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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龙天子的格言

时间:2019-09-20 07:37

刘伯温名言

【春蚕】 春蚕独苦辛,为茧却焚身。

无用蜘蛛网,网虫不畏人。

【五月十九日大雨】 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

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旅兴】 倦鸟冀安巢,风林无静柯。

路长羽翼短,日暮当如何

登高望四方,但见山与河。

宁知天上雨,去去为沧波。

慷慨对长风,坐感玄发皤。

弱水不可航,层城岌嵯峨。

凄凉华表鹤,太息成悲歌。

【薤露歌】 蜀琴且勿弹,齐竽且莫吹。

四筵并寂听,听我薤露诗。

昨日七尺躯,今日为死尸。

亲戚空满堂,魂气安所之。

金玉素所爱,弃捐箧笥中。

佩服素所爱,凄凉挂悲风。

妻妾素所爱,洒泪空房栊。

宾客素所爱,分散各西东。

仇者自相快,亲者自相悲。

有耳不复闻,有目不复窥。

譬彼烛上火,一灭无光辉。

譬彼空中云,散去绝余姿。

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

谁能将两手,挽彼东逝波。

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

有酒且尽欢,听我薤露歌。

【美人烧香图】 翡翠钗梁云作叶,腻红深晕桃花颜。

玉奴纤手卷虾须,绣罗袜小不胜扶。

低头背人整裙带,神前独自深深拜。

翠绣轻回香雾分,悠悠细语听不闻。

门外游人空驻马,冥冥白日西山下。

【蜀国弦】 胡笳拍断玄冰结,湘灵曲终斑竹裂。

为君更奏蜀国弦,一弹一声飞上天。

蜀国周道五千里,蛾眉岧岧连玉垒。

岷嶓出水作大江,地砉天浮戒南纪。

舒为五色朝霞晖,惨为虎豹嘷阴霏。

翕为千障云雨入,嘘为百里雷霆飞。

白盐雪消春水满,谷鸟相呼锦城暖。

巴姬倚歌汉女和,杨柳压桥花纂纂。

铜梁翠气通青蛉,碧鸡啼落天上星。

山都号风寡鹄泣,杜鹃呜咽愁幽冥。

商悲羽怒呀未了,穷猿三声巫峡晓。

瞿塘喷浪翻九渊,倒泻流泉喧木抄。

楼头仲宣羁旅客,故乡渺渺皆尘隔。

含凄更听蜀国弦,不待天明头尽白。

【梁甫吟】 谁谓秋月明

蔽之不必一尺翳。

谁谓江水清

淆之不必一斗泥。

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溪。

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刁终乱齐;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奚。

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

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霓。

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

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

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

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

梁甫吟,悲以凄。

岐山竹实日稀少,凤凰憔悴将安栖

  编辑本段民间传说  在民间神奇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觉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说。

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

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

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

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

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

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

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

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

”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

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无量的),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

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

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

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

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一议论文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小就被正统红色教育熏陶,一遍遍的红色经典样板剧,从内心深处烙印了国人对美丑善恶评判的标准

历史和现实教会了曾经苦难的民族必须让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去了,仿佛一切都已改变了正在前进着,又仿佛有些东西在倒退,近来历史上的翻案风,在一些所谓文人历史学家的笔下风云变幻,黑白难辨

这到底是时代在变节,还是信仰在动摇道德在沦丧

当今中国贫富差距之大,两极分化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经过红色岁月的中国人面对汹涌的资本市场经济表现出从未有过迷茫和人格分裂。

  资本主义注定要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曾是多少国人心中无尚崇高的奋斗理想,而如今坚信马列主义是乎成了附有乌托邦式情节的奇人异士。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乎随着冷战的结束,红色苏联的解体烟消云散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共处,互利双赢十分动听。

其实世界永远是一个诸侯争霸的舞台,其实质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冲突,其核心还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有人说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的国度,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同化力,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儒雅而中庸的,其包容性无与伦比,可现在真的是这样吗

暂且不提,在这儿我无意说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性质制度的国家,因为世界历史总是在周而复始,一国之强盛并不会因为一种社会制度而永存。

真正能被一国之人接受的社会制度从来没有。

只有符合民族国家利益的社会制度才是稳定的实用的制度。

经历了一百年动乱和屈辱的民族能重新站立一隅,能被他国重视,必然要经历丛林法则的阵痛。

其所现行的社会制度必然是有其存在的意义。

中国是靠儒家思想统治社会几千年的君主农耕文明国度,在中国个人的成总是超越大众的,真龙天子的宿命论能让国人找到个人归宿感。

究其根源是士大夫阶层对文化和财富的垄断,出于统治要求对被统治阶层文化思想灌输因果关系宿命论

达到愚民目的,中国的繁文缛节说白了就是对财富和权力的神圣化天命化

是一种非大众化非普世的家天下统治模式。

在国内人们对西方的民主,民权,自由,争论很大。

这就必须知道他们的形成,以及他的本质,说白了还是一种合作共存关系,还是一种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制度。

只不过多了一种所谓普世的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被写进了《人权宣言》被基本宪法固定。

如果狭隘的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能颠覆政治体制的自由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私有制深入人心的西方,其政治核心就是以保护大资本家利益集团为根本宗旨的。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基于文艺复兴的,解放思想,摈弃宗教条例的束缚,而演变为后期的个人主义重商主义,资本的意义在西方的理解要比在东方理念清晰,财富决定发言权东西方虽有同感但在实际操纵上西方重商民族远胜东方农耕民族。

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舰队铁骑全面封锁了海上陆上的丝绸之路,西方人的航海史和后面的殖民史就是西方在追求最大利益的缩影,原本或许是为了生存,后者在暴利的驱使下变成了血腥暴利的野蛮掠夺,并逐渐在掠夺其他国家民族之中发展着杀人的运输的科技,武装到了牙齿的西方人越发的有恃无恐,并产生了对所谓劣等民族天生的优越感

由于西方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个人利益的不可侵犯性的认同,这也是曾今同甘共苦同为强盗的英雄相惜同病相怜,凝聚了他们对国家,个人,民族最高的利益目标的认同,那就是世界就是强者西方人的天下,一切其他民族都不配与其共舞,这种最高利益目标与生俱来就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建立在平等贸易,国家民族平等之上的。

经过一百多年的疯狂而野蛮的掠夺西方聚集了大量从他国得来的财富,当这种野蛮血腥的暴力唤醒了被其奴役的民族反抗时,加之强盗之间的分赃不均,世界大战在所谓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爆发,世界利益蛋糕被重新洗牌分割,面对财富不能独享只能取其中,面对反抗不能镇压也只能折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很善变,战火过后西方建立了一整套吸纳世界财富的金融体系,建立了几乎垄断世界高端科技的技术壁垒,并被称之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自由贸易模式,而这种模式因为西方人的持剑经商表面上到处打着人权的幌子温文尔雅被时尚化

高尚化

万变不离其中,其实还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掠夺方式,西方国家民族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其隐秘性在遇到大的麻烦时立即撕下面具,要么经济制裁,要么肉体消灭。

  西方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最大利益化上的,这也是西方一直在鼓吹的个人自由,个人财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

利用人性的弱点人性自私的一面达到政治体制的稳定的目的,这是物竞天择的道理,也可见西方人的精明之处,也说明了西方主流文明的原始不人道之处。

  当贴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标签的思想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时其个人主义的虚伪性泛滥性对原土著文化的冲击是惊人的,物质的诱惑精神的感化造就了许多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代的买办和代言人。

  国人在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总把当时的政治挂帅贬得一文不值,个人崇拜,抹杀一切个人自由的确矫枉过正应该反省。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西方人对中国历来就不曾真正友善过,技术经济的封锁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开放就能被淡化的,在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制造出了两弹一星,核子潜艇,喷气式战斗机。

有人会说那是政治狂热制造出来的残次品。

试问如果没有这些残次品我们能安享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吗

国家安全民族富强才是国家最高民族利益

试问我们现在有什么了

除了神舟飞船能让国人欣慰

一架J-10就造了18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运动机械还是心脏病严重。

大飞机大军舰除了进口合作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也许你会说那是因为以前我们很穷,现在经济实力第二了什么都可以造出来,我看这不是个有钱没钱的问题,两弹一星最能说明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当美国的隐形盟友太久了,已经做到了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

麻木了沉醉在经济快速增长GDP翻番的胜利中,忽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两手都要硬。

当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大打出手时,当曾经共同的敌人苏联解体时,当美国人的反导弹系统快废了我们的原子弹时,当美国人的军舰开到黄海时,才恍然醒悟我们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才醒悟原来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永恒的。

不管对谁都是通用的。

所谓的朋友只不过就是相互利用而已。

过去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依然如此,有钱就有话语权那还得看你怎么用钱,一味的拿钱去讨好别人,一味的用钱开道,手里没有过硬的东西,硬的不硬软的很软,除了在西方面前犯贱丢脸还会怎样

  前面说过有人说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的国度,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同化力,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儒雅而中庸的,其包容性无与伦比,可现在真的是这样吗

要灭其国必先灭其文明文化,当今社会是个网络时代,互联网,电视,电台,报纸,给人们提供了百家争鸣的大舞台,成就了许多名人名言

不乏一鸣惊人,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之作。

还原历史事实真相满足观众网民的好奇心,区分事情的曲直永远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应尽义务,曾经红火的百家讲坛名家们在谈笑风生的热炒着历史的冷饭,从孤本,野史中刨掘出来的绯闻逸事,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关系网,尔虞我诈的怪癖情节,让观众如痴如醉,感叹佩服万分

熟不知在名牌大学里,省级,国家级的图书馆里,就有很多普通读者无法接触的书籍,有些名人的特殊阅读权成就了他们在讲台上的神采飞扬。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历史,都想去阅读这些呵呵一笑而过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偏离了社会发展主线,只能带来负面影响,宣讲它们有什么意义

占用大众资源不说其教育意义何在

当它成为某些名人发家致富大言不惭的法宝时,我们的文化导向是不是值得反思。

  QQ,微博,博客,的确是个好东西,是人们交友休闲学习的好工具,抒发感情寻找共鸣的好去处

却偏偏来了个后优宫优雅的主,为了商业利益忽视道德底线,网上成了晒财富,晒隐私,晒人脉,晒照片的地方,为了点击率,不择手段,全裸是色情,打岔边球那就合法了。

所谓的网络语言更是铺天盖地什么成了神马,悲剧成了杯具。

蛋白质能翻译成笨蛋白痴神经质,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一种时尚,挖空了心思在创造,祖先留下的汉字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猜测谐音助记符。

娱乐至上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就是对古老传统文化的极大颠覆

在社会上流传越快越广对自身的曾今的辉煌文化就越是一种蔑视和自身无知的表现

文字使用原本就是很严肃的东西,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也体现了这个民族应有的民族认同感,和对事物的起码态度。

  中国的电影电视近来发展很快,商业利益竞争激烈,为了收视率可谓煞费苦心,湖南卫视没完没了的选秀,超女快男成批出炉,浙江的非诚勿扰台上有些人矫情做作,淑女万分拜金不避讳,台下傍大款艳照泛滥

更有媒体炒热的风华绝代舍我其谁的蓉姐凤妹

娱乐无极鸦片青烟

最可恨的是那些有着为明星疯狂的粉丝族,为了得到一个签名不惜人格国格全无,装束怪异撕心裂肺,如丧孝妣,呼喊着我爱你XXX。

不惜扰乱治安把脸丢到国际上去。

纷纷扰扰难以尽叙,综上所述这就是一种文化道德的沦丧,用时尚代媚俗代替高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国家,搞不清什么才当务之急的国家,最终会自我毁灭,一个沾沾自喜被人称为世界工厂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国家,如果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最高利益所在,而是一直沉迷在现实所表现的虚华之中,那将是很可怕的事,一个靠低端出口贸易,贱卖资源富裕的国家,必将去吞下自己栽下的恶果,当美国用外汇储备量GDP在忽悠我们时,当西方的金融体系在中国抄底时,当资本在中国股市大量蒸发时,别忘了我们那可怜的重工业正在被别人蚕食被别人借壳挣钱。

我们的国防工业必须守住最后的藩篱。

钱不是万能的,没钱也是万万不能得。

纳税人的钱,中国几代人的血汗,完整的工农业体系祖国的未来才是最高国家民族利益所在

玺印大约始于哪个朝代

周朝,始皇帝的传国玉玺是和氏璧打造的,遗传就是千年到元末明初朱元璋攻打蒙古时被蒙古皇帝带到大漠从此失传有说法是汉人的龙脉从那个时候就断了

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秦统一全国后,始称中国,沿袭至今。

中国还有许多别称,如:“神州”、“中华”、“华夏”、“九州”等。

  2、海内外华人都称为炎黄子孙。

“炎”和“黄”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相传他们联合统一了华夏,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炎黄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右图为黄帝像。

  3、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以禹为代表的夏后族起过重大作用。

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又获得了华夏族的称号。

今天,人们用“华夏”来代表中华民族。

“华夏子孙”也是海外华人感到自豪的光荣称号。

  4、爱国、爱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

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乃至献身,是最宝贵的品格。

由此而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祖国统一始终是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5、自强不息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和自立,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使人们以积极、乐观、有为的态度对待人生,使勤劳刻苦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从而维系着民族独立,推动着民族进步。

  6、中华民族崇尚道德,认为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

因此人人都应恪守道德准则,以德才兼备为人生的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7、中国人历来重视实际,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崇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

  8、中华文化包含着宽容大度精神,主张各民族、各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实现“协和万邦”。

  9、《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

它蕴涵的思想内容渗透在中国天文学、物理学、预测学、数学、医学、武术学等各个领域。

  10、《周易》被国外看作是中国5000多年文化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出现了世界性的“易学”。

  11、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社会经历了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产生了儒、道、墨、法等各家学说,出现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这就是“百家争鸣”。

它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

诸子指各派的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等。

百家指各学派,如儒家、道家等等。

  13、老子,名李耳,又称老聃,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后来被推崇为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

  14、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终根源。

他的学说记录在《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5、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人,儒家的创始人(左图)。

他提倡“仁”,主张“克已复礼”,首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政倡德治和教化。

晚年编订《诗经》治上提、《尚书》、《春秋》等。

  16、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被尊为“圣人”。

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以宽阔的胸怀,兼容并蓄,使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17、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

他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主张通过“坐忘”达到逍遥自得的境界,提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观点。

著作有《庄子》。

右图为清任熊绘的《逍遥游》表现“庄生逍遥游”与“老子守元默”的情形。

  18、孟子,名轲,战国时期人。

他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仁政”学说,阐述了儒家重民思想,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

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著作有《孟子》。

  19、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宣扬“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

该派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崇尚自然。

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所以又称“老庄之学”。

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思想。

  20、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尊奉孔子学说、崇尚“礼乐仁义”的学派。

该派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提倡“忠恕”、“中庸”,宣扬“德治”、“仁政”。

孔子为该学派创始人。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思想达2000年。

  21、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两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用阴阳来比附社会现象,引申为上下、君民、夫妻等关系。

  22、“五行”是把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看作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

后来人们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进行某些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化学、历算、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23、“八卦”也称“经卦”。

《周易》中的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每卦又象征多种事物。

《易经》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两两相重叠组成。

这些抽象符号组合的原理在中国古代曾有不少具体的运用。

  24、《莱根谭》是明朝(公元1368——1644年)洪应明晚年所写的一部语录体的说理劝世的作品,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

该书精彩论说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深刻道理。

  25、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从南宋开始被称为“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依据。

  26、汉武帝时设立“五经”,指《易》、《书》、《诗》、《礼》、《春秋》。

四书五经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哲学思想,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27、修齐治平是儒家用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

儒家主张由近及远,由已及人,从“修身”做起,以“平天下”为理想,形成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

出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吉祥、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28、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之一,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地共存共生的思想境界。

  29、孝是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主要指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3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公元960——1127年)范仲淹(左图)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先人后已、大公无私的高尚胸怀。

  31、“慎独”是儒家用语,是指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符合道德标准。

宋明理学家把“慎独”作为重要修养方法之一。

  32、道教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一种宗教,它来源于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崇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

  33、儒教,也称“孔教”,是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以维护自已的统治。

它和佛教、道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

  34、佛教,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传入中国,到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达到鼎盛;宋朝以后,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被儒家所吸收。

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35、朱熹,南宋(公元1127——1279年)哲学家、教育家(右图),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他从事教育50多年,强调启发式的教育方法。

他的理学主张在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36、中国民族节日的产生与演变,跟远古农业生产、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有密切关系。

节日本身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及想、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37、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春节,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日。

春节的各种活动从前一天除夕开始,有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祭拜天地、祖宗、亲友间互相拜年等。

  38、阴历正月十五放花灯,称为灯节,或称“元宵节”。

这一天,人们有观灯和吃元宵的习惯。

  39、清明节,一般在公历四月五日前后,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同节气合一的节日。

这一天人们常要扫墓祭祖,郊外踏青。

  40、阴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或五月节,据传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左图)演变而成的。

人们在端午节有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41、每年阴历七月初七,是乞巧节,又称“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特有的爱情节或情人节。

  42、中秋节在阴历八月十五,这个节的习俗是赏月、吃月饼。

人们还把它叫做“团圆节”。

  43、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合称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

  44、重阳节,即阴历九月初九。

古人以九为阳数的代表,二九相遇,故名“重阳节”。

重阳的风俗主要是登高、赏菊、饮酒,以避不祥。

在中国大陆重阳节已演变为敬老节。

  45、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属于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有1000多个。

节日多以歌舞、文体等娱乐活动为主,带有祭祀、纪念和祝颂的性质。

著名的少数民族节日有“泼水节”、“火把节”等。

  46、泼水节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阿昌族等最大的节日。

每逢傣历新年,人们都互相泼洒洁净的水,表示除污秽,迎接吉祥幸福的新年。

  47、火把节是白族、彝族、拉祜族、纳西族传统盛大节日。

阴历六月二十四,人们在村寨中的空旷地带树起火把,大小火把一起点燃。

人们除了围在一起唱歌跳舞外,还拿着小火把绕田埂行走,一边走一边往火把上投洒松脂粉。

传说这样可以烧虫灭害,保证水稻丰收。

  48、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大都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

天神称为“皇天上帝”、地神称为“后土地”,合称“皇天后土”。

人们要想五谷丰登、避祸求福、安享康泰,就要对天地神灵顶礼膜拜。

这就是人们的天地崇拜。

  49、祖先是人类延续的根本。

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初年形成宗法制,把祖先崇拜制度化。

自那时起,不但帝王祭祖,官员百姓也祭祖。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右图)。

  50、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君师崇拜被称为中国人的三大崇拜。

“君师圣贤”实际上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君”指历代帝王,“师”是指那些可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传统上多指孔子和关公两个人。

  51、“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甚为流行,特别在台湾省,对妈祖的信仰历久不衰。

“妈祖”也称“天妃”、“天后”、“天后娘娘”,两岸奉为海神。

其实是宋代初年的一位女性,姓林,今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人,善观气象,可预知海上风浪,使当地渔民免除许多海难,死后被奉为神灵,祭祀烟火不断。

  52、中国的婚姻制度在古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和发展,才形成一夫一妻制。

在旧社会,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娶时须行“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53、中国古时候结婚时,新郎把新娘接回家后,举行结婚仪式,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最后饮合卺酒,又称交杯酒。

后来又发展成合鬓的仪式,即夫妻并坐,将两人一缕头束在一起,“结发夫妻”一词由此而来。

  54、在中国中南地区的哈尼族、傣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普遍流行一种叫做“串姑娘”的习俗,就是小伙子通过对歌、交谈等方式找姑娘谈情说爱,选择配偶。

  55、近现代流行于佤族、傣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的抢婚习俗,只是结婚的一种仪式,程序和内容都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假抢。

在此之前,双方早已换过婚礼,选定成亲日子,在迎亲那天,男方组织一帮人,把新娘“抢”回家去,新娘则大呼救命,女方家人假追一通。

  56、云南的彝族、白族和湘西的土家族有“哭嫁”的习俗。

新娘出嫁前由父母、伴娘或女友相陪哭嫁,实际上是带哭腔的对唱。

一般表达的是对父母、女友以及家乡难以割舍的感情,或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

  57、龙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变化莫测的神物,使人感到神秘,同时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

封建帝王把它当作自己的化身,自称“真龙天子”;平民百姓把它当作神灵,表现出极大的虔诚。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58、龙的形象被描绘成“角似鹿,头似骆(或头似马),眼似鬼(或眼似虾),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左图)。

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象征,由此而产生内涵丰富、思想深遂,外形充满力感、动感和美感的“龙文化”。

  59、凤是中华民族的祥瑞动物之一,凤凰是鸟图腾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由人们借助想象创造而成的,被看作是仁义道德、天下安宁的象征。

  60、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祥瑞动物,一般认为它是由鹿及其同类演变而来的,具有统一与太平的象征意义。

后来,人们多以麒麟比喻杰出人物,称聪明的小孩子为“麒麟儿”。

  61、龟是实有的动物,以其能负重、能长寿、能预知吉凶而成为瑞兽灵物。

汉代以来,以“龟龙”比喻人中英杰,以“龟龄”比喻高龄。

  62、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喜欢将经冬不凋、葱绿常青的松、竹和傲雪凌霜、冲寒怒放的梅花,并称为“岁寒三友”  63、饮茶的习惯发源于中国,茶至今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唐代陆羽著《茶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陆羽因此被尊称为“茶圣”、“茶仙”。

  64、陆羽的《茶经》之旨在于品,即注重茶的意趣而不注重它的功用。

这也是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所在。

  65、茶叶的品种有很多。

大的品种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白茶和紧压茶。

  66、中国名茶相当多。

红茶中以祁门红茶最出色;绿茶中以西湖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最著名;乌龙茶中以福建武夷岩茶为最佳;福建的茉莉花茶是花茶中的“魁首”;白豪银针是白茶中的上品。

  67、中国饮食文化世界闻名。

从中西饮食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的烹调化身于天然,多从营养学的角度去考虑菜肴的结构和食品的成分;中国的烹调则化身于艺术,多从色、香、味、形去注重菜肴的外部表现和口感。

  68、通常说中国的“八大菜系”是指:鲁(山东)菜、川(四川)菜,粤(广东)菜,湘(湖南)菜,闽(福建)菜,苏(江苏,主要指淮扬)菜,浙(浙江)菜,皖(安徽)菜,湘(湖南)菜。

著名的“北京烤鸭”源于山东,“龙虎斗”是广东名菜,“佛跳墙”则出自闽菜。

  69、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

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国人一般姓父亲的姓,但也有姓母亲的姓。

名,代表一个人的符号,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或良好的愿望。

  70、我国汉民族的姓氏有很多,在北宋时,有人对姓氏作了收集统计,编了一本《百家姓》,把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便于诵读和记忆,以后便广为流行,以致作为识字的课本。

其实,《百家姓》并不止100个姓,这本书上共收了500多个姓。

而实际上,中国人的姓多达数千个。

  71、中国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早产生的姓,即真正意义上的姓,如姚、姜;二是以国邑为姓,如鲁、宋;三是以官职为姓,如史、司马;四是以先辈的名或字为姓,如牛、关;五是以排行为姓,如孟、季;此外还有以爵号、谥号、居地、职业、事物、避讳和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的姓等。

  72、中国历代工艺美术品制作精巧,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和地方风格,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如商、周的青铜器和玉石雕刻,春秋、战国的漆器,汉、唐的丝织,宋朝的刺绣,明清的瓷器和景泰蓝等,为国内人民所喜爱,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右图)  73、中国织绣工艺,品种繁多,绚丽多彩。

刺绣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品种有江苏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四川的蜀绣,合称为“四大名绣”。

  74、中国古代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等材料为辅。

它的主体结构是在前后木柱之上架设多层木梁,沿着梁垂直的方向再搭设木檩,在柱子上部、屋椽之下有一块“斗拱”,这是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

从外观上看,古建筑都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

  75、中国武术在国外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等动作为素材,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格斗,或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进行演练的民族体育项目。

著名的徒手拳术有少林拳、武当拳等。

  76、京剧是中国戏曲中诸多剧种的典型代表。

京剧表演的艺术形式或艺术手段主要是唱、念、做、打四种,组成一个十分和谐的整体。

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

京剧剧目非常丰富,有五千多个传统剧本。

影响最大的有“三国戏”、“杨家将戏”、“红楼戏”。

  77、梅兰芳(左图)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开创了影响深广的“梅”派。

和梅兰芳齐名的三个著名的旦角演员,即程砚秋(御霜)、荀慧生(令香)、尚小云(绮霞),合称为京剧“四大名旦”。

  78、相声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形式,是具有戏剧风格的语言艺术。

它博采其他艺术说、学、逗、唱之长,以说为主。

相声艺术的特点就是笑,无笑就不能算相声。

相声艺术的笑来自它特殊的艺术手段——抖“包袱”,就是让可笑的东西突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大笑。

  79、南戏是中国最早的正式戏剧。

北宋末年诞生于商业繁荣的温州地区,由街坊小唱发展而成,逐渐流传到南方广大地区。

演唱形式有独唱、合唱等,舞台气氛比较活跃、热烈。

  80、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之一。

从艺术上讲,它和西洋画有根本的不同。

中国画注重“神似”,以写意为主,注重表现画家所追求的意境和情趣。

中国画家经常以诗入画,以印入画,而以书法入画为最重要。

  81、清朝乾隆时期有一批在扬州卖画的画家,他们主要以写意花卉为主,自由抒发性灵,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被当时“正统”派视为“偏师”、“怪物”。

最具代表性的有八个人,即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郑燮、李方膺、罗聘,后人称他们为“扬州八怪”。

  82、“扬州八怪”中影响较大的是郑燮,号板桥,诗、文、词、曲都写得很好,书法也很有特色,但以画最为有名。

当时人们赞他有“三绝”(画、诗、书)、“三真”(真气、真意、真趣)。

郑板桥以画兰、竹和石头出名,他的画充分体现了思想与个性,形象丰富多样,极其生动。

  83、中国古代的乐器,共分为吹、拉、弹、打四大类,分别由金、石、土、木、匏、革、丝、竹等八种材料制成,史称“八音”。

湖北省出土的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在八音系统中属金,是打击乐器,用大小不同的铜钟来显示音质。

  84、中国有56个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大量民歌,其中汉族的民歌数量最多,分布是最广,主要可归结为号子、山歌、小调三类。

北方民歌以粗犷豪放见长,南方民歌以委婉秀美著称。

而少数民族的民歌,更是五彩斑孄,美不胜收。

  85、号子是在劳动过程中创作并演唱的、直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

一般具有简明、直接的表现特点和坚实有力、粗犷豪迈的风格。

其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相吻合,具有鲜明的律动性。

如四川的《川江船夫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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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争相关的文章和描写战争的诗句或战争名言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战城南】 唐·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相和歌辞·从军行二首】 唐·李白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杂曲歌辞·出自蓟北门行】 唐·李白 虏阵横北荒,胡星曜精芒。

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

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

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

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

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

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傍。

途冬沙风紧,旌旗飒凋伤。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杂曲歌辞·白马篇】 唐·李白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

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

弓摧宜山虎,手接泰山猱。

酒后竞风彩,三杯弄宝刀。

杀人如翦草,剧孟同游遨。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

叱咤万战场,匈奴尽波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

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李陵咏】 唐·王维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

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

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

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

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

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老将行】 唐·王维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中山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傍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吴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兵车行】 唐·杜甫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苦战行】 唐·杜甫 苦战身死马将军,自云伏波之子孙。

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

去年江南讨狂贼,临江把臂难再得。

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唐·杜甫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犹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熏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杂曲歌辞·采桑】 唐 自古多征战,由来尚甲兵。

长驱千里去,一举两蕃平。

按剑从沙漠,歌谣满帝京。

寄言天下将,须立武功名。

【杂曲歌辞·回纥】 唐 曾闻瀚海使难通,幽闺少妇罢裁缝。

缅想边庭征战苦,谁能对镜治愁容。

久戍人将老,须臾变作白头翁。

【沙场夜】 唐·于濆 城上更声发,城下杵声歇。

征人烧断蓬,对泣沙中月。

耕牛朝挽甲,战马夜衔铁。

士卒浣戎衣,交河水为血。

轻裘两都客,洞房愁宿别。

何况远辞家,生死犹未决。

【古征战】 唐·于濆 高峰凌青冥,深穴万丈坑。

皇天自山谷,焉得人心平。

齐鲁足兵甲,燕赵多娉婷。

仍闻丽水中,日日黄金生。

苟非夷齐心,岂得无战争。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春望》)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杜甫《春望》) 3、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木兰诗》) 4、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梅岭三章》)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李贺《雁门太守行》) 6、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7、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8、 醉里挑灯看剑,梦会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9、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左传-曹刿论战》) 10、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诗经-君子于役》) 11、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杜甫《石壕吏》) 1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杜牧《赤壁》) 《春望》----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由于国共两党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抗战方针,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的解放区战场。

写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抗战史,既要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也要记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

本文是对新桂系的抗战试作初步探索,错误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沈阳,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易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

1935 年5 月,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 , 把侵略魔爪伸到华北地区,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成胁,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肩,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军占题东北、华北后,1955 年8 月l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o ’国民党营垒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士,开始有了抗日的觉悟。

从广西来说,自“九一八事变”至1935 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迭向中央去电,请国民党中央早定大计,决心抗日。

1936 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通电,号召抗日,藉抗日之名,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

“两广事变”实质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但也含有要求抗日的因素。

同年12 月12 日,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将仍顽固推行反共方针的、不主张抗日的蒋介石及其随身文武官员拘禁起来。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和何应钦,主张派遣军队,进攻西安。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派周总理到西安调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发生时,李、白再三研究发出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央应予接受,而张、杨亦应先行释放蒋介石”① ,支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1937 年7 月7 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宛平城和芦沟桥武装进攻,当地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 月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国共两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筑成坚固的长城,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当时李宗仁支持了这个通电。

7 月17 日,蒋介石在芦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② 蒋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

由于形势所逼,蒋桂双方达成妥协,21 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联名电国府拥护蒋介石在芦山的谈话”。

③ 8 月4 日,白崇禧奉命调南京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同蒋介石会悟;’商谈有羊呻、出兵抗日问题。

8 月13 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才下决心抗日,并于8 月15 日向所属部队下总动员令。

李、白在此期间,向广西各界反复进行动员,广西民众在桂系的鼓动下,爱国热情高昂,纷纷从戎投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新桂系就征集了将近十万的新兵,加上原桂系第四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十五军,以及广西各县所编训的儿万民团,扩编成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十一集团军。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下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品仙,下辖三十一、四十六两个军。

四个军中,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三十一军开赴省外抗日前钱作战,四十六军留下防守广西。

8 月下旬,广西抗日大军,浩浩荡荡,分别由梧州、桂林出发,开往前线。

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打先锋,接着跟上的是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

9 月间,桂军先头部队到达徐州、海州集结待命。

10 月初桂军奉令调往上海大场至南翔一带防守,15 日桂军开始接受战斗任务,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

桂军加入上海会战以来,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浴血奋战,故伤亡惨重,“总计上海战役第七军伤亡过半,死亡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等十多人”,④ 战斗力大为减弱,遂于11 月13 日从上海撤至第五战区,与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共同防守保卫津浦铁路南段。

1938 年3 月下旬,日军机谷师团,集中了四万多兵力,向台儿庄猛烈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奋起抵抗。

驻津浦南段的桂军,连续阻击由南京北上的日军,牵制了敌人的增援步伐,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战不久,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组织临时参谋团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双方经过惨烈之战斗,歼灭日军两万多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折后,旋即派遣四个师团兵力,向徐州进犯,包围徐州。

国民党军为避免不利形势下的决战,于5 月15 日突围转移。

在这次突围中,广西部队一七三师一O 三三团,由副师长周元率领,奉令调守徐州西南重镇蒙城,掩护突围,与敌崖战数天,全团官兵二千四百余人大部阵亡,副师长周元亦在炮火中壮烈牺牲。

6 月,日本政府决定调十四个师团兵力进攻武汉,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新调来的第四十八军,奉命调往大别山防守。

在此期间,守军不断地向皖西和鄂东袭击,截断敌军交通线,阻击敌军向武汉的增援部队,逼使敌寇进退维谷,一筹莫展。

驻守湖北黄梅、广济桂军第八十四军的一八九师和一八八师,与进犯武汉之敌展开阵地争夺战,战况惨烈,双方伤亡人数达数千人以上,广西部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桂系除了派军队到前线抗日外,还在省内动员,组织学生军上前线协助部队抗战,1937 年11 月,广西第二届学生军成立,分别在西大、桂林、柳州、南宁和梧州等地招生,广西地下党也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从戎投军,总共三百多人,在桂林李家村集训一个月后,12 月15 日即从桂林出发,途经湖南、湖北、河南,然后转入安徽,随同广西军队,辗转在抗日前线,深入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8 年冬,随着日军的侵略向南推移,广西时局顿形紧张,桂系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影响下,组织成立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各地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颇高,踊跃报名参加,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亦发出号召,动员各大中学校中的党员带头报名。

原拟定只收一千二百人,组织一个学生军团,后报名之人数激增至一万九千多人,经过筛选仍有四千多之众,于是扩编为三个团,1939 年1 月集中桂林训结;, 2 月初集训结束,即从桂林出发,分另,月干乐、桂平、犷定阳等地,深入乡镇,在街头小巷出墙报,张贴抗口标语,或边过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演唱和办文化学佼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广西学生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动下,走遍了桂尔、桂南、桂西广大地区,) ' ‘西境内1 沟十二个行政区,到过的就达十一个,全广西的九十九个县中,有五十五个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在前线或敌后,大力开展抗日立传活动,后桂南会战发生,还上前线参加作战,牺牲了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1938 年10 月,日军浸占武汉后,接着便向华南地区挺进,根据形势的变化,11 月28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夭水、桂林两个行营,程潜、白崇禧分别为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南北战场。

12 月2 .日“李宗仁、白学祛两司令为侵粤日军图犯桂省事,发表了‘告民众书’, 要求全省人民沉着应战,对日军侵略作最后之抵抗”,⑤ 力求阻止日军南侵。

1939 年11 月15 日,日本政府为了切断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达到威胁英、法,封锁重庆的目的,派造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等部队共三万多人,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从北部湾企沙、龙门强行登陆,当时国民党桂系在桂南的守军只有四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守防企沙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一营和守防龙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二营,分别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官兵伤亡惨重,沿海阵地大部为敌炮摧毁,被迫向后撤退,企沙、龙门失陷。

16 日敌攻占防城,17 日占钦州,接着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冲破十九师在小董的防线,沿琶钦公路向南宁进犯。

23 日下午,敌一部窜至良庆,守军一七O 师补充团与之展开阻击战。

24 日上午,敌向蒲庙进犯,与守军一七0 师主力发生激战。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军,用飞机和大炮,向南宁城区猛烈袭击,守军一三五师伤亡较大,又无其它增援,被迫沿岂武公路撤退至高峰,南宁陷落。

11 月25 日,国民党军队第五军第二百师第六百团在南宁城郊二塘,与敌相遇,激战两天,予敌重伤,团长邵一之和团附呆其升中弹牺牲,副团长文模负伤,士兵伤亡过半,遂撤网宾阳思陇整编。

26 日,占南宁之日军进犯高峰,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高峰阵地,在敌讥轮番轰炸下,大部被摧毁,守军一三五师和一七0 师,退至武鸣县北马安圩、陆榆圩一线,12月1 日,高峰陷落,4 日,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进占昆仑关。

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时,正在重床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白崇禧,于11 月19 日飞返桂林,商讨应付战局。

次日,“白崇禧特电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事力量,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进犯桂南之日军”。

⑥ 当时,广西部队较单薄,驻地分散,“难于防守。

日军占领南宁、昆仑关后,切断了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路线,‘严重地威胁了重庆的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组织反攻,从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抽调约十五万兵力到桂南,抵御日军北上。

白崇禧一面将指挥部搬设迁江前线,一面抽调汽车将杜幸吸第五军及其它部队急速向宾阳俞线阵地输老。

12 月15 日,各部队调整基本完毕,白祟禧发布反攻命令。

18 日,国民党部队约十五万人,依照白崇禧部署开始反攻,南宁东非面险要的昆仑关,’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J 当时占领关隘的是日军自称‘钢军万的第五师团,反攻昆仑关正面主攻部队是蒋介石嫡系杜幸明第五军,桂系的部队主要布置在誉钦、琶龙、琶武三条路线上,随击与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

开战后,昆仑关之战斗最为激烈,双方经过残酷的枪炮战,反复的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持续进行了将近半个月,国民党军队终于在12 月31 日克复了昆仑关,击毙日军四千余人,生俘一百O 三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昆仑关的胜利,戮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4 年4 月,日本为了打通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交通线,防止美国利用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袭击日本,拯救入侵南洋的日军,发动了像、湘、桂战役。

同年8 月衡阳陷落后,日军第十一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沿湘桂铁路向桂林进犯,另外,日本由广东抽调第二十三军二个师团沿西江由梧州入侵,对桂林、’柳州构成夹攻的态势。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命冷柳州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进行防守,白崇禧亦以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到桂林指挥这次会战,将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主力调往桂林防守,并组织成立桂林防守司令部,由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松任防守司令。

同时将粤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一部调到柳州防守。

9 月初,日军前锋抵达湘桂边境黄沙河,守全州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触即馈。

在大敌当前,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把他的摘系军安置于贵州省内,不愿调进广西参加会战。

白崇禧为了保存桂系实力,避免自己的部队受到过大的削弱,亦在临战前将桂系一个主力师和一个团的兵力调离桂林,使守城兵力更为单薄,仅有一万多人。

10 月9 日,敌军向桂林发起进攻,月底敌推进至桂林外围。

11 月初,敌对桂林城区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桂系守军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城防司令韦云松带领部下弃城突围,留守部队一三一师师长阔维雍在此生死关键时刻,写下遗书,誓与桂林共存亡,率领将士,与敌进行了激烈的赓战,官兵大部壮烈牺牲,粮绝弹尽,外援无望,迫敌军已逼近北门东镇路师指挥所时,阔愤慨自杀殉国。

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旋蒙、三九二团团长吴村均在战斗中壮烈捐躯。

10 日,守军一部突出重围,桂林陷落。

11 日,日军未经什么战斗就占了柳州。

日军占柳州后,继续向南推进,24 日,南宁陷落。

日本侵略者从9 月初踏入广西边境后,国民党新桂系作了一些布防应战工作,将桂系主力调集桂林,准备与之决战。

驻守桂林的广大官兵大都是爱国的,他们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顽强抵抗敌人的入侵,不少将士为国捐躯,这是值得人们缅怀和赞扬的。

但从整个战役看,除桂林守军作一些抵抗外,其它战线都不曾经过什么战斗,一触即演,节节败退,致使日军从侵入全州到占领南宁,前后仅用二个多月的时间,广西将近八十个市县的广大地区就陷敌手,基本完成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

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基本上是推行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笨。

“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政策。

新桂系在此阶段则不然,' “九一八事变”后,1933 年李宗仁写了一篇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 ,⑦ 表明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认为“抗战则存,屈服则亡,除坚决抗战外,更不容有徘徊余地”,⑧ “如果中央不起来对日抗战,我们广西民众,也要起来首先发动民族革命斗争,广西政府,是与民众共存亡的,我们就要动员了,希望大众一心,誓死抗日,以图国家民众之生存”。

⑨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新桂系大声呼唤抗日,说明他们开始转变,有了抗日的要求,反映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他们的言论,对唤起民众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新桂系的“抗日”亦含有与蒋争权夺利的因素,反映了李、白同蒋介石之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七七事变”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⑩ 从新桂系来说,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白即在全省进行动员,抽调了“抗日军二十万开赴前方” 作战,是全国各省派出军队最多的省份之一。

这支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大会战等战役,与敌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打得相当顽强,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和消耗,其‘本身亦牺牲一大半,为保家卫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应给予充分肯定。

1938 年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华侵略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主要兵力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减轻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

这个方针的改变,促使国民党政府亦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派汪精卫还于12 月底公开发表通电,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

新桂系在此期间,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使桂系没有完全和共产党破裂,还能坚持抗战。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1939 年1 月5 日,李宗仁、白崇禧立刻通电全国,“拥护开除汪精卫,要求国民政府将汪通缉归案”。

@到桂南会战时,桂系当局除了派军队参加会战外,还在全省进行动员,组织人力物力,保证前线军需供应,为杜幸明第五军正面攻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新桂系是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抗战不可能完全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也包含有巩固本集团统治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抗日,也要反共。

李宗仁在1932 年7 月11 日西南执行部联合纪念周会上说:“我们数月来,所希望努力的两大工作,就是剿共和抗日。

… … 我盼望除剿共外,抗日的工作还要加紧进行”。

⑧ 可见桂系的抗日和反共都是相提并论的。

1939 年至1943 年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新桂系同蒋介石一唱一和,连续制造了桂林的“七九”、玉林的“一一三”和南宁的“一一五”反革命事件,大量逮捕和屠杀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给广西的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 双十协定》 ,后蒋介石片面编毁《 协定》 ,发动内战,新桂系的主要头目白崇禧旋于1946 年3 月,“给蒋介石写了万言书,主要内容是拥蒋反共,并建议开发新疆及西北各省,建立长期反共根据地”。

⑧ 表明了其与人民为敌到底,投靠蒋介石,招致最后和蒋介石一起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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