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们如何做笔记
一、毛主席做读书笔记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同志非常赞赏的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
从青年时代起，的身体力行这条成功的治学经验，而且坚持不辍。
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
这里说的多写，也就是多做读书笔记。
的读书笔记有以下几中形式： 内容摘录。
青年时代，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共有好几网篮。
长期保持著这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延安时期，看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约三千字。
他写信给这位哲学家，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
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就把读书与研究、探讨结合了起来。
标记符号，每读一本书，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
早年读的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毛笔加以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延安时期读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列宁关於辩证法的笔记》、《史达林选集》，许多段落、章节都作了圈点与勾划。
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陪伴他的一套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线装《二十四史》，850册每册都有他圈点、勾划的标记。
现存中南海的藏书，由於不少书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圈点、勾划，以至朱墨纷呈、点线交加。
旁注批评。
《伦理学原理》全书十万多字，但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
延安时期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
他在《旧唐书》中《李义府传》、《杨再恩传》、《刘幽求传》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 “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
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
读书日记。
1937年，李达把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寄给，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他反复精读这本好书，并续写中断的读书日记。
日记第一篇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此后，他每日认真记下读书进度。
改错纠谬。
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
如《南史》的《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
在《辩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
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
这反映了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
评价推荐。
笃志嗜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要篇时，就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
五十年代，他读到《三国志》的《张鲁传》、《郭嘉传》，向党内作了推荐。
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从中得到启示，说话办事情要“多思”、“多谋”，反对少谋武断。
读到汉代文学家枚乘的《七发》，他又写了千余字的书评，一起印发党内。
1965年，当他读到《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又认为两人的传值得一读，在反复研读后，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这种独特的读书笔记对全党读书学习风气的形成，无疑是个有力的推动。
二、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成就始于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
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
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
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
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
他进清华后虽立志 “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
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
”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
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
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
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
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
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
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
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
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
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
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请简介一下儒家学说中的知人，谢谢
你好。
要知人，“听其言而观其行”。
请简介一下儒家学说中的知人，谢谢
你好。
要知人，“听其言而观其行”。
求《非有先生论》的翻译
非有先生在吴国当官, 进退两难. 进不能引古说以加重自己主张, 退不能宣扬大王美德以显示自己有功. 沉默无语已有三年了. 吴王感到奇怪就问他: 我继承祖辈的功劳, 位于众贤臣之上, 白天黑夜不肯懈怠. 如今先生你坦然高位, 远地来到吴国, 将要辅佐我治国. 诚获好感, 然而你坐卧不宁, 饮食无味, 眼不看靡滥色彩, 耳不听音乐之声, 潜心立志要听小道言论. 已有三年了.如今先生你要进取, 没有给我提出你的主张, 退一步说你也不打算给我颂扬. 我从先生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你有能力而不拿出来, 是不忠实的表现, 有见解而不去实行,我不明白啊. 这样说是我的不明了.非有先生唯唯称诺. 吴王说:你可以说了吧, 我将要洗耳静听凝神观察. 先生说: 是啊可以了,可以了,然而不容易谈啊.论说有时与观察不一致, 不顺耳听, 不顺心思, 其顺听者, 或者说眼见耳听皆顺心也平顺 但是做起来就不行了. 这能说没有明主胜王?谁能信听. 吴王说:怎么会这样呢? 持中以上的人就说上, 吴王说:先生你说吧我听着. 先生答对, 古时关龙逄提谏言给夏王桀, 而王公子比干直言对商王纣, 这两个大臣 全是忠贞爱戴大王的, 但是万民骚动才落得直言有失,谏言有邪. 现今不这样看了 , 相反则认为是流言蜚语的行为,没有为臣的礼仪.伤及自身累及先人为天下耻笑 . 所以我说:谈何容易.於是辅佐的大臣都瓦解了, 邪恶的人也出来了.于今,欺诈作伪巧言厉嘴大行其道 只是阳奉阴违,雕钻刻镂,浮面之好愉悦耳目,苟面为度 使宗庙崩溃,国家空虚,杀戮圣贤,任用奸佞. 诗中不是说过吗, 坏人当道扰乱四国, 就是说的这个. 所以卑微小人无益于大王的治国, 是好人志士不忍心做的. 他们将深言直谏对上不维护对下不袒护. 有些修养寿命的人是不去说的 他们深山隐居乐而忘死 古时有伯夷叔齐避周, 饿于首阳之下, 后世称仁,於是邪主能不叫人怕吗. 於是说谈何容易. 於是吴王改容端坐而听, 先生接着说; 大臣箕子披发装疯,接舆避世, 此二人皆为全身而避世. 遇明主后方得安宁. 此五帝三王之世能有几位啊. 伊尹蒙耻,太公凭钓,见文王后, 心合意同,谋无不成, 称得起引义正身,推恩天下, 此帝王用人使天下昌平. 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 则天地合恰,名显后世. 太公伊尹是这样,比干龙逄独那样岂不哀哉.因此说谈何容易. 於是吴王肃穆仰面而哭泣, 感叹地说, 我的国家不亡 须有赖于正明堂,齐君臣,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减后宫,捐车马,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壑. 以予贫民无产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 行此三年 海内晏然 天下大治 阴阳和调 万物皆得其宜 国无灾害的变化 人民没有饥寒色 国泰民安.臣以为若是. 当大王的不肯这样做是错误的.
在爬山的时候,鼓励自己登高望远的古诗词
无法那么全了，不过我尽力试着答答好了 唐太宗与宇文士及 -------------------------------------------------------------------- 魏征在朝堂上经常和李世民争论，古人称之为面折廷争。
面折廷争是忠臣的表现，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本人的因素外，也少不了君王的配和。
南北朝宋苍悟王当政时就没法子当忠臣。
苍悟王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刘昱，他出门时手下的人总是带着锤子、凿子和锯，不是去做木匠活，而是为着杀人。
一天不杀，心中便郁闷得很，这就叫成性。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路，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取宋而代之的萧道成就是这么干的。
一天，魏征又一次面折廷争，唐太宗退朝回宫之后怒气冲冲的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农民汉子
”以从谏如流著称的李世民有些撑不住了。
长孙皇后得知事情的起因后立即向李世民表示祝贺，她说：“我常常听人家讲主圣臣忠，魏征能够这样做正表明您是一个圣明的君王。
” 主圣臣忠的前后顺序不能颠倒，不像做诗，凤凰栖老碧梧枝可以倒装为“碧梧栖老凤凰枝”。
这里面的规律是，有圣主必然有忠臣，但有忠臣时未必就有圣主。
不然就解释不通为什么魏征在李建成手下时也是忠于职守的，但没人说李建成是个圣主。
魏征还浮颉螂唐太宗说：陛下一定要远离佞臣。
佞臣是指那些善于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人，爱听好话是人的天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经常讲，反复讲。
至于谁是佞臣，有人给太宗出了个主意：陛下可以安排一次测试，假意为一件事情动雷霆之怒。
在这种情况下，察颜观色曲意顺从的就是佞臣，而那些坚持己见敢于抗争的就是忠臣。
这一方法一般为江湖中的老大所为，而李世民则是一个立志以诚信治理天下君王，因此没有采用。
有一天，李世民在一棵树下歇脚，仰望着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不由得赞叹道：好一棵大树。
此刻陪侍的大臣不是魏征而是宇文士及，听到皇上的称赞这棵树后，宇文士及没有将此事提到政治高度和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而是用了很多华丽的词汇随声附和。
这是，李世民想到了魏征的浮颉螂，他非常严肃的批评宇文士及说：“魏征经常提醒我要远离那些善于用花言巧语迷惑人的佞臣，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谁是这种人。
以前我也曾经怀疑过你，只是没有贸然定论。
以今天这件事来看，你宇文士及的确是个佞人。
” 宇文士及按惯例叩头谢罪表示接受批评后开始反击，他说：“臣每日伴随在陛下左右，看到官员们在朝堂之上屡屡面折廷争，有时候搞得陛下连头都不敢抬。
今日陛下忙中得闲，这会儿如果臣再不顺从您的意恕颉虻一些好听的话，陛下贵为天下的主人，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 宇文士及这番话立见成效，唐太宗怒气全消。
《资治通鉴》在引用这件事时只采用了前半部分，舍去了宇文士及那番话和唐太宗的反应，现在完整的看一下，一个有血有肉的唐太宗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这里，你可能认为宇文士及是一个小人，唐太宗一定会远离他，其实未必。
宇文士及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父亲是隋朝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那个废掉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是他的哥哥。
宇文士及的第一任妻子是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
隋朝时期，李渊曾任职殿中少监，宇文士及在他手下任奉御，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隋末，有不少人都曾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
李渊忆及此事时说：“此人（宇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 唐初，宇文士及屡建战功，是秦王府的旧臣，任骠骑将军。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成为太子，宇文士及任太子府詹事，总理府内一切事务。
太宗即位后，宇文士及任右卫大将军，每日都跟随在李世民身边，即便是轮休时，也会被快马急招回宫侍卫。
随后，宇文士及又任殿中监，主管皇帝的衣食住行，这个职位不是一般关系的人所能担任的。
在宇文士及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手抚着宇文士及伤心泪下。
能够享受此种待遇的还有杜如晦、魏征、高士廉。
宇文士及死后太常寺所拟的谥号是“恭”，但有人指出宇文士及生活奢侈，花钱跟流水一样，不符合勤俭的美德，最终定谥号为“纵”。
谥法中说：败乱百度曰纵，怠德败礼曰纵，可见这是一个贬意的谥号。
宇文士及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的身份不同。
房、杜、魏是治国的重臣，而宇文士及则是唐太宗的亲信。
和重臣们在一起时谈论的是国家大事，要端着架子，行为举止符合规范，不然就会有人指出陛下此举非圣明君主所为。
和亲信在一起则可以放开，轻松一刻。
张弛各有度。
而唐太宗的英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国家重臣与自己亲信的不同之处。
＝＝＝＝＝＝＝＝＝＝＝＝＝＝＝＝＝＝＝＝＝＝＝＝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
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
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
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
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
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
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
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
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
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
河源郡该在其西南。
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
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
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
谪罪人以实之。
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
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
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
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
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
李密为其所败，降唐。
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
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
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
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
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
隋亡后约10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凉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
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
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
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
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627至649的23年间的“贞观之治”。
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39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
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参看第六至第十章可明。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新纪元。
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
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
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
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
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
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强。
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
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翦灭。
回纥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
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
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
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
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
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
太宗又通使于印度。
适直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他打败。
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
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
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
直至663、668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
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
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
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
分置两个都督府。
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
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
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
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
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
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文化，实在此时。
其余波且及于满族。
公元7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
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
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
其疆域东至葱岭。
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
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
回教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经输入中国。
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回教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
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回教国，再经回教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经验，都是我们今天振兴中国的镜子，尤其是那些历史条件同当代中国的情况和诉求接近的时代的成功经验，更可以做为我们的镜子。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喜欢强调“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正确也有谬误；中国历史有治世也有乱世，有前进也有倒退。
我们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前进的、优良的、治世的传统与特色，并使他们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可是，现在的影视屏幕以至文学创作，把清朝的历史和秦始皇、武则天的历史反反覆覆的进行炒作，实在叫人厌烦透了。
我现在一看到影视屏幕上出现了阴阳头、大辫子、马蹄袖、红缨帽，一听到卑躬屈膝的自称“奴才、奴才”就感到恶心。
其实，满清这个朝代和秦始皇之类的暴君值得宣传和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且不说清兵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发不留头”；也不说满清末期道光、咸丰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丧权辱国、荼毒百姓；仅就当代一些作家和影视制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来说，也是不足为训的。
明代后期，皇权、政权是极端腐朽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廷是一个弱政府，不如清朝统治那么多事和极权。
{例如：万历皇帝长年不上朝，不办公；天启皇帝只顾游戏和做木工}，腐朽、软弱的政权并没有完全压倒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
那时，城市民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佣工数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现了讲究“致良知”和重实践的王阳明学和后期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随着利玛窦、鄂本笃、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罗雅各、艾儒略等传教士的源源东进，传入中国；一大批高官和儒学权威徐光启、李之藻、叶益藩、杨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学，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嫔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优秀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国最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神怪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相继问世；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科举制度和庸俗、迂腐的两种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层出不穷；反专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贽和中国最早的政党－－东林、复社应运而生；后来又出现了全面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积弊，反对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绅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
如果由这些进步思想家领导的反清斗争能够取胜，并改造农民的起义队伍，中国的近代化必将大大提前。
可是，为满清二百余年统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导思想的康熙皇帝，却没有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一样，走“欧化”－－即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建立近代工业、近代学校和近代军队，也没有接受明末那些先进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却是以程朱理学和已经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笼士子，选拔人才、治理国家；加上，重农轻商、闭关锁国和大兴文字狱。
虽然取得一时的统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导向方面，同那些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背道而驰。
所以，中国在1840年以后落后挨打以至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谓“康干盛世”已经埋下了祸根。
“康干盛世”，不过是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而已。
盲目歌颂“康干盛世”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曹雪芹。
汉唐盛世却大有不同。
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
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西罗马比美、超过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
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推行“无为”或“有为”的仁政。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
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
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
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
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
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
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
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
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
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
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
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
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