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子莫择父,是什么意思
择子莫直译的意思是：儿子是可择的，但父亲不，可以选择亲人，能选择邻居。
引申意义是：要爱护父亲。
择子莫择父出自《增广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道家儿童启蒙书目。
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
此书集结了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
择子莫择父，择亲莫择邻：儿子是可以选择的，但父亲不能选，可以选择亲人，但不能选择邻居。
含义：要爱护父亲，与友邻和睦相处。
陆良有哪些历史名人?清朝到民国时期的
孙渡 姓 名： 孙渡 学 籍： 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六期 字 号： 志舟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云南省陆良县 军 衔：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 卒： 1898-1967 军 职： 第六兵团司令兼东北“剿共”总副司令黄 埔 档 案 1898年5月5日，孙渡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新庄村。
1915年陆军小学毕业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7年毕业后到滇军警卫第二团任排长，同年随唐继尧入川、黔，晋升连长、营长，在顾品珍等倒戈后仍追随唐。
1922年3月，唐继尧回到昆明，孙渡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
1923年初随滇中镇守使胡若愚入川参与川滇黔之战。
十二月滇军败退入黔，升任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长。
1924年返滇，任云南省烟草公卖总局局长、云南省宪兵司令。
1927年唐继尧被推翻，孙成为龙云的参谋长。
龙云统一云南后，孙渡于1929年11月21日任为云南省政府委员。
1929年至1930年间，担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
1930年任第98师第3旅旅长，进兵广西作战。
1931年2月回滇，3月任第十路军参谋长，9月21日，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5年任剿匪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防堵追剿红军，后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
1936年3月，蒋介石委任龙云为黔滇绶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到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尾追 过滇 的红军二、六军团。
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滇北，插入宣威县境，孙渡纵队尾追红军至宣威。
红六军团肖克曾写信给孙渡，建议双方缔结停战协定，孙渡置之不理，继续尾追，在宣威来宾铺一带向红军发起猛攻，使红军战士数百名伤亡。
经过两天激战，孙渡纵队重创败退。
4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西挺进，直指普渡河，红军渡过金沙江，孙渡纵队才停止追击。
1936年4月18日授孙渡陆军中将军阶。
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龙云任命孙渡为新编五十八军军长，开赴湖北，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奉新高安战役、赣北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8年11月，孙渡与云南部队六十军、新编第三军合编，成立第三十军团。
在第一兵团司令张发奎指挥下，三十军团在崇阳一带与日军激战，牺牲参重。
其间曾赴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受训，并任第16期第18总队总队长。
1939年代理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1年参加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参加赣东会战、长衡会战，同年10月16日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5年初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调驻安庆。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2月率第一集团军总部由安庆调东北锦州，参加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指挥在东北的滇军部队。
1947年9月改为东北第一兵团，任司令官。
1948年1月改为第六兵团，任司令官，辖60军、93军。
1948年2月，蒋介石以维护军誉为由，调任孙渡为热河省主度。
1948年6月22日调任热河省主席。
1949年12月孙渡调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回云南活动，企图以云南为国民党的最后基地，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但卢汉审时度势，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孙渡潜藏到昆明郊区。
1952年在云南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捕。
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云南政治协商第二、三届会议委员。
1967年4月，在云南昆明病故。
享年六十九岁。
“还我河山，洗雪国耻”，这是孙渡将军出征抗日时留给家人的告别誓言，也是向全省人民表示的抗日决心。
他是一位智勇兼资，文武双全的抗日名将，也是一位关爱部属，体恤民众的军中楷模。
在云南，被称为小诸葛；在全国，被称为大儒将。
出征时，他是全国100位军长之一；抗战中，他升为全国40位集团军总司令之一。
在华东、中南广大战场，他指挥三迤健儿、云岭子弟58军、新3军全体抗日将士，同来犯的侵华日军血战到底，不但打出了滇军的军威，而且打出了中国的国威，令日军胆寒，使国人感奋。
他出征抗战7年零半月，消灭日军10万之众，而自己伤亡不到8万，在40个集团军中，成为斩获最多，伤亡最小的集团军之一。
他驰骋于大江南北，转战于湘鄂赣浙，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面临过许多危险，但是，总以牺牲的精神，勇往直前；以必死的决心，夺取胜利，而使58军获得代表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战功大的才能受降），新3军获得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他自己荣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这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虽然远离我们40多年了，但是，对于了解他的家乡父老和本省、本国以及外国、外域的友好人士，依旧还在追忆他的过去，怀念他的往事： 孙渡（1895~1967），字志舟，陆良三岔河镇小新庄人。
官至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中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省主席龙云为首的云南军政各界已从过去的亲蒋反共转向亲共抗日的道路。
因为他们已预见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打胜了，是全国的福气，打败了，是全国的灾难。
为了打胜这场大战，免除这场灾难，便倾全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抗战的准备。
诸如购置新式武器、增加积谷储备、扩充部队，训练壮丁等等。
孙渡将军是龙云的重要谋士之一。
1935~1936年，云南面临着一个地方政权能否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路过云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认为云贵两省军政首脑有贰心，要借围剿红军之机，消灭两省的地方武装。
孙渡将军时任龙云第10路军总参谋长及行营主任兼第3纵队司令，对滇军负指挥全责。
他权衡利弊，揣度轻重，在不妨碍抗战准备的前提之下，对红军路过云南采取“围而不堵，追而不击”的战略方针。
围、追是执行中央命令，使之无借口可找；不堵、不击，是对红军网开一面，让他们尽快离开云南。
结果，他的一计之出，而破中央的“双雕”之谋，既使红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又保住了云南的地方武装，还使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对龙云增加了信任感。
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则缺乏孙渡将军的韬略与谋划，同红军硬打，最后导致“主席亡权，贵州亡省”。
龙云对自己没有成为贵州王家烈第二，十分感谢孙渡将军，特设家宴款待。
龙云在高兴之中提问：你是孙志舟，我是龙志舟，你这个孙志舟为何意
孙渡将军回答：我是激流之舟，可以冲破惊涛骇浪，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平安的彼岸。
敢问主席：你这个龙志舟又为何意
龙云说：我是大旱之云，云能生雨，可以普降甘露，营救众生。
说罢，两人相对而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云南组建的第一支抗日出征部队60军，首任军长本应由孙渡将军担任，但是，龙云不让孙渡将军出去，而把任务交给了表弟卢汉将军出去。
第二支出征抗日部队58军，于1938年6月组建，龙云还想把孙渡将军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而最后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点将，于6月6日正式宣布孙渡将军为58军首任军长。
他临危受命，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决心，率部出征。
出征之前，孙渡将军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不利于抗战的种种舆论，特于6月21日在昆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最后胜利应于长期抵抗中求之。
”当记者问及如何治军时，回答说：“现时代之军队，须着重于政治训练，务使各个士兵，均能养成抗战必胜信念，然后以之摧敌，无敌不克。
”《云南日报》介绍说：“孙军长年华虽逝（43岁），英雄不老，谈及抗战军事，则气态轩昂，神采焕发，厥见解之超越，有如其目光注射之深远。
”孙渡将军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在此长期抗战过程中，余以为一方面须将现有战斗能力设法保存下去，另一方面须将未来战斗能力，努力培养起来。
夫如是，抗战日久，则吾国之抗战力日益强大之兵力，当疲弊之敌军，最后决战，必操胜算。
”7月10日，陆良同乡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欢送孙渡将军挥师出征，抗日杀敌，特赠军旗一面，上书“邦家之光”，“以表乡谊，用资策励”。
而孙渡将军则把那面军旗视为珍宝爱护有加。
1938年8月1日，58军4万余众，在孙渡将军的率领下，从昆明出发，开赴抗日前线杀敌。
第一仗是参加武汉外围崇阳之战，由于友邻部队缺乏配合，使58军蒙受重大损失。
所属新编第11师被取消番号，代师长马奎撤职，孙渡将军记大过处分，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被判刑。
这一沉重的打击，对孙渡将军而言，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然而，他不气馁，不灰心。
失败的原因本来是友邻部队过早撤退，让刚刚参战的58军和刚到湖北才组建的新3军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于卒不及防中受到重创。
可是，孙渡将军则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考虑到孙渡将军过去的声望和功劳，恢复了新11师的番号。
他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为抗战而奋斗的军人，是不会被挫折压垮的。
于是，在此后的战斗中，充分显示出58军和新3军的英雄本色。
1939年春，58军结束湖南醴陵的整训后，开往江西奉新战场杀敌。
为鼓励士气，提高战力，孙渡将军总是穿着他的旧军服，一个人深入战壕，与士兵们谈心。
同时，号召全军官兵要把驻地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上学问题、道路交通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等等。
从而使广大民众把58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形成了拥军爱民的良好风气。
他在接受老百姓们送行时说：我们一定要把关心爱护父老乡亲的做法作为58军的传统发扬光大。
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军人唯有拿战利品来报答国人对58军的爱戴和拥护，拿自己的头颅来拯救祖国的战争灾难”。
孙渡将军率部离开奉新后，连续投入了三次长沙会战，即一、二、三次长沙保卫战，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三次都将侵华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打败，胜利地保卫了芙蓉国首府的这座英雄城市，而使参战部队军威大振。
孙渡将军因此而于1942年10月16日升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58军、新3军。
此外，孙渡将军还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全国在八年抗战中，一共举行了22次大会战、孙渡将军则参加了其中的八次大会战，是云南出征部队参战最多的高级指挥官之一。
孙渡将军身为军人，却又具文人的风度。
他在江西战场上，他爱民如亲，恨敌如仇，盛传一时，很多战地中外记者都争相采访。
但是他不习惯在司令部里办公，而是同战士们在一起，实地指挥打仗，所以，他的部队伤亡很小，斩获颇多，不少记者只会跑指挥部，不敢到阵地上，因此，想要见到孙渡将军十分困难，想要采访，更是难上加难。
其中的一位西班牙记者则例外，他敢到阵地上采访。
在战壕里见到了孙渡将军。
当记者自我介绍时说：“我是来自西班牙”，孙渡将军便接过话题就讲西班牙的历史。
讲完后记者十分感动，问：“孙将军何时从西班牙回国的
对西班牙历史如数家珍，一定是在西班牙研究过多年
”孙渡将军则幽默地告诉说：“很惭愧，我还没有出过国门。
”后来记者在他的采访录中说道：我接触到的中国高级将领很多，但像孙渡将军这样有如此渊博的学识者则很少，堪称中国军队的大儒将。
孙渡将军为了打击日军，扬我国威，远在长沙会战之前，就对侵华日军在华东、中南战场的大本营——南昌进行敌后破坏，由60军和58军各抽一部分兵力，组成游击部队，深入南昌郊区，破坏交通桥梁，伏击后勤辎重，使之指挥中枢一度陷入瘫痪。
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破坏重要桥梁十数座，消灭日军数千人，并且还击毙了1名高级（少将）指挥官。
孙渡将军在庆捷之余，挥毫疾书，写下了千古流芳的杰作《突袭敌后的一支神军》。
这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孙老太爷去世后，地方中的阴阳先生们都争相为孙渡将军看坟相，念佛经。
他们一致赞誉坟相好，福气大。
孙渡将军不便直接反驳，乃以自己的体会说：坟相固然重要，但我想再补充3点：第一，要承认遗传基因，第二，要有一定的聪明才智，第三，要有自己的奋发精神。
孙渡将军的这三点，实际上是说明一个人要创造人生辉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孙渡将军在抗战胜利前为了粉碎侵华日军的扫荡，他以破釜沉舟的钢铁决心，亲率部队，冲入敌阵，展开反扫荡。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凯旋归来，脸上长满了胡须，消瘦得认不出来。
但是，他胜利地回来了，全家都为之庆幸。
孙渡将军对下面的官兵关怀备至，爱护有加；对驻地的百姓，友爱可亲，慷慨相助，每次移师，都受到广大民众的洒泪送别。
而有一次晚饭过后，出去散步，他的秘书发现一名勤务兵偷他的腰包，告诉他转回去抓，而孙渡将军则拉拉秘书的袖子，直出大门，向外走去。
秘书不解其意，问道：军长为何不去抓住他
答道：人是有人格的，他这样做，必定有原因，过几天再问他。
一礼拜后，孙渡将军不是以首长的口气，而是以兄长的态度温和地问道：最近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勤务兵顿时双膝下跪，请求饶恕，说：我的母亲去世，无钱送葬，冒犯军法，偷了军长的钱，以后我变牛变马都要赔还，请军长饶我一次
孙渡将军还没等对方说完，就弯下腰用双手把那个勤务兵扶起，告诉他：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怎么是偷呢
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也有这分责任，如不够，我再拿点。
帮助每一个战士解决家中疾苦，是每一个指挥官应当尽到的责任。
不要说还的话，今后勇敢杀敌就行了。
从此，那名战士便死心踏地跟着孙渡将军转战。
常德会战，大显滇军神威。
1943年11月1日，侵华日军调集10万之众，对湖南的又一重镇常德发动进攻。
他们从华容藕池口沙市间地区，分途南下，进攻常德。
我守城部队与之激战7天，曾两度被其攻占。
为了从侵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靠近湘西的重要城市，中国军队调集了15个军的兵力，经过47天的血战，于同年12月17日胜利收复常德，打死打伤侵华日军23200余人。
而在收复常德的战斗中，由孙渡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首先攻入常德。
入城先锋第58军第10师，在师长侯振邦（云南宣威人）的率领下，犹如猛虎下山，扑向常德。
侯师长站在俘获的日军坦克上庄严宣告：常德胜利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并号召全城居民各安生业，勿信谣言。
收复常德，挫败敌锋，这是中国军队在中南战场取得的辉煌胜利之一，也是孙渡将军自指挥58军、新3军以来所获得的数十次辉煌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
因此，当捷报传送到中央首脑手中之后，一片欢腾。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立刻特电致贺，说：这是滇军继台儿庄大捷、中条山杀敌之后的又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的全面反攻，侵华日军已走向灭亡的道路。
1945年8月14日夜，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
孙渡将军也和全国广大抗日军民一样，纵情欢呼，兴奋异常。
他说：伟大的军事家们有一句共同的格言，叫做“会笑者，最后笑，而最后笑才是真笑。
”现在是中华民族笑的时候了。
可是，笑声未落，就从云南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孙渡将军的知己和至交、省主席龙云被解除在滇本兼各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一些不平之士叹息说：日本亡国，云南亡省。
同时，全国军队进行缩编：新3军撤销，58军缩为一师，番号58师。
孙渡将军调任东北“剿匪”副总指挥。
在他前面还有总指挥杜聿明、副总指挥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
而且他是光杆司令，58师留在内地，没有到东北；新3军已不复存在。
孙渡将军调往东北，目的虽然明确，还让他兼任第三兵团司令，不久改为第六兵团司令，辖93军、60军。
此二军与孙渡将军无缘，他的根在58军。
一位没有根的司令是没有办法指挥部队打仗的，因此，孙渡将军虽然充当副总指挥，但是，他在东北两年（1946~1948）时间，还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而实际担任副总指挥只是一年，即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
就在1948年6月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于同年11月热河省解放，他回到了重庆。
担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12月9日，与张群、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石补天等人乘坐专机回到昆明。
这天是卢汉准备起义的日子，他没有参加，说：“忠臣不事二主。
”回到了翠湖东路7号他的家里。
他在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之前，蒋介石动员他到台湾，他婉辞道：“我有家小，只有留下。
”蒋介石念及抗日的战功，给他20两黄金回家养老，说：“败局已定，留下备用。
”他一两都不要，他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有给共产党过不去，恐怕会得到宽容。
但是，他没有料到，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在昆明被捕入狱。
临走时他特意换上一套新服，告诉张夫人说：“我们的生活到此结束，你可以自选生路。
” 这里需要记述的是：孙渡将军另一位夫人唐芸赓，即唐继尧的四妹四姑太，早在蒙发爱情之时，她就发誓：“非孙渡不嫁
”曾经不少人向她求婚，包括龙云在内，她都一概拒绝，一直等到1943年36岁，孙渡将军的原配夫人白岩李大管事女儿李小四去世后，她才从香港前往江西与孙渡将军成婚。
四姑太十分贤惠，也很能干，一进门就成为孙家的大管家。
半年后，孙渡将军又与七年前在丽江相上的张大老爷的女儿孙灿琪成亲。
从此，唐、张二位夫人一直亲密无间，和睦共处，彼此以姐妹相称，互相关照。
1946年她们一起回到昆明翠湖东路7号，凡是陆良人，无论认识与不认识，唐四姑太都要留在家里吃饭。
张灿琪老人的大女儿张沛，面对笔者的采访，还带着非常怀念的心情说道：“唐大妈很好，我是她带大的。
小时候我只认得她是我妈妈。
”张灿琪老人说：“你们写孙渡，一定要写我的姐姐唐妈妈。
太好了，我们永远忘不了她
”可惜，唐四姑太结婚太晚，与孙渡将军没有生育，后来与云大历史系名教授李德嘉生活，更无一男半女。
唐四姑太生于1911年，卒于1994年终年83岁。
孙渡将军在长达10余年的战犯监狱里，一直吟诵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词——《临江仙》度过的。
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同在狱中的战犯们，对于孙渡将军每天早上吟诵的这首词，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坚持反动立场，不愿改造自己。
孙渡将军却问：“国共两党的纷争是哪些年代
《三国演义》上的这首词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难道数百年前的作者就能预见到今天的变化而专为我孙渡填这首词
问得无一人回答。
孙渡将军度过了狱中生活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获释，被选为云南省政协二、三届委员，1967年4月在昆明去世，终年72岁。
留下一男二女。
这位抗日名将，度过了威武的前半生，之后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故乡的亲人，驾鹤西去。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 要有爱国名言开头 每段开始用“祖国，我爱您，您有……”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如何正确认识官兵旳关系心得体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进人际间的交往也日趋多变。
“官兵情，爱，胜似亲兄弟”，这首唱遍红门内外的官兵友爱之歌，不仅道出了广大官兵的心声，也是部队官兵团结友爱的真实写照。
从总体上讲，当前消防部队内部关系呈现出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部队成员的新老交替，原有的矛盾解决之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这也符合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在目前基层消防部队官兵关系方面出现的一些矛盾既有战士问题，也有干部的责任，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干部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一、通过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必须解决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战士关心不够。
个别干部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爱兵问题，总觉得文明带兵是一种累赘，不如“我行我素”来得痛快，他们也执行不打骂士兵的规定，但同时又有“由他们去”的不负责情绪，不打不骂也不认真去管理，考虑自己的事情多，考虑战士的事情少，有的个别干部对战士的实际困难和正当要求也采取应付、回避的态度。
二是对战士缺乏认识。
少数基层干部习惯于用传统模式看待战士，把他们的正当生活需求看成是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把为队伍建设献计献策看成是不懂规矩、刺头兵；把想考学、学技术、当先进的想法看成是个人主义等，这样一来对个别战士横竖都看不顺眼。
三是对战士不能一视同仁。
由于受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自身要求不严的干部象士兵乱张口，以至于在学技术、评先进、立功入党等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有的对老乡比较亲近；有的对能说会道的高看一眼；有的对关系兵比较偏爱，搞亲疏远近。
四是对骨干要求不严格。
有的干部对班长骨干粗暴带兵行为往往熟视无睹、近而远之，采取默认甚至怂恿的态度，致使有些班长骨干用“歪招”、“土办法”管理战士的现象久禁不绝，这些看似兵与兵之间的问题，实际是官兵关系问题的延伸，根子还在干部身上。
官兵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说到底是对士兵的根本态度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少数单位，但危害不可小视。
二、通过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务必找准部队官兵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要解决思想认识不清的问题。
少数基层部队干部对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了解不多，思想认识有误区，觉得大家朝夕相处，发生一些摩擦在所难免，不必小题大做，出现问题和矛盾往往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求主动；有的认为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强调对战士应该保持威严，甚至把官兵的上下级关系错误地看成是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以上种种原因正是个别干部“身在警营却远离战士、朝夕相处却心不相通”的思想根源。
二要解决管理方法简单的问题。
个别干部总觉得按条令条例抓管理太老套，不如自己的土政策顺手，习惯于搞家长式训斥，不尊重战士的人格及民主权利，这些干部往往只看到这些办法可以压服战士一时，却看不到问题被掩盖，矛盾被激化的长期危害。
三要解决工作能力不高的问题。
消防部队的基层干部流动快，成份新，许多人缺乏基层执勤管理工作经验，有的知识结构不全面，灭火救援的实战经验不丰富；有的疲于应付上级检查，疏于学习、交流，对战士的心理需求、行为特征研究不多，对新形势下战士成长进步规律把握不准，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虽然主观上想把问题解决好，但往往是工作做不到位，费了很大劲效果不理想。
以上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使知兵、带兵、爱兵、用兵工作难以升华到新的境界，应该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三、通过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努力寻求密切官兵关系的新方法。
一要端正态度，牢固树立爱兵观念。
基层干部更应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密切官兵关系的极端重要性，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密切官兵关系是保持人民军了人民军队性质的大问题，是保持部队集中统一，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的有效途径，是加强部队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的需要，同时要充分理解官兵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事业基础上的同志关系，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生死与共的战友关系，而不是相互利用的庸俗关系，更不是人身依附关系。
其次，切实认清当代青年战士的本质和主流，主动适应，积极进取，满腔热情地做好工作。
如今的战士见多识广，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普遍有施展才华，实现个人追求的强烈愿望，这就要求基层带兵干部必须用发展的观点认识战士，在实践中正确帮助引导，而不能总埋怨战士这不好那不行，总想让战士适应自己过去形成的工作老套路。
作为基层带兵人，只有自觉去克服畏难情绪和消极态度，提高自身素质，适应部队管理的需要，才通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二要适应时代要求，密切官兵关系。
基层干部要象关心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心战士的成长、进步、交友等具体问题，使他们能够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挫折，保持激昂向上的心态，认真开展好两用人才培养，帮助他们学习实用技术，以适应复员后社会的竞争需要。
更要运用多种方式，综合发挥思想引导、道德约束、法纪规范、情感沟通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增强尊干爱兵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三要努力钻研，不断提高带兵本领。
要根据目前战士思想变化的特点和规律，着力提高见微知著的能力、主动应变能力，尤其是对战士比较敏感的切身利益问题，努力提高妥善处理特殊问题的能力，如在训练中必须严格要求，但不能借机故意整人，在分配工作时要根据不同战士的性格特征做出合理安排，但不能搞苦乐不均，亲疏有别，在个人成长进步等敏感问题上要讲德才表现，进行平等、公开竞争，但不能循私情，搞特殊照顾，在战士犯错误时可以批评教育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但不能随意打骂、羞辱人格；在战士要求解决家庭或个人实际困难时，不管事情能否办成，也不能乱许愿；对战士要力求做到管之有据，言之有理，教之有方，防止因处置不当发生问题。
针对官兵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对策，用创新的思路开拓尊干爱兵的新境界。
通过基层带兵人的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密切官兵关系，为基层的正规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