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家谁的作品最值钱
徐寿嶂 孙徵禄（孙征禄） 刘承闿 程宝源 陈金言 刘之 范正红 段玉鹏 包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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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个平湖
书法有什么价值
书法的价值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艺术，书法是世界艺术市场的奇花异草。
从格式区分，书法也似国画，有卷、轴、册、页等，但当今市场上出现最多的书法作品是楹联。
楹联出现于宋代，它的盛行却在明万历以后。
楹联也称“对联”、“楹贴”，两幅上下对称，常见字数有五、七、八言，讲求平仄、对仗，内容包含诗句，也可以是格言。
像扇子一样，楹联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尤其是乾隆以降，书家的润例多取自对联，大有无书非联之势。
市场上出现最多的是清中叶以后的作品。
何绍基（1799-1873年），出生于湖南书香门第，父亲和二兄弟皆善书。
他先出入于篆隶古体和北碑，后学行、楷，受“争座位”和“集王圣教序”影响较深，保持着颜真卿的雄健和王羲之的优雅之间的张力，晚年书法多显战笔。
2003年12月18日的朵云轩上，何绍基的“隶书临汉碑残本”3.3万元和“隶书”四件屏轴5.5万元。
篆书大师杨沂孙（1812-1881年），受邓石如影响，融会三代、秦汉的篆书传统（钟鼎文、石鼓文等），在清末名重一时，吴大澄、吴昌硕均对他的成就有所领悟。
1993年、1994年两届朵云轩拍卖各推出一件杨沂孙的作品，拍得5.72万港币和3.2万元。
2003年11月26日的北京华辰上，“篆书七言对联”1.98万元。
墨迹如书学专家傅申所说的那样: “向着笔画的终端自然地形成枯笔，笔画的开端较粗，逐渐变细成为稍纯的尖尾。
” 翁同酥（1830-1904年），咸丰朝状元，光绪帝老师。
他早年学欧阳询、褚遂良，后沉醉于颜真卿。
其早年书法疏朗宽阔，后期笔法颤动。
1993年首届朵云轩行书对联 “醉里雄辞惊电扫，起来信手揽书看”，4.62万港币。
2003年10月24日，他的一副行书八言联5.28万元（上海崇源）。
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众所皆知的维新变法领导者。
康有为提倡北碑并身体力行，与鼓吹政治一般不惜余力。
传闻一位学康书绝似的年轻弟子，与藏有康有为印章的遗孀合作，曾在杭州伪造了康有为大量书迹。
1994年春季嘉德上梁启超书法有三幅，楷书对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端秀抒情，与其师不同，5.5万元。
2004年1月，康有为的“行书”横幅7.48万元（北京翰海）和“草书四言”1.65万元（上海崇源）。
在2003年10月27日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梁启超的“楷书十五言联”价值7.8万港币，2004年12月22日，康有为“草书四诗屏”在上海崇源售20.9万元。
罗振玉（1866-1940年），1994年朵云轩上一幅立轴9千元。
甲骨文的书写形式对这位精于此道的专家，乃本色当行。
同次拍卖还推出郑孝胥（1860-1938年）的楷书对联，2.2万元; 此公政治上麻烦颇多，影响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其实，他至少是位近代史上少有的对楷书有创造力的书家。
2004年1月9日蓝天国拍上，罗振玉的“篆书”四屏3.19万元; 而郑孝胥的“行书”立轴在2004年1月9日的中国嘉德上售价3.21万元。
书法要比国画更难推陈出新，于右任（1879-1964年）能推出易识又不落入野狐禅的“于体草书”，当然地位颇高。
1994年朵云轩上，其行书对联 “湖光远带柳溪水，春色好在桃源家”，1.1万元。
另一位草书家沈曾植（1850-1922年），书风奇奇诡诡，风格浓烈，1994年朵云轩的章草对联，从0.8万元拍至3.5万元。
2003年11月26日的北京华辰上，于右任的“行书五言对联”7.7万元，其“草书”立轴在中国嘉德上以7.15万元成交。
2002年6月22日的上海敬华上，沈曾植的“四体书法”四屏2.64万元。
张大千的两位老师，是当时号称“北李南曾”的书家李瑞清（1867-1920年）和曾熙（1861-1930年）。
李瑞清工魏书，用笔颤掣到夸张的地步，1994年朵云轩上，其魏书立轴（1.1万元）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曾熙亦以魏书著名于世，但书风不似李氏那么强烈。
1994年春季嘉德上有一幅古画“仿石溪笔法秋林古刹”（4.4万元），和他的弟子张大千比较一番，还是蛮值得的。
十年过后，曾熙的书画价没什么变化。
2004年1月11日北京翰海上，其“行书六言联”1.32万元，而两天前的中国嘉德上的“校碑品茶园”3.3万元。
现代书法 章太炎（1863-1936年），朴学大师，其著作古奥。
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篆书七言对联“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期”，成交价为1.98万元。
章太炎在拍卖行最高价的作品还是在十多年前创造的，1993年朵云轩上的“篆书”轴，9.9万港币。
其师俞樾（1821-1906年），工隶书，他的居所曲园是苏州园林中最具学问气的。
1993年朵云轩上的俞樾隶书四条屏，有篆书意味，谨严认真，3.08万港币。
在同一个拍卖会上还有一幅叶恭绰（1881-1965年）的行书四条屏，1.32万港币。
叶恭绰年轻时作了一篇“铁路赋”，铁路入赋，新鲜。
更新鲜的是，他以后果然当了铁道部长。
另一幅国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年）的行书，在书家字与文人字之间，写得很放松，估价6千到8千港币。
在2003年上海敬华的两次拍卖会上，推出了马一浮的“行书七言联”与“篆书八言联”，售价1.87万元和1.045万元。
马一浮的朋友李叔同（1880-1942年），又名弘一法师，他的前半生入世，男扮女装演茶花女，会乐会画会词会诗也会玩，后半生却来个突变，出家当和尚，选择修道最艰难的律宗且振兴之，激烈与平和都极端地表现在他的身上。
弘一法师早期写魏碑，神气十足; 晚年以文字宣扬佛教，气韵不温不火，亦大众亦雅人，人见人喜。
1994年朵云轩上两幅对子，隶书对从0.9万元拍到2万元，楷书对拍得6.4万元。
弘一法师类似的作品数量极多，每天可写四十件，还能拍得好价，可观。
他的字假冒的极多，高手所为，单凭无迹可寻的笔墨难断真伪。
按佛门道理来说，也是借更多的方便弘扬护生吧。
弘一法师在21世纪初的艺术市场上仍是热门人物。
在朵云轩的拍卖会上，弘一的许多作品拍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如“楷书普贤行愿品赞”（51开）售价143万元（2002年6月25日），“楷书摹龙门四品”四幅50万元（2003年8月18日），“行书十六言”对联41万元（2003年8月18日）; 2003年12月14日，他的“出世入世箴言手卷”在北京荣宝上拍得121万元; 2004年12月30日，弘一法师的《四分注戒本随讲别录》(49开)，在朵云轩上拍得187万元，这不单是书法，还是文化与宗教的价值了。
21世纪初，当代的一些书法家进行了一次投票，评选出了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和李叔同为“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
林散之（1898-1989年）书价不低，他工草书，学二王、怀素，飞动跳荡，“草书毛主席诗词”15.4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和“草书”12.1万元（北京荣宝，2003年8月31日）。
比较而言，沈尹默（1883-1971年）的书法价格要低些，较贵的也只是“行草诗并序”8.2万元（朵云轩，2002年12月9日）。
沙孟海（1990-1992年）也是现代书法大家，他在2002年6月25日朵云轩上的“行书五言联”卖到4.07万元，亦是高价了。
谢无量（1883-1964年）在拍卖行里并不走俏，2002年4月22日的中国嘉德上有一幅“行书七言联”，成交价1.76万元。
书法与国画价格落差较大。
谭延闿（1876-1936年），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学颜书，善写牌匾，2003年12月17日的朵云轩上的“行书七联”只有8,250元，而其弟谭泽闿（1889-1969年）在2004年3月12日的朵云轩上的书法对联售价1.87万元。
白蕉（1907-1987年）书风和沈尹默相近，清秀婉约，他在1995年9月24日朵云轩上的作品“行书轴”24万元，算是极高价了。
王福厂（1879-1960年）是西泠印社的创立者之一，书风雅逸，在1995年的朵云轩拍卖会上“篆书”七言联售价3.2万元，十年过后，恐怕也只是这个价格。
邓散木（1898-1963年）倒是拍卖会的常客，“临石鼓文”（27开）6.6万元（北京翰海，1996年6月28日）。
画家之字 中国艺术传统向来提倡“书画同源”，元代又强调“以书入画”，所以画家往往是书家，书家不少也是画家。
相对来说，画家之字受“法度”约束较少，较随意放松。
近代“海上画派”的赵之谦、蒲华、吴昌硕都是书法家兼画家。
赵之谦初学唐楷，后专注北碑，兼杂宋人意味。
蒲华的书法如其画，挥洒不羁。
赵之谦的“魏碑七言联”4.62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
吴昌硕的石鼓文鼎鼎大名，行书一气呵成。
1993年首届朵云轩上，吴昌硕的“石鼓文”，3.3万港币; 1994年朵云轩上，“行书”立轴，2.8万元; “石鼓文”四屏，13万元。
陈师曾是个全面型的文人，书艺亦杰出。
吴昌硕曾评论他: “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
诗与书画，下笔纯如。
”1994年首届中国嘉德上，“行草潞河秋泛”手卷，估价3.8万-4万元。
1994年朵云轩的隶书对联，估价2万-2.4万元，可惜均流标。
吴湖帆其书早年学董（其昌）赵（孟睿??窒惭『祝?熳魇萁鹛澹?笥秩》?啄瞎??砟晔榉缈穹拧?1994年朵云轩上，行书对联，1.8万元; 行书四屏，从1.4万元拍至4.6万元。
2003年11月1日的中贸圣佳上，“行书十二言联”7.92万元。
齐白石，书学何子贞、金农、李北海、“天发神谶”和“三公山”，晚年参以曹子建碑。
他的篆书最珍贵，有大刀阔斧的金石意味，1994年朵云轩上的大幅篆书立轴，29万，当时书法有这样的价格是不多见的。
2001年12月14日上海敬华上齐白石的篆书四言联拍得66万元，另一幅行书立轴在2004年11月16日的天津文物拍卖上也以同样价格售出。
张大千的书法如其人，潇潇洒洒，风姿绰约，后期书风受黄山谷影响，体态变形拉长，以斜取势。
首届朵云轩的早期行书立轴，2.2万港币; 首届嘉德上的行书立轴，3.85万元。
10年过后，张大千的字迹卖得也不错，2004年1月11日的北京翰海上的“行书七言联” 13.75万元，而只写了“画廊”二字的书法镜心要卖9.6万港币（苏富比，2003年10月27日）。
黄宾虹，书读得多，金石、考据等学问精深，以三代金文为人称道。
1994年朵云轩上的篆书对联，从0.7万元拍至3.8万元，超出估价三倍多。
他的行书也好，笔无定迹，信手书来，崇尚内美，不以势压人，实属弘一、马一浮书法一路。
2003年11月25日的中国嘉德上，“篆书”七言联拍得8.25万元。
而“行书诗句”手卷7.92万元（中国嘉德，2000年5月7日）。
潘天寿，书法成就也高，似其画风，雄强奇险，力能扛鼎。
因此书价很高，一幅草书曾在1990年售出14.3万港币，但以后的拍卖会上极少出现他的作品。
现当代画家能书者不胜枚举，如徐悲鸿、高剑父、来楚生，等等。
在北京翰海上，徐悲鸿的“行书七言联”11万元（2003年8月30日）和“行书五言联”10.45万元（1995年10月6日）。
又如钱瘦铁的“草书”四屏2.42万元（上海工美，2003年7月16日）、高剑父的“草书”对联3.29万港币（佳士得，2000年10月30日）。
来楚生的“隶书毛主席诗词”（21开）12.65万元（朵云轩，2003年12月17日）。
名人之字 谁都知道，艺术市场没名头的东西卖不出去，而有名即非书画家，也能标价。
人难免势利，去博物馆，见一幅佚名的古旧山水，若标上王蒙或倪云林的名字，观者也会多看几眼。
清末以前的大官一般都会书法，有些还为功名所掩，旧时代的大官要经过层层科举，若字不好，很吃亏。
清末学者、书家俞起先就因字迹影响了功名。
书法基本功有了，官僚在纷纷扰扰的政治舞台上颠来颠去，气也养得很好。
市场上数量特多的19世纪中叶左右的文官武将书迹，最能看出政治与艺术结合的“庙堂之气”。
其中曾国藩名气最大，当个书法家确实也绰绰有余。
他是个全面性的人物，依赖武功使清王朝多苟活了半个世纪。
文治也在行，文章虽属桐城派，却超过了方苞，儒家气息浓厚，视界开阔，其后的蒋介石和青年时代的都极佩服他。
1994年朵云轩拍卖的行书水墨纸本手卷，338cm长，一丝不苟，见其文如见其人，4.8万元，不算贵。
黄宾虹曾将林则徐列入咸丰年间“画学中兴”的人物，其书法也颇为可观，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的林则徐“七言行书”对联，3.3万元。
清末年间对联很盛行，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的对子都进入了国内艺术拍卖市场。
左宗棠最多，“七言楷书”对联，3.08万元; “七言行书”对联，3.52万元; 均在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上成交。
1994年朵云轩拍卖，“行书”对联，1.8万元。
李鸿章的“八言行书”和胡林翼的“八言行书”在1994年春季嘉德拍卖中，分别以2.75万元和1.76万元成交。
后者的估价仅7千-8千元，名人确实有号召力。
民国总统的字画也值钱。
1994年朵云轩上的袁世凯行书对联，拍得2.4万元，袁大总统的书法在当时小有名气，评他书法“古劲有姿媚，笔多反而白止”，甚至预言他会称帝，因为“其笔皆反也”。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其实倒是近代有名的书家。
袁克文的“篆书”6,600元（北京翰海，1996年6月28日）。
1994年嘉德的黎元洪楷书对联估价5千-6千元，徐世昌的对联则估价1万-1.5万元，徐世昌的另一幅“秋树闲亭”画作，2.31万元。
1994年朵云轩拍卖，有趣的是一件军阀兼清末举人吴佩孚的“虬龙破雪”，一枝墨梅还算工整，估价6千-8千元，拍出2万元，可能是代笔，也可能是本人手迹，可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不重要。
冯玉祥将军的楷书对联也是2万元。
在拍卖会上，孙中山的字迹也不少，一幅“博爱”两字书法在2000年10月30日的佳士得上卖了16.45万元。
蒋介石的“八言楷书笺本字对”在1995年北京翰海上以10.45万元成交，他的“致王宠画信扎一通”在2003年11月25日的中国嘉德上以5.72万元拍出。
而在2004年1月11日的北京翰海上，宋美龄的一幅“山水”价值1.98万元。
另外，早在1993年首届朵云轩拍卖会上，汪精卫的一幅“行书”也炒至24万港币。
京剧名角儿梅兰芳“梅花扇面”和荀慧生“山水”，也是收藏家的“杂项”。
在1994年朵云轩拍卖会上，分别拍得1.1万元和0.88万元。
此外，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上另两件东西也属名人所作，而且是大名人，清嘉庆皇帝楷书扇面，5.11万元; 另一位是写作与《聊斋志异》齐名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弄臣纪晓岚，其“行书七言”2.42万元，传说纪晓岚的字曾受时人讥评，看来还是有名则灵。
历代皇帝的书迹在拍卖会上也时有出现。
远的可推宋高宗“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999万元，中国嘉德，2000年），宋高宗即与岳飞过不去的赵构确实是个大书家，其后的皇帝大多就比较业余了。
贯穿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都有拍品面世。
康熙的“朱子五言诗”660万元（中贸圣佳，2004年6月6日），有些贵了。
雍正的“行书三月三日得雨”28.6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平常些。
乾隆帝到处题词，可惜总让人觉得不着边际。
“行书五言诗”46.2万元（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乾隆也有画拍卖，“金莲花”165万元（中国嘉德，2004年5月16日），实在不怎么样。
慈禧太后的画作更多，如在2004年6月26日北京翰海上的“花卉”四屏45.1万元，但基本上是由宫中女画家代笔。
乾隆帝的11子永瑆倒是个书家，其“行书”手卷在2001年5月20日的中贸圣佳以28.6万元成交。
而道光帝的行书“司射”手卷售价62.7万元（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
乾隆的宠臣和珅的字是高价，他的“楷书咏物诗”60.5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1日）。
现代文人之字也很有价值。
尽管人们对郭沫若的行事为人褒贬不一，但他的书法还是不错的，“行书毛主席诗词”（中国嘉德，2001年4月24日）15.4万元，“行书八言联”18.15万元（北京华辰，2002年11月4日），都是不错的价格。
到了2004年12月18日，他的一幅“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行书售319万，就有点儿让人摸不找头脑了。
郭沫若的朋友郁达夫也有几幅拍品，如“行书七言联”4.84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行书”对联3.54万港元（苏富比，2002年10月28日）。
鲁迅的书法对联“难得甘苦两心知，实是濡沫十年人”，售价4.4万元（中鸿信，2004年1月8日）。
他弟弟周作人的“楷书”1.54万元（北京翰海，1997年12月18日）。
胡适的字迹比鲁迅还贵，如“楷书朱晦翁语”10.2万港币（苏富比，2003年10月27日），而“行书”立轴售价8.8万元（上海工美，2003年12月22日），内容很有意思: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陈独秀的字也很好，他的“行书四条陶渊明诗”6.49万元（北京华辰，2003年11月26日），而“五四运动”的好友刘半农的“楷书”八言联虽然只有7,700元（中国嘉德，2001年4月24日），毕竟浑厚古雅。
还有文人革命家瞿秋白的“行书”四屏1.65万元（北京翰海，2001年12月8日），也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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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 弘一大师 简历
弘师 弘一法师（1880-1942年俗姓李，名息，学名文涛，又蹊、广侯，字叔息霜，号漱筒、演音等，别署甚多。
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父李筱楼，曾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营盐业与钱庄，为津门巨富。
文涛5岁失父。
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18岁与茶商女俞氏成婚。
戊戌变法失败时，有人说他是“康梁同党”，他遂携眷奉母南下，避居沪上城南草堂，加入城南文社。
22岁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课余参加京剧演出，还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并编有《国学唱歌集》。
光绪三十二年，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
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联合留东同学组织“春柳剧社”。
在东京，他创办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发表所创作的歌曲多首。
在写生课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被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的急先锋。
宣统三年（1911年），文涛学成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后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
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
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
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
文涛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眼见当时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遂悲观厌世，于民国7年（1918年）8月19日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老和尚了悟门下，法名演音，号弘一，后又采用一音、一相、圈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
民国17年，弘一参加僧侣南下服务团，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
12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
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住了三个月。
民国18年4月间，取道福州赴温州。
同年10月，弘一第二次入闽。
先到厦门，后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为该院学童早晚礼佛的赞歌《三宝歌》谱曲。
当时性愿法师在泉州承大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帮助整理寺内所藏的古版佛经，先厘订六条凡例，将目录编成五辑，每辑分成禅宗部、律宗部等，每部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全本，乙种为残本），颇为周详。
民国19年4月，离寺云游江浙。
民国21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
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
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赋予佛说以时代精神。
弘一十分关心历史文物。
民国22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民国27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
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
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
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苑。
民国25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士为果。
十年虔修未有间断。
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熙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资诗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
佛教界尊他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7天后，在承天寺火化。
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
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
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13年出版。
寂后，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的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
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教律宗，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
代表作:《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弘一大师遗著合编》、《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等。
代表作评价: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
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
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用这首歌“送别”了太多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