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几句工作上的人生格言
商殃,李斯,曾国藩........历史上无数人起于布衣而能功臣名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家庭学历不要看得太重,要想走得远,爬得高,还是要靠真本实力的.我送你16字真言:通读历史,细研哲学;精于技能,广通人脉. 通读历史,细研哲学方能有不竭的智慧与超人的心态.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精于技能,广通人脉.魏征前后事6主却成不朽伟业,只要自己有一技能之长,何惧哉?
中华5000年历史名将大排名
***不朽的*** （标准：不但拥有卓军事才能，创造了的军事业绩，且对后世军事 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1、孙武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的作者 中国乃至东亚军事学之父 帅三万步卒入郢，创造了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迹 2、吴起 亚圣 其治军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战国第一名将 军政两道奇才，战国早期改革家之一 3、李靖 唐初第一名将 《李卫公兵法》与《唐太宗李靖问对》的作者 骑兵战天才 其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间接导致了阿拉伯帝国的瓦解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中国一胜利西边就倒霉，定式也） II、半人半神的名将 4、韩信 汉初第一名将 西汉的实际缔造者 古兵法的整理者之一（另一位是张良） （说实话，老韩实在很劲，但考虑到其缺乏国际影响，兵法也没传下来，只能委屈了。
而 且，老韩最恶劣的影响便是背水阵在后世成就了无数的失败者，与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 5、李世民 被誉为中华帝国第一名君 但考虑到其手下众多名将的助力 且晚节不保，之前的战绩也不是毫无可议。
居韩信之下，宜也 6、岳飞 长胜的名将，以少胜多的行家里手 南宋的救命恩人——至少挣下了和谈的资本，虽然他本人不这么看 可谓韩信后身（结局也差不多，可见好人做不得） 其岳家军组织严谨，开后世军阀部队先河 7、刘秀 东汉开国皇帝 昆阳奇迹的创造者（但史家考证其疑点甚多——譬如绿林军两大巨头在场，刘秀一介小卒 有何决策权——水份多少不知也，且得天灾（暴雨狂风）人祸（难为王莽凑齐这么些旷世 草包）之助，不免有些侥幸） 许多胜利的指挥者，也是不少败仗的制造者 并考虑到其麾下名将的因素，列名第七 8、曹操 魏国开国皇帝 《孟德新书》的作者 与光武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渡之战胜得实在侥幸，有天上掉馅饼之嫌 常胜将军兼多败将军（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除去官渡。
赤壁汉中并皆败阵） 其战绩不如光武，故列第八 9、陈庆之 南北朝第一名将 小陈似乎比兵圣岳圣还嚣张，带着七千白骑便杀入了洛阳，期间陷城四十七，北魏数十万 大军皆溃。
（本以为田中芳树做广告，翻了《南史》、《梁书》，信矣）虽则晚节不保， 但考虑到纯属不可抗拒力（发洪水），且回到梁朝便以一万兵力全歼侯景的七万大军，只 剩他老哥一个，列为第九当无愧。
（小陈和岳圣一样摊上这么个主子，功业不济，命也） 花絮：当初，毛爷爷在读《南史。
陈庆之传》热血沸腾，掷书而起。
10、柴荣 五代十国唯一的英主 北宋的实际缔造者——可惜命苦，为人作嫁衣了 一生南征北讨，数年内一统北方。
且大败辽人，收复燕云十六其二，可惜在策划大规模北 伐之时病故，大业终为赵匡胤所篡——且篡得实在不咋样，瞧瞧宋太祖太宗哥俩在北头的 表现就成了 III、天才的名将 11、项羽 东方的汉尼巴（一样地苦大仇深、一样地使过破釜沉舟、一样地所向无敌、一样地功败垂 成、一样地一生只吃过一场败仗但军事身涯就此完蛋——连吃败仗的年份都一样，呜呼
） 最佳战例：以三万疲惫之师千里奔袭，半日破刘邦六十万之众 垓下之战，以十万兵力敌韩信五十万，非战之罪也 但其战略头脑太成问题，虽非智障，但至少与常人相去不远。
故汉尼巴被称为西方战略之 父，与孙子齐名，而小项却被民间贬为莽夫典型，同吕布共类 12、霍去病 中国骑兵战三天才之一 西罗马帝国的冤大头之一 匈牙利公国助产士之一 与李世民同为排行榜中最年少得意者 13、卫青 中国骑兵战三天才之一 西罗马帝国的冤大头之一 匈牙利公国助产士之一 排行榜中出身最苗红根正者（奴隶） 但考虑到其战绩有不尽完美之处，列于外甥之后 ——以上二位皆有重大国际影响，是祸水西引的大功臣。
观其保证中华数百年的安泰与西 欧上千年的混乱的伟大战绩，列于高位，宜也 14、班超 世界最早的殖民者之一（但比起西边的同行，老班简直是天使） 以战养战的行家里手 以夷制夷政策的鼻祖（但比他的后世追随者强多了） 恐怕是新疆分离主义者最痛恨的历史人物 15、孙膑 《孙膑兵法》的作者 其两次大破魏军的战绩是齐国大振，与强秦并称“东帝”、“西帝”的根源之一 在战略战术均有奇才，不愧为孙武后代——但脾气也与老祖宗一样，功成身退 这位孙子战例不多，影响不小，故列十五（若老孙有他师弟一半的野心，不知其在排行榜 上能均何位
说不定《英雄》就拍不成了：）） 16、韦睿 堪称南北朝第二名将 羽扇……呃……那个竹杖纶巾，堪称诸葛第二（但战绩漂亮不少） 钟离之战（梁军三十万对魏军八十万）的实际指挥者 天下继续分裂的罪魁之一 儒将的典范 17、周瑜 这位就不说了 年轻、能干、人又帅，风流倜傥，万人迷一个 其战绩与韦睿相近，但命太短，事太少，看在其历史影响份上，十七吧 18、徐达 这位也不用说了 明初第一名将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南京打到北京去的主 岳飞的异世知己，可惜直捣黄龙还是没成功，败阵而回，还落了个岳武穆的下场，悲矣 19、郭子仪 再造唐朝者 中国古代史上最出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实践者 20、李牧 战国四大将之首 又一位只败在自己人手里的名将（末代皇帝总和自己过不去，崇帧也是） 其对后世戍边制度有重大影响 :IV、超群的名将 21、刘裕 南朝宋的缔造者 这位放在前二十位也无不妥，但考虑到其北伐以强击弱，且与桓温一样，属于为篡位所作 的立威准备，见好就收，虎头蛇尾，战略眼光有些问题。
且之前所列的帝王兼名将皆为时代的开创者，而南朝的相替只是纯粹的皇帝轮流做，刘裕 不免逊了一筹。
22、戚继光 这位的功绩与岳飞相似，但基本做到了完身完名 但历史影响似不及岳飞，似乎也没谁认为其用兵能力有逾岳飞 23、诸葛亮 武侯先生隆重登场 “诸葛亮主要是一位政治家”，没错
但有谁细想过“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 优于将略”评语的真正含义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只是说明阿亮的军事能力有所侧长 ，同样的评语亦可按在项羽的头上，项羽不算名将
且司马懿评阿亮“多谋少决”，说明 “奇谋为短”只是其谨慎性格决定的，并非不能为谋。
魏人也评诸葛亮“洞察计谋”。
可 能诸葛还是更适合当参谋长吧：） “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并没说阿亮的军事才能不行 ，只是评其政治才能超过军事才能。
好比列政治家排行榜，阿亮稳坐前五，而名将排行榜 阿亮连“天才”档都挤不进去。
但要据此说阿亮不是名将，未免曲解了陈寿本意 阿亮的军事业绩也算得不错，光靠平南之役，已可和马援平起平坐，北伐虽没陈庆之那么 夸张，但以寡击众，屡获胜果，除去马谡造孽，并无败绩，算是难能。
诸葛北伐所带兵马不过几万，却能把十几万敌军堵在营里不敢出来，若不善用兵焉能至此
且阿亮对军事科学影响非凡，所造连弩可谓机关枪前身，八阵图可谓后世阵法重要渊源之 一（李靖六花阵便是嫡传）。
其治军用兵对后代军事家亦极有影响（《唐李问对》中引用 古人语录，阿亮第一） 综上，诸葛亮岂非超群名将乎
司马懿案行其营垒，评曰：“天下奇才”；桓温曰：“诸 葛亮可谓名将”。
而当代后生如“非天工作室”之流却把诸葛亮贬得近乎一钱不值，怪矣 ——当然，不排除他们比司马懿之辈更有见识的可能性存在 24、乐毅 诸葛亮军事方面的偶像 排行榜上第五位被自家人捅黑刀的（总算留了一条命，难得） 战绩虽然辉煌，但领五国之兵围攻一国（齐国不比秦国，无险可守），多少有些不够“费 厄泼赖”。
且一战成名，本来遭遇火牛阵大可显示其真正的军事才能，可惜 25、檀道济 “南宋”名将 排行榜上第六位被自家人捅黑刀的 这位是也是用兵的高手，但北伐没成功，虽则撤退得很漂亮，也只能说是一次“诸葛亮式 的胜利”，不能不扣几分 26、拓拔焘 攻打后夏国都统万之役实在漂亮（无数次证明要塞不可靠性的典型战例之一） 北魏王朝的奠基者 27、王猛 又一位出将入相的典型 为政为将皆可与诸葛同列 28、王阳明 可算古今中外（除去毛爷爷）思想家中用兵第一人 镇压内乱的名人 蒋介石的偶像（用兵能力可没学到三成） 29、陆逊 功绩与周瑜相近 彝陵之战若让刘备得手，天下事未可知也 曹家（司马家
）间接的恩人 30、袁崇焕 大明王朝最后的名将 排行榜上第七位被自家人捅黑刀也是死得最惨的 干掉了努尔哈赤，了不得 中国古代第一炮战行家 但野战逊色了些，美中不足
历史上知名的门阀大族
门阀，是门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等。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
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为“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家”。
至于“世族”一词，兼指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较广。
直至现代，门阀等词汇，仍被用作对有名、有钱、有权有势之家族的别称。
典故 “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
门第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
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
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
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世族和贵族的定义和标准有分别的，虽然有重复之处，但贵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头衔固定，由国家政权所册立的，可以因为政权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势而被褫夺，而且有些贵族的定义，只限于受勋者本人（如终身贵族），所以不能以某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动成为贵族。
而世族是社会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认，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败亡后，旧有的王室和贵族只要没有被屠杀殆尽，并未被新政权册封，但受到民众的尊敬且不须隐姓埋名的话，便可以视为非贵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体中连续超过一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家族也常被视为世族。
所以世族的繁盛与否，有时会被视为一个地方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指标。
虽然世界史上各国各地都有世族，为免本条目过分复杂，以下专指中国历史上的世族发展，外国的世族则涉及该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可参见各国本身的历史。
门阀的发展 先秦时已有所谓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随周武王或周公东征的贵胄，王室世袭，子孙继承余荫，世世接替，“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1]。
汉代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
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
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
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
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
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
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论述：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
门第愈高，官职愈高。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东晋司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国时，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
永嘉之乱后的世族阶级 南方世族 侨姓世族：永嘉之乱后的江南，从华北南迁的士族，多居朝廷要职，势力庞大，他们自视甚高，仍以中原望族自相标榜，号称侨姓。
侨姓当中最显赫者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等。
吴姓世族：自孙吴以来，原先在江南当地的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顾姓、陆姓、朱姓、张姓等门阀（号称“吴四姓”）为首。
一开始，江南最具权威的是，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号称江东二豪，甚至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
但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涉入了政治风波，逐渐被朱姓、张姓、顾姓、陆姓等门阀超过。
大体来说，吴姓地位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
即使同为侨姓世族又有渡江早晚之分。
例如：东晋之初，吴郡的人以上国自居，常称南下的北方人为“荒伧”、“伧父”等，意为出于边鄙地区的粗野之人。
而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华北人反而以“荒伧”来称呼晚到的华北人。
梁武帝末年，侯景曾请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遭辱而生怨隙，当他南下攻陷建康之后，旋即大肆杀掠门阀士族。
江南门阀，在侯景之乱后，已经不再兴盛。
北方世族 晋室南迁以后，中原为胡族所统治。
国姓：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命令鲜卑人说汉语、改汉姓，以元姓、长孙姓、宇文姓、于姓、陆姓等贵族为首，号称“国姓”，由鲜卑姓贵族，摇身一变为汉姓世族，人称孝文汉化。
郡姓：留在北方的世族虽然是被征服者，却不愿与改为汉姓的胡族相混。
他们为区别胡汉，往往在姓氏前冠以当地郡名，称为“郡姓”，如：太原王氏，即为居于太原郡的王姓世族。
随着北魏政权的分裂，郡姓又分裂成两支：一支为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重经学儒术的传统，叫做山东郡姓，以崔、卢、王、郑为大姓。
另一支是经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在宇文氏的以关中文化为本位政策下，渐趋胡化的士族，就是所谓关中郡姓，以韦、裴、柳、薛为大姓。
宇文泰在西魏，为了与高欢抗衡，在苏绰等人的帮助下，更改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士族的籍贯为关内郡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较为胡人化的，兼容鲜卑贵族、汉人豪族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
纷乱的华北，在唐朝有七姓十家之说，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
隋唐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
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
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
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
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
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这意谓著世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科举制度中进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战，而主攻明经科的世族影响逐渐衰微。
所以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李党，也就是山东世族官员，与牛党进士科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
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和世族发展、限制、没落有关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 占田制 土断 北府兵 均田制 科举 进士科 世族兴衰的重要历史事件 五胡乱华 衣冠南渡 肥水之战 孝文汉化 侯景之乱 牛李党争 黄巢之乱 著名的世族 七姓十家 北魏四姓 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
《成大事者拘小节》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格言各两句、故事各两例
1.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鸿门宴》中有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意思是做大事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行大礼不必计较小的谦让。
做人也应如此，应善于取舍，才能成就大事。
古往今来，多少成大事者善于取舍，不拘小节而获得成功。
现实存在的事物包含多种矛盾，人不可能全面顾及，因此只有善于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确“大事”的重要地位，不拘泥于小节，才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解决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过程中，才能减少细枝末节小事的阻碍，才能更快地获得成功。
曾国藩以方圆谋人生，坚持着这样的信条：定准方向，不把心思花在小事上，而是抓住根本，抓住主要矛盾，从大局去考虑问题。
因而他的《曾氏家书》中的许多信条被后人奉为圭臬；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在失败后以当奴隶于吴为“小节”，卧薪尝胆，十年积蓄，一朝灭吴，最终成就了立国的大事。
像这样不拘小节的人还有很多，韩信不拘于胯下之辱，最终成了西汉的开国功臣；爱因斯坦不拘于衣衫褴褛，提出了相对论……这些成大事者其志不在小，将目标放远，从大局着眼，不拘小节，最终获得成功。
而诸葛亮事必躬亲，管太多琐事小事，“军中罚二十以上必亲览”，没有做到善于取舍，没有处理好军中小事的“小节”与建立国家的“大事”的关系，最终劳累过度，“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些事例告诉人们，若要成大事，就应不拘小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分散不必要的精力在小事上，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完成大的目标，才能顾全大局，最终获得成功。
2.成大事者拘小节 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
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
”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
”陈蕃无言以对。
蕃改之，后有所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自己的门庭都扫不干净，何以扫天下雪 勿以善小而不为。
大事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小事不愿做，不屑做，拒绝做，大事就只能成为空想。
成事者必有众人帮助，如不拘小节，则难以服众。
汉刘邦，为成大事，妇女无所幸，财物所取。
今天，凡成功企业与成功者，无不看众人气。
人气何来，自然要从小节来。
比尔以前不分场所，一概休闲，如今每逢场面，必西装革履方显英雄本色。
所以，我说要发展必重小节。
其实，世界上的人各方面素质差不大，关键是小节方面。
有多少大意失荆州，又有多少一失足成千古训呀
真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我等后人复哀后人呀
现在成大事总会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而且关注的不仅是大事,连小节也关注.如果小节没做好的话必然要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也会阻碍大事. 如:德国足球前国家队教练道姆因毒品丑闻被解聘.原利物蒲及英格兰国家队球员福勒,因在进球后做出吸毒状的庆祝动作,以及球场外的各种事件,终被球队扫地出门... 小节，字典上解释为“与原则无关的琐碎的事情”。
但小节并非小事儿，一些不文明的习性乃至一些有损大局的事情，常常是由小节引起的。
小节，把握不好就会身受其害。
小节不慎道德失准。
只要稍留意就会发现，在一些公共场所有个别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购物插队，等等，这种不拘小节的行为，已影响和破坏了他人的生活环境，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
近期媒体报道有消费者对这些行为投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敦促大家自觉养成公德习惯，值得我们拍手称道。
小节不慎影响团结。
有人把不拘小节当成为自身开脱的“万金油”，只要做了有损他人利益或影响他人正常工作学习的事，就把错误归咎于“不拘小节”。
常见的不良行为主要有：传播小道消息、公众场合衣着不整、说粗话等。
这些行为如果不加注意或制止，常常是影响团结的隐患。
小节不慎贻误人生。
有道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古往今来，因小节导致失节的事并不鲜见。
有个寓言故事就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人偷拿了邻居家一根针被告官，法官在量刑时却定了与一位偷牛贼同样的罪。
小偷很不服气，问法官为什么偷了区区一根针却判得与偷牛一样重。
没等法官回答，偷牛贼抢着说：“我当初就是从拿别人一根针开始的。
”近年来，一些人因贪污受贿而落马，追根溯源，也大都是从吃别人一顿饭、收别人一些土特产开始的。
总认为这些东西是人之常情，礼尚往来，但事实上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继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
那些腐败分子在反省时总是后悔当初不该轻易地吃了喝了收了，可惜悔之晚矣。
小节不拘，终累大德。
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小节问题并非小事，它不仅是国民素质的一种反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日常小事着手，于细微处讲品格，莫让小节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之大德 进程中一个环节疏漏也会半途而废，主因次因常常是转化的。
关汉卿的〈西蜀梦〉的主要内容
《西蜀梦》以刘备当了“大蜀皇帝”为背景。
剧作写为“刘汉”基业出生入死、功勋显赫的关羽和张飞相继被害。
他们冤魂不散，双双赶赴西蜀，向诸葛亮和刘备托梦，诉说屈死的经过，缅怀手足之情，表达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
剧本着重写了两个方面：一是以昔日雄赳赳的英豪，与今日昏惨惨的冤魂作对比；一是以关、张二人生则救助天下、死却无人救援作对比。
在第四折，张飞的段唱词最是耐人寻味：“俺哥哥丹凤之躯，兄弟虎豹头，中他人机彀，死的来不如个虾蟹泥鳅
我也曾鞭及督邮；俺哥哥诛文丑，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
咱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壮志难酬
”(〔滚绣球〕)剧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乱世无常，人命如蚁，英豪如关羽、张飞，尚且是“横亡在三个贼臣手，无一个亲人救”，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
可以说，“英豪死了”便是《西蜀梦》的主题；在英豪轻易地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谁来救天下苍生，则是《西蜀梦》的潜台词。
(来源:中国文学史)
谁知道关汉卿的生平故事
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
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
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
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
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
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
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
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
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
《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
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
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
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
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
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
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
”（《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
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
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
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
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
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
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
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
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
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
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
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
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
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广骑曰：“故李将军。
”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
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
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
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
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
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
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
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
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
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
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
《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
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
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
《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
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
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
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
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
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
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
刘邦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是也
”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
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
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
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
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
《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
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
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
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
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
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