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诫我们不要贪心的谚语
摸锅底手不黑，不拿油瓶手不腻。
◆自己把钳，种地的要自己下田。
◆不要骑两头马，不要喝两头茶。
◆不是你的财，别落你的袋。
◆不吃酒，脸不红;不做贼，心不惊。
◆不图便宜不上当，贪图便宜吃大亏。
◆贪婪鬼没个饱，吝啬鬼不知富。
◆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劳动钱，万万年，贪污钱，在眼前。
劝一个人说话不要太过份的句子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反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关于哪方面的谚语呀
人不可貌相
古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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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
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
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
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
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
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
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
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
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
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
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
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
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
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
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
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
”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
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
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
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
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
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
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
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
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
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
”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
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
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
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
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
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
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
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
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
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
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
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
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
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
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
啊
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2、鉴识 人的鉴识有通有塞，天也有晴有暗，诋毁和赞美也因此而不同，爱憎也因此各异。
三王（尧舜禹）被诬谤，到鲁连（战国时齐国人）才得以澄清；春秋五霸的大名，到孔宣王（孔子）受到贬低。
发生的事请已经不会变了，但是人的鉴识各有不同，要想追求中和一致，还不得千年才能遇到一次
更何况史书的记载，博大广浩，学者如果做不到探究深奥的道理，搜索隐秘的事迹，推断深远的事情，怎么能够分辨利害关系，清楚谁善谁恶呢。
历览《左传》，是传记中写的最好的，但是经历了汉、魏之后，竟然没有被选为学习的教材，儒者都不原意研究它，而都推荐二《传》（公羊传、谷梁传）。
因为左丘明曾担任鲁国史官，接受过孔子所传，论年龄是生活在一个时期，论才能也差不多。
这二传的作者，都是孔氏的弟子，权势者的门人，才能和鉴识本来就悬殊，年代又不同，怎么能依靠传说，比作亲受的呢
在加上二《传》的道理多有乖僻，语言有多有低俗，和《左传》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知道《膏肓》、《墨守》，是腐儒们的任意之作；卖饼（比喻公羊传作者）、太官（比喻左传作者），真实智慧之人的明鉴。
后来《史记》、《汉书》相继问世，继承前人的业绩。
王充写书，褒扬班固而贬低司马迁；张辅的意见，又贬低班固而褒扬司马迁。
但是这两部书（史记、汉书），虽然各有长短，各有得失，但文风大致相同，可以归为一类。
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丢失了《龟策传》、《日者传》，褚少孙修补了其缺部分，言词低俗，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根据司马迁所撰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房屋狭窄简陋，于是从暗穴走出；孔子死后，门人推奉他就像他活着一样。
这么低级的语言，又比褚少孙还严重，怎么能单单归咎褚少孙，而全都推崇司马迁呢
刘轨思考察汉史，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讥讽他在本纪中没有载入汉少帝，而把高后写入本纪。
吕弘不是姓刘，而在汉宫里长大。
当时天下无主，吕后称制，所以班固借她的岁月，来写编年史。
而吕雉本人的事迹，都写进了《外戚列传》。
就好比周成王还是小孩的时候，史书记载的事周公摄政之年；周厉王被流放彘地，史书依然以共和纪年。
而周公、召公，在世家里都有传。
班固遵循这个规矩，是非常合适的，真实虽然班固处于巧心，反被愚蠢的人（刘轨思之流）所嘲笑。
刘祥写的《宋书·序录》，分别评论了各家所撰的晋史，他说：“法盛的《中兴》，荒唐缺乏庄重，王隐、徐广等人，只会用华丽的词句。
”叙述史事，应当客观而不是追求华丽，体现事实而不用俗语，文笔直白，核准事实，达到这样就行了。
若一定要达到孔融（字文举）的出众，刘帧（字公干）的飘逸，扬雄（字子云）的含蓄，司马相如（字长卿）的华丽，这些都是绮绣文字，夸张刻画的，要想再达到实录，能行吗
以此来贬低作者，就知道刘祥是妄自发表反对意见了。
人的起落，由于机遇。
人的穷富，因为命运。
书的作 用，也是如此。
《尚书》的古文，是《六经》中最高的，《春秋左氏》，是三《传》中最好的。
而从秦到晋，五百多年，这两部书隐没于世，没有流传下来。
后来梅赜献上《尚书》，杜预写注释，然后被推崇一时，留名千古。
老子《道德经》写成在周朝，《庄子》写成在楚国时，遭遇汉文帝、景帝才开始流传，到嵇康、阮籍时才开始受到重视。
像这样的，是无法一一列举的
所以说“人的起落，由于机遇。
人的穷富，因为命运。
”如果赶上当时没有又鉴识的人，缺乏知音，就像《论衡》（王充作所）没有遇到菜邕（字伯喈），《太玄》（扬雄所作）没有遇到张衡（字平子），也必定会像烟火消灭，像雨泥湮没，怎会有死而不朽，扬名后世的呢
3、品藻 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香草、臭草放在不同的容器里，恶枭和鸾凤不比翼而飞。
比如商臣、冒顿、南蛮、北狄，相距万里；伊尹、霍光，一个在商朝一个在汉朝，相隔千年。
而世人一说到悖逆，就会提到商臣、冒顿；一说到忠顺，就会提到伊尹、霍光，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事迹差不多，虽然隔着时空。
何必非得要时空相连，才能成为同类呢
史书自从司马迁、班固开始，开始以品类相从。
但是其中有的因为年月更迭，有的因为人物不多，而追求文笔一致，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韩非、老子的传记，写在一卷里；董卓、袁绍，也没有分开写。
难道是韩非、老子都是被推崇的贤人，书上尊为“子”（韩非子、老子）；袁绍、董卓都是英雄，生在汉末。
依次来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一类。
也有一大伙人（写在一篇传记里），应该分别归类，而（史官）不能判定他们的类别，分清他们的品质，导致了兰草、艾草相互掺杂，红色、紫色没有区分，是谁的过错
应该是史官的责任吧。
根据班固的《古今人表》，包含了上亿年的人物，百家学说，把他们分成三科，归为九等。
他的用词很妙，他的含义很确切。
至于篇中所列举的，都像他所叙述的那样
比如孔子门人著名的，颜回称得为贤人，至于其它人，不好划分。
现在先列举伯牛后说曾参，先列仲弓后说冉有，追求折中的思想，这个道理我没听过。
又楚王路过邓国，邓侯的三个外甥请求杀了楚王，邓侯不同意，最后邓国被灭亡。
现在把邓侯列入下愚之上（九等中的下上等），宁肯让别人负了自己，因为行善而遭遇噩运，以此为戒，怎么劝人向善
如果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邓侯由于失策，所以被列为下三等。
那么他三个外甥见机而作，在楚王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就做出决断，就该高高在上，放在上等，为何只能和邓侯挨着，列在中庸下流（九等中的中下等）而已
又班固列举的晋文王的臣子，舟之侨在上等，阳处父在其后，士会在最后。
又列举的燕国太子丹的宾客，高渐离在首位，荆轲在中等，秦舞阳在最后。
这些都是是非混淆，善恶不分，有的是好比认为瓦砾珍贵宝玉低贱，有的是好比驾笨马而放弃了良驹。
以此为镜，能骗住谁呢
又江充、息夫躬谄媚迷惑皇帝，使灾祸延及皇子，荼毒了忠良大臣。
评论他们的奸恶，比石显要严重得多。
而班固写他们，没有列在佞幸之类。
杨王孙裸葬，有悖常礼，是个狂狷之徒，考核他的一生，也没有其它值得写的事，而却与朱云同列，并写在这卷列传之首，不是很肮脏的吗
如果在看别的记载，别的杂传，诸如此类谬误，实在很多。
根据刘向的《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的妻子，从头到尾，一点才行都不值得称道，只是怨恨自己丈夫，投河而死。
她的轻生有似古冶，她的殉节不同于曹娥，她是凶险顽固之人，强悍的妇人，却与贞烈的人为伍，不合道理。
又嵇康的《高士传》，他所记载的人多了，而颜回、蘧瑗，却没有被写入。
他二人虽然喜欢大道，不喜荣华，安贫守志，而把他们拘忌在名教之流，未免流俗了。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是钻研四书，熟读六经的，遵循孔子的教义，鲁国的儒风，与他们有什么差别，应该都列入其中。
颜回、蘧瑗可以舍弃，而扬雄、董仲舒获得重视，班固可谓只认得二五而不认得十者啊。
到了近代，史臣所写，分析他们的错误，也往往不少。
比如阳瓒在边城效力，为国捐躯，死在敌人之手，在宋代，也是刘（
）、卜（天生）之徒
而沈约竟然不加以标榜赞扬，只把他写在《索虏》篇里。
纪僧真修节励行，始终没有过错，而萧子显把他和小人们写到一起，列入《恩幸》篇里。
王頍的文章不够好，武艺更突出，他亲自拜见外戚藩镇，首先发动叛乱。
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枭雄并列，也该附在《杨谅传》中，却把他和词人写在一起，和庶吉士们为伍。
这类的编纂，难道合适吗
孔子说：“以貌取人，就会错失子羽这类人；以言取人，就会错失宰予这类人。
”光武帝则受被庞萌所误，曹操被张邈欺瞒。
事迹陈述在史书中，只有善恶昭然可见。
如果不借助许劭、郭林宗的鉴别，裴松之、王
的妙喻，而作者把人物的事迹写进书里，不能使善恶有所区分，这又是谁的过错
是史官的责任。
能够鉴定类别，分出等次，使小人君子各有所属，上智、中庸的等差各有所叙，则惩恶劝善，为将来永远作为告诫、榜样，激浊扬清，就能不朽了。
4、直笔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
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
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
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
”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
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
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
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
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
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
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
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
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
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
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
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
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
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
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
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
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
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
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
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
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
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请问有识之士
表达不同阶段事物的不同特性，劝诫人们一是不能急功近利，二是不要以貌取人。
——我国有句古话叫做“莫欺少年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