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二战时期前后历史(比如说时间，战役，战前或战后的一些事件)
1922年，墨索里尼在米兰组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第二年指挥指挥该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正式走向法西斯化。
1934年，夺下第二届足球世界杯冠军。
1935年意大利挑起第二次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初期被大部分仍装备长矛、弓箭的埃塞俄比亚打得一败涂地，后期不惜动用了毒气武器，最终占领了整个埃塞俄比亚。
不过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并不稳，通过遭意军入侵缴获到大量现代化武器的埃军愈战愈强，很快就收复了大部分国土，到1941年便在英军的配合下光复了全部国土。
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创造过很多匪夷所思的战争奇迹，最著名的一个营的意军在深夜被偷走了所有武器，但全营官兵竟然做到了无一伤亡。
1936年，意大利与德国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二战法西斯轴心国正式形成。
1938年，卫冕第三届足球世界杯冠军。
1939年，吞并了不到两万平方公里的阿尔及利亚。
1940年6月10日，趁火打劫对英、法宣战，出兵法国南部，遭被德军打败的法军反攻到了本土，如不是很快法国就向德国投降，险些遭遇亡国的危险。
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喊出了要建立地中海帝国的豪言，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派出百万大军入侵希腊的战争，结果因被装备低劣的希腊军队缴获到了大批先进武器，损失惨重被赶回了阿尔及利亚，而且本土面临着将遭到希腊反入侵的威胁，最后只要求助德国帮其打败了希腊。
1941年6月22日，配合德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苏联。
1943年7月，在轴心国转入被动的情况下，意大利爆发政变推翻了墨索里尼，和一战一样再次中途调转枪口反戈德国。
1943年9月，希特勒派精锐特种部队救出了遭囚禁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了一个傀儡政府，扶植墨索里尼做了总理。
1945年，盟军解放了整个意大利，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后枪决，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彻底瓦解。
1946年，举行制宪会议选举，通过公民投票，正式宣告废除王国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政治体制及国名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后经济迅速复苏，创造了亚平宁半岛的经济奇迹。
在整个二战期间，意大利军队的表现只能称之为搞笑，除了为惨烈的战场增添了无数喜剧色彩，没有打出一场值得称道的战役。
在墨索里尼当政期间，意大利仅能值得荣耀的，只有成为了唯一一个卫冕了足球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二战时期的航母和现代航母有啊本质区别吗
主要是性能，武器系舰载机，动力系统等方面的区二战时期成的最大航母（日本的信浓满载排水量也才7万余吨。
现在的重型航母（以美国的尼米兹级为例）基本都是10万吨以上的。
二战时期，航母的防御比较薄弱，这与其为了多载更多的舰载机有关（可载80-100架），其实现在的航母载机数量并没有二战时期的航母多（以美国的尼米兹级为例，大约是85架左右）。
但是相印的提高了抗打击力和生存能力。
二战中的中途岛战役，日本的3艘航母因为甲板弹药堆放不当，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被相继击沉，而现在美国的美国号小鹰级航母，被用于抗打击实验，在足足25天时间经历了舰内爆破，水下，水面，空中数次打击才被击沉。
由于保密原因，我们不知道这次实验的具体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在经受这样的“内外”双重打击下依然能够坚持25天之久，现在航母单纯的抗打击能力是豪无疑问的。
二战时期，航母都是常规动力，速度一般不超过30节，而且是对其仅5-6万吨的排水量而言。
且续航距离数千海里。
而现代航母航速可以达到33节，核动力航母的续航能力能够达到80-100万海里。
武器系统方面二战时期，航母的自卫武器基本就是高炮和机枪。
现在已经是雷达指挥的防空导弹和近程防御系统。
个别级别（如前苏联的基辅级）还装备了大量的反舰导弹等武器，水面常规攻击力并不亚于一些用于远洋作战的巡洋舰。
现代的航母编队中还携带有可用于核打击的战术核弹头。
舰载机方面二战时期，航母的舰载机都是螺旋桨飞机，这种飞机重量轻，速度慢。
好处是重量轻，可以装更多的飞机。
坏处是速度慢，起飞麻烦。
其实二战时期已经有了飞行弹射器（当然，和现在的大型蒸汽弹射器没法比），但是飞机起飞依然需要借助风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时期航母要放出飞机时必须要逆风行驶的原因（也是因为重量轻）。
现代航母上的飞机都是重型喷气式飞机，重量重，速度快。
除了飞机的作战性能以外其他基本都是不利因素。
飞机起飞必须要借助大型蒸汽弹射器才能完成起飞，也可以选择划跃式飞行甲板。
因为大型弹射器的数量有限，这样就大大限制了单位时间内航母上的飞机的起飞频率。
加装斜甲板就是为了提高单位时间内飞机起飞时的频率。
请详细介绍一下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新五军
就像新6军的新22、新1军的新38，提起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
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
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5军（戴安澜继任成为200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1939年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准备开辟华南战场，截断西南国际交通线。
5军（新22、荣誉1、200）在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5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
这一场激战，成功收复昆仑雄关，日军损失空前巨大。
据**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虏的100余人。
5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第5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官兵多系**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侵染，参加侵华战争两年多，战斗经验丰富；而且5军此是仰攻设防完整的坚固关卡，难度更大。
这一仗是日军承认的仅有的几次对方勇猛程度超过自己的战斗，含金量绝对不容质疑（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称号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
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们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加顽强的军队……”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5军**阵亡将领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书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
据悉，现在昆仑关山下的松林里，还有日军少将中村正雄的坟墓，他是此次战役中被打死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军官。
当时杜聿明将军在看了中村正雄的档案后，建议以自己的名义为中村正雄在此建一个坟墓）。
1942年5军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切断了桂越公路，次年6月，又切断了滇越公路。
这样，滇缅路就成为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保卫滇缅路，在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200师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日军55、56两个师团4万多人），击毙日寇5000余人（未考），在同古坚守12天，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后200师收复棠吉，但是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200师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兵败野人山，为保卫滇缅路，远征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杜聿明第5军42000人中就牺牲了21000余人。
当时滇缅路战线两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长期整补，直到1944年再次作为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才再度上阵。
46年3月，第5军各部开赴武汉，解放战争中5军主要在华东作战，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败仗很少。
（单单从坚持到48年底淮海就可以看出来。
5军在一年里转换指挥部就达300次以上，可见其转战的频繁。
邱清泉的“逢五不战”就来源于此，华野老人谈起5军总是耿耿于怀。
淮海之前，46年年底的龙崮集面对中野2纵的阻击，伤亡2390人，48年桃林冈被华野10纵阻击，徐东被华野7纵阻击可以说是仅有的几次翻船）46年7月开始进攻苏北解放区，参加徐州以西扫荡作战，重创豫皖苏部队，年底国军准备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5军主攻，连续攻克濮阳、大名等重要城市，给解放军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47年2月5军45师先头133团一营2连在小坝车站被中野3纵7旅围困猛攻，7旅与45师硬拼，遗尸遍地，被迫撤出战场（45师连长连守仁镇定坚守车站，一夜激战，不计增援部队损失，该连死4伤5，7旅伤亡上千，损失比超过1：100
连守仁战后晋升营长）直接导致了随后仓促的民权战役（伤亡、被俘3400多）豫皖苏战役（中野伤亡、被俘5-6千人，由于是重大失利，牺牲、被俘比例特别高，不同于一般战役情况，其中被俘1300人）的失败。
47年8月，宋时轮指挥华野10纵在梁山阻击5军和整84师，其表现可以分为两部分，八月初打的不错，但后来被迫北渡黄河。
当时5军摆出转兵南下的架势，只留下84师继续北进。
10纵准备集中兵力吃掉84师，但是邱清泉等10纵从防御转为进攻完毕之后，转头向北，会同84师合击10纵， 10纵伤亡1000多人，被俘近3000人，被俘民工2000余人。
丢弃武器、弹药，辎重骡马不计其数，损失极其重大（基本伤兵、后勤、医疗等单位，物资粮食全部丢掉）。
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在第三阶段中华野抽调主力，1、4、6、8及两广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邱清泉5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兵团华野部队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与黄百韬里应外合全线击溃了华野，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据粟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虏伤员几百人，但据战果统计，被俘3598人，见〈〈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48年12月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附近时被解放军包围，困守40多天，49年1月9日，解放军发动总攻击，45、46两师大部分缴械，200师突围被歼灭。
五大主力中最后一个香消玉陨。
成军以后，老杜便提出“*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经过了严格的苦练，5军的作战水平大有长进，39年3月， 5军参加全国军队校阅，在当年军事考核中被重庆军委会评选为全国第一。
该军战术多变，最擅长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协同密切，攻击时一般采用多梯队纵深配备，以密集队型波浪冲锋，攻击时间常常选择拂晓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击和迂回（如豫东战役战役解黄百韬之围），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击，中央突破。
5军的历史上，特别要提两件事：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前，200师师长戴安澜召集军官开会，大家对是否坚守存在分歧，争论不休，此时，598团中校团副黄景升愤然而起，慷慨陈词，自愿领兵御敌，师长问其有无把握，慨然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最终200师下定决心抗击日军（战斗中黄景升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壮烈殉国），在战后杜聿明的报告中也专门将此句作为全文结尾，蒋委员长闻言一震，问道：“这个团副现在还在200师吗
杜回答：“他已经实践自己的诺言，成仁了”日后国民政府专门在黄的家乡为他建造了纪念雕象并附以文字记录，蒋委员长亲自题词。
而那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
第二件则更加悲壮，1942年5月远征军第5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军追赶，途中又没有道路，遂在密*以西的莫的村将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汽车、装甲车、大炮等）全部烧毁，随后军长杜聿明率全军进入野人山的蛮荒之地。
而确实无法随全军长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侧的医疗站中的千余名伤患官兵，从大局着想，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抱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愿烈士死，不愿降虏生的赤子心，慨然于5月21日全体引火*，含恨而终
。
这一史实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5军自从正式组建素来以军纪严明著称，可淮海战役跟随2兵团（兵团司令邱清泉，此时的军长为 熊笑三，名字很酷，但是在他的任内，却出现了足以毁掉5军名誉的劣迹，个人认为他作为一军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徐州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泄密（本来杜详细制定了部队的行军序列、撤退时间以及路线、集结地点，并且严格保密，结果蒋介石却通知将各个银行现金先搬运出城，导致人心惶惶，争相逃命，一片混乱） 2、13、16一共3个兵团很快乱了套，坦克、汽车、牛车、马车挤成一团，枪支、弹药、粮食扔得遍地都是，纪律失去了约束力，部队成了一群自由散漫、无恶不作的土匪，到处抢劫、杀人、强奸：仅仅在萧县一地，5军就抢走了300多年轻女子作为军妓……（比起74军在孟良崮、18军在双堆集，实在天壤之别
本来处于逆境中身为王牌主力，更应令行禁止、临危不乱，显示精英本色，惜一代名军竟然作出如土匪一般殃及民众、祸害百姓的罪行，实在令人痛心
更给那些为了民族自由独立而牺牲的5军先辈丢脸
是为5军光荣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从战绩、地位上来说，抗战期间著名的、有影响的大仗（能考验战斗力的）当数昆仑关和同古，其他战绩相对不是很多，这与指挥失误屡遭重创，不得不长期休整来恢复元气有关，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一点不比其他部队差，可惜最后没能挺住，作出了五大主力中少有的恶行，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的表现也是不敢恭维（感觉不如13兵团李弥部8、9两军），第五。
写几句描写512地震废墟的句子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中国忍文化，少不了讲两个故事：“韩信胯下之辱”、“张良圯上拾履”，后一个故事，引发苏轼感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留候论》）2000年7月，我到禅宗圣地天柱山三祖寺旅游，抄得一段文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忍的意义、价值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忍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道、释均有大量论述，许多哲言、警句和故事、经典，元代许名奎、吴亮还编了一本《劝忍百箴·忍经》。
忍的意义、价值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养。
“要做人，先学忍”，惩忿窒欲、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是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境界。
《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容忍仁也，强忍义也。
”（《广雅·释言》）二是策略与生存之道。
为了达到目的积蓄力量的一种手段，舍小取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以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
生存之道，“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延伸到治国之道，有了忍才有和谐稳定，此乃“王道”也。
中国忍文化，对国民影响力极大，个人成败与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为药石”，（许名奎）药石，禅门晚餐也。
五四以后，人们更多从批判角度数落忍文化的不是，认为忍文化，是国民劣根性形成，使中国沦落为外强中干的弱国的根本原因，国弱民更弱，全是忍文化闯的祸
忍文化不是中国独有的，谁说国人只有忍，没有血性
日本、西方均有忍文化。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受儒家学说（孔子，孟子，王阳明）、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极深的，所以日本忍文化相当盛行，有些方面不亚于中国，可以修行到极至，达到“无我”境界，类似“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也不少。
西方忍文化，提到最多的是《圣经》打脸之说，“耶和华告诫众信徒，‘当别人打你左脸时，你要将右脸伸给他’”。
骑士精神，十分讲究修养，看重一个忍字，如英国骑士授衔有一个程序，领主用剑背在被授衔者颈部或背上敲击三下，有时还扇一个耳光，作为被授衔者忍辱负重的象征。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做人杰，死即为鬼雄”，谁说中国只有忍，没有血性，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抗争
历史上有刺客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有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中与秦王斗智斗勇的故事，“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跟这块宝玉一块儿碰碎在这根柱子上
”有“大丈夫本该死于疆场，就算马革裹尸，也是光荣的事
”（马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清”（文天祥）的豪言。
从商周开始，就出现了为民请愿、拚死谏言的壮举，如商纣王时期的比干，“历经秦汉以来，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苏轼），以死进谏，又叫“尸谏”，明代有青文胜，清朝有王鼎、吴可读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中国人曾是尚武的民族，何时变异的
忍的边界问题中国人曾是有血性、崇尚武力的民族，如此民族，应是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何时“退化，沦为他人手中的‘玩物’的”
（林语堂）何时变得堕落、甘当奴才的
（鲁迅）有学者对这种“相当复杂的变异过程”难以理解。
“忍字头上一把刀，说明忍是意志坚定的表现，而不是丧失意志的懦弱表现。
本来是具有崇高精神的修养状态，变成浑浑噩噩，逆来顺受，无可无不可；本是富有牺牲的精神状态，会变成充满心机的谋略。
”（落瑛）批评者对忍的正面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修身养性，本是文明、理性的象征；策略也是成功的一种手段，问题只是出在忍的边界问题上，即度的把握上。
日本，西方，不论是骑士精神还是武士道精神都重视修身养性，所不同的在于对忍的度的把握远远低于中国人，“美国二战时对日本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给日本人施加侮辱，只要达到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就会立即导向战争”。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有学者提出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日本有一个民谣：“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为名誉而战，为名誉而死，“当它最终死亡时，是死在美与力之中。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国人喜欢引用《圣经》打脸之说，但在《圣经》上，还有这么一段文字，“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圣经·旧约·申命记》十九篇）“忍字头上一把刀”，超出忍的限度，刀即出鞘，有限度的忍是一种修养，无限度的忍是一种怯懦，这是日本人，西方人的解读。
变异过程，过犹不及，“圣武主义”，“霸道”与“王道”以中国的忍的边界为标准，骑士精神与武士道精神的忍是绝对“过”。
过犹不及，过、不及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实际上，中国人对“不及”不感兴趣，对“过”却耿耿于怀，所以往往选择“过”的另一极，即“无度”，一味的忍让，修身养性“过了头”。
不关注“不及”，包含在“不及”中的抗争、自卫等正当、合理的东西也就不在话题之内了。
（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 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只限于子民，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靠武力（刀与火）“取而代之”的，鲁迅称之为“圣武主义”，打天下的不忍与暴力是“替天行道”；一旦坐上皇帝宝座，十分忌讳老百姓的“效仿”，要求子民忍，并强权迫使子民不得不忍。
儒家认为，事有可忍不可忍之分，孔子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叹，“忍与不忍，断之于义矣。
”（许名奎、吴亮：《劝忍百箴·忍经》）忍以“礼”、“义”为度，成了统治者要求子民忍，实行“霸道”与“王道”可以不忍的理论依据，忍文化也就成了对付子民的精神枷锁。
“力者，德之役也”（荀子），不为德所役之“力”，孔子是不会提及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统治者基础在力，只是以德的名义出现，崇礼与严刑、礼法合一，力保江山不倒
忍文化作为国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弱民，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人毫无节制的忍让退缩，“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增广贤文》），“以一种退缩、回避、逃入，遁隐等方式对付生存的挑战”。
“在一个忍言充耳、忍水灌顶的环境之下”，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奴性驱入潜意识”，冷漠，麻木，懦弱，缺乏自信，精神萎靡，听凭命运的摆布，“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生命原动力”。
毫无节制、无条件性的忍，要求子民忍受人世间一切苦难与不公，形成一种胆小怕事，忍气吞声，独善其身的国民劣根性特征。
没有血性，决不犯上作乱，死也不抗争，“反抗也是死，何必反抗”
谁也不会因忍无可忍“去闯祸”，忍字头上一把刀，刀是根本用不着出鞘的，在“以强凌弱”的、“残忍”的恶势力与官府面前，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怜虫。
忍能感化“残忍”“立地成佛”当然好
不能，一点辙都没有
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助长了恶势力的毫无顾忌与官府的肆无忌惮，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懦弱的性格，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卑微、渺小意识。
维护权利，看成是“刁民”行为；正当防卫，看成是“以暴制暴”；提出维护权利，认为是煸动对社会的不满，是对现行体制的仇视，是对稳定局面的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李大钊：《守常文集》），没有权利意识，更不能抗争，何来社会责任感
权利只有权力的恩赐，求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只有寻求强者的保护，期待、希望明君、清官、侠客为自己作主。
因为有了忍文化，天下得以太平，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因此，“王道”、“霸道”将中国的忍文化与帝王文化、清官文化、武侠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融为一体，为统治者所用。
“中国的脊梁”可以进入“正史”，以死谏言，来个“厚葬”，立个“祠堂”，“尸谏”就从“以死抗争”变成了“忠君义举”了
“不管怎么样，中国能混五千年，这就很了不起了”（梁启超）。
这五千年，中国总是跳不出恶性循环怪圈，中国人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交替循环（鲁迅）。
中国人的确能忍，物极必反，从忍的无度、极度，最终发展到难得的“忍无可忍”程度，“在极度绝望中，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此时一根稻草就能把一只骆驼压垮，一点小火星就会引起燎原之势。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再来一次“汤武革命”与“圣武主义”，暴力改朝换代，中国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破坏性、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进步”
二战时各国科技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二战主要交战国的工力和国防科技实力来看，美国的国防工业应当是主要交战国中最强大的。
美国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战争需要，而且还被大量用来支援同盟国作战，对盟国的物质支援其实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开始了。
我在《战史笔记》中就曾经引述过苏德战争期间美英援助苏联的大量军用装备和物资（仅美国援苏的飞机就超过了13000架、汽车超过40万辆），这些物资（尤其是机械化装备）为苏军取得对德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隆美尔看来，只要美国的强大工业力量能够在某个战场上发生作用，则对轴心国而言，这个战场便再也不会有最后胜利的机会了。
战争的实际进程印证了隆美尔的看法。
美国的参战使同盟国对轴心国确立了真正不可动摇的压倒性的物质优势，这在消耗巨大、突出规模效应的二战中是决定性的因素。
可惜的是在德国的最高决策层里，并没有多少人具有隆美尔那样的战略眼光，更没有什么人看重过美国的军事工业实力。
所以XTL对于美国人登陆北非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担心，殊不知，随着美英肃清北非，轴心国阵营的瓦解已近在眼前了。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超越英国成为欧洲头号的工业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首先，德国工业缺乏足够的原料。
后面探讨战争潜力问题时我们将看到，德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军工生产需要的很多原料德国都很紧缺，这影响到了军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譬如德国在战争后期生产的喷气式飞机的轮胎材料是人工合成的再生橡胶（因为缺乏天然橡胶来源），但这种人工产品满足不了高速喷气式飞机的起降需要，在降落时经常发生爆胎的。
其次，德国严重缺乏石油等燃料来让它的军工产品充分发挥作用。
在严密科学的组织和施佩尔富有创意的领导之下，德国的军工生产在1944年底以前竟然可以维持在相当高的产量上，前NZ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在其所著的《坦克战》一书第二十三章中引述了NZ德国军工部长施佩尔在向纽伦堡国际法庭作证时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单纯地考察军工生产的产量数字，那么在1944年冬季之前，德国还看不出有失败或崩溃的迹象。
然而德国一直没有足够的燃料让这些可观的装备充分投入到战场上，同盟国的战略轰炸以及境外燃料来源的丧失最终使得德国的军工生产在战争后期几乎失去了意义。
从军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架的飞机、数千辆的坦克、为数众多的潜艇都只能如废铁一样摆在地面上或泊在港口里，因为没有燃料可供它们前往战场。
关于德国缺乏石油等原料的情况在后面探讨主要交战国自然资源的部分还将提到。
再者，德国的战时工业生产无法像美国那样在完全不受干扰和破坏的环境中进行。
诚如我在《战史笔记》中曾引用过的那样，施佩尔坦率地指出，自从1944年5月以后，德国的燃料工厂已成了盟国空军集中攻击的目标。
此后，德国失掉了90%的燃料，这才是真正的大灾难。
“敌人飞机的轰炸使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武器生产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新式坦克和喷气飞机没有燃料是没有用的。
”（见冯•梅林津所著《坦克战》第二十三章）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轴心国和同盟国军工生产的总体环境，就会看出一个巨大的差别，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目标在战争中后期一直处于同盟国战略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经常要遭受持续不断地轰炸，这对军工生产和运输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破坏；相反，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美国本土依仗两个大洋的阻隔远离轴心国武装力量的打击范围，其工业设施和生产活动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可以长期处于满负荷的安全运转状态。
同样，苏联广袤的纵深地区（如乌拉尔山脉以东）也不在NZ德军的打击半径之内，英国内地（西北部）的工业生产由于德国空军战斗机作战半径小而有幸免遭德国轰炸机轰炸，而且德国轰炸机本身的载弹量普遍不足，难以对英国的工业设施造成毁灭性或实质性的破坏，英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在战时基本上可以保证不遭到实质性的削弱，甚至还能够明显地得以提升。
再加上同盟国占据着空中优势，所以，同盟国的军工生产的主要部分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
安全环境的差异势必直接影响军工生产的效率和成本，而这点对于一场长期的全面战争来说极为关键。
到了战争的末期，尤其是进入1945年之后，德国军工生产体系在同盟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和陆军的不断推进之中终于土崩瓦解，不再有能力支撑德军的作战。
而同时期的同盟国军工生产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也就是说，和总的战争形势一样，德国的军工生产是一个逐渐被削弱直到最终垮台的过程，同盟国则是越打越强。
苏联的工业体系在二战中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十月Revolution之后的苏联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把一战时虚弱的俄罗斯改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根据朱可夫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钢产量为1830万吨。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不过很多人以为二战中苏联的工业都集中于西部地区，并且在1941年德军的悍然入侵中被大部占领和摧毁。
实际上，斯大林早在二十年代后期起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他早已经意识到在自己国土的东部纵深建立强大工业区的深远意义，当XTL上台后，面对咄咄逼人的NZ德国，这种工业重心调整的必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
关于苏联在1941年时的重工业布局，英国人艾伯特•西顿在《苏德战争1941-1945》的第三章里有过介绍：除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周围的大工业区以及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上的大工业区外，在乌拉尔山脉和亚洲还有一些工业区。
乌拉尔山脉的工业区是以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三点为中心向外发展，全长达数百英里。
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一带，都有大型联合企业。
在靠近阿富汗和ZG边境的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也兴建了重工业。
然而，西方世界在1941年却不了解这些详情。
苏联重工业的重心正在向东转移而且从1928年就开始了。
尽管表面上看，苏联西部的工业在战前仍然支撑着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东部工业区的存在为苏联提供了宝贵的战时工业储备，为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挫败后继续抵抗德军提供了后续的支撑力。
当德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入苏联、苏联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丢失了西部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英法两国国土面积之和的两倍）时，斯大林大大加速了重工业东迁的工作。
工业东迁是苏联战时动员的重要措施，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所载《苏德战争经济学》一文的数据，到1941年下半年苏联从西部搬迁了2593个工业企业的设备和大量物资。
1942年5月，基本完成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企业的转移，第二阶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区企业。
不少内迁企业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在新址开始运转，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开工。
到1942年夏，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战争转轨，有1200家东迁的工厂和850家新建工厂投产，东部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40年的28.4％上升到70％。
1944年，苏联飞机年产量达到40300架，坦克28983辆，火炮122500门。
有数据显示，二战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但其中有近7万辆在战争中被德军击毁）、82.5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苏联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英美的外援及时补充了这些损失。
飞机生产方面的数字我们在前面分析主要交战国的空军实力时已介绍过，数字超过13万架之多。
平均计算，苏联在苏德战争期间平均每年要生产出2.7辆坦克、近2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34250架飞机，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巨大的军用车辆、轻装备、弹药等必要的军需物资，毫无疑问，这个数据反映出了苏联非常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英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它是老牌的西方工业列强，拥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
但是在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主要战场局限于海上和空中，因为它只需确保自己在海上和空中的相对优势，就可以自保，因此其工业生产的重心自然倾向于海空装备方面。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1943年7月登陆意大利以前），英国对德作战的陆上战场仅限于北非，而北非对德国来讲只是个很次要的战区，德国投入到这个战场上的兵力非常有限（大部分时间里只有4个不整齐的师），所以英军的陆上压力较小，陆军装备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其生产在三军装备生产计划中并不占有优先的位置。
总的来讲，英国具有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严重依赖于海外资源的大量输入，在这方面，来自美国的援助和英帝国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日本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这须用比较的方式才能直观地体会到。
譬如日本的飞机生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略强。
数据显示：日本的车辆生产在顶峰时为1941年的47901辆，而美国在1943年的汽车生产量却达到了621502辆。
1941-1945年，日本只生产了604门口径大于105毫米的野战火炮和70至105毫米口径火炮6512门，而同一时期美国却生产了重炮7803门，其他中型口径火炮27082门。
1941-1942年，日本只生产了1065辆中型坦克（需要指出的是，二战中日本装备的主战坦克普遍轻薄，日本自己称为“中型坦克”的坦克实际上只相当于其他主要交战国的轻型坦克，譬如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装备并投入实战使用的最重的坦克不过15吨重，而同期德美苏英等国的中型坦克全重都已超过30吨，而像德国装备的“豹”式中型坦克全重甚至已经超过40吨）和1024辆轻型坦克，而美国却生产了24997辆中型坦克和4052辆轻型坦克。
海军装备的生产量对比前面已经介绍过。
总体来看，日本的国防工业生产重心侧重于海军，其空军和陆军的装备生产能力相对较弱。
最致命的是，日本比德国还缺乏资源，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均要依靠进口。
一旦日本失去制海权，其海外原料的输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到了战争的后期，原料的输入几乎完全断绝），这将直接影响到军工生产能否维持下去。
日本的整体国防工业基础与美、英、德、苏相比本来就存在着差距，自然资源状况也不及上述四国，因此战时的日本虽全力生产，也无力改变战场态势。
当美国人掌握了太平洋战场上的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日本的工业体系便在严酷的封锁和令人窒息的战略轰炸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意大利二战时的工业显得非常的脆弱，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它甚至没有能力满足本国军队的基本作战需要。
尽管墨索里尼对外把意大利吹嘘得无比强大，但事实上，倘若没有德国有力的军事援助，意大利恐怕早在1940年底其北非殖民地被英军轻易扫灭之时即已经崩溃了。
我在《战史笔记》的第八部分中曾经引用过蒂佩尔斯基希的介绍：1940年意大利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十分缺乏，且陈旧不堪，当时在亚平宁半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59个两团制意大利师中，由于武器装备不足，只有20个师达到战时编制的70%，另20个师只达到50%。
如要进行总动员，一切都缺乏，陆军甚至无法让所有后备人员穿上鞋子。
整个战争期间，意大利的工业生产能力太小、财力不足，其武装力量不得不依靠德国的物资和装备的援助才能维持作战，因此我认为，意大利的国防工业实力在主要交战国中显然是最弱的。
国防科技实力对比国防科技实力的直观体现就是军事装备的质量和性能，因此对主要交战国科技实力的比较只要观察一番它们在战争中的军事科技成就就可一目了然了。
在这方面德国似应排在首位，我们只需列举一下二战时期德国取得的一些国防科技成就就可以说明问题了：（Ⅰ）陆军主战装备领域，德国先后生产出的“豹”式、“虎”式坦克在当时都属于具有领先设计理念和最强大攻击力的陆战装备。
据说，库尔斯克会战之后，视察过德国“虎”式坦克的苏军元帅朱可夫曾坦率地指出：“XTL的确有理由认为他只靠这种坦克就可以赢得这次战役”。
朱可夫看到的坦克准确地讲是“虎1”型，该坦克全重超过了56吨，装备着威力巨大的88mm炮，这使它成为所有盟军坦克危险的对手，它那厚重的装甲使它几乎坚不可摧。
在战争中“虎1”式坦克击毁了大量的盟军坦克和其它装备，在对手心中树立了不可战胜的神话，留下了威力巨大的深刻印象。
这种坦克曾创造了在3900米的距离上击毁苏军T-34坦克的纪录，足见其攻击火力之凶悍。
除了“虎1”，德国在战争后期还生产出了更加强大的“虎2”型坦克（又称“虎王”），“虎王”坦克全重竟然接近70吨，装备一门二战期间德军坦克火炮中威力最大的KwK 43\\\/L71型88mm加农炮，它能在2000米的距离上直接击穿美制M4“谢尔曼”坦克的主装甲，不仅是“谢尔曼”坦克，它几乎可以击穿二战中盟军所有型号的坦克，但这种坦克产量太小。
“豹”式坦克原是德国针对苏军T-34坦克而设计的对抗性装备，但其性能已全面超越T-34，该坦克的设计非常先进，具有现代理念，制造工艺也十分精细，豹式还是最先安装主动红外夜视仪的坦克，开创了坦克夜战设备的时代。
“豹”式坦克被认为在性能上超越同时代盟军各型同类坦克。
甚至它的敌人——苏军曾给“豹”式坦克以高度的评价，把缴获的“豹”式坦克被作为一种奖励交给最好的坦克乘员使用。
在1944年，为能更好利用缴获的“豹”式坦克，苏军还印制了俄语版的“豹”式坦克手册，分发给驾驶它的坦克手。
法军将缴获的“豹”式坦克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此外，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在战后使用过“豹”式坦克。
“豹”式坦克对未来战后西方坦克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世界兵器史上第一种现代主战坦克。
当今德国国防军所装备的主战坦克命名为“豹II”坦克，这可以视作是对二战时期德军“豹”式坦克的充分肯定。
基于“豹”式坦克，NZ德国后来还发展出成功的变形车——“猎豹”坦克歼击车，该车成为“二战时期最优秀坦克歼击车”，火力堪与“虎2”坦克相比，装甲防护也超过了“虎1”式，再加上同豹式一样出色的机动性，成为德军最有力的反坦克武器。
德军装甲兵器普遍具有制造精良、工艺精细的特点，这反映出德国在装甲武器装备的设计制造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但是这些性能出众的德国装甲战车存在着共同的致命缺陷——生产成本过高、结构工艺复杂、维修保养困难，这就造成了它们无法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数量的严重不足，再加上投入战场的时间偏晚，使它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尤其是对于资源稀缺的德国来讲，这些王牌装备的前述缺陷就显得更加致命。
（Ⅱ）海军装备领域，德国虽然没有时间和条件建设出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但是即使在其建成的屈指可数的几艘大型水面战舰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德国军工展现出的一流制造工艺和技术水准。
[以“俾斯麦”号为例，这艘战争期间建成的战列舰引起了英国的极大恐慌，在我的《战史笔记》中可以读到，英国为了能击沉它，调集了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众多“王牌”战舰（包括航空母舰）对“俾斯麦”号展开了全力围追堵截，轮番攻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达到目的。
仅仅为了一艘战舰，号称头号海上强国的英国何以要不惜血本地加以打击呢
这恰恰说明了“俾斯麦”号的强大，据说，“俾斯麦”号的指挥官在出港时曾傲慢地声称：“英国海军没有一艘军舰能和我们匹敌，也没有任何一艘大型军舰能够在我们的炮口下幸免
只要‘俾斯麦’号一旦出现在大西洋上，英国的运输就将中断，英国人将困死在孤岛上
”如此豪言当然有夸大之词，但从实战中可以证实，“俾斯麦”号战列舰的确配得上“二战时期最精良的战舰”的称号，它做工精良、结构设计科学、火力强大、生存力强，体现了高超的造舰科技。
在著名的围歼“俾斯麦”号的海上战例中，英国曾引以为荣的巨大的“胡德”号竟然在几分钟之内就被“俾斯麦”号精准而凶狠的火力送入海底。
另一艘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也身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
最终，英国皇家海军费了九年二虎之力，集中绝对优势的海空兵力才终于取胜，有记载说，“俾斯麦”号在失去动力、被英国舰队围攻时中了七百多发炮弹都还没有沉没。
可以设想，如果德国多几艘“俾斯麦”号的话，英国海军的制海权恐怕就岌岌可危了。
另外，在潜艇的制造方面，德国生产的潜艇算得上是二战时期最优秀的潜艇了。
它在大西洋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及在同盟国阵营中引发的恐惧和忧虑充分说明了这点。
而战争后期，德国生产的新式潜艇更有能力成为可以扭转战局的利器，只不过由于为时过晚和资源匮乏而未能发挥太大作用。
（Ⅲ）空军装备领域，喷气式飞机的成功开发和使用让NZ德国在空战装备的研发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关于这点，我已在前面分析主要交战国的空军实力时作过介绍。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众所周知的Me-262，德国还曾生产出一种称为“乌鸦”的战斗机，其官方编号为Ta-183，1944年完成样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
它的机载武器为四门30mm机炮外加500公斤航空炸弹。
飞机最大航程990公里、最大速度950公里、最大升限14000米（这些数据都是当时的盟军飞机所无法企及的）。
虽然“乌鸦”战斗机没有参加过实战并且貌不惊人，但它成了在5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名震天下的苏联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的前身
（Ⅳ）新式兵器领域，导弹武器的诞生也深深打上了德国印记，是德国科学家把人类战争带入了远程制导时代，V-1和V-2导弹分别成了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鼻祖，战后，这两种导弹又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各自导弹火箭武器的基础。
无论是导弹，还是喷气式作战飞机，都是绝对具有Revolution性的武器种类，直到六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两种兵器仍然是各国武装力量的核心装备。
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美苏）的导弹航天事业和喷气式飞机计划的发展也都是建立在对NZ德国相关技术的直接吸收的基础之上。
（Ⅴ）核武器开发领域，德国在战前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某种角度上讲，世人实在应当感激XTL，如果不是他愚蠢的反犹政策以及对核物理学的轻视，则NZ肯定会首先掌握原子弹技术。
1938年，德国人就发现了核裂变，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将率先造出核武器。
但是NZ的反犹政策迫使许多出色的德国科学人才离开德国，为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效力，其中就有大名鼎鼎、在科学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巨匠”爱因斯坦，这导致了NZ本土缺乏核物理人才。
再加上盟军对NZ核计划的破坏等原因，才终于没有让XTL代表的邪恶世界第一个握有毁灭性的核武器。
（Ⅵ）科技人才领域，德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众多科学人才为德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科技强国奠定了牢固的智力基础。
前面列举的那些国防工业成就无一不是德国科技人才的工作成果。
德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优势也被同盟国充分注意到了，他们决定一有条件，就尽力掠取德国诱人的科技成果和宝贵的科技人才。
1945年初，一支美国突击队突入德国，俘获了德国第一流的火箭专家布劳恩等130名火箭高级技术人员及大量的V-2导弹，这些人被运到美国，成了美国国防高科技领域的核心人才，并且确实为美国科技的突飞猛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联自然也不会甘居人后，它在战争末期也从德国的导弹基地带走了数量庞大的实物和技术资料。
我个人的感觉是，美国的国防科技实力在二战中除了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但即使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曼哈顿工程”，也大量地吸收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来自欧洲国家）的科技人才，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对于美国核开发计划的重要作用尽人皆知。
总体而言，二战之前世界科技研究的中心还是在欧洲，欧洲也是当时顶尖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区。
但无论如何，一个成功的“曼哈顿工程”已经足以将美国的科技地位提升到相当高的位置，毕竟，研制核武器本身就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和工业实力很具水准，因为核开发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小范围工程项目，它的成功有赖于许多相关工业和相关科技的有力支撑。
提到英国在二战中的国防科技成就，人们很容易首先想起来的恐怕就是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大显神通的预警探测设备——雷达。
的确，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雷达的有效运用，英国是打不赢不列颠战役的。
当然，不仅在防空领域，在海战场和空中战场上也大量装备了雷达探测装置用于水面作战和反潜。
雷达在战争史和兵器史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喷气式飞机和导弹，它同样是一件Revolution性的军事装备。
雷达提供的远程实时探测、早期预警、目标识别、方位判断能力已成为部队作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雷达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摆脱生理视觉的局限来进行远程监测和目标信息采集，这种探测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样式。
直到今天，雷达仍然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的探测手段。
除了雷达，英国人开发出的另一种水下目标探测装备也同样关键，那就是声纳。
出于对一战中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给大英帝国造成的恐慌，协约国在1917年就成立了“协约国潜艇探测委员会”，专门研究寻找对抗水中隐蔽的潜艇的技术对策，战后英国继续投入巨资研制，利用超声波在水中传播的物理特性开发潜艇探测装备。
终于在30年代初期使声纳技术达到实用阶段。
到1935年，就已经有半数的英国舰只装上了声纳。
这一技术为同盟国最终击败德国潜艇战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苏联当然是工业大国，但也必须看到，二战期间，苏联在尖端国防科技领域和德美等强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它并没有制造出具有很高技术含量、在兵器史上具有Revolution意义的武器装备。
在战争中人们对于苏军印象最深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顽强的战斗力，它在主战重装备方面唯一引起人们注意的莫过于T-34坦克了。
但是这种坦克在综合性能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坦克（如德军“豹”式坦克、美军M-4谢尔曼式坦克）相比并不占优。
T-34坦克的特点在于机动性好、性能可靠、结构简单、易于生产，全重也大大小于“豹”式，可以被大量的生产和投入使用，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总共生产了超过50000辆的T-34，和美军M-4谢尔曼式坦克一道，成为二战中产量最大的坦克。
在东线，正是漫山遍野、如潮水般冲击的T-34坦克淹没了性能上远比它强大但数量有限的“豹”式和“虎”式坦克，并最终淹没了孤傲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T-34坦克成了二战苏军的形象代表。
二战时期的日本谈不上是一个科技大国，它的最终失败根本上讲当然要归因于国力不济，但科技实力上的弱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这点连日本的战争研究者也是认可的，日本战史专家杉之尾宜生在其所撰写的《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的原因——从军备研发的观点》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东亚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两国[指日美两国]在国力与军力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物质力量上的差异。
换言之，即是在科技力量的差异。
这显然是从结果所呈现的事实，而且是无庸置疑的。
”“九月三十日，美军机动舰队的旗舰之一列星顿号（USS Lexington）的雷达，已经发现一架日军的大型战机位于前方两百公里左右并向前移动。
这时的列星顿号航空母舰已装备了能侦察来袭敌军战机的各式雷达系统，包括用来侦察来自水平方向敌机的SC雷达，侦察飞行中敌机的SM雷达，与防空大炮相连以击落敌机的马克二型（MARK II）雷达，以及用来寻找海上敌舰的SG雷达，并已准备攻击。
根据雷达系统所提供的精准信息，450架的[美军]‘地狱猫’机队展开了出人意表的攻势，日军战机也一架架地被击落。
那些打在日军机舰的子弹都设有‘可变式定时引信’。
‘可变式定时引信’是一种能在15公里的范围内，使用雷达波以在目标物的近距离爆破的设备。
由于这种设备，让日军失去了第一战机队的244架，以及第二战机队的82架飞机。
换言之，总共326架战机之中，日军就损失了230架飞机，与395位飞行员。
”日军竟然没有意识到美军居然装备有那样强大的雷达探测系统，因为当时的日军舰队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作战方法训练的。
这种传统训练仍旧依靠以人眼为基础、辅以光学望远设备来探测远距离目标。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不止一次地吃了雷达的大亏，但却无力在这方面追赶上美国的水平。
意大利的国防科技实力在二战中几乎没有任何展示。
综合分析，我对于二战各主要交战国的国防工业实力和国防科技实力由强到弱的排序是：第一档次：德国。
第二档次：美国、英国。
第三档次：苏联、日本。
第四档次：意大利。
谁是史上最成功的间谍
英国人金·菲尔比被公认为世界间谍史上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出生于1912年的菲尔比毕业于剑桥大学商学院，后来被伦敦的苏联间谍阿诺德·丹麦(Arnold Dane)招募，开始为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效力，在二战及冷战期间，为苏联获取了大量的西方情报。
30多年之后，菲尔比东窗事发逃亡苏联，英国举国骂他是“英奸”。
但菲尔比却辩驳：“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我所从事的事业，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另一位传奇间谍博伊斯。
1953年生于美国，其父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
在博伊斯觉得功课太累而从大学辍学后，其父害怕儿子闲来生事，便为他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安全系统供应商之一的天合公司谋到一份差事。
该公司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高新技术产业的承包商，博伊斯在这里获取一些机密情报，提供给苏联，最终成为“克格勃之鹰”。
事情败露后的博伊斯逃亡苏联未果，最终被送进了大牢。
何为“间谍”
《孙子兵法》中把间谍分为“五间”：因间(敌国的乡民)，内间(敌国的官员)，反间(本来是敌国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向敌方提供假情报，事发后被敌方处死的人)，生间(完成任务后活着返回的人)。
按照《孙子兵法》的定义，菲尔比应该属于“内间”。
菲尔比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其父不仅教会他印地语、阿拉伯语，还让他掌握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俄语。
17岁时，菲尔比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被马克思主义学说吸引，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英国媒体报道的苏联人民生活状况。
菲尔比那时风华正茂，正处于年轻人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的阶段。
苏联生活对菲尔比极具吸引力，他参加了学校创办的社团，公开支持苏联，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苏联间谍的注意。
菲尔比乐意成为苏联间谍，并引以为豪。
对菲尔比而言，苏联是英国未来理想的化身。
菲尔比说：“我之所以成为苏联间谍，是因为间谍是我为理想奋斗的手段。
”1939年，苏联情报机构开始给他分派任务：立即脱离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同情者的接触，成为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普通人，未来应想方设法打入英国军方情报机构，即英国秘密情报局。
菲尔比听说英国情报局经常与著名媒体记者合作，于是他应聘《英美商报》，后来又去《时代周刊》当记者，并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内战正酣的西班牙。
菲尔比在做记者期间，常与苏联情报机构派驻伦敦的间谍接头，获取任务和反馈情报。
很快，英国秘密情报局在1940年的夏天就找上门来，不过，他们不是来抓苏联间谍菲尔比的，而是来接纳菲尔比加盟英国秘密情报局。
多年之后，菲尔比在回忆录说：“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将我吸纳进情报局，真让人感到震惊。
我后来查明，军情六处对我的过去仅做了简单调查，查验了我档案上的姓名，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未发现异常。
”反向培训成升职秘方自从菲尔比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世界闻名的谍报机构的全部情况。
菲尔比给苏联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不但包括英方的，也包括英国间谍窃取到的其他国家的情报。
比如，德国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上将在暗地里背叛希特勒的情报，还有英美与德国谈判的进程等情报。
由此，菲尔比受到苏联情报机构的赞赏。
菲尔比一方面为苏联提供情报，另一方面，他还得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晋升。
1944年11月，菲尔比升至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反共处)。
在这个职位上，他为苏联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菲尔比经历了间谍生涯中的第一次危机。
当年9月4日，苏联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副总领事、苏联驻土耳其首席秘密情报官沃尔科夫，携家眷逃入当地英国大使馆，请求英国为他和妻子提供政治庇护，同时声称要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的情报员提供极为宝贵的绝密情报，还要向英国高级情报官提供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2名苏联侦察员以及潜伏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里的7名苏联间谍。
沃尔科夫要供出的职位最高的间谍就是菲尔比，这些情报是沃尔科夫在莫斯科总部英国处工作时掌握的。
沃尔科夫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英国秘密情报局授权处理沃尔科夫一案的，正是菲尔比本人。
真是冤家路窄，菲尔比奉命飞抵伊斯坦布尔面审沃尔科夫，最后，英国以情报不属实等为由，拒绝为沃尔科夫和妻子提供庇护。
大难不死，果真有后福。
菲尔比不久又被晋升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处处长，调往华盛顿工作。
他的晋升对苏联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直接获取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一手资料了。
不过，菲尔比在华盛顿的工作保密性更强，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困难也随之增加。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为了在敌营中坚持生存下来，不暴露自己，他强迫自己忘记苏联侦察员的身份。
晚年理想破灭逐渐消沉1950年，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阿尔巴尼亚展开越境渗透计划，菲尔比作为行动监督人，事前将全部行动计划报告了苏联。
结果，英美伞兵在阿尔巴尼亚行动失败，渗透武装人员均遭逮捕和枪毙。
此事件使菲尔比招致怀疑，特别是此后不久，英国秘密情报局有两名苏联内鬼暴露，使菲尔比受到牵连，几乎曝光。
菲尔比趁英国秘密情报局还没抓到他的确切把柄之前，宣布提前退休，并远走贝鲁特当了个新闻记者。
直到1963年，英国的一个老熟人出卖了菲尔比，他连夜逃离贝鲁特，先乘坐苏联邮轮前往敖德萨，后辗转去了莫斯科。
人到晚年，菲尔比的精神逐渐走向消沉，开始酗酒，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1988年，菲尔比病逝，葬于莫斯科。
对于菲尔比，人们争议不断。
不过，东西方对他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他的间谍工作，给苏联带来极大的利益。
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认为，由于菲尔比的反叛，使得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在1944年至1951年针对苏联精心策划的项目，全都泡了汤。
求一部关于僵尸题材的电影
终极警戒 译 名：终极警戒 \\\/ 亡魂不散之灭绝人间 原 名：Worst Case Scenario 导 演：Richard Raaphorst 官方网站： 片花地址： 花絮地址: 原报道出处: 【事件回放】 此片从2003年开始拍摄后便引起了欧洲媒体一定程度上的关注，2004年在戛纳电影节播放了预告片后更是激起了广大恐怖迷们的热烈期待之情。
其在美国的投资伙伴看准商机，拨出了500万欧元的预算资助拍摄，可惜在经过一年半后投资商突然撤资，原因是影片过于敏感血腥，这使得制作组一下陷入财政危机中。
就在山穷水尽时，一家本土制片公司突然宣布承接此片拍摄，不过预算却削减了近百万欧元。
经过多样化融资手段后，电影才得以在不删减敏感镜头的情况下继续拍摄。
影片拍摄至今其阵容越搞越大，制作方也豪言“它将是你至今为止见过的阵容最庞大的丧尸片，一部足以改变丧尸电影历史的巨作……我们称它为D-DAY”
经过重重难关，历尽千辛万险的二战纳粹丧尸战争大作《WORST CASE SCENARIO》（暂译：终极警戒）终于再一次开机拍摄
此片虽然还是由荷兰导演Richard Raaphorst继续指导后期拍摄工作，但其制作预算却削减了近一百万欧元，这对电影制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过导演坦言，（拍摄）虽经历了许多波折，但他还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原汁原味的血腥恐怖。
据悉，此片将在2008年内上映。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在经过六年的艰难拍摄后，相信此片将会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视觉心理享受
（丧尸登陆日临近，我们拭目以待
丧尸之家追踪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