，年龄到了六岁，比须进入上书房读书，而且无论冬夏，每天卯刻也即清早五点就进入书房，一直到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多才放学。
一年四季，除了过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皇帝及皇太后生日的当日及前一日，以及皇子皇孙自己的生日外，即使除夕也要到上书房读书，只是除夕这一天读到早上八点即可放学。
教授皇子皇孙的老师有两种，汉文老师称为师傅，由翰林出身而且有资望的大臣充任，师傅之上还有总师傅，“或一人，或二三人，无定制，有事则至，非日日入直也。
”教满文、蒙古文及骑射的老师称为谙达，由八旗中精通弓马、娴熟满语、蒙语的人充任，谙达之上也有总谙达。
总谙达和总师傅都由皇帝派满汉重臣充任。
读的书一般是：《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愆义》、《古文沣鉴》等书。
”雍正八年曾任上书房行走的顾成天在为《乐善堂全集》作的序中说：“窃见自《孝经》、四子、《易》、《书》、《诗》、《春秋》、《戴礼》、以及《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
可以说，清代的皇子们应该是历代王朝里皇子们中学文最好的了
有关郑板桥的名言
难得糊涂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 康熙一生兢兢业业，修身、齐家、平天下都十分认真，可谓耗尽心血和精力。
康熙治国六十年建树甚多，其创业、守成之功绩举世公认。
他十分珍惜自己的事业,渴望能传之千秋万代，自信生命中的每一体会对后人都有益处。
康熙曾对诸官说：「朕经常想到祖先托付的重任。
对皇子的教育及早抓起，不敢忽视怠慢。
天未亮即起来，亲自检查督促课业，东宫太子及诸皇子，排列次序上殿，一一背诵经书，至于日偏西时，还令其习字、习射，复讲至于深夜。
自春开始,直到岁末，没有旷日。
」 康熙教子的种种做法，法国传教士白晋以亲身见闻，向法国皇帝路易十四作了如实报告。
白晋在报告中说：中国皇上以父爱的模范施以皇子教育，令人敬佩。
中国的皇上特别注意对皇子们施以道德教育，努力进行与他们身份相称的各种训练，教之以经史、诗文、书画、音乐、几何、天文、骑射、游泳、火器等等。
立定脚跟 战胜私欲 训曰：朱子云：「人作不好的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
但被私欲锢蔽，虽有端倪，无力争得出。
须是着力与他战，不可输与他。
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从好路去，待得熟时，私欲自住不得。
」此一节语乃人立心之最要处。
良心能胜私欲，为圣为贤，皆此路也。
欲立身心者，当详究斯言。
存诸心 体诸身 求实得于己 训曰：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
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
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
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
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
不忍舍处 方得书味 训曰：朱子云：「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得书真味。
若读之数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者，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
」此言极是。
朕自幼亦尝发愤读书看书，当其读某一经之时，固讲论而切记之。
年来翻阅其中，复有宜详解者。
朱子斯言，凡读书者皆宜知之。
进德修业 依于经史 训曰：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
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
读书之法，以经为主。
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
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
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
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
为山九仞 未可偏废 训曰：从来有生知、有学知、有困知，及其成功，则一未有。
下学既久，而不可以上达者，但功夫不可躐等而进，尤不可半途而废。
《书》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正为半途而废者惜也。
为学之功 不在日用之外 训曰：为学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检身则谨言慎行，居家则事亲敬长，穷理则读书讲义。
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至急至切，即今便当用力。
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
至有所疑，寻人问难，则长进通达，自不可量。
若即今全不用力，蹉过少壮时光，即使他日得圣贤而师之，亦未必能有益也。
穷理求知 行事得之 训曰：先儒有言：「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
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此语最为切当，有志于格物致知之学者，其宜知之。
忍耐一时 便觉无事 训曰：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
即如乡党邻里间每以鸡犬等类些微之事，致起讼端，经官告理；或因一语戏谑，以致角口争斗。
此皆由不能因一时之小忿，而成争讼之大端也。
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
」圣人之言，至理存焉。
尽其人事 以听天命 训曰：古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
」至哉，是言乎
盖人事尽而天理见，犹治农业者耕垦宜常勤，而丰歉所不可必也。
不尽人事，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静听者，是揠苗而助之长者也。
孔子进以礼，退以义，所以尽人事也。
得之不得曰:「有命。
」是听天命也。
学以养心 亦可养身 训曰：学以养心，亦所以养身。
盖杂念不起，则灵府清明，血气和平，疾莫之撄，善端油然而生，是内外交相养也。
神静心和 心和形全 训曰：庄子曰：「毋劳汝形，毋摇汝精。
」又引庚桑子之言曰：「毋使汝思虑营营。
」盖寡思虑所以养神，寡嗜欲所以养精，寡言语所以养气，知乎此可以养生。
是故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会也。
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
恬静养神，则自安于内；清虚栖心，则不诱于外；神静心清，则形无所累矣。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训曰：劝戒之词，古今名论、亹亹书记中，无处不有。
其殷勤痛切，反复叮咛,要之，欲人听信遵行而已。
夫千百年以下之人，与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关切而谆谆训诫若此，盖欲一句名言提醒千百年以下之人，使知前车之覆，而为后车之戒也。
后学读圣贤书，看古人如此血诚教人念头，岂可草草略过
是故朕常教人看古人书，须念作者苦心，甚勿负前人接引后学之至意也。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什么意思，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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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自己的功名身价沉浮进退都泰然处之，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