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格言对世人的影响 它从客观方面
《萨迦格言》对后世藏族格言诗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写作方法诸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萨迦格言》的影响。
《萨迦格言》重在说理，善於运用比喻。
语言简洁，形象鲜明，准确有力；用词雅俗兼蓄，既有佛经掌故，又有民俗民谚，深入浅出，别开生面。
它成为藏族学者必读著作，也在群众口头广泛流传。
萨迦格言对当代大学生启示
A案学习目标1．学习并积累“鼻祖、旷野、随心所欲”等词语和优美语句。
2．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体会在表达上的特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通过默读，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准备通过网络或者图书馆等查询藏戏的由来、历史变化及主要剧目等相关信息；藏戏面具图片。
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1．出示藏戏的有关图片，配乐介绍：藏戏是藏族的传统剧种，它简单到没有舞台灯光和道具，仅一鼓一
有没有朋友是在色达佛学院禅修过的
有，佛学院是不得不去的人间净土
学院里面有非常严格的闻思修行系统，显密一切佛法，包括所有汉地大小乘的佛法都有在学，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佛学院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最的真正的学佛道场
三种：学院的课程设置分显教、密教和共同文化三大部分。
显教又设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观和般若，密教有设有续部经典、各类加行、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和窍诀等。
共同文化课设有声明、医方明、藏文等内容。
显教有人以为藏传佛教唯有密宗，其实不然，藏传佛教中显密同样发达，其从印度翻译的显宗经论之浩瀚实不逊於汉传佛教。
且与汉传佛教相比，其次第严谨，修学系统性的特点尤为突出。
密宗密宗课程开设有加行、续部讲解和传授大圆满诀窍。
所传的密法中还有大幻化网、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等。
加行无论是仁波切堪布，还是一般僧众，在修密法正行之前 必须先修满五个加行，其时间一般与学显宗教法同步。
具体为： 1） 皈依。
学佛之人皈依后，皈依之心并不能直接如量生起，这皈依修法就为增上、坚定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从而为出世间的种种功德打下基础。
2）发菩提心。
大乘与小乘的区别标志是，发起了为救渡一切众生而誓愿成佛的真实菩提心。
这是进修菩萨道、圆满佛果的最根本的因，在此基础上才能生起大乘的一切功德。
3）忏悔。
众生无始以来积集了种种身口意罪业，致使远离解脱沉沦生死。
密宗以最殊胜之忏罪法──金刚萨埵忏罪法遣除罪障，使三门清净，功德得以迅速增长。
4）献曼达。
佛又可称作两足尊──福慧资粮具足。
众生福薄慧浅，修此殊胜的献曼达，可迅速圆满福慧资粮。
5）上师瑜伽。
上师为佛法僧三宝的总集体，密乘的修学功德均源自上师，於上师信心大者，单修此法即可成就。
五个加行需按次第而修，每个加行中都有一特定的密咒，每个密咒至少应念满十万遍，并且不以修满一轮为足。
加行好比是对自己的善根培土施肥，土质只有从贫瘠改造为肥沃深厚后，才有长出参天大木的基础。
即令圣者法王，学法时也共修满二轮加行。
加行修完，显密闻思获得了一定的定解，并接受了大圆满灌顶后，便接著修大圆满中的特殊加行，完成后方正式开始修正行的彻却（立断）与托噶（顿超），其修行步骤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兼学它派学院在弘扬以宁玛巴大圆满显密教法为主的法要的同时，并广泛吸收其余 教派的菁华。
如法王曾开讲过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每年还要多次讲解萨迦派大德图美无著尊者的《佛子行三十七颂》，法王每到外地弘法，均要讲授此论。
色达佛学院：全称是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简称是五明佛学院（教授五明的佛学院都有五明佛学院）：坐落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境县城东南方约20公里处，海拔3600米上。
在重重的群山环绕之中，沟里的僧舍，以佛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密密麻麻搭满了四面的山坡，为数众多的绛红色小木屋，延绵起伏，蔚为壮观。
这些红色小木屋，是五千名僧俗的住所（出家男子称扎巴，出家女子称觉姆即女尊者）。
它与亚青寺都是位列前茅的大型寺庙。
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是由晋美彭措法王1980年创办，在短短30年间从藏区一个山谷深处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
五千在家出家僧众在此修行居住。
佛学院戒律十分严格，男众女众的僧舍泾渭分明。
法王亲自挑选出三位大堪布给汉地僧俗弟子传授显密教法及藏文。
十几年间，共讲授了：《中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定解宝灯论》、《中观宝鬘论》、《格言宝藏论》等显密法教及许多大圆满的论典及诀窍。
四方佛弟子受法王功德的感召，纷至沓来，投师学法。
在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藏区，能汇集成这么大规模的教团，实为一大奇迹。
法王一直强调，凡来学院长住学法的人，无论藏汉、僧俗，必须遵守这三条原则：团结互助、严守戒律、精进於闻思修。
学院於严格的四众戒律外，还制定了相应的纪律。
如男女出家人之间禁止接触、交谈，其居住区域分开很远，中间隔一居士区，相互不能进入对方区域。
即使居士也不例外，居士区也是男女众分开居住，男女居士严禁单独交往，如结伴行走，绕坛城等都在禁止之列。
僧众们上课要求特别严格，在第二天上课时不但要背出头一天的颂辞，而且还要完整地复述出其主要内容。
各科修完，一般需四、五年时间，然后经过严格的答辩，与大众前激烈的辩论，过关者可获得堪布（法师）的称号，才有资格给他人讲经说法。
该院以戒律严格，艰苦修行树立宁玛讲修法幢而著称，是享誉中外的大圆满讲修学院。
该学院在人数上，在师资与教学质量上都堪称一流水平。
一九九三年，纽约世界报等报刊称该院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这是名符其实的。
经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传授大圆满的弟子中，已有出现成就虹身者，逝后肉体缩小者以及出现续部所说的虹光，身响等标志者，和得中阴成就者……
关德栋的具体介绍
宗教在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宗教对西藏的民俗文化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到极富藏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无一不与西藏的世俗文化紧密融合。
尤其是藏传佛教，更是对西藏的民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都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是外来宗教在西藏本土经长期发展后与世俗文化相调和的产物。
在藏地人们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转经、祈祷、礼拜等活动，看似是一种信仰行为，其实这已经深深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已被“世俗化”了。
乞求神灵保佑是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而采用的手段，为实现吃饱穿暖、出行顺利、家庭幸福等目的，先民们便向神灵祈祷，如今这些祈祷活动已经成为广大藏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婚丧嫁娶中的种种仪规，也都带有宗教色彩。
比如女方的嫁妆虽因个人的经济条件而有所差别，但其中必有小铜菩萨一尊、经书一册、佛塔一个，据说当年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时就带有这几样物品，这种习俗一直流传下来，成为新娘嫁妆的必备之物。
在西藏的民俗文化里，宗教文化对世俗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居住装饰方面。
许多人家都设有专门的经堂。
民居院墙在色彩上的变化也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和地域传统文化有关，如萨迦民居的建筑风格显然受萨迦派影响而形成，“萨迦南寺高耸的寺墙至今仍是深蓝灰底上再涂绘白、红色带。
定日一带民居以白为底色再涂抹以黑、红色带的习俗来源，据当地人解释仍同宗教信仰有关。
”因为当地人最为崇奉观世音、文殊和金刚手，而白、红、黑三色分别与之对应，人们便涂绘三色以示对这三位菩萨的敬意和供奉。
在宗教节庆活动中人们除了瞻礼佛像，燃香上供，观看宗教戏剧表演，还参加歌舞、射箭、摔跤、赛马等竞技活动。
而一些体育竞技活动中还有僧人的身影。
如在色拉寺和哲蚌寺举行的跳远、投掷比赛不仅吸引了大批僧人参与，而且还发展成为藏族民间体育运动项目。
民久多吉老师曾在其《论藏族传统体育和西藏古代马球比赛》一文中介绍了僧团之间的体育比赛，如1943年色拉寺“启”僧团与哲蚌寺“洛色林”僧团之间的跳远比赛在冲堆地方举行的赛况。
诸如跳远投掷这些竞技活动本是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参与竞技的僧团数量之多，对推动西藏民间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僧人参与到了世俗的体育文化中，也说明西藏地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融合程度之紧密。
藏族的生育和丧葬仪式也与宗教文化相联系。
在宗教气息弥漫的西藏，从母亲怀胎到分娩以致给孩子取名，都有一整套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仪式或者说是习俗。
一般是父母在择定吉日后把子女抱到活佛或喇嘛座前，请求赐名。
无论男女，其名字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噶举派多为“噶玛”，格鲁派则多为“洛松”等。
藏族人名的意义内涵十分丰富，但主要还是与佛教文化有关。
藏族的丧葬方式以天葬为主。
施行天葬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人死后升天，需要鹫鹰带路，这与苯教观点相吻合；二是人死后所做的最后一件善事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即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鹫鹰等鸟类，这种解释又与藏传佛教的观点相一致。
可见，在藏族心目中人的生死与宗教之密切联系。
藏族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佛教与其主题思想、结构处理等的密切联系，很多文学作品是以宣扬宗教思想为主的。
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多作者本身就是佛教高僧、宗派法王。
“他们佛学造诣很高，创造能力也很强”。
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当然会以弘扬佛教思想为主。
如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的《米拉日巴道歌》就是以歌曲的形式宣扬佛法，《萨迦格言》的作者贡噶坚赞身为萨迦派教主，他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以佛教治政的主张。
二是很多藏族文学作品直接取材于佛经故事，而佛经本身也是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如《本生论》、《贤愚因缘经》等。
三是由于受到佛教思想中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的影响，许多文学作品把人们受到的苦难归结为“前生造业今生报”，只有默默忍受、积功累德才能消灾解难，证得佛果，升到天国。
有着悠久历史的唐卡艺术也多以宗教题材为主。
唐卡用各种带有象征性的图案表现佛教思想。
佛教信徒认为通过对唐卡的顶礼膜拜可以获得善业功德，而绘制唐卡的艺人把创作唐卡视为神圣的宗教活动。
画匠在绘制唐卡之前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选定吉日迎请喇嘛对所用工具，如画笔、画布、颜料等进行符咒开光、加持。
还要根据不同的画像选择不同的方位。
再如西藏群众喜闻乐见的藏戏，其内容多是取材于历史传说、佛经故事、民间神话等，而历史传说和民间神话中又夹杂了很多宗教性元素。
如《洛桑王子》、《赤美滚登》就是由佛经故事改编而成；历史剧《文成公主》里面也有很多描述宗教问题的内容。
首先，藏族最早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其最大的特点是认为万物有灵，这一观念也一直影响着后人。
在藏地有很多神山圣湖，人们认为这些神山圣湖要么是各种神灵的居所，要么是英雄人物或天上神仙的化身，因此不仅对这些山水崇敬有加，就连水中鱼虾、山上草木也都视做神圣。
在藏东地区，人们几乎不食鱼虾，也不触摸蛙、蛇这类动物，因为“这些水生动物是龙神的宠物，若伤害或触碰会染上疾病。
”人们朝拜神山圣湖的习俗也是受苯教万物有灵论的影响。
现在，这些朝拜活动已不单是宗教活动，它们已成为藏族群众日常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像腰饰、胸饰等这些构成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起源于远古自然崇拜，由此发展，装饰成为一个家庭的财富象征。
再者，综观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已融入了许多世俗性元素。
藏族多数节日都颇具游乐性质，“即便是肃穆庄严的宗教节日也是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而所谓‘游乐型’节日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的色彩。
”这些颇具特色的节日，正是藏传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为吸引更多群众所做的一种兼容：一方面它吸收了藏族民间的传统游乐活动，以吸引大众更多的注意；另一方面它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也推动着传统活动的进展。
并逐渐形成了如今那些形形色色的宗教节日，而每一个节日活动既包括了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也包括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世俗性游艺活动。
藏传佛教的传统法会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集会，这种定期集会活跃了人们的物质交流，成为藏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松赞干布时期形成的《十善法》、《清净十六条法》是宗教戒律与世俗法律相融合的初始。
“十善法”即放生、布施、恭敬、实语、和合、软语、义语、修不净观、慈忍、皈信正道。
松赞干布如此推崇佛教是为了利用佛教稳固自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他也开了宗教戒律与世俗法律相融的先例。
这两部法规，对后世的吐蕃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中的大慈大悲、忍辱不争、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等说法早已融入到寻常百姓的道德观念之中。
乃至今日，西藏的人们也普遍认为敬重本尊、礼敬僧人是十分美好的品德。
在道德观方面，藏传佛教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
在《萨迦格言》等反映藏族道德观念的著作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宗教道德观念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世俗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二者水乳交融，难以区分。
如提倡“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反对“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懒惰”等，同时还有抑工商重农牧、勤俭节约、反贪知足的价值观念。
这些都表明了藏传佛教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包含了大量的世俗化内容，是二者相互渗透的结果。
佛教思想同藏族社会形成互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佛教深深浸入到藏族本土文化之中，形成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独具特色的藏族哲学、文学、法律、美术、建筑等文化系统。
佛教中大小五明经过藏族人民的消化、改造，融入本土文化成分，从而丰富、完善、深化了藏族文化的内容。
二、佛教的信仰观念已渗透到藏族的价值信念、审美趣味、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的深层结构中，“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藏族人内在文化心理特质的现实存在和精神支柱”。
而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慈悲利众，被看成是达到理想人格所必须的条件。
藏族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典范与佛教中所推崇的相一致，即“觉悟人生真谛，德行圆满，达到涅槃境界”。
“西藏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其根基的，藏族的风习、民情、政体以及文学艺术无不深深打上佛教文化的烙印，有些制度习俗本身已与佛教文化融合在一起而难分彼此。
”?辊?辑?讹西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世俗化、生活化，它与西藏的民俗文化相互交融，紧密结合，形成了藏文化迥异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色。
平凡的世界读书笔记450字
劳动着是幸福的论在时代。
——题记最近读了一叫《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路遥，一名当代作家。
路遥的小说多是农村题材，担又不局限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和城市“交叉地带”发生的人和事。
特别是着重表现年轻人的生活，通过他们爱情的波折反映出新生活中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
《平凡的世界》时间跨度是七五年至八五年。
发生地点在广袤的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做双水村的地方。
基本上整部小说是写双水村的变化和双水村的人。
在这个十年里，中国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双水村及双水村的人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缩影。
在那段年代里，文化革命结束了，上台执政带来了改革开放。
里面包含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路遥是想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笔法细致的勾勒出一幅宏大的社会画卷。
在里面各个阶层不论性格面貌的人物都栩栩如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路遥的精湛的小说功底，极其严肃的写作态度，使这部小说具备了作为那一段历史最好的辅助教材。
这部小说给我最大的教育意义则是一种对农民的深刻理解。
现代城市年轻人可能很难真正理解农民。
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想法。
农曾经过的日子，农民现在和未来他们也不会关心。
但是间接知识也能够贷给我们启示和触动。
这就是《平凡的世界》。
小说能够深刻的反映农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读完这些小说从某个意义上说我们也经历过了那个时代，也曾在田中挥汗如雨。
这些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的现状，在于历史的延续，在于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年轻人自身的提高：对人性的理解，对中国的理解，对构成中国大地那一片片生命陆地的人们的理解。
另外一个方面，我很喜欢路遥的出发点——平凡的世界。
他的世界是平凡的，这只是黄土高原上几千几万 座村落中的一座。
但路遥却在平凡中看到了他的主人公的不平凡。
比如说孙少平，他受过了高中教育，他经过自学达到可与大学生进行思想探讨的程度。
作者赋予了这个人物各种优良的品质，包括并不好高骛远。
在路遥的世界中出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物，这是在这些平凡的人物里他描写着人性中的善与美，丑与恶。
在他的世界里，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到自己是平凡的。
这点从孙少平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
当他得到调出煤矿来到城市的机会时，哪怕他选择的是煤矿。
这不是又无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他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的热情和眷恋。
他选择了平凡。
然而，就如萨迦格言所说的，“火把虽然下垂，火舌却一直向上燃烧”一样哪怕再平凡的人也应为其所生活的世界奋斗!《平凡的世界》正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生真谛。
它响亮的提出，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能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
只有作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这是一部用生命来写成的书。
在亘古的大地与苍凉的宇宙间，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
蒙古女孩阿拉腾噶迪尔
13世纪初期，蒙古各部的统一以及蒙古帝国的形成，对蒙古族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分散已久的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的历史使命，宣告了蒙古高原“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⑴的动荡局面的结束，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为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使新兴的蒙古帝国走上法制轨道，成吉思汗就设制“断事官”⑵、“立青册”⑶的制度来掌管蒙古帝国的行政事务。
设在汗廷的断事宜成为当时蒙古帝国行政中枢中的最大行政长官。
在诸王和勋臣的分地内也设有断事官。
这样，从中央到各地封建主分地就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司法行政体制。
当年成吉思汗委派的断事官失吉忽秃忽⑷正是根据蒙古社会已有的习惯法和成杏思汗颁布的“札萨”⑸审断刑狱、掌管赋敛、编制千户，并把这些详细记录于青册之上的。
成吉思汗本人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训练军队、整顿社会秩序、提高臣民的素质先后颁布很多“札萨＂、“训言”⑹、“必力克”⑺。
这些用畏兀儿字记录于青册之上的“札萨”、“训言”、“必力克”后来咸为蒙古帝国的“札萨大典”，保存在为首的宗王库藏中。
“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工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
”⑻这段记载充分说明了被称作“卷帙”的“札萨大典”的法律效应和权戚性。
由此可见，蒙古族法典文献的基础是13世纪已经奠定下来的。
在实现法制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族经历了未成文的习惯法时期、成文的成吉思汗时期、法制政教并行时期、清代地方法时期⑼，逐渐完成了由习惯法逐步完善而形成完整的成文法的历史进程。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外交活动直接促进了蒙古文外交文献的形成和发展。
尤其是蒙古伊儿汗国时期，由于阿八哈、阿鲁浑、合赞、完者笃汗等人的积极努力，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外交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这些外交活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它的历史足迹和宝贵文献。
蒙古文文献中著名的有阿八哈汗证书⑽、阿鲁浑汗致腓力·贝尔的信⑾、合赞汗致天主教教皇的信⑿、完者笃汗致法国皇帝的信⒀都证明了这一点。
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宗教文献和翻绎文献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在氏族社会时期就信奉蒙古萨满教。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广泛传播，萨满以及主管萨满教的“别乞”⒁受到推崇。
成吉思汗所采取的以萨满为主、对其他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使得蒙古帝国时期的宗教得以发扬光大。
因此，萨满教至今留下许多教义、仪式、赞颂方面的宗教文献。
1244年阔端⒂在凉州（今甘甫省武威市）会见萨迦班第达贡噶坚赞贝桑布以及其侄子八思巴。
从此藏传伟教萨迦派红教传人蒙古地区，同时西藏地区也归顾于蒙古帝国的统治。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登基时封八思巴为帝师，并赐玉玺。
忽必烈推行的政教合一的政策更使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在蒙古本土广泛传播。
据一书序言介绍：忽必烈请来八思巴喇嘛后新建了108座寺庙。
此时寺庙共达42318座，僧侣多达213100人⒃，可见当时的盛况。
元至元年间忽必烈降旨翻译梵文和藏文佛经。
如从梵文翻译了、、、，从藏文翻译了、、、、《佛说十二颂》等。
这些佛经的翻译为后来蒙古族各种文献的翻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面，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赐予金玺，并邀请他去蒙古地区传教。
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在此之后，俺答汗又作出禁止萨满教，废除血祭的独尊黄教的新规定⒄。
从而保证了黄教在自古地区的广泛传播。
大量的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宗教文献和翻译文献。
著名的《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终于在僧俗通力合作下完成了。
高僧传和宗教史也相继问世。
如《内齐托音传》、《咱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蒙古宗教史》、《蒙古喇嘛教史》。
（二）蒙古族古籍文献发展进程中特有的民俗与文化 蒙古族自古就有由长辈向晚辈讲述祖先世系和主要事迹的传统民俗。
《史集》记载：“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šајаreh），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nassab）的习惯。
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millat）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qabileh）和起源。
除蒙古人外，任何别的部落都没有这个习惯，也许只有阿拉伯人【也在记忆中】保留着自身的起源。
”这种带有游牧文化特征的习俗正如《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所记“蒙兀⒅先无文字，世系事迹，口相传述”。
被世人行为蒙古族百科全书的《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世系承袭的足初的文字记录。
从《蒙古秘史》不难看出世系口相传述的痕迹。
《蒙古秘史》的开头邱分就是讲述蒙古族的祖先以及蒙古各部的形成，主要部分则是讲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蒙古帝国和窝阔台汗如何继承汗位的主要事这。
自《蒙古秘史》到《黄金史》、《蒙古源流》、《水晶珠》、《黄金史纲》、《大黄册》、《阿萨拉克齐史》等无不记录了蒙古族世系事迹，只是把过去许多口述转为笔录而载入史册的。
这充分说明了“世系事迹，口相传述”的民俗使蒙古族历史文献内容有了独特的特征。
蒙古族特有的崇拜英雄的文化心理，在远古时期就创造出生动感人的英雄史诗。
蒙古族拥有许多不同风格的英雄史诗，其中《格斯尔》、《江格尔》等长篇英雄史诗和《汗哈冉惠传》、《勇士谷诺干》、《智勇的王子希热图》等短篇史诗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学杰作。
古朴雄壮的英雄史诗既丰富了蒙古族文学主库，又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古籍。
二、 文献概况 （一）文献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蒙古文文献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
根据现有资料，蒙古族的第一部文献当属回鹘蒙古文《成吉思汗石》⒆，写于1225年。
在此之后，《拔都致窝阔台汗的信》⒇（1238年）、《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0年）、《贵由汗玺》（1246年）、《释迦院碑记》（21）（1257年）、《蒙古秘史》（1240年）等文献的问世，不仅证明了蒙古文文献形成于13世纪中叶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13世纪中叶的蒙古文文献形式已经具备了石刻、玺文、碑铭、令旨、信札、书籍等不同类型。
这些初期的蒙古文文献都属于回鹘蒙古文文献。
1269年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创制新国字以后，八思巴蒙古文便成了元朝官方文字，《译写一切文字》（22），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
根据目前已有资料，最早的八思巴蒙古文文献是1276年的《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23），然后是《忽必烈敕赐太原府石壁寺安录僧圣旨》（1277年）、《1306年榜文》、《元仁宗甲子年诏》（1312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24）（1314年）、《答己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年）、（帝师公哥罗古思坚藏班藏鸡年法旨）（1321年）、《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圣旨》（1336年）、《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字碑文》（1348 年）、《居庸关东西壁题记》（1345年）等重要文献相继问世。
另外，还发现了米奴辛斯克金字银牌和纽克斯克金字银牌以及印有八思巴蒙古文纸币和刻有八思巴蒙古文的铜钱等。
八思巴蒙古文文献内容以旨令为主，以碑文、题记、榜文、诏书、牌符、货币为辅。
于1648年托忒蒙古文创制之后逐渐有了托忒蒙古文文献。
根据现有资料，托忒蒙古文的创制人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编写于1649年的《字母汇编》是第一部托忒蒙古文文献。
其次是七回本托忒蒙古文《格斯尔》（l716年）。
然后是《四卫拉特史》（25）和《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26）、《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27）、《蒙古托忒汇集》（28）、《居希》（《四部医典》）相继问世。
这些均是托忒蒙古文早期文献。
这些早期文献包括了语言、文学、历史、医学、碑文等不同内容。
稍后，又有（和鄂尔勒克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诸汗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蒙古市里雅特史》等重要历史著作，《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斯德尔扎布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等著名文学著作，《托忒蒙古文字母》、《明灯辞书》等语言著作，《罗摩衍那》、《萨迦格言》、《魔尸的故事》、《百喻经》等文学名著译文，《金刚经》、《长寿经》、《金光明经》等佛经译文相继问世。
另外，还有著名文学巨著《江格尔》和《西域同文志》译文。
纵观蒙古文文献发展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期 这一阶段正值蒙古帝国和元朝昌盛时期，因此以旨令（其中包括圣旨、令旨、法旨、懿旨）、碑文、榜文、用书、证书、牌符、外交信件、札萨、秘史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文书相继出现。
这一阶段又是回鹘蒙古文文献、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形成发展阶段，因此在整个蒙古文文献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2．15世纪到16世纪 由于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之后，作为新国字的八思巴蒙古文逐渐停用，回鹘蒙古文曾经一度被八思巴蒙古文所代替，从而对15—16世纪蒙古文文献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
再加之这时期蒙古封建主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对蒙古文文献的发展又起了一定的干扰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除《甘珠尔》、《五部护法》、《金光明经》、《百喻经》等少量佛经、文学作品的翻译之外，只有《图们汗法典》（29）、《俺答汗法典》（30）、《俺答汗宗教法规》等问世。
可见这一时期的蒙古文文献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6世纪末期才有一些法典文献产生。
因此，这一时期可视为回落时期。
3．17世纪到19世纪 17世纪——19世纪是回鹘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并行时期，也是蒙古族历史上弘扬佛法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宗教文献、法典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相继问世。
如，著名的蒙古族编年史著作《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史》、《水晶珠》、《阿萨拉克齐史》、《水晶鉴》等回鹘蒙古文文献和《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土尔扈特诸汗史》、《蒙古布里雅特史》等托忒蒙古文文献，重要佛经文献《甘珠尔》、《丹珠尔》以及高僧传记《内齐托音传》、《札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罗布桑楚勒特木传》和《蒙古宗教史》（32）、《蒙古喇嘛教史》（33）等宗教文献，《卫拉特法典》、《白桦法典》、《喀尔喀法典》等重要地方法典文献，《蒙文启蒙》、《三合便览》、《蒙文文法》、《蒙古语法详解》、《蒙文指要》等语言文献，《格斯尔》、《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学名著，哈斯宝《红楼梦》节译批注（34）、《今古奇观》译序（35）、阿尔纳《西游记》译序和批注（36）等重要文论文献，《药方》、《甘露之泉》、《蒙药正典》等医学文献，《天文学》和石刻天文图（37）等重要天文文献。
这些充分证明17世纪一19世纪是蒙古文文献的又一发展高潮时期。
4．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前半叶正值蒙古族历史上以开通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发展时期。
因此，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文学等文献问世较多。
如布和贺希格《〈蒙古源流〉序》（38）、卜彦毕勒格图《〈奏折成语〉序》（39）等文化文献，《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40）、《初学国文》（41）、《初级文鉴》、《考察日本教育日记》和罗布桑却丹编写的著名的《蒙古凤俗鉴》等，是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文献。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正处于社会动荡、社会变革的年代。
因此，是蒙古文文献发展的又一个回落时期。
总之，篆古文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如此两起两落的发展阶段。
（二）文献的分类 蒙古文文献的分类方法基本上与图书分类相似。
主要分为：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医药、翻译、综合性图书、畜牧。
（三）重要文献介绍 蒙古文文献中有许多重要古籍，限于篇幅，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几部。
《蒙古秘史》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
成书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全书共282节。
汉译名为《元朝秘史》。
撰者不详。
原稿为回鹘蒙古文，现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
《蒙古秘史》原为元朝藏于国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因元朝败北才落人明人手里而公诸于众。
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懿黑奉旨进行汉语标音和翻译（44），收入《永乐大典》。
汉字标音本有12卷本和15卷本两种（45）。
收入《永乐大典》的是15卷本。
《四部丛刊》收人顾广圻12卷本（46）。
清朝学者钱大昕藏有抄于《永乐大典》的15卷本。
国内流传的这两种本称之为顾广圻本和钱大昕本。
1叨1年顾广圻12卷本传人日本，1872年钱大昕十五卷本传人俄国，从而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国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考证、注释和研究。
自清朝以来，汉族学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以来，蒙古族知识分子积极投人《蒙古秘史》研究领域。
1917年呼盟的昌德公根据叶德辉本（47）还原为回鹘蒙古文，书名为《元朝秘史》（48）。
1940年，奈曼旗的布和贺希格在开鲁出版《蒙古秘史》，乌审旗的贺希格巴图在张家口出版《蒙古秘史》。
1941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尔用现代蒙古语转写出版了《蒙古秘史》。
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策·达木丁苏荣通俗本（49）《蒙古秘史》。
此本很快拥有大批读者群，在普及《蒙古秘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81年蒙古族学者巴雅尔用拉丁文注读音并还原为回鹘蒙古文、附现代蒙古语的三卷本《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额尔登泰、乌云达莱校勘的《蒙古秘史》。
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满昌的现代蒙语还原并加注释的《蒙古秘史》。
1986年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编写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注释》一书。
1987 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亦邻真回鹘蒙古文还原本《蒙古秘史》。
这些成果充分表明80年代对《蒙古秘史》研究方面更加深人。
国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蒙古秘史》已在日本、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捷克、芬兰、匈牙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翻译出版。
在这些国家的《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海涅什、伯希和、库赞、李盖提、那坷通世、小泽重男等著名学者。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柯立甫、比利时的田清波、澳大利亚拉哈立兹、蒙古的策·达木丁苏荣、舍·嘎丹巴、达·策仁曹德那木等学者。
《蒙古秘史》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和编年史体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英雄事迹，以及窝阔台继汗位以后的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开辟了蒙古族编年史和蒙古族文学的先河，给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以极大的影响。
《蒙古秘史》与《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之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与《格斯尔》、《江格尔》被称作蒙古文学三个高峰。
《蒙古秘史》为研究蒙古族13、14 世纪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法典、民俗、军事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格斯尔》蒙古族英雄史诗。
几个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于我国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俄罗斯布利亚特蒙古族当中。
在漫长岁月的流传中，内蒙古、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
《格斯尔》不仅有回鹘蒙古文版本，而且还有托忒蒙古文版本。
《格斯尔》的主要版本有： 北京木刻版、隆福寺抄本、鄂尔多斯抄本、乌素图召抄本、札雅抄本、扎木萨拉诺抄本、诺本齐哈屯抄本、《赞岭曾钦传》。
除以上八种回鹘蒙古文版本以外还有三种托忒蒙古文版本： 乌兰巴托影印本、7章托忒蒙古文本、8章托忒蒙古文本。
《格斯尔》研究由来已久。
远在18世纪d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对《格斯尔》的研究。
青海省史学家松巴堪布·益希班觉（50）和内蒙古察哈尔部罗布桑楚勒特木（51）曾经对《格斯尔》人物的原型进行过探讨，提出过独特的见解。
解放后，《格斯尔》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着《格斯尔》的产生年代、人物、素材、社会性质、艺术特色，蒙古文学界的莫·图们、桑杰扎布、尤·齐木德道尔吉、哈·丹碧扎拉桑、道荣嘎等人曾经发表过许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在国外，俄国的雅·伊·施密特、法国的阿·斯提思、德国的海西希等人曾以不同角度对《格斯尔》进行研究和探讨。
《格斯尔》问世以来，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被译成用、英、法、德、日、印度文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国外。
英雄史诗《格斯尔》，主要描写格斯尔是一个天神转世，能够呼风唤雨，斩妖降魔，为民除害，威震四方，深受爱戴，被人们尊称为雄师大王的故事，从而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愿望。
《格斯尔》的产生年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11世纪产主。
《格斯尔》篇幅宏伟，涉及蒙古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
从而对研究蒙古族古代社会、蒙古族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卫拉特法典》亦称《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音译为《察津毕其格》。
用回鹘蒙古文书写的17世纪著名的地方性法典。
明崇帧十三年（1640年）准噶尔部诺颜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召集卫拉特蒙古部的28位汗诺颜制定了《卫拉特法典》。
法典的制定旨在安定内部，加强团结，维护封建秩序，保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利益，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此法典的原件和副本都已经失传，现存的是托忒蒙古文抄本。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藏有托忒蒙古文手抄本。
法典原文未分章节。
法典内容包括关于内政、外敌、驿站和使者、宗教、特权、打猎、道德、杀人、遗产、抚恤、婚嫁、盔甲赋、小偷和骗子、养子、叛逃者、狂犬与狂大病患者、牲口致伤、火灾与水灾、债权、走失的牲畜、淫荡、吵架与挑衅、宰畜和救畜、救人与抢人、被告与证据、搜捕、受贿等的有关认定和处罚条款。
法典后附噶尔丹洪台吉的两个旨令（52）和栋日布拉希的补充规定。
对《卫拉特法典》国内早有关注，有不少研究论文涉及其内容和意义。
1985年道润梯步校注出版了《卫拉特法典》，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卫拉特法典》早在18、19世纪就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并译成外文出版。
1778年由德国巴拉勒斯整理出版的《蒙古族历史资料选》中就有《卫拉特法典》的全译。
1880年俄国的戈尔斯通斯基用俄文翻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
1929年英文出版的《蒙古部习俗》的书中有《卫拉特法典》的节译。
1967年日本的田山茂在其《蒙古法律研究》中全译了《卫拉特法典》。
1981中戴力库夫把托忒蒙古文还原为回鹘豪古文并附俄文全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
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卫拉特法典）不仅对研究蒙古族法典文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对研究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民俗、宗教、道德观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尤其是对研究蒙古族法律由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历程具有重要价值。
《甘珠尔》、《丹珠尔》蒙古族文人和僧人花费几个世纪时间和精力，通力合作翻译而成的佛经翻译文献，是《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
（l）《甘珠尔》。
翻译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
蒙古族著名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尔、希力布僧格在完者笃皇帝（1295－1307年）时期用回鹘蒙古文翻译过《大藏经》（55）。
1602—1607 年席力图召却尔吉固始、喀喇沁的阿龙喜固始（56）为首的翻译家们也曾经完成了《甘珠尔》的主要部分。
1628—1629年贡嘎敖德斯尔班第达、昆登固始为首的翻译家们奉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命完成了108卷《甘珠尔》。
此版被称之为《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57）。
1717年，御前行走拉希、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特木、乌拉特固始毕力昆达赖、苏尼特旗沙力、阿巴嘎旗德木楚克等审订《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于1720年木版印刷。
雍正二年（1724年）又木刻朱砂印刷了《御制蒙文甘珠尔》（58）108卷、其中《大般若经》12卷、《第二般若经》4卷、《第二大般若经》4卷、《第三般若经》1 卷、《诸般若经》1卷、《大宝积经》6卷、《华严经》6卷、《诸品经》33卷、《律师戒行经》16卷、《秘密经》25卷。
此朱砂版《甘珠尔》附梦、满、藏、汉合璧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