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志的蒙语格言
名言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名言二；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让远去。
名言三；战胜了敌人，我们共同分配获得的财物。
名言四；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的不远。
名言五；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驰骋多远。
还有一句：“打仗时，我若是率众脱逃，你们可以砍断我的双腿；战胜时，我若是把战利品揣进私囊，你们可以斩断我的手指。
”
古代皇帝说过的名言有哪些
原诗: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解释:阴山脚下啊，有个敕勒族生活的大平原。
敕勒川的天空啊，它的四面与大地相连， 看起来好像牧民们居住的“蒙古包”一般。
蓝天下的草原啊，翻滚着绿色的波澜，那风吹草低处啊，有一群群的牛羊时隐时现。
《敕勒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鲜卑族间流传的一首民歌，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史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首古代民歌，歌咏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
“敕勒川，阴山下”，说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其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
“天苍苍，野茫茫”，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
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
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
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进修，境界便顿然改观。
草原是牧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
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出来。
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
于是，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也为之生色。
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晴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敕勒族人用穹庐――圆顶毡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
穹庐是游牧异议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 ，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
所以我们说，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我们并且认为，这首民歌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原因也在这里。
最经典的爱情名言
13世纪初期，蒙古各部的统一以及蒙古帝国的形成，对蒙古族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分散已久的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的历史使命，宣告了蒙古高原“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⑴的动荡局面的结束，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为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使新兴的蒙古帝国走上法制轨道，成吉思汗就设制“断事官”⑵、“立青册”⑶的制度来掌管蒙古帝国的行政事务。
设在汗廷的断事宜成为当时蒙古帝国行政中枢中的最大行政长官。
在诸王和勋臣的分地内也设有断事官。
这样，从中央到各地封建主分地就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司法行政体制。
当年成吉思汗委派的断事官失吉忽秃忽⑷正是根据蒙古社会已有的习惯法和成杏思汗颁布的“札萨”⑸审断刑狱、掌管赋敛、编制千户，并把这些详细记录于青册之上的。
成吉思汗本人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训练军队、整顿社会秩序、提高臣民的素质先后颁布很多“札萨＂、“训言”⑹、“必力克”⑺。
这些用畏兀儿字记录于青册之上的“札萨”、“训言”、“必力克”后来咸为蒙古帝国的“札萨大典”，保存在为首的宗王库藏中。
“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工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
”⑻这段记载充分说明了被称作“卷帙”的“札萨大典”的法律效应和权戚性。
由此可见，蒙古族法典文献的基础是13世纪已经奠定下来的。
在实现法制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族经历了未成文的习惯法时期、成文的成吉思汗时期、法制政教并行时期、清代地方法时期⑼，逐渐完成了由习惯法逐步完善而形成完整的成文法的历史进程。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外交活动直接促进了蒙古文外交文献的形成和发展。
尤其是蒙古伊儿汗国时期，由于阿八哈、阿鲁浑、合赞、完者笃汗等人的积极努力，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外交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这些外交活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它的历史足迹和宝贵文献。
蒙古文文献中著名的有阿八哈汗证书⑽、阿鲁浑汗致腓力·贝尔的信⑾、合赞汗致天主教教皇的信⑿、完者笃汗致法国皇帝的信⒀都证明了这一点。
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宗教文献和翻绎文献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在氏族社会时期就信奉蒙古萨满教。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广泛传播，萨满以及主管萨满教的“别乞”⒁受到推崇。
成吉思汗所采取的以萨满为主、对其他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使得蒙古帝国时期的宗教得以发扬光大。
因此，萨满教至今留下许多教义、仪式、赞颂方面的宗教文献。
1244年阔端⒂在凉州（今甘甫省武威市）会见萨迦班第达贡噶坚赞贝桑布以及其侄子八思巴。
从此藏传伟教萨迦派红教传人蒙古地区，同时西藏地区也归顾于蒙古帝国的统治。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登基时封八思巴为帝师，并赐玉玺。
忽必烈推行的政教合一的政策更使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在蒙古本土广泛传播。
据一书序言介绍：忽必烈请来八思巴喇嘛后新建了108座寺庙。
此时寺庙共达42318座，僧侣多达213100人⒃，可见当时的盛况。
元至元年间忽必烈降旨翻译梵文和藏文佛经。
如从梵文翻译了、、、，从藏文翻译了、、、、《佛说十二颂》等。
这些佛经的翻译为后来蒙古族各种文献的翻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面，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赐予金玺，并邀请他去蒙古地区传教。
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在此之后，俺答汗又作出禁止萨满教，废除血祭的独尊黄教的新规定⒄。
从而保证了黄教在自古地区的广泛传播。
大量的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宗教文献和翻译文献。
著名的《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终于在僧俗通力合作下完成了。
高僧传和宗教史也相继问世。
如《内齐托音传》、《咱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蒙古宗教史》、《蒙古喇嘛教史》。
（二）蒙古族古籍文献发展进程中特有的民俗与文化 蒙古族自古就有由长辈向晚辈讲述祖先世系和主要事迹的传统民俗。
《史集》记载：“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šајаreh），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nassab）的习惯。
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millat）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qabileh）和起源。
除蒙古人外，任何别的部落都没有这个习惯，也许只有阿拉伯人【也在记忆中】保留着自身的起源。
”这种带有游牧文化特征的习俗正如《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所记“蒙兀⒅先无文字，世系事迹，口相传述”。
被世人行为蒙古族百科全书的《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世系承袭的足初的文字记录。
从《蒙古秘史》不难看出世系口相传述的痕迹。
《蒙古秘史》的开头邱分就是讲述蒙古族的祖先以及蒙古各部的形成，主要部分则是讲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蒙古帝国和窝阔台汗如何继承汗位的主要事这。
自《蒙古秘史》到《黄金史》、《蒙古源流》、《水晶珠》、《黄金史纲》、《大黄册》、《阿萨拉克齐史》等无不记录了蒙古族世系事迹，只是把过去许多口述转为笔录而载入史册的。
这充分说明了“世系事迹，口相传述”的民俗使蒙古族历史文献内容有了独特的特征。
蒙古族特有的崇拜英雄的文化心理，在远古时期就创造出生动感人的英雄史诗。
蒙古族拥有许多不同风格的英雄史诗，其中《格斯尔》、《江格尔》等长篇英雄史诗和《汗哈冉惠传》、《勇士谷诺干》、《智勇的王子希热图》等短篇史诗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学杰作。
古朴雄壮的英雄史诗既丰富了蒙古族文学主库，又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古籍。
二、 文献概况 （一）文献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蒙古文文献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
根据现有资料，蒙古族的第一部文献当属回鹘蒙古文《成吉思汗石》⒆，写于1225年。
在此之后，《拔都致窝阔台汗的信》⒇（1238年）、《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0年）、《贵由汗玺》（1246年）、《释迦院碑记》（21）（1257年）、《蒙古秘史》（1240年）等文献的问世，不仅证明了蒙古文文献形成于13世纪中叶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13世纪中叶的蒙古文文献形式已经具备了石刻、玺文、碑铭、令旨、信札、书籍等不同类型。
这些初期的蒙古文文献都属于回鹘蒙古文文献。
1269年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创制新国字以后，八思巴蒙古文便成了元朝官方文字，《译写一切文字》（22），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
根据目前已有资料，最早的八思巴蒙古文文献是1276年的《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23），然后是《忽必烈敕赐太原府石壁寺安录僧圣旨》（1277年）、《1306年榜文》、《元仁宗甲子年诏》（1312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24）（1314年）、《答己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年）、（帝师公哥罗古思坚藏班藏鸡年法旨）（1321年）、《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圣旨》（1336年）、《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字碑文》（1348 年）、《居庸关东西壁题记》（1345年）等重要文献相继问世。
另外，还发现了米奴辛斯克金字银牌和纽克斯克金字银牌以及印有八思巴蒙古文纸币和刻有八思巴蒙古文的铜钱等。
八思巴蒙古文文献内容以旨令为主，以碑文、题记、榜文、诏书、牌符、货币为辅。
于1648年托忒蒙古文创制之后逐渐有了托忒蒙古文文献。
根据现有资料，托忒蒙古文的创制人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编写于1649年的《字母汇编》是第一部托忒蒙古文文献。
其次是七回本托忒蒙古文《格斯尔》（l716年）。
然后是《四卫拉特史》（25）和《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26）、《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27）、《蒙古托忒汇集》（28）、《居希》（《四部医典》）相继问世。
这些均是托忒蒙古文早期文献。
这些早期文献包括了语言、文学、历史、医学、碑文等不同内容。
稍后，又有（和鄂尔勒克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诸汗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蒙古市里雅特史》等重要历史著作，《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斯德尔扎布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等著名文学著作，《托忒蒙古文字母》、《明灯辞书》等语言著作，《罗摩衍那》、《萨迦格言》、《魔尸的故事》、《百喻经》等文学名著译文，《金刚经》、《长寿经》、《金光明经》等佛经译文相继问世。
另外，还有著名文学巨著《江格尔》和《西域同文志》译文。
纵观蒙古文文献发展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期 这一阶段正值蒙古帝国和元朝昌盛时期，因此以旨令（其中包括圣旨、令旨、法旨、懿旨）、碑文、榜文、用书、证书、牌符、外交信件、札萨、秘史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文书相继出现。
这一阶段又是回鹘蒙古文文献、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形成发展阶段，因此在整个蒙古文文献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2．15世纪到16世纪 由于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之后，作为新国字的八思巴蒙古文逐渐停用，回鹘蒙古文曾经一度被八思巴蒙古文所代替，从而对15—16世纪蒙古文文献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
再加之这时期蒙古封建主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对蒙古文文献的发展又起了一定的干扰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除《甘珠尔》、《五部护法》、《金光明经》、《百喻经》等少量佛经、文学作品的翻译之外，只有《图们汗法典》（29）、《俺答汗法典》（30）、《俺答汗宗教法规》等问世。
可见这一时期的蒙古文文献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6世纪末期才有一些法典文献产生。
因此，这一时期可视为回落时期。
3．17世纪到19世纪 17世纪——19世纪是回鹘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并行时期，也是蒙古族历史上弘扬佛法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宗教文献、法典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相继问世。
如，著名的蒙古族编年史著作《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史》、《水晶珠》、《阿萨拉克齐史》、《水晶鉴》等回鹘蒙古文文献和《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土尔扈特诸汗史》、《蒙古布里雅特史》等托忒蒙古文文献，重要佛经文献《甘珠尔》、《丹珠尔》以及高僧传记《内齐托音传》、《札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罗布桑楚勒特木传》和《蒙古宗教史》（32）、《蒙古喇嘛教史》（33）等宗教文献，《卫拉特法典》、《白桦法典》、《喀尔喀法典》等重要地方法典文献，《蒙文启蒙》、《三合便览》、《蒙文文法》、《蒙古语法详解》、《蒙文指要》等语言文献，《格斯尔》、《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学名著，哈斯宝《红楼梦》节译批注（34）、《今古奇观》译序（35）、阿尔纳《西游记》译序和批注（36）等重要文论文献，《药方》、《甘露之泉》、《蒙药正典》等医学文献，《天文学》和石刻天文图（37）等重要天文文献。
这些充分证明17世纪一19世纪是蒙古文文献的又一发展高潮时期。
4．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前半叶正值蒙古族历史上以开通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发展时期。
因此，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文学等文献问世较多。
如布和贺希格《〈蒙古源流〉序》（38）、卜彦毕勒格图《〈奏折成语〉序》（39）等文化文献，《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40）、《初学国文》（41）、《初级文鉴》、《考察日本教育日记》和罗布桑却丹编写的著名的《蒙古凤俗鉴》等，是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文献。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正处于社会动荡、社会变革的年代。
因此，是蒙古文文献发展的又一个回落时期。
总之，篆古文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如此两起两落的发展阶段。
（二）文献的分类 蒙古文文献的分类方法基本上与图书分类相似。
主要分为：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医药、翻译、综合性图书、畜牧。
（三）重要文献介绍 蒙古文文献中有许多重要古籍，限于篇幅，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几部。
《蒙古秘史》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
成书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全书共282节。
汉译名为《元朝秘史》。
撰者不详。
原稿为回鹘蒙古文，现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
《蒙古秘史》原为元朝藏于国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因元朝败北才落人明人手里而公诸于众。
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懿黑奉旨进行汉语标音和翻译（44），收入《永乐大典》。
汉字标音本有12卷本和15卷本两种（45）。
收入《永乐大典》的是15卷本。
《四部丛刊》收人顾广圻12卷本（46）。
清朝学者钱大昕藏有抄于《永乐大典》的15卷本。
国内流传的这两种本称之为顾广圻本和钱大昕本。
1叨1年顾广圻12卷本传人日本，1872年钱大昕十五卷本传人俄国，从而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国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考证、注释和研究。
自清朝以来，汉族学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以来，蒙古族知识分子积极投人《蒙古秘史》研究领域。
1917年呼盟的昌德公根据叶德辉本（47）还原为回鹘蒙古文，书名为《元朝秘史》（48）。
1940年，奈曼旗的布和贺希格在开鲁出版《蒙古秘史》，乌审旗的贺希格巴图在张家口出版《蒙古秘史》。
1941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尔用现代蒙古语转写出版了《蒙古秘史》。
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策·达木丁苏荣通俗本（49）《蒙古秘史》。
此本很快拥有大批读者群，在普及《蒙古秘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81年蒙古族学者巴雅尔用拉丁文注读音并还原为回鹘蒙古文、附现代蒙古语的三卷本《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额尔登泰、乌云达莱校勘的《蒙古秘史》。
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满昌的现代蒙语还原并加注释的《蒙古秘史》。
1986年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编写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注释》一书。
1987 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亦邻真回鹘蒙古文还原本《蒙古秘史》。
这些成果充分表明80年代对《蒙古秘史》研究方面更加深人。
国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蒙古秘史》已在日本、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捷克、芬兰、匈牙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翻译出版。
在这些国家的《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海涅什、伯希和、库赞、李盖提、那坷通世、小泽重男等著名学者。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柯立甫、比利时的田清波、澳大利亚拉哈立兹、蒙古的策·达木丁苏荣、舍·嘎丹巴、达·策仁曹德那木等学者。
《蒙古秘史》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和编年史体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英雄事迹，以及窝阔台继汗位以后的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开辟了蒙古族编年史和蒙古族文学的先河，给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以极大的影响。
《蒙古秘史》与《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之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与《格斯尔》、《江格尔》被称作蒙古文学三个高峰。
《蒙古秘史》为研究蒙古族13、14 世纪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法典、民俗、军事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格斯尔》蒙古族英雄史诗。
几个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于我国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俄罗斯布利亚特蒙古族当中。
在漫长岁月的流传中，内蒙古、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
《格斯尔》不仅有回鹘蒙古文版本，而且还有托忒蒙古文版本。
《格斯尔》的主要版本有： 北京木刻版、隆福寺抄本、鄂尔多斯抄本、乌素图召抄本、札雅抄本、扎木萨拉诺抄本、诺本齐哈屯抄本、《赞岭曾钦传》。
除以上八种回鹘蒙古文版本以外还有三种托忒蒙古文版本： 乌兰巴托影印本、7章托忒蒙古文本、8章托忒蒙古文本。
《格斯尔》研究由来已久。
远在18世纪d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对《格斯尔》的研究。
青海省史学家松巴堪布·益希班觉（50）和内蒙古察哈尔部罗布桑楚勒特木（51）曾经对《格斯尔》人物的原型进行过探讨，提出过独特的见解。
解放后，《格斯尔》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着《格斯尔》的产生年代、人物、素材、社会性质、艺术特色，蒙古文学界的莫·图们、桑杰扎布、尤·齐木德道尔吉、哈·丹碧扎拉桑、道荣嘎等人曾经发表过许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在国外，俄国的雅·伊·施密特、法国的阿·斯提思、德国的海西希等人曾以不同角度对《格斯尔》进行研究和探讨。
《格斯尔》问世以来，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被译成用、英、法、德、日、印度文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国外。
英雄史诗《格斯尔》，主要描写格斯尔是一个天神转世，能够呼风唤雨，斩妖降魔，为民除害，威震四方，深受爱戴，被人们尊称为雄师大王的故事，从而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愿望。
《格斯尔》的产生年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11世纪产主。
《格斯尔》篇幅宏伟，涉及蒙古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
从而对研究蒙古族古代社会、蒙古族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卫拉特法典》亦称《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音译为《察津毕其格》。
用回鹘蒙古文书写的17世纪著名的地方性法典。
明崇帧十三年（1640年）准噶尔部诺颜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召集卫拉特蒙古部的28位汗诺颜制定了《卫拉特法典》。
法典的制定旨在安定内部，加强团结，维护封建秩序，保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利益，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此法典的原件和副本都已经失传，现存的是托忒蒙古文抄本。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藏有托忒蒙古文手抄本。
法典原文未分章节。
法典内容包括关于内政、外敌、驿站和使者、宗教、特权、打猎、道德、杀人、遗产、抚恤、婚嫁、盔甲赋、小偷和骗子、养子、叛逃者、狂犬与狂大病患者、牲口致伤、火灾与水灾、债权、走失的牲畜、淫荡、吵架与挑衅、宰畜和救畜、救人与抢人、被告与证据、搜捕、受贿等的有关认定和处罚条款。
法典后附噶尔丹洪台吉的两个旨令（52）和栋日布拉希的补充规定。
对《卫拉特法典》国内早有关注，有不少研究论文涉及其内容和意义。
1985年道润梯步校注出版了《卫拉特法典》，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卫拉特法典》早在18、19世纪就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并译成外文出版。
1778年由德国巴拉勒斯整理出版的《蒙古族历史资料选》中就有《卫拉特法典》的全译。
1880年俄国的戈尔斯通斯基用俄文翻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
1929年英文出版的《蒙古部习俗》的书中有《卫拉特法典》的节译。
1967年日本的田山茂在其《蒙古法律研究》中全译了《卫拉特法典》。
1981中戴力库夫把托忒蒙古文还原为回鹘豪古文并附俄文全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
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卫拉特法典）不仅对研究蒙古族法典文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对研究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民俗、宗教、道德观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尤其是对研究蒙古族法律由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历程具有重要价值。
《甘珠尔》、《丹珠尔》蒙古族文人和僧人花费几个世纪时间和精力，通力合作翻译而成的佛经翻译文献，是《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
（l）《甘珠尔》。
翻译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
蒙古族著名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尔、希力布僧格在完者笃皇帝（1295－1307年）时期用回鹘蒙古文翻译过《大藏经》（55）。
1602—1607 年席力图召却尔吉固始、喀喇沁的阿龙喜固始（56）为首的翻译家们也曾经完成了《甘珠尔》的主要部分。
1628—1629年贡嘎敖德斯尔班第达、昆登固始为首的翻译家们奉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命完成了108卷《甘珠尔》。
此版被称之为《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57）。
1717年，御前行走拉希、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特木、乌拉特固始毕力昆达赖、苏尼特旗沙力、阿巴嘎旗德木楚克等审订《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于1720年木版印刷。
雍正二年（1724年）又木刻朱砂印刷了《御制蒙文甘珠尔》（58）108卷、其中《大般若经》12卷、《第二般若经》4卷、《第二大般若经》4卷、《第三般若经》1 卷、《诸般若经》1卷、《大宝积经》6卷、《华严经》6卷、《诸品经》33卷、《律师戒行经》16卷、《秘密经》25卷。
此朱砂版《甘珠尔》附梦、满、藏、汉合璧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