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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问题：1净空法师是当今佛教界高僧大德，在世界各地创办净宗学会。
徐业鸿，法名净空法师，1927年2月生于安徽庐江。
少年时求学于国立第三中学及南京市立第一中学，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实践学社，公余之时研习经史哲学。
先后追随一代大哲方东美先生、藏传高僧章嘉呼图克图及佛学大家李炳南老居士，学习佛法13年。
熟通佛教各派经论及儒、道、基督、伊斯兰等其它宗教学说，尤对佛教净土宗著力最多，成就亦最为辉煌。
法师曾任台北圆山临济寺书记，十普寺三藏学院教师，南普陀佛学院教师，中国佛教会设计委员，弘法委员，东方佛教学院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松山寺大专佛学讲座讲师，中国内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佛教会大专院校佛学讲座总主讲，天主教东亚精神生活研习所教授，华藏法施会会长，华藏精舍住持，华藏佛教图书馆导师，华藏净宗学会会长暨佛陀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会长，新加坡净宗学会导师。
法师于海内外倡导促进成立“净宗学会”，提倡专修净业，专弘净宗。
一九八五年移居美国后，曾获颁美国德州荣誉公民及达拉斯荣誉市民。
公元二千年移居澳大利亚，两年后（二千零二年）即获颁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博士，并获聘任荣誉教授。
同年，图文巴市长颁发荣誉市民。
二千零三年，昆士兰大学亦聘任法师为荣誉教授。
二千零四年，法师先后荣获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及印尼伊斯兰教州立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尽管，对于毕生淡泊名利的法师而言，世间的名闻利养犹如过眼云烟，修道人绝无丝毫染着。
但这些荣誉，却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志士仁人，对于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以及重振伦理道德之刻不容缓，有着高度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份肯定与认知，法师在澳大利亚、印尼等地，与政、教各界人士都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二零零三年七月，联合国国际和平大学，在泰国曼谷举办国际研习会议，讨论“宗教是冲突还是和平”；法师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身份，代表该校出席并讲演。
同年八月应邀参加“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的“西藏光明万里情”义诊活动，为西藏同胞捐助治疗白内障的仪器与医疗基金。
在世界灾难频传、国际恐怖份子活跃与多种传染病的袭击之下，人们对于和平安定的渴望与日俱增，对于“宇宙和谐、世界一家”的理念，也产生更广大的回响。
（2）法师足迹二千零三年十一月，法师应印尼副总统罕扎哈兹之邀，至该国进行首次访问，会见前总统瓦西德长老以及政府各部首长及宗教代表；谈话中，再三强调应重视弘扬宗教教育，对印尼的种族和谐及安定和平做了极具建设性的提议。
长老及各代表纷纷表示，热烈欢迎法师常到印尼讲经说法。
二千零四年四月，印尼国家宗教部部长塞德亚基先生，邀请法师再度访问印尼。
讲演中，法师就“人道、爱、世界和平”的主题，谆谆说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大同理想，必须建立在恢复圣贤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
两千零四年一月，法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亚洲非政府机构资讯网组织会议之邀，出席于日本冈山所举办的“教育永续发展”之国际会议。
在大会讲演以及数天密集的访问座谈中，与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及学者专家共聚一堂，探讨化解冲突之道。
法师提出古圣先贤“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说明一切宗教都是仁慈博爱的教育，要想消除冲突、挽救劫难必须先从化解自己内心的冲突与不平做起。
人人反求诸己，心地纯净纯善，世界必定充满光明。
法师慈祥温和的风范，恳切真诚的言论，加以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来自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宗教人士及学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表达了诚挚的敬仰之意。
（3）法师荣誉过去十年，法师在中国所设立的华藏奖学金、孝廉奖学金，帮助莘莘学子完成学业。
近年来，法师不仅资助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及昆士兰大学的多元文化和平工作，并提供南昆士兰大学奖学金。
二千零四年初，与印尼宗教部联系，拟于印尼大学设立奖学金，面向具有宗教信仰并专修人文学系、神学或哲学的贫寒学生，每年得到资助的人数约可达3500人。
法师近年来积极倡导：神圣仁慈博爱的教育、与各个宗教和睦相处、多元种族文化平等对待。
希望结合更多的仁人志士，在这动乱的大时代中，实现消弭战乱冲突、促进世界和谐安定的大同理想。
法师首倡“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
指出大乘教学方针在彻底破除迷信，启发真智，使能明辨真、妄、正、邪、是、非、善、恶、利、害，建立理智、大觉、奋发、进取、乐观、向上的慈悲济世的人生宇宙观，才能圆满达成解决众生一切苦难，获得真实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
1977年初，倡建“中华民族百姓宗祠“，凡中国民居留地，皆应兴建。
旨在教民诚信忠敬、继孝思、笃人伦、醇风俗、隆国运\\\\、开太平。
又指出“文言文“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共同语文，为中华文化独具之异彩，是世界文化最伟大的发明，使数千年前人类智慧经验的宝藏，与今人结晶成一体，因此必须提倡。
文化复兴，光被全球，惠及一切众生，咸得和平安乐，犟根固本在于此也。
法师于第六任 总统就职前，在台北市中国佛教会宣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以为祝贺，特别犟调教育救国，教育救世。
尤望东亚各国发菩提心者，同心一德，携手合作，为全人类谋求真正和平幸福繁荣的新时代。
法师云：“今世乱极，人各望治。
欲求普济全球，救劫难于眉急，化乖戾于无形，务令一切众生，人人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
欲达此目的，唯有极力提倡大觉教育，以古今中外圣哲之金言教训为依归， 以期建立共识。
“佛曰：“见和同解，戒和同修也。
“于是有汇集群书，采撷格言的想法。
如：《佛教大藏经》、《中国四库全书》、《荟要》、《史鉴》、群书等，皆可摘取编成菁华录流通。
务令一切众生能读、能解、能行，则不辜负古来圣哲垂化之婆心也。
采撷要领： 一、取明白易晓之短句，不取长文。
二、取急切实用之教诲，不取不切实际之玄谈。
三、必利于自身之修养，家庭幸福，事业成败之教训。
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各民族、各学派、各宗教，共存共荣之诸目标为撷取之标准。
四、分类汇集编订一册，译成各种文字流通世界。
介绍中华文化精华，促进世界大同，为吾人理想之目标也。
五、他如西洋学术菁华：伊斯兰、新旧约、金训格言菁华，若能普遍流通全球，必能建立共识、共存、共荣、和睦大同、亘助亘惠的美满世界。
在普通社会教育方面，净空老法师也作出非常引人瞩目的成绩。
一九九三年法师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及南京市第一中学（净空法师早年母校）五校第一次设立“华藏奖学金”。
一九九八年老法师又在另外三十所学校设立“孝廉奖学金”。
在这短短五年中，法师在中国各地大学、师范大学（学院）、中学所设立“华藏奖学金”及“孝廉奖学金”的学校共达八十八所（其中师范大学（学院）三十所，大学（学院）二十九所，民族及医科学院（大学）两所，中学二十四所，小学三所），每年单单用于颁发奖学金的款额就达二十万美元。
2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即文殊师利或曼殊室利，佛教四大菩萨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代表聪明智慧。
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称法王子。
文殊菩萨的名字意译为“妙吉祥”；Ma?ju 文殊或曼殊，意为美妙、雅致、可爱，师利或室利，意为吉祥、美观、庄严，是除观世音菩萨外最受尊崇的大菩萨。
文殊菩萨在道教中称文殊广法天尊。
山西省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东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
现有菩萨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亦说：‘尔时世尊，告金刚密迹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邦，其国有山号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上，为诸众生，于中说法。
’而经所说清凉山及五顶山，即今中国山西五台山。
此山在五台县东北，离县城一百二十里，五峰环抱，顶无森林，如垒土之合，因名五台山。
地居边境，寒冷异常，无炎暑之热，又名清凉山。
古之丛林，今之佛刹，皆在中台之下，其南台离中合八十里，台高三十里，顶周二里，金莲名菊，灿发如锦，亦名锦绣峰，世传是文殊菩萨所居。
文殊菩萨诞辰纪念日：农历四月初四。
文殊菩萨出家纪念日：农历十月二十日。
文殊菩萨成道纪念日：农历腊月二十二。
文殊菩萨，生于舍卫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族，从母亲的右胁出生，身体紫金色，刚生下来就能够说话，很早就在世尊座下出家(见《文殊般涅盘经》)《首楞严三昧经》说：‘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之前，南方称为“平等”的世界，有佛名为龙种上如来，即今文殊师利菩萨是也。
’《央掘魔罗经》言：‘现在北方“常喜世界”，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即是文殊师利菩萨。
’ 而在《悲华经》中说：‘阿弥陀佛为转轮圣王时，第三王子名叫“王众”，在宝藏佛之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愿于将来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没有止尽、无有界限地庄严清净佛国世界，使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般的十方国土，合为一个他所教化的世界，此世界中有无量珍宝充满其中，没有浊恶苦痛的触受，没有种种女人，甚至没有女人这个名词，也没有声闻辟支佛等未发广大菩提心的众生。
一生得补佛位的等觉菩萨，充满整个世界。
第三王子发愿以后，宝藏佛即命名他为“文殊师利”，授记他于未来世，南方世界名为“清净无垢宝窴”的国土，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名号为“普现如来”。
《观佛三昧海经》说：当时世尊为诸大众，说观佛三昧之后，文殊菩萨接着又告诉大众说：‘在过去宝威德如来时，一位有德长者的儿子，名叫“戒护”，仍在母胎的时候，就受了三归依。
到了八岁时，父母礼请世尊到长者家接受供养。
那时童子见到佛陀，安详的威仪、平稳缓慢的步伐，在佛的每一步脚下生出莲华，而且身相具有广大光明。
见了以后非常欢喜，向佛恭敬礼拜，礼拜之后仔细地看着世尊，眼光不曾暂时离开。
一见到佛之后，即除去百万亿那由他劫生死重罪。
自从这次见佛以后，生生世世恒常遇到百亿那由他恒河沙数诸佛。
如是众多的世尊们都开示这个观佛三昧，后来又遇到百万尊佛陀出世，皆是同一个名字，号为“栴檀海”。
当时童子都亲自奉事供养诸佛，中间毫无遗漏空缺，既礼拜供养诸佛世尊，又合掌恭敬地观看佛的相好。
由于观看佛陀身相的这种殊胜功德之因缘业力故，再一次又能亲近百万阿僧祇劫诸佛。
从此以后，就获得了百万亿的念佛三昧，得百万阿僧祇的旋陀罗尼。
既得此三昧及陀罗尼后，诸佛即现前为他说无相法，刹那之间就获得首楞严三昧大定。
由于最初童子受三归依，礼拜一次佛陀的缘故，又因为仔细观察如来的相好，心无懈怠疲厌。
只是由于这个短暂的因缘，就能够遇到无数诸佛，更何况是一向专心系念，完整究竟地思维，观察如来色身的种种相好呢
当时的童子，难道是别人吗
那就是我文殊师利啊
’文殊师利菩萨说完之后，释迦世尊告诉阿难：‘你应当受持记忆文殊师利所说的话，普遍地告知一切大众，以及未来后世的众生，如果有人能够礼拜、能够念佛、能够观佛者，应当知道此人，与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平等，没有差异。
’与普贤菩萨在《普贤行愿品》末后的偈颂大略相同，《文殊发愿经》云：‘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
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授我记。
严净普贤行，满足文殊愿，尽未来际劫，究竟菩萨行。
’文殊、普贤，是华严会上辅佐毗卢遮那佛的两位大圣，此二大菩萨所陈述的行愿，以及他们说法度众生的内容，无不是以念佛为基础，以净土为归宿。
世间有一些执著华严而却轻视净土法门的人，应当知道要明察警惕才是。
诸佛菩萨，凡果后施化，无不具足无上智慧，特别是文殊师利菩萨，更是无上智慧的代表。
因为文殊菩萨，是三世果上如来，在《首楞严三昧经》中说：文殊菩萨，过去成佛，名龙种上尊王佛。
在《央崛摩罗经》中说：文殊菩萨，现在北方作佛，号欢喜藏摩尼宝积佛。
在《宝积经》中说：文殊菩萨当来成佛，名普见如来。
在《华严经》则说，文殊菩萨，是十方诸佛母，一切菩萨师。
今为辅助释尊教化众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示现出生于印度舍卫国，多罗聚落婆罗门家，父名梵德，从母右肋生，身紫金色，出生即能言，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与佛同等。
因其出生时，家族中出现十种瑞相，因名妙吉祥。
又文殊菩萨，古佛再来，了了见佛性，因名妙德。
《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言：‘妙吉祥菩萨，是三世觉母，故名文殊师利。
’文殊菩萨，身紫金色，形如童子，五髻冠其顶，左手持青莲华，右手执宝剑，常骑狮子出入，既年青又威猛，却是无量诸佛母，一切菩萨师。
《大乘心地观经》言：‘文殊师利大圣尊，十方诸佛以为母；一切如来初发心，皆因文殊教化力。
’在《放钵经》中释尊曾言：‘我今得佛，是文殊师利之恩也。
过去无央数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
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
’《菩萨处胎经·文殊身变化品》云：‘本为能仁师，今乃为弟子，佛道极广大，清净无增减，我欲现佛身，二尊不并立……’ 文殊菩萨本居佛位，何止是释尊之师，亦释尊的师祖。
在《法华经·序品》中说：无量劫前，有二万日月灯明佛出现于世：其中最后一位日月灯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领四天下，后闻父王出家已成佛道，皆舍王位，出家修行，发大乘意，皆为法师。
时日月灯明佛座下有妙光菩萨，曾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劫，常为人演说。
日月灯明佛，为彼说《法华经》，佛入灭后，佛的八王子，皆以妙光菩萨为师。
妙光菩萨教化八王子，令其坚固菩提心，终于次第成佛，其最后佛名燃灯佛。
而燃灯佛正是释迦如来的本师。
时妙光菩萨，即今文殊师利菩萨。
是以文殊菩萨，不仅是释尊本师，亦是释尊的祖师，今以祖师身份，示现为弟子，可见佛法平等，不生执著，但为利生，不拘世俗知见。
而文殊历史的悠久，智慧的超越，亦由是可知。
何止是佛教中智慧的代表，简直是无上智慧的化身。
找几个唐诗宋词类的文史知识
【先秦】屈原 宋玉 【两汉】枚乘 贾谊 司马相如 王逸 东方朔 朱穆 王褒 刘彻 班婕妤 赵壹 秦嘉 班彪 班昭 班固 扬雄 张衡 蔡邕 蔡琰 祢衡 曹操 孔融 【魏晋】曹丕 曹植 王粲 陈琳 刘桢 徐干 阮瑀 应璩 应玚 繁钦 曹睿 嵇康 向秀 阮籍 何邵 潘尼 潘岳 张翰 张华 张协 张载 傅玄 陆机 陆云 石崇 孙楚 左思 曹摅 陶渊明 郭璞 刘琨 卢谌 袁宏 【南北朝】谢惠连 谢灵运 鲍照 谢朓 鲍令晖 孔稚珪 萧衍 江淹 沈约 范云 何逊 阴铿 徐陵 庾信 江总 朱超 【隋代】杨素 薛道衡 陈子良 卢思道 孔德绍 孔绍安 【唐五代】虞世南 上官仪 王勃 卢照邻 杨炯 骆宾王 陈子昂 杜审言 朱弯 沈佺期 宋之问 张说 张九龄 常建 储光羲 李颀 高适 岑参 王昌龄 孟浩然 王维 李白 杜甫 刘长卿 韩愈 柳宗元 韦应物 寒山 拾得 顾况 李益 卢纶 钱起 王建 张籍 孟郊 元稹 白居易 刘禹锡 贾岛 许浑 李商隐 杜牧 李贺 薛涛 皮日休 陆龟蒙 杜荀鹤 罗隐 僧皎然 僧贯休 僧齐己 温庭筠 韦庄 王翰 崔道融 刘希夷 徐氏 张谓 张继 崔曙 苏味道 马戴 刘叉 崔颢 王湾 王之涣 贺知章 崔护 朱昼 刘方平 于良史 聂夷中 于鹄 祖咏 杨师道 赵徵明 张若虚 袁郊 崔涯 张仲素 秦韬玉 李约 王涯 胡令能 卢汝弼 戎昱 崔珏 王驾 黄巢 崔国辅 于武陵 捧剑仆 施肩吾 花蕊夫人 李郢 皇甫松 张祜 綦毋潜 张南史 徐彦伯 李珣 冯延巳 李煜 【宋辽金】潘阆 范仲淹 苏舜钦 欧阳修 张先 晏殊 晏几道 柳永 王安石 苏轼 黄庭坚 秦观 陈师道 李之仪 张耒 晁补之 贺铸 陈与义 吕本中 毛滂 周邦彦 李纲 朱敦儒 李清照 朱淑真 舒亶 韩元吉 胡铨 叶梦得 张元干 张孝祥 范成大 陆游 杨万里 陈亮 辛弃疾 刘过 姜夔 吴文英 史达祖 刘克庄 元好问 蒋捷 文天祥 王沂孙 刘辰翁 吴激 蔡松年 段克己 戴复古 李祁 黄裳 朱熹 王观 赵佶 林逋 张泌 周密 李克 岳飞 李重元 康与之 魏承班 曾觌 徐俯 阎选 孙光宪 黄公度 周紫芝 赵令畤 【元代】萨都剌 刘因 关汉卿 狄君厚 范康 高文秀 金仁杰 宫天挺 孔文卿 王实甫 白朴 马致远 孟汉卿 尚仲贤 石君宝 张养浩 刘致 张可久 贯云石 卢挚 郑光祖 高明 纪君祥 郑廷玉 张国宾 岳伯川 杨梓 武汉臣 王伯成 赵孟頫 王冕 洪希文 杨载 杨维桢 元好问 【明代】刘基 高启 汤显祖 陈子龙 夏完淳 袁宏道 于谦 王世贞 李攀龙 何景明 李梦阳 唐寅 戚继光 【清代】钱谦益 吴伟业 顾炎武 顾贞观 陈维崧 朱彝尊 洪升 孔尚任 王士祯 查慎行 纳兰性德 袁枚 仓央嘉措 黄景仁 龚自珍 黄遵宪 秋瑾 苏曼殊 乾隆 郑板桥 曹雪芹 刘鹗 【近代】谭嗣同 王国维 梁启超 李叔同 柳亚子 郁达夫 斌宗法师 太虚法师 虚云法师 月溪法师 【现代】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 闻一多 李金发 穆木天 冯至 田间20世纪30年代: 朱自清 林徽因 戴望舒 李广田 艾青 卞之琳 何其芳 南星 辛笛 覃子豪 纪弦 臧克家20世纪40年代: 王佐良 陈敬容 杜运燮 穆旦 罗寄一 郑敏 唐祈 袁可嘉 牛汉 屠岸20世纪50年代: 周梦蝶 羊令野 方思 余光中 洛夫 罗门 蓉子 痖弦 昌耀 林泠20世纪60年代: 郑愁予 任洪渊 杨牧 叶维廉 食指20世纪70年代: 江河 北岛 芒克 多多 舒婷 刘自立 严力 杨炼 梁小斌 顾城[编辑本段]唐 朝 诗 人 雅 称 唐朝诗人辈出，成就卓越，人们给他们具有概括性、赞美性的雅称。
诗祖——陈子昂。
元·方回称“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
” 诗星——孟浩然。
清·陆风藻《小知录》“诗星，孟浩然也。
” 诗佛——王维。
由于其虔诚信佛，在部分诗歌中宣扬佛教，赞美佛教的无声寂火而得名。
诗天子——王昌龄。
他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
诗仙——李白。
因其诗歌雄奇豪放而得名。
诗豪——刘禹锡。
唐·白居易称“彭城刘梦得，诗豪也。
” 诗圣——杜甫。
诗魔——白居易。
其作《与元九书》“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知其苦，非魔而何” 诗囚——孟郊、贾岛。
元好问《放言》称“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
” 诗鬼——李贺。
因其诗歌设想奇绝，瑰丽凄恻而得名。
诗奴——贾岛。
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诗杰——王勃。
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我对佛学感兴趣。
。
应该看哪些佛经呢。
。
。
怎么个顺序去看呢。
。
。
请高手指教。
谢谢。
。
这样看你为什么会对佛学感兴趣，这样去选择佛学
妙法莲华经的经典语录
《法华迦牟尼佛晚年在城灵鷲山所说，为大乘佛教经典之一.《妙法莲华经》说一乘圆教，表清净了义，究竟圆满，微妙无上。
《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所说教法，属於开权显实的圆融教法，大小无异，显密圆融，显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一乘了义。
在五时教判中，属於法华、涅盘之最後一时。
因经中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所以《法华经》也誉为「经中之王」。
第一序品: 是本经的总序，佛说无量义经後，入无量义处三昧，天上降下种种妙华，佛的眉间白毫放大光明。
弥勒菩萨因疑发问，文殊师利菩萨作答：过去诸佛宣说《法华经》前，皆现此瑞。
暗示佛说此经之殊胜处有别於他经，唤起大众的注意。
第二方便品: 此品与寿量品，是《法华经》的两大中心，为本经正宗分。
佛由三昧起，称叹诸佛智慧甚深无量，难解难入，佛说诸佛究竟了知诸法实相——「十如是」。
为令声闻、缘觉二乘人断苦缚，得涅盘，佛以方便力，曾分说三乘之教，今日所说才是佛的真实教法。
五千增上慢者退席，佛乃宣示唯一大事因缘，所谓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实无三乘。
第三譬喻品: 自此品至第九「授学无学人记品」为止的七品，是将方便品内容进一步以譬喻及因缘加以说明。
本品说明舍利弗最先领解佛意，故被授记为华光如来。
佛将三界譬喻为火宅，将三乘喻为「羊、鹿、牛三车」，将一佛乘喻为「大白牛车」，以有名的「火宅喻」和「三车一车」之喻，显示「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的深义。
第四信解品: 须菩提、迦旃延、大迦叶、目犍连，于上品领解佛意。
佛更说「长者穷子」喻，佛喻为大慈悲的长者，三乘譬喻为穷子，导出「于一乘道，随宜说三」的结论。
第五药草喻品: 佛应四人之请，更以「三草二木」将人天二乘譬喻为大、中、小药草，将上根、下根菩萨喻为大树和小树，将佛的平等智慧譬喻为一味之雨。
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小长短诸种草木，悉受一味之雨而润泽成长，如同佛以一相一味之法，平等利益一切众生。
第六授记品: 授大迦叶等四人将来成佛之记。
第七化城喻品: 先说大通智胜佛时十六王子听讲《法华经》而转为菩萨沙弥，後乃成佛。
次说「化城喻」，三乘之果不外是化城，目的是为入佛智慧、最终成佛。
第八五百弟子授记品: 富楼那为上首，五百弟子皆得受记。
次说「系珠喻」，五百弟子虽都怀有佛种，但未开悟，由烦恼覆藏，如衣里藏有宝珠，但因不知，故处於穷困之境。
第九授学无学人记品: 阿难、罗睺罗为上首。
第十法师品: 佛在世或灭度後，凡随喜听闻《法华经》者均授予成佛的记别。
又举出修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本经的「五种法施」和供养本经的「十种」功德。
说谤法者之罪，并说凿井喻。
第十一见宝塔品: 多宝佛塔从地涌出，证明释尊所说真实不虚。
释迦如来以神力，三变净土，分身诸佛咸集，开多宝佛塔。
多宝如来，分半座与释尊同座。
第十二提婆达多品: 说如来往昔求法，师事阿私仙得闻妙法。
又授提婆达多成佛记。
文殊入龙宫说《法华经》，八岁龙女闻经即身成佛，证明《法华经》功德广大。
第十三劝持品: 药王、大乐说和两万菩萨，各各发愿弘扬《法华经》。
被授记的五百阿罗汉及学无学八千人，以及八十万亿那由他无数菩萨，皆誓愿弘此经典。
第十四安乐行品: 文殊请问末世持经方法，佛告以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并以转轮圣王髻中明珠罕见授人来譬喻佛不轻易讲说经中最尊最胜的《法华经》。
第十五从地涌出品: 六万恒沙菩萨及其眷属从地涌出，大众疑惑，不知此等恒河沙数菩萨为谁之弟子
从何处而来
此为佛开显「久远实成」佛果的序曲。
第十六如来寿量品: 释尊说明「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而其中间乃至今生，皆是方便示现。
又说「佛寿长远」、「佛身常住」。
以良医之譬喻说明为救众生而示现方便。
佛实际上是「常在灵鷲山」、「常住说此法」，为使众生不起懈怠之念，故示现灭度。
此品旨在说明佛陀「寿命之无量」、「教化之无量」、「慈悲之无量」及「救济之无量」。
第十七分别功德品: 说明与会者闻法获益之多，和五品弟子功德。
第十八随喜功德品: 是继上品所说者，说明听闻、讲述此经的广大功德。
第十九法师功德品: 明五种法师的功德，得六根清净神通力。
第二十常不轻菩萨品: 说明常不轻菩萨，以随喜行，得清净六根，说《法华经》，以此显示赞叹本经功德。
第二十一如来神力品: 佛出广长舌相，放毛孔光。
以此神力，为嘱付灭後传此经，捷要地说此经功德。
此经所在之处就是道场，诸佛在此处成道、宣讲，并在此处涅盘。
第二十二嘱累品: 此品为对诸菩萨「总付嘱」，三摸众菩萨顶而嘱付之。
第二十三药王菩萨本事品: 自此品开始到第二十八劝发品，详说佛灭後弘此经的必要及弘经的功德。
本品举出药王菩萨过去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臂供养，以报答听日月净明德佛讲《法华经》之恩。
第二十四妙音菩萨品: 叙述变现34身，说《法华经》的妙音菩萨，从东方净光庄严国来到灵鷲山，礼拜释尊及多宝佛塔，以显宣说《法华经》的重要意义。
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无尽意菩萨请问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因缘，佛为说14种无畏，32种应化身等种种功德。
第二十六陀罗尼品: 菩萨及天神等，各各说咒护持受持《法华经》者。
第二十七妙庄严王本事品: 述说药王、药上二菩萨的往昔事迹，他们为净藏、净眼二王子时，劝父母归依其师云雷音王佛，使他们听讲《法华经》的大善因缘，以显示遇佛、听《法华经》之难得。
第二十八普贤菩萨劝发品: 佛为普贤说佛灭度後得《法华经》的四个方法。
普贤发愿护持受《法华经》者。
魏晋时期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原因、发展及意义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
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
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
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
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
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
佛者，汉言觉。
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
其精者号沙门。
沙门者，汉言息心也。
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
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
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
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
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
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
《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
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
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
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
《易》称：‘积善余庆。
’《诗》咏：‘求福不回。
’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
”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
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
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
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
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
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
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
’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
’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
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
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
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
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
’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
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
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
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
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
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
《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
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
’于是退而注《逍遥篇》。
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
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
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
此所以为逍遥也。
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
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
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
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
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
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
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
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
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
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
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
此有情者所以悲叹。
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
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
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
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
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
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
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
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
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
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
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
”〔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
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
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
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
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
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
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
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
”〔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
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
“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
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
”〔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
但结果怎样呢
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
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
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
〔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
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
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
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
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
”〔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
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
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
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
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
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
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
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
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
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
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
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
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
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
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
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
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
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
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
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
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
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
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
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
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
”《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
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
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
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
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
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
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
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
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
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
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
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
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
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
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
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
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
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
”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
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
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
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