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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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条家训
■袁越峰 我于1981年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我、父母、祖父母、姑姑还有曾祖母。
他们零星的叙述成为我回忆先人的碎片，这些碎片总能穿过时间的长河，拼成一幅幅昏黄的图景。
一个后代子孙眼里的家族精神 “重义轻利、匡时济世”是袁家精神最突出的特征。
数次用私产赈济灾民以至自家药铺难以为继，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宝坻百姓请命自不必说。
袁祥（的祖父）在妻子亡故后，丈人与他不睦，他不争家财独处偏室孑然一身，连肉都吃不上。
一日他为人治愈沉疴后，却退掉50两银子的酬金，只收了7文成本费。
高祖袁三省，仗义疏财，为打抱不平以至于家道中落。
先人们在义与利的选择中，义总是压倒利。
在我小时候，总会被祖父叫上阁楼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
他会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生锈的饼干桶，取下那个有两个洞的盖子（祖父少年时用来敲打卖货的“锣鼓”，见左下角），开始讲述他和叔公们凄苦的童年。
讲到袁三省时，常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祖父作为袁姓子孙无疑受到了家族精神的影响，内心深处的认同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在长久的沉默后发出一声叹息。
童年时代的我很害怕接受这种教育，没有人喜欢沉重，但瘦削的袁三省“一袭长衫、一把折扇、指天划地、切切而论”的场景却如此清晰而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奋发有为、”是袁家精神的另一种色彩。
先搏击宦海后闭门著述，完成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清晰地实践了家族的精神。
而袁祥则寓“奋发有为”于“”之中，如奔腾的溪流，时而跃出山涧，时而盘旋谷底，，潇洒自如。
他读书的态度一开始是淡泊的，故他只得其理、不得其词，惹得未来的丈人很是生气。
婚后随父读书3年，、、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于是“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兵法水利无不熟谙”。
袁祥的这种于淡泊之中的奋起还表现在：数月习得丈人医术、婚后治学齐家等。
尤其是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身在南京求索两年，居然写成3本评述的专著。
最让我这个后人感动的，不是先人的博闻强学，而是对待生死的态度。
袁黄的父亲袁仁去世前曾言“飘然今喜谢尘缘”，一“喜”一“谢”，何其潇洒。
现实生活中，“奋发有为”相对容易，“”似乎也不难。
难的是奋斗时不急功近利，失败时不一蹶不振。
而“重义轻利、匡时济世”怕是袁家精神最难实践的部分。
现代社会对“义”的追求早已让位于“利”。
说先人袁顺“豪侠好义，尚气节人”、“勇于为善而奔义若赴”，不说“乐于”而说“勇于”，可见做好事是要付出一定的勇气的。
关于家传历史和目前研究的一些疑问 目前关于袁黄和袁家历史的研究与曾祖母口述的家史多少存在一些出入。
我将这些出入列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资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关于“代皇18天”。
曾祖母告诉我“祖宗做过兵部的头，曾当过18天代理皇帝；因为当时的皇帝做错了事情，下了罪己诏，居内宫思过，命袁黄代理他18天；清因此对袁黄有较高的评价，就写在里。
”下罪己诏的事是有的，也知道他长期居深宫不上朝，但以臣子代己似乎有些离谱。
但既有字典为证，代皇一事又似有之。
对于这点，我的看法是有这样几种可能性：1．此事不见于正史，据野史而评论。
2．对上朝深恶痛绝，用代皇这种政治作秀来应付朝臣的非议。
3．当时朝内党争很厉害，不用重臣而用无甚瓜葛的中小官员代皇。
但袁黄任兵部主事，应是五品司局级（所谓兵部的头，我认为是袁黄冤案平反后朝廷追赠为少卿，应该有三品部长级），品阶实在太低，而且毕竟是兵部的人，难逃派系嫌疑。
但有资料说袁黄还做过拾遗，那就有这个可能了，拾遗这个官职本身没有派系属性，而且可能四品副部级的职位。
二、关于“袁龙门”。
曾祖母告诉我“袁黄从朝廷回乡的时候，请求皇帝赐几个字给自己即将建造的宅院，皇帝题了‘袁龙门’3字给他”。
按理说“龙”是皇家专有的东西，龙门即皇族，即便真有代皇18天的事，皇帝也不可能慷慨到这个程度，说袁家是龙门，那等于是说袁姓可以当皇帝了。
但祖父说陶庄有很多老人知道“袁龙门”的说法，发生火灾后才改叫“火烧场”。
我想或许有以下两种可能：1．袁黄遭诬陷罢归故里，自己肯定是不能向皇帝有所要求的。
但后来平反昭雪，“袁龙门”是朝廷为抚慰袁黄后人所赐。
2．袁姓子孙登科及第中举者颇多，古人称考取功名为“鲤鱼跳龙门”，故民间称袁姓族居的袁家汇大宅院为“袁龙门”。
三、关于“袁家大坟”。
祖父告诉我他小时候时常随父亲摇船去惠民祭扫袁黄的墓，也去位于袁家埭的一个大坟祭扫。
这个坟不高，但范围大，听说埋着不止一名袁家的人，却没有墓碑。
这个墓周围有36亩租田，还有几间空屋，叫坟堂屋。
袁家大院的子孙每年轮一家去收这些田的租金，清明时主持祭奠，前去扫墓的后人每人可得10文钱，超过60岁的可得100文钱，并在坟堂屋里摆上筵席。
祖父的叙述应该是真实的，但对此我有很多疑问：这坟里埋的都有谁
既然有那么多后人前往祭扫，又为什么不立碑
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
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清人的著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
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
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
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
”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
”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
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
”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习于侈靡，耽于逸乐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
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
”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
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
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
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
”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
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
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
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
“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
”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
对“官宦子弟”的警示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
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
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
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
”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
“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
”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
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
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
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
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
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
“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
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
五曰要“仗义疏财”。
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
“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
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他善举，量力而行。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
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
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
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
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
”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
汪辉祖讲得就更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
”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
到这里，就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张履祥说：“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
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
’”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作者简介：李文海，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李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