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力量解说词
刘仰：央视《公司的力量》，堆砌的庸见 我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前几天问我，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电视系列片《公司的力量》，知道吗
我说在网上看到了大力宣传。
儿子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只知道那是几年前拍《大国崛起》的同一班底制作的，我还没看过，谈不上什么看法。
我儿子已经看过几集，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不出什么意见，或者说，只有说不清的感觉。
这让我决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片子，于是，从网上看了前面6集。
因为全片还没有播完，网上也看不到完整的，只能就已经看到的内容说点看法。
估计后面几集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大国崛起》前几年很轰动，议论很多，我因为不同意它的主要观点，开始写一系列评论文章，后来成为本人《中国没有榜样》一书的主干。
《公司的力量》把关注的焦点从“大国”转到了大国的“公司”。
基于《大国崛起》的基调，以及《公司的力量》主创人员多次重复的一句话：“公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对《公司的力量》的主要观点有一个概括：公司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公司是西方人的发明，西方的强大离不开公司的强大，中国要强大也要向西方学习，从公司学起。
而且，按照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公司的基本原则就是私有化、市场经济等。
虽然在我看到的前六集中，也有一些对西方公司负面影响的评价，但《公司的力量》总的基调是讴歌公司，讴歌市场经济，讴歌企业家。
该片主创人员说，该片同时也是想给中国的年轻人起到一个励志的作用，这已经定下了该片弘扬向西方学习的基调。
我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但我希望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能够搞清楚一些基本的事实，否则，在一堆自相矛盾的庸见和偏见中，所谓向西方学习，只能学到皮毛，而离真相越来越远。
比方说，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片中说：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公司不发达，经济却可以发达的国家（大意）。
对此我先不做判断，先说事实。
现在连西方人也承认，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和人均长期都是世界第一。
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再来看张维迎斩钉截铁的判断，第一，如果张维迎的论断是对的，那么，必然的结论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公司比西方更发达。
第二，如果中国古代公司并不发达，那么，张维迎的论断就是错的。
我不知道编导是否发现这种自相矛盾。
说起公司的发达，自然要说到市场经济，自从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成为它的标签，也成为西方人观念领先的标志之一。
我再说一个事实。
了解一点历史的都知道，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一直以黄金等贵金属为货币，金币在西方社会长期都是财富的象征，哥伦布到达美洲最大的愿望也是发现黄金。
但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主要就是以贱金属为货币，例如铜或铁。
我不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考虑过：贵金属货币与贱金属货币，对于社会经济有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两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例如，要到武大郎的摊子上买一只烧饼，贵金属货币就很难，贱金属货币就很容易。
所以，西方社会长期都以贵金属为货币，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小商品经济不发达，只有海外贸易之类大宗商品经济才能进行。
反过来说，中国从2000多年前就大量使用贱金属货币，恰恰说明中国平民百姓之间的小商品经济极为发达。
从这个角度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全是无知的偏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看不见得手”，迄今为止，最符合这一理论模型的社会经济状态，只有中国古代社会。
亚当-斯密毫无疑问是站在古代中国这一市场经济巨人的肩膀上，才有他的学术成果。
直到今天，西方经济中极为明显的垄断传统，依然在时刻挑战亚当-斯密的理论。
而在中国古代，抑制私人垄断的结果使得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极为充分。
到今天，中国温州地区的商人们，依然能非常适应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微利”经济，而西方经济更多是垄断下的暴利经济。
《公司的力量》的主创人员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司史”，他们的这个系列片也算是一个尝试。
有这样的心愿应该说不错。
但我觉得，既然要做这件事，是否应该首先搞清“公司”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在英文中，公司叫做“Company”，查一下字典你会发现，它与中国文字中的“公司”，几乎找不到关联。
当今著名经济学家都以推崇公司的私营性为正确方向，但是，“公司”这个中文译名，为何一点也看不出“私营经济”的特征
本文不对这个问题做考据研究，只简单说一点。
翻译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是，当初中国人为何要用“公司”作为中文翻译
事实上，当时英国、荷兰、法国的公司大都是官办机构、国营机构，才是导致这一翻译的原因。
那么，如今我们跳过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那种国营公司的历史阶段，只强调私营公司，把公司的罪过，例如对殖民地的奴役，都推到“国有公司”的头上，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营机构，英国有没有可能强大，有没有可能积累那么多财富
《公司的力量》还强调西方的公司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一个巨大成就，那就是管理。
它以美国通用汽车为例，强调管理的意义。
这没错。
片中也提到了注重管理的结果，当一个几十万人的巨大企业推行严格的管理，当这种公司化的管理推行到政府，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
在这里，《公司的力量》只是没有提到一个呼之欲出的词汇，那就是计划经济。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推崇管理，就应该接受计划经济是它必然的结局。
事实上，现代很多西方大公司内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等弊病，同计划经济没什么两样。
那么，一方面推崇公司的管理，或者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反对计划经济，提倡市场经济，我不想说两者是矛盾的，我只想说，主创人员是否应该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搞得光滑一点
但我认为，他们在一些庸见的影响下，难以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公司的力量》一片还讲到西方公司的另一大贡献，即上市公司和职业经理人。
我不得不指出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严重欠缺。
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比片中所举美国的例子早几百年应该没有问题。
查一查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职业经理人的事迹很多。
如果说它是荣耀，这个荣耀完全应该在中国人头上，而轮不到美国人。
美国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也像是亚当-斯密一样，是站在中国古代经济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有的结果。
从更深远的角度说，中国古代经济领域中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源自于中国古代政治。
西方历史上长期都是等级社会的贵族政治，用经济术语来说，等级制度的贵族政治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
而中国很早就是一个财产相对平均分配的平民社会，除了皇帝家族之外，没有永久世袭的贵族，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者，是大批来自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
用经济术语来说，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此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所有形态，都源自中国古人的创造。
中国后来为何落后了
只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公司”都是用和平手段，都是公平交易。
西方的“公司”正像片中所说那样，是像东印度公司那样借助武力，或像现在一样，借助垄断。
西方的后来居上，是野蛮战胜了文明。
《公司的力量》一片，显然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他们只以欧洲人的结论为绝对正确的结论，片中充斥大量来自西方社会自以为是的庸俗见解。
有如此众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轮番出镜的这部片子，在一些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问题上照搬照抄西方，对于历史真实和历史事实，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无知地不了解，因而，很多地方都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片子第一集说到公司的一个伟大作用是“创造需求”。
然而，看看当今世界，环境、生态的一系列问题，难道不正是这种肆无忌惮“创造需求”的必然结果
对于“公司”的确应该好好地研究和认识，但是，在当今西方世界，有良心的学者已经指出“公司帝国”已经造成政府权力私人化的结果，已经成为对社会民主的巨大威胁与伤害。
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也已指出，大型跨国公司就是新的殖民地方式。
而我们在《公司的力量》一片中，还在津津乐道于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超过多少国家的总和，还在讴歌伟大的企业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眼界是否狭隘了一些
晋商衰败的原因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
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
（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
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
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
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
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
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
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
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
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
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
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
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
”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
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
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
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
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
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
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
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
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