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春秋的历史价值究竟有多高
纵观习凿一生，没有叱咤风云轰烈烈，但却是一个有才有胆识的率性读书人多一生。
关于习凿齿的才情，《中兴书》《世说》《晋书》本传等所记已如前述，余嘉锡《世说笺疏·忿狷篇》更称“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应当说均非虚誉。
由于体例、篇幅所限，前言对习氏学问、才情不拟展开论述，只简要介绍他的代表作《汉晋春秋》。
习凿齿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主要有史学著作《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民高士传》及《习凿齿集》四种。
四书皆早已亡佚，其中《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有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行世，《习凿齿集》仅剩零散文字数篇（节），而《逸民高士传》已无从寻觅。
习凿齿的著作，以《汉晋春秋》影响最著，凿齿的才情与卓识在这部书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古史编年类著录：“《汉晋春秋》四十七卷，迄愍帝。
晋荥阳太守习凿齿撰。
”《旧唐书·经籍志上》及《新唐书·艺文志二》乙部史录编年类著录《汉晋春秋》，则皆称“五十四卷”。
《晋书》记载与《唐志》同。
其《习凿齿传》云：“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
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凡五十四卷。
”鉴于《隋》、《晋》二书皆为唐初官修，《隋书》成于前，《晋书》撰于后，《建康实录》与《元和姓纂》又皆以“五十四卷”为说，而彼时《汉晋春秋》仍存，可见其为五十四卷无疑。
《隋志》为撰稿者笔误，亦或后人传写致误，已不可知。
《汉晋春秋》何时亡佚，有人揣测在唐末五代时，但并无有力证据；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北宋中期，这本书已难见到。
南宋周必大为萧常《续后汉书》作《序》，在谈到《汉晋春秋》时云：“然五十四卷徒见于唐《艺文志》、本朝《太平御览》之目，逮仁宗时修《崇文总目》，其书已逸，或谓世亦有之，而未之见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不录此书，可证周氏之说。
而高似孙《史略》卷三“历代春秋”及卷五“《通鉴》参据书”目下，却开列有《汉晋春秋》，或依《通鉴》引有此书若干条目而言，但也不能排除其另有所闻。
那么《汉晋春秋》为何而作，是否确如《晋书》所言
据《世说·文学篇》载，习凿齿因至都见简文，返命答问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
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刘孝标注引谭道鸾《续晋阳秋》曰：“凿齿……后以忤旨，左迁户曹参军、衡阳太守。
在郡著《汉晋春秋》，斥温觊觎之心也。
”凿齿本传基本上沿袭了谭道鸾的说法。
然而，唐时刘知几对此说已不以为然。
《史通·探赜篇》云：“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
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
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
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
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藉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
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
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知几以为，裁正桓温觊觎之心，“取诫当时”，一篇赋箴足以当之，何须“勒成一史，传诸千载”
知几之言，大体得凿齿之心，然而又未尽其意。
裁正桓温觊觎之心，或确为凿齿初衷，而一旦运思，境界大开，其撰述之旨自不限于此。
当时陈寿《三国志》早已问世。
据《晋书·陈寿传》云：“（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
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后，尚书郎范頵等上表以为：“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
愿垂采录。
”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就其家抄写其书。
《三国志》由此传播开来。
范頵等所言，表达的是时人对《三国志》的最初评价，这种评价仅就史著的一般价值而言，可以认为是较为平允的。
然而，世易时移，《三国志》的以下书法却遭致了后人的訾议。
主要是：《三国志》帝魏而主蜀、吴，为魏国奠基者曹操及其历代国君立“纪”，而对蜀、吴二国国君则立“传”；《魏志》对刘备、孙权称帝皆不书，而二君即位却要在蜀、吴二《志》中记明魏国年号；刘备称帝，国号汉以绍汉统，却以其地处于蜀而改称蜀国；以及对曹氏、司马氏欺君、篡弑行为，因回护而为曲笔隐词，等等。
这表明《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尊魏抑蜀的。
晋代魏，司马炎踵曹丕故步。
而自晋元以降，权臣拥兵自重，窃据要津，觊觎非望；宋、齐、梁、陈，篡弑相仍，皆以禅受为辞，祸延数世，流毒无穷。
于是，自东晋时起，一些正直的史家已防患未然，在著述中对汉晋间历史进行了不同于陈寿的叙述，力求传信后世。
习凿齿、袁宏、范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习凿齿说容后述。
与凿齿大致同时的袁宏，在其所撰《后汉纪》中有一段著名的史论。
他在评论曹丕以禅受之名篡汉称帝事件时，明确指出：“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
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
若诛而正之，使各率职，则二祖、明、章之业，复陈乎目前，虽曰微弱，亦可辅之。
时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
故老后生，未有过也。
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
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
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
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
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
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
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
”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后汉纪》不结束于曹丕篡汉之年，而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第三十》）终篇，应当说用意弥深。
清赵作羹著《季汉纪》，于《缘起》中就说：“故井络（指蜀汉）之开基也，袁氏于所作《汉纪》之末，直指历数之攸归。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习、袁身后数十年，刘宋时范晔撰《后汉书》，坚持据事直书，持论平允。
其对汉末重大史事的叙述，凡陈寿回护之笔，一概使之返本归真。
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曾专立《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对二书之别加以论列，如曰：“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
《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
《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
……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
此史家正法也。
”赵翼并赞曰：“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
”（《廿二史札记》卷六） 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晋宋人史著，从中不难看出二氏尤其是范氏对《三国志》关于汉魏易代纪事的矫正。
对《三国志》书法的不满，自晋宋时起，已隐然成为影响史家著述的重要因素。
而习凿齿正是以一部史著的创作实践，揭橥颠覆了《三国志》书法。
因此似可认为，不满于《三国志》书法，抑奸雄，黜篡弑，既取诫当时，亦贻鉴将来，方为《汉晋春秋》之所由作。
平心而论，《三国志》是一部伟大的史著，但对它的全面评价非关本前言之旨，我们这里要说的，主要是针对它饱受后世诟病的三大缺憾——《汉晋春秋》正是在矫正和弥补这些缺失的撰述中，彰显了其卓异的史学价值。
1. “变三国之体统”，以季汉承后汉，“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
所谓“变三国之体统”，指的是《汉晋春秋》黜《三国志》之帝魏，以刘备所建立之季汉（蜀汉）绍汉统，而以魏、吴为僭国。
换句话说，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与后汉一脉相承，不承认所谓“三国鼎立”。
刘知几认为，这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
笔者以为，这也正是《汉晋春秋》虽早已亡佚，而犹备受后世关注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正统之说，饶宗颐先生所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论述甚详，可资鉴览。
以我观之，正统之说从孕育、萌芽到确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上古史事，以口口相传，少有文字记载，但著名者如蚩尤、共工，虽并为一方首领，乃至“伯有九州”，无愧雄杰，而皆因败辱，不仅不得序于帝王之列，反而成为邪恶的化身。
其时传史者的潜意识中，已隐然有正统观念在。
因此可以说，正统之说孕育于上古史话。
而向来谓《春秋》之作，始肇其端。
如宋欧阳修《原正统论》云：“正统之说，肇于谁乎
始于《春秋》之作也。
”饶先生就此申论曰：“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胪分，而正闰之论遂起。
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
正统之确定，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其故即在此也。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通论》）但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春秋》，只是实现了正统观念由潜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而已，作为史学概念的正统一词，其问世则迟至两汉之时。
西汉诸儒讲经，既推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同时亦借鉴历法上之正闰概念，强调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并以汉承周，指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有正闰之论兴。
而正闰不过是正统概念诞生前的一种喻义。
创为“正统”一词，还应归功于后汉班固。
班固受明帝命撰《汉书》，为“光扬大汉”，惩司马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而作《典引篇》，“述叙汉德”。
以为“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
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
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
”就是说，汉刘远继尧运，近承周末，“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
”（《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传》）“正统”概念遂由此产生，班固本人亦成为自觉地以正统观念指导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始作俑者。
而后来问世的《三国志》与《汉晋春秋》，因为在汉晋之际历史的叙述上为后世正统论提供了对比的样本，不期然为论者所乐道。
大致说来，后世对《三国志》的訾议，第一条就是其以正统予魏，为窃弄威权、觊觎非望的曹操立帝纪，使篡汉自立的曹丕反得禅受之美名，以致谬种流传，遗毒难尽。
当然，不平之鸣主要为蜀汉而发，于吴则不然。
刘知几《史通》的批评具有代表性，其《探赜篇》在评述前人著作时云：“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
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
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接着便下了“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的赞语。
将《汉晋春秋》与《三国志》对比说事，恰好揭示了二书关于正统斯在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