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败的原因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
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
（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
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
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
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
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
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
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
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
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
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
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
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
”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
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
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
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
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
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
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
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
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宁波历史文化
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宁绍平原东端，濒临东海。
宁波城处在余姚江和奉化江汇合为甬江的三江两岸，故简称“甬”。
宁波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境内“河姆渡文化”，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
宁波境内的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是丘陵，东北部、中部是宁绍冲积平原。
主要山脉有四明山、天台山。
山海之胜，江河之美，造就了宁波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和富饶丰足的物产环境。
一、“宁波”市名的由来 宁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代。
据志书上载：“夏时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后加邑为鄞。
” 赤堇山有两处，一在今鄞县天童、宝憧一带 ，一在奉化境内。
“鄞”的名称最早就是这样来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分封制，设郡县制，正式建立了鄞、鄮和句章三个县，归属会稽郡。
据说当时海外人民到宁波来集货贸易的很多，所以把附近的山叫鄮山 ，又设立鄮县。
鄮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
汉朝时，这三个县的范围大致是:鄞县包括现在的市区、西南郊和奉化东南一带，县治在今奉化白杜；鄮县包括江东区以东，鄮山以北的地方，县治就在鄮山；句章包括江北到慈溪一带，县治在今江北区乍山乡城山渡附近。
自汉到南北朝，建置和范围没有大的变化。
到了隋代，把鄞、鄮两县都并入句章，县治设在小溪(今鄞县鄞江桥)，唐武德年间又将句章改为鄞州，不久又改称鄮县。
直到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立州治，因附近有四明山，就称为明州，把鄮县分成鄮、奉化、慈溪和翁山(今定海县)四县、归属明州。
州治开始在小溪，后来就迁到三江口。
元和年间，又在鄮县东面设一望海镇。
五代时，州县合治，鄮县也改称鄞县，望海镇改为望海县，后又改为定海县，又把象山也划归明州。
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又成立昌国县(即今定海县)。
这样，明州范围就大体上包括后来宁波的鄞、慈、镇、奉、象、定几个县。
唐、宋间的明州，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海口，《四明志》有“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记载，1974年和义路出土的唐代精美瓷器，就是经由宁波港出口的外销瓷。
唐代在明州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
当时从明州登陆来朝贡和贸易的，包括日本、高丽和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到了宋代，明州和泉州、广州并称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又是全国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能够建造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吨位海船。
南宋理宗时，把明州改为庆元府，元代又改称庆元路。
朱元璋平定方国珍后，因“庆元”有庆贺元朝的意思，又改为明州府。
到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因明州的“明”字与明朝的国号相同，遂改为宁波府。
由于当时的镇海县还叫定海县，明州又紧靠镇海，取“海定则波宁”之意。
这就是今天“宁波”命名的由来。
二 、宁波文化与特产 (一)宁波帮的宁波人为一家人 闻名遐迩的“宁波帮”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
勇创大业。
有一句话说，无宁不市。
这说明宁波人的创业精神。
创业，既要有宏大长远的目标，又要有坚忍不拔的实干。
如同创建一座大厦，目标便是构建大厦的总体设计，实干则是建造大厦的钢筋砂石。
宁波地处海滨，田少人稠，在长期外出经商者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他们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还有的徙向海外，诸如虞洽卿、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等等。
从这些宁波商帮的人生经历中，都可以发现宁波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闯大业的精神风貌。
在上海的发展历史中，宁波人创造了50多项第一，比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所等等，他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效桑梓。
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凡是有宁波人在外地从事实业的地方，几乎都有宁波同乡会的组织，这些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扶助乡亲，报效桑梓。
这种理念在宁波商帮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他们离别故土，走南闯北，艰苦创业，取得成效之时，不忘报效国家，不忘为故乡父老乡亲造福。
以邵逸夫的乡情为例，可以从他珍藏的“三件宝”中得到证明：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土制品，周围镶嵌着一圈稻谷，正中是谷粒镶成的两个字“乡土”，反面是一个“寿”字；一把银制的古式钥匙，上面刻着四个字：“桑梓钥匙”；一块石头镇纸，上面有邵氏先人的手迹。
邵逸夫的人生格言更为明确：“我要为国家富强多做些事情。
”他捐赠了10多亿资金，用于祖国各地的科教事业。
大气开放，勇创大业，报效桑梓，这也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浙江精神在一个区域的具体展现。
作为宁波人，我真诚祝愿宁波精神在推动宁波的经济发展、提升宁波父老乡亲的文化素养等方面，显示出强大威力。
(二)“宁海舞狮”，宁波别样的舞蹈艺术 宁海素称“狮舞之乡”。
狮舞源于佛教，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
人们在敬神祭祖时，常通过狮舞的习俗寄托丰收、太平的美好愿望。
狮舞一般在正月或喜庆节日，由狮子班这一特定的组织进行活动。
每遇狮子班进村演出，都有专人报信，吹号、敲锣、打鼓、放鞭炮，热闹非凡，示意吉祥降临。
先在祠堂、庙宇表演给祖宗、诸神观赏，以显示坦荡、虔诚，然后再去广场，形成狮舞的高潮。
“宁海狮舞”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既有表现山区狮子猛勇性格的武狮舞，也有表现沿海地区狮子温顺性格的文狮舞，而介于山海之交的地区则融两种风格为一体，成为文武狮舞。
(三)“中国开渔节”，渔文化的生动实践 宁波渔民自古以来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
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将渔民的自发仪式上升为一个海洋文化的盛大典礼，集文化、旅游、经贸活动于一体，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渔乡特色。
传统的祭海仪式表达了渔民出海平安的祝愿；“蓝色保护志愿者”行动体现了人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识；而锣鼓齐鸣、千帆竞发的开渔盛况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数十万游客。
宁波的象山半岛拥有800公里的海岸线，象山县是全国渔业大县，捕捞业在当地海洋渔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为唤起渔民对海洋资源日趋衰减的忧患意识，教育渔民自觉保护海洋资源，自1998年始，象山县委、县府首创中国开渔节，决定在东海休渔结束的那一天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欢送渔民开船出海。
开渔节的活动内容，在改革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赋予体现当代渔民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色的积极成份。
以祭海、放海（放鱼苗和海）、开船等仪式表达政府和社会各界欢送渔民出海，祝愿他们出海平安，满载而归；引导广大渔民热爱海洋，保护和合理开发海洋资源。
开渔节以“开渔”为号召，请来四方客人，举行带有“海”字文化特色的文艺活动，利用开渔节这一文艺舞台，演奏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经贸洽谈、滨海旅游、学术交流等推动发展经济的交响曲 （四）宁波服装和国际服装节 宁波服装的特点：第一、宁波是中国近代服装的发源地，中国的第一件西服、第一件衬衫、第一件中山装都出自宁波裁缝之手。
第二、宁波是中国最大的服装产地之一，服装产量占全国总量的约12%。
第三、宁波是中国最重要的服装出口城市之一，每年全市服装自营出口可达近30亿美元。
第四、宁波市是拥有国家级服装品牌最多的城市，拥有雅戈尔、杉杉、罗蒙、太平鸟、唐狮、培罗成等一大批全国著名服装品牌。
第五、宁波拥有全国唯一的服装博物馆；6、宁波拥有全国一流的服装院校。
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宁波国际服装节是宁波市综合性大型文化经贸活动。
依托宁波这一中国最大的服装产业集聚基地，通过举办系列的服装文化、服装经贸和艺术交流等活动，扩大宁波对外影响，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促进了宁波国际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至今，宁波国际服装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之一，在全国各类服装节中唯一获得这一殊荣。
（五）“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宁波河姆渡文化遗址 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
位于宁波余姚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4万平方米。
1973年开始发掘。
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有数以万计的，刻有较为精细的装饰花纹的陶器、骨器等。
其中人工栽培的水稻，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农作物。
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
（六）别具风味的“臭冬瓜” “臭冬瓜”为宁波人最爱吃的家常小菜。
风味独特，奇香味美，健脾开味，老少皆宜。
“臭冬瓜”是用冬瓜切块，煮熟后凉透，再撒上细盐、麻油等调料。
吃法非常奇特，把煮熟的冬瓜块放“臭卤”中浸泡吃，世间少有。
（七）宁波汤圆 汤圆原名元宵，据考证宁波汤团始于宋元时期，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它用当地盛产的一级糯米磨成粉做成皮，以细腻纯净的绵白糖、黑芝麻和优质猪板油制成馅，具有香、甜、鲜、滑、糯的特点，咬开皮子，油香四溢，糯而不粘，鲜爽可口，令人称绝，因而享誉海内外。
宁波民间每逢正月初一早晨，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要吃宁波汤团，以示欢乐、团圆、吉祥之意。
一些海外侨胞每逢佳节，总爱吃碗汤团以寄托思乡之情。
自1982年起，宁波汤团已成为浙江省向海外出口的第一个点心品种。
1997年入选为中华名点小吃。
（八）宁波溪口千层饼 在溪口制作千层饼始于清光绪年间，已有100多年历史。
它外形四方，内分27层，层次分明，金黄透绿，香酥松脆，甜中带咸，咸里带鲜，风味独特，食后令人口齿留香，百食不厌。
溪口千层饼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名特产品奖，成为中外游客品尝和馈赠亲友的旅游食品，特别是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都喜欢托回乡的亲友带些回去，以慰思乡之念。
千层饼除畅销浙东一带外，还远销日本、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九）“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 宁波奉化芋艿头是宁波有名的传统土特产，以奉化前葛产的芋艿头最负盛名。
芋艿头富含淀粉、维生素C、钙、磷、铁等成分。
芋艿头的食用方法很多，可以红烧、蒸煮、盐烤或咸菜汁烤着吃，也可以炖排骨吃，“排骨芋艿煲”已成为宁波餐桌上的一道名菜，吃起来别有风味。
三、宁波的历史名人 （一）“出世之才，遂兼五绝”的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宁波余姚人。
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
少年时学于顾野王，十年精思不懈，文章文明于世。
初为隋炀帝近臣，入唐后，为弘文馆的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
甚得唐太宗的敬重，死后赠礼部尚书，并绘像于凌烟阁，为二十四功臣之一。
唐太宗曾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
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 虞世南幼时从智永学书，得王氏家传，所以其书笔致圆融丰腴，外柔内刚，血脉畅通。
其作品在元代就已很稀少，今所见存从帖中之外，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
《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之一传为虞世南的墨迹。
（二）“心学大师”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宁波余姚人，明代重要的思想家。
因筑室余姚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
他所创立的学说不仅名满一时，并且左右了思想界几达百年之久。
他发展了陆象先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理学史上的一大流派—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他认为“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心明即是天理”，提出“致良知”说。
强调“知行合一”，要求把不善念头在内心活动过程中及时克服，但又从道德修养上强调不能只说不做，主张能行才是真知。
他的学说在明朝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称为“阳明学”。
起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三）“忠臣孤子”黄宗羲 黄宗羲，中国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
宁波余姚人。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
其父因东林党狱被阉党迫害而死。
崇祯帝即位，宗羲赴京为父鸣冤，被许为“忠臣孤子”。
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崩溃，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
他募乡民在余姚举兵抗清，时称“世忠营”。
鲁王政权授以监察御史兼职方之职。
兵败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
黄宗羲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史学造诣尤深。
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
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
所著《明儒学案》，搜罗极广，用力极勤，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在哲学上，认为气为本，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心即气，盈天地皆心也。
在政治上，他深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如无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
他还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
他精于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并将其所得运用于治史实践、辨析史事真伪、订正史籍得失，多有卓见，影响及于整个清代。
他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近千卷。
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史案》（迄今未见）、《明文海》、《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四）《明史》总修撰人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宁波鄞州人。
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
年轻时受业于黄宗羲，博览诸史，并潜心攻读《明实录》等史籍，尤为熟悉明代掌故，曾撰《明史稿》一书。
清康熙皇帝下诏纂修《明史》，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虽不署衔，不受俸，但实际上他是《明史》的总修撰人。
在史学上成就巨大。
（五）“京剧大家”.周信芳 周信芳，名士楚，艺名麒麟童，慈溪人，著名京剧演员，工老生。
出生艺人家庭，七岁从陈长兴学戏，并以七龄童艺名开始在杭州演出。
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曾演出《宋教仁》、《学拳打金刚》等新戏，抨击袁世凯等。
长期在上海演出，曾受谭鑫培、冯子和等影响；并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了许多剧目。
艺术上勇于革新改造，继承和发展了民族戏曲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影响很广，世称“麟派”。
代表作有《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等。
曾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
论著编为《周信芳戏剧散论》，常演剧目编为《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另出版有记录其舞台艺术的《周信芳舞台艺术》一书。
宁波帮是干什么的
宁波帮 名闻遐迩的“宁波帮”，是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
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
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 宁波商事之早追溯至公元前。
公元前222年，秦于三江口以东建置鄞县。
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
“五口通商”后，宁波的商业曾一度兴旺。
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编辑本段]宁波帮的历史 初显风流 姻亲帮姻亲，同乡助同乡。
长年在外埠经商的宁波人，通过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结成了商业群体，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宁波帮”。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
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 创业上海 书写上海港的开埠史，离不开“宁波”二字。
五口通商后，大批宁波人麇集上海，致力于创业活动，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各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
时至今日，上海高一半的市民家庭与宁波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
开拓香港 香港，中国另一颗“东方明珠”，同样流溢着“宁波帮”熠熠光彩。
从安子介提出经济发展理论，到包玉刚建立“海上王国”，从邵逸夫成为“影业巨子”到陈延骅成为“棉纱大王”，宁波又是与香港腾飞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
造福桑梓 l984年8月1日，北戴河。
世纪伟人说了那句令新老宁波人激动至今的话：“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话音所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的游子之心飞向春意盎然的甬江岸畔。
星转斗移，乡情不渝。
继老一辈“宁波帮”之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宁波帮”继承着报效故乡、造福桑梓的风范与传统。
目前，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30多万“宁波帮”。
他们不仅继续为家乡的公益、教育、医疗等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为故里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昭示了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
[编辑本段]宁波帮的特点 勇创大业。
有一句话说，无宁不市。
这说明宁波人的创业精神。
创业，既要有宏大长远的目标，又要有坚忍不拔的实干。
如同创建一座大厦，目标便是构建大厦的总体设计，实干则是建造大厦的钢筋砂石。
宁波地处海滨，田少人稠，在长期外出经商者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他们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还有的徙向海外，诸如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等等。
从这些宁波商帮的人生经历中，都可以发现宁波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闯大业的精神风貌。
在上海的发展历史中，宁波人创造了50多项第一，比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所等等，他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效桑梓。
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凡是有宁波人在外地从事实业的地方，几乎都有宁波同乡会的组织，这些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扶助乡亲，报效桑梓。
这种理念在宁波商帮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他们离别故土，走南闯北，艰苦创业，取得成效之时，不忘报效国家，不忘为故乡父老乡亲造福。
以邵逸夫的乡情为例，可以从他珍藏的“三件宝”中得到证明：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土制品，周围镶嵌着一圈稻谷，正中是谷粒镶成的两个字“乡土”，反面是一个“寿”字；一把银制的古式钥匙，上面刻着四个字：“桑梓钥匙”；一块石头镇纸，上面有邵氏先人的手迹。
至于邵逸夫的人生格言更为明确：“我要为国家富强多做些事情。
”他捐赠了10多亿资金，用于祖国各地的科教事业。
大气开放，勇创大业，报效桑梓，这也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浙江精神在一个区域的具体展现。
作为宁波人，我真诚祝愿宁波精神在推动宁波的经济发展、提升宁波父老乡亲的文化素养等方面，显示出强大威力。
苗侨伟跟汤镇业他俩人的资料
要全点的。
最好是‘五虎将’全的
《嵊联遗存》格言金马祗为身累；清泉白石尽可怡情。
——?王瑶【注】王瑶(504～578)，字道良金庭，王羲之七世孙。
博通坟典，长于词翰，僻嗜林泉，无心仕进，撰兹联为誓。
见《金庭王氏族谱》。
痴云蔽岳行人远；淫雨摧花白发生。
——宋?姚镛【注】姚镛（1191～1271
），字希声，号雪篷，又号敬庵，嵊县晋溪人。
嘉定十年进士，吉州判官。
以平寇擢守赣州。
绍定间忤帅臣陈子华，贬衡阳，撰兹联。
见周密《浩然斋雅谈》。
试看朱绂方来日；正是黄粱未熟时。
——明?卢鸣玉【注】卢鸣玉，字君式，居邑东隅。
崇祯丙子举人，庚辰登进士。
孝子。
尝叹曰：“国事至此，吾有老亲，当灌园撷蔬为甘旨计，毋贻母忧也”。
观政归省，口占兹联。
至邗江母卒，以不及面为恨。
见民国《嵊县志》卷十六。
愿持白节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孙。
——明?王禹佐【注】王禹佐（1590～1636），字之益，嵊城人。
天启元年恩贡，除保定府通判，分驻居庸关，司昌平三区。
崇祯九年移镇昌平州，清兵入关，与其子王国宣守城不屈，双双殉难。
谥“节愍”。
县城大有弄有王节愍公祠。
见《剡溪王氏宗谱》。
关节一毫无地入；公平两字有天知。
——清?徐匡居养无殊蓬户日；担当恐负秀才时。
——清?徐匡五斗米可以有为，倘为身家，安得人呼父母；一文钱不容苟取，若朘膏血，岂非自食儿孙。
——清?徐匡【注】徐匡，字汉衡，嘉定人。
举人。
康熙四十三年知嵊县，任五载。
催科不扰，讼减刑清，民皆赖之。
善赋诗，每公事至乡，过山水佳处即豪吟寄志，铭联于柱自警。
以上三联见民国《嵊县志》卷十。
消磨岁月书千卷；啸傲乾坤酒一壶。
——清?徐仲瑜【注】自题梯云书屋联。
徐仲瑜（1866～1939），字明泽，嵊县藏岗村人。
秀才。
王金发从之学。
有《盛世元音》《步月庐》手稿。
愁心雨滴碎；诗梦水惊回。
——清?王芝生【注】王芝生绍祥梦中得联，共讶为不祥，未几果卒。
见徐仲瑜《步月庐》手稿。
王芝生（1828～1866
），王景章子。
生于湖南零陵县署。
年十五回嵊。
邑廪生。
能文工诗，为月楼吟社祭酒。
竹篱茅舍梅三百；流水空山鹤一双。
——清?邢籀青【注】邢籀青洪书梦中得联，醒而不解，余曰：“君得母，和靖先生后生耶
”见徐仲瑜《步月庐》手稿。
治家在米盐以外；择友于直谅之间。
——民国?郑午昌煎茶煮饭扫地洗衣，自家有力自己做；学佛读书养花作画，终日如痴终日醉。
——民国?郑午昌暂可莫言当世事；不问行禅与坐忘。
——民国?郑午昌【注】郑午昌（1894～1952），名昶，号弱龛、丝鬓散人，斋名鹿胎仙馆，嵊县长桥人。
擅山水、花卉，尤长画柳树、白菜。
着有《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全史》等。
以上三联见郑午昌原作。
家从债积知钱贵；人到孤零感父恩。
——钱义余【注】钱义余（1905～1990），嵊县长乐人。
1930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
服务于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接桥梁建设工程。
后任厂长。
1958年任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总机械师。
晚年居杭州，为杭州退休工程师协会主要成员，爱好诗词，主持嘤鸣诗社。
忧父早逝，作斯联。
着有《西园吟草》。
世无豪杰与共饮；室有妇稚亦天真。
——胡兰成千载知己在史笔；一鉴江山传谦真。
——胡兰成花开今岁信；月照前生情。
——胡兰成【注】胡兰成（1906～1981），字蕊生，嵊县胡村人。
撰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受汪精卫夫妇赏识。
1940年任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后改任行政院法制局长。
1944年至汉口接管《大楚报》。
1950年经香港到日本。
1957年被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为教授，前往讲学。
着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战难，和亦不易》《禅是一枝花》等。
以上三联见台北薛仁明博客，胡兰成原作。
题赠行楷对联墨蛟飞上剡藤滑；苍璧碾成官焙香。
——宋?陆游【注】款：何绍基。
原句应是“墨蛟飞下剡藤滑”。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湖南道州人。
道光十六年进士。
咸丰初为四川学政，曾典福建等乡试。
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
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以书法名天下。
见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2010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赠吴德卿临流玩一天水月；启户见万里江山。
——明?杨秘图【注】杨秘图，名珂，字汝鸣，余姚人。
尝居秘图山，自号秘图，为阳明先生弟子。
善书法，有晋人笔法。
尝游台荡过三界，览始宁城隍庙，见吴德卿（名子乐，善擘窠书）题匾，心折之，诣门造访，盘桓二月，临行赠此联。
见《始宁吴氏宗谱》。
赠钱瀛救母能刲股；诚心可感天。
——明?王洪【注】钱瀛（1412～1488），字宗贵，嵊县琼田人。
读书知礼，天性孝谨。
母周氏久病不痊，瀛割股配药以进，服后病愈。
邑令许岳英嘉其孝行，赠匾“孝感”，悬于中堂，南畿王洪撰斯联。
见《钱王后裔在嵊州》第三辑。
题王顿宅石上种菖蒲，硬生根蔓；风前燃蜡烛，聊护烬光。
——明?徐文桥【注】此余姚名士徐文桥题王顿宅柱石联，高其清幽，亦怜其光景之凄也。
王顿（1505～1571），明代华堂人，读书知大义，尤娴礼节，天性廉洁，名士皆乐与之交。
见《金庭王氏族谱》。
赠石楼论交待续金兰簿；招隐行乘剡曲舟。
——清?吴熙载【注】篆书对联，款：石楼先生正之，熙载吴廷扬。
吴熙载（1799～1870），初名廷扬，又字让之、攘之，江苏仪征人。
诸生，为包世臣入室弟子。
善各体书，尤工篆、隶。
篆刻自成面目。
见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赠徐森仁罗浮雪月梅花梦；湘浦芝兰芳草思。
——清?杨乃武【注】篆书对联，款：森仁兄大人正可，子勋杨乃武。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四大疑案之一，家喻户晓。
案发前杨曾赴嵊县藏岗村访徐森仁，留此墨宝。
徐国兆藏。
预赠友人入泮此日龙门初变化；他年麒阁焕勋名。
——清?徐仲瑜【注】见徐仲瑜《步月庐》手稿。
赠美人神凝湘浦三秋水；鬓统巫山一段云。
——清?徐仲瑜【注】见徐仲瑜《步月庐》手稿。
赠徐仲瑜万里江山来眼底；四时风月助吟情。
——佚名【注】行楷对联，款：长洲贝蕴章。
贝蕴章，字达夫，江苏长洲县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浙江寿昌知县。
着有《琴鹤堂印谱》。
徐小波藏。
赠芝庭剡水扁舟四围明月；石林孤馆万本乔松。
——清?欧家廉【注】行楷对联，款：芝庭先生大雅属，顽夫弟欧家廉。
欧家廉(1869～1925)，广东顺德人。
清光绪甲午恩科进士。
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官、湖南道监察御史。
工书法。
1922年总纂《顺德县志》。
见香港淳浩拍卖有限公司2012夏季艺术品拍卖会。
书法对联周鼎商彝见蝌蚪；剡藤蜀茧照松烟。
——清?傅淦【注】傅淦（1844～1922），字笠泉。
当代史学家傅斯年祖父。
同治十二年拔贡。
少有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且精医术，擅武艺。
见《元明清民国老对联》。
篆书对联子猷泛舟求安道；微之鸣世亚乐天。
——清?李准【注】款：甲戌十月李准。
嵌名联，共嵌四个人名。
上联的子猷是书圣王羲之之子，安道是雕圣戴逵，王曾雪夜访戴。
下联的微之是唐代诗人元稹，乐天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后期与权贵同流合污，文学史上虽有“元白”之称，但成就赶不上白居易。
李准（1871～1936），字直绳，号默斋，四川邻水县人。
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
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隐居天津，以研究古篆字鬻书为生。
招牌对联薛涛新裁光迷五色；剡溪美制艳夺三春。
——佚名【注】旧时文具店联。
招牌对联虽无刘阮逢仙术；只效岐黄济世心。
——佚名【注】旧时药店联。
含两个典故。
东汉剡县刘晨和阮肇同上天台山采药遇仙，半年后返乡，人世间已经历七代。
传说远古岐伯与黄帝讨论医术，《内经》谓“岐黄之术”即指医学。
行书对联耕我心田，不虑尧汤水旱；出人头地，惟读孔孟经书。
——清?尹纯【注】款：巢云尹纯时年七十有一。
徐国兆藏。
赠吕寿名不向上天求富贵；却从平地作神仙。
——清?张鸣皋【注】篆书楹联，款：岁在壬午初夏，松云张鸣皋。
张鸣皋，字松云，甘霖镇东张村人。
工书法，精岐黄，好施药饵，人咸德之。
吕寿名藏。
体质如浑金璞玉；襟怀犹霁月光风。
——佚名【注】楷书楹联，无款。
吕寿名藏。
赠屠镜人自谓心无不平事；惟忧世有可怜人。
——清?曹鸿勋【注】此民国嵊县县长罗毅书赠江东村秀才屠镜人书法对联。
罗毅，字叔弘，湖南郴江人。
民国廿一年九月，随浙江省民政厅长吕遽孙来嵊视察，慕剡中山水，乞充嵊县县长，十月莅任。
赠丁煦堂苍藤翠壁疑无路；野花闲草各自春。
——民国?王石【注】行书对联，款：煦堂先生法家教正，硕夫王石书。
煦堂，即丁旭，又名谷音，嵊县苍岩人。
善书。
筑适庐，设诚明斋眼科诊所。
徐国兆藏。
诚意济人春不老；明心祛障日重光。
——民国?俞知鉴【注】行书对联，款：谷音仁弟雅属，俞知鉴撰赠。
俞知鉴，新昌五都人。
秀才。
孝子。
工书，以左书大草着称。
鹿山吟社成员。
徐国兆藏。
婆心参仝仙人秘；佛眼慧寂日月光。
——民国?冯易清(翊) 【注】行书对联，款：谷音先生医家惠存，冯易清书。
徐国兆藏。
赠德庐主人仲宣胸中有书万卷；长康家里惟画一橱。
——民国?商笙伯【注】行书对联，款：德庐主人正之，商笙伯年七十五。
商笙伯(1869～1962)，名言志，号安庐，长乐镇人。
清光绪三十二年任江西省湖口知县，曾为张香涛幕僚。
辛亥革命后居沪，专研国画。
解放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国画院画师。
见上海天衡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行楷对联嘉木随时皆入画；好山无面不当窗。
——佚名【注】款：张味真书。
王子懋藏。
草书对联曲水当轩绕；屏山抱屋围。
——民国?丁旭【注】款：辛未春丁旭。
徐国兆藏。
楷书对联山色且遥观，千岩竞秀皆图画；水声还静听，万壑争流亦管弦。
——民国?丁煦堂【注】款：甲戌夏丁煦堂。
徐国兆藏。
楷书对联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熟黄鹂鸣。
——佚名【注】款：晚香庄主人裘保彝书。
徐国兆藏。
楷书对联闲吟得句书蕉叶；酣醉停杯剪烛花。
——佚名【注】款：剡艇裘保彝书。
徐国兆藏。
赠延卿绿尊红袖诗人舫；铁版铜琶学士词。
——民国?屠兆朋快乐在于心情于2013-9-1 00:45补充以下内容：【注】行楷对联，款：延卿仁兄大人雅属即正字，古凤屠朋。
尹向东藏。
赠金宪章花放无人处；诗题有酒时。
——佚名【注】篆书对联，款：宪章二兄雅属，若园王孝检。
金宪章，崇仁人，“海上巨商”金禄甫之子。
王孝检 (1878～1968)，字邈达，号若园，白泥墩人。
博通经史，尤精《周易》。
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尊父命弃儒从医。
27岁在家乡行医，后至沪、杭，医名渐着。
1919年，在嵊县开办芷湘医院，自任院长。
着有《汉方简义》。
徐国兆藏。
赠祝三黄流可以用亭；彤弓乃为求贤。
——民国?王邈达【注】篆书对联，款：祝三仁兄大雅之属，若园邈达。
自题多情多义多儿女；不佛不仙不圣贤。
——民国?王晓籁【注】王晓籁（1887～1967），名孝赉，号晓来，嵊县白泥墩人。
岳父楼映斋。
光复会会员。
1927年策动闸北保卫团响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推为商界代表，任上海临时市政委员会主席委员。
后历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全国卷烟税局局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
在上海广收门生，为“海上闻人”。
王多妻妾，有子女30人，人称“多子大王”，民国三十年撰此联自嘲。
见《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王晓籁传略》。
赠企泉扶义日汲高；追颉天槎杪。
——民国?王晓籁【注】行书对联，款：企泉仁兄属，王晓籁。
见楚浩《官为轻，民为重
“海上闻人”王晓籁的文化情怀》。
赠楼景辉无尽波涛归学海；长春花木在词林。
——佚名【注】行书对联，款：景辉先生雅属，王晓籁。
楼景辉（1846～1923），字映斋，嵊县楼家村人。
清末任宁波纸行经理，后至上海创办锦华丝厂、萃华茶栈，在萧山合资办通惠公纱厂、合义和纱厂。
创办钱江、乍浦商轮公司。
见楚浩《官为轻，民为重
“海上闻人”王晓籁的文化情怀》。
赠金沅芗玉德金声寓于石；明窗大几净无尘。
——佚名【注】款：沅芗先生属书，徐生翁书。
金沅芗（1904～1984），又名金友生，嵊县实业家，金禄甫长孙。
曾先后开办过茶厂、蚕厂、酿造厂、织布厂，经营过银行信用社有关金融业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创办锦源丝厂，“金鼎牌”蚕丝享誉中外。
1951年出走香港，寄身寺院，研读佛经。
徐生翁（1875～1964），绍兴人。
一生以鬻书画为生，生活清寒而狷介自适，以布衣终天年。
嵊州市文物管理处藏。
题怀婴托儿所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何必尔为尔我为我。
——民国?王晓籁【注】20世纪30年代，王晓籁回故里，以巨资购绍兴东湖陶氏别业，设怀婴托儿所，撰联并书横帔“一视同仁”，一时成为越商提携同道、济世扶困的共语。
题金家施粥厂同是肚肠，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
——佚名【注】崇仁金禄甫（1886～1923）从补鞋匠成为“海上巨商”后，致富不忘济贫，晚年返乡后接管由父亲金昌运创办的“金氏养老堂”，收养孤寡老人；创办“因利局”，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给贫困者。
每至隆冬季节，开办规模盛大的施粥厂，布施附近饥民。
见《嵊讯》第十九期《书民初巨商金禄甫先生二三事》。
题黄胜堂百草园赤脚深山一园春色；遗产宝库百草活人。
——民国?张士楷百草园新金匮记；千秋人起李时珍。
——民国?张士楷题桑竹桃橘四园春霞蒸桃秋金铸橘；好竹香笋稀桑眠蚕。
——民国?张士楷夹水桃花修竹外；环洲橘树翳桑中。
——民国?张士楷【注】以上见《张士楷诗集》，2005年刊。
赠张味真池上鸣琴游鱼出听；林间宴坐百鸟衔花。
——民国?马一浮【注】张味真（1882～1967），名冶，石璜新沃人。
清末秀才。
善诗词文赋，尤擅七弦古琴与琵琶，所抚古琴乃朱熹旧物，琴背铭有“晦庵”二字。
1952年，因挚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马一浮邀请，携眷赴杭州任文史馆馆员职。
浙江省成立文联，被推举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赠侠壮梅花气骨；香草风流。
——民国?钱师廉【注】款：侠壮仁兄有送，师廉。
钱师廉，字味葭，号味竹居士，嵊县长乐人。
举人。
曾为阳山学堂国文教员。
善墨竹，能书，精篆刻。
赠一月先生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识得读书头已白；远取诸物反求诸已，之于至善火纯青。
——民国?一月【注】一月先生撰，谢冠生书。
见《嵊讯》。
赠马寅初枳棘成而刺；担黎食之甘。
——郭沫若【注】马寅初（1882～1982），嵊县浦口人。
着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着有《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人。
着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
赠某报秉直笔而匡时，忍看五大部洲，终不脱野蛮专制；凭良心以立论，渴望中华民族，早同赓真正共和。
——民国?谢震赠汪医师施抢救人，着书传后，更喜玩虫鱼花鸟，都教畅遂生机如君者，为大慈善家，亦真快乐派；倦游息影，借寓养疴，度讲求内服外治，窃愿潜攻医学于我乎
订金兰雅宜，占桃李春风。
——民国?谢震赠竞雄女校极平等时期息争竞；真文明社会无英雄。
——民国?谢震【注】校在上海，以秋瑾之号“竞雄”为名，由革命党人王金发、姚勇忱创办于1912年7月。
1913年春，秋瑾莫逆之交徐自华任校长。
以上见《先烈谢震遗着》。
赠金文镛书学杨大眼；文法古尖灵。
——民国?宋澄【注】宋澄（1894～1973），即宋洪波，嵊县甲秀坂人。
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一师上校参谋主任。
1933年任第八军少将参谋长。
1938年调任军委会少将参议，未赴反乡，以习书赋诗为娱。
1958年入狱。
1973年病死狱中。
见《嵊讯》。
赠尹桂芳桂子香飘怡红院；芳名永暎汩罗江。
——田汉【注】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
着名剧作家。
兹联称赞越剧艺人尹桂芳在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屈原》两部戏中，成功塑造了贾宝玉和屈原的艺术形象。
尹桂芳藏。
呈朱西宁隐隐王气杂兵气；迢迢文星是客星。
——胡兰成【注】民国六十五年(1976)，胡兰成自华冈迁居朱西宁家隔壁，撰此联以赠。
朱西宁(1926～1998)，原名朱青海，江苏宿迁人。
曾就读杭州国立艺专。
后投笔从戎，1949年随军去台湾，先后任陆军上尉、上校参谋等职。
为台湾文坛蜚声海内外的着名作家。
见胡兰成《闲愁万种》上卷之《幽怀记》，长安出版社，2012年。
庆吊类庆贺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新华日报》社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合贺【注】抗战期间，马寅初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因之被捕关押在贵州息峰集中营。
1941年3月30日，重庆大学商学院学生借庆祝马寅初六十寿辰，掀起了着名的“祝寿运动”。
贺升平歌舞台开馆升平世界倒也清雅；歌舞场中还是的笃。
——民国?竺鸣涛【注】1919年冬天，开元人周麟趾率“小歌班”男班四十余人三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重建华兴戏院，更名升平歌舞台。
竺鸣涛（1896～1969），字明道，竺绍康之子，嵊县灵鹅人。
曾留学日本，黄埔军校三期毕业。
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及第二、三处处长，第三厅总务处长，浙江保安处长兼保安副司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9年去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后任“经济部”顾问。
贺宋添龄先生九十寿矍铄堪羡颁白叟；弯弓始壮楚邱生。
——民国?宋洪波寿味真八十联牙琴愧听，韩马许前，风义平生半师友；殷裸是将，商芝可罢，人文安养寿湖山。
——民国?张士楷九十寿联剩记仙长花果换；时娱鹤老子孙归。
——民国?张士楷【注】以上三联见《张士楷诗集》。
寿吉田七十生辰大人德同小儿戏；今岁花开去年枝。
——胡兰成【注】吉田茂（1878～1967），日本前首相。
其前半生为外交家，以亲英美而干涉中国内政而闻名。
后半生，以坚毅而充满智慧的表现就任五次首相，长达7年之久，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巨人之一。
见薛仁明编《天下事，犹未晚 （胡兰成致唐君毅书八十七封）》，尔雅出版社，2011年。
贺婚贺吕凤至纳妾鱼门跃浪谈孙子法；金屋藏娇祝太公年。
——民国?吕调令【注】吕凤至，字景陛，嵊县雅安人。
咸丰十年(1860)生。
光绪十五年武进士。
为营团守备，浙闽全省提塘守备。
年六十七纳妾，生一女，今居甘霖镇。
吕调令，又名乔至，吕凤至族弟，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
曾任北伐军第八军六师军法处长、常山县公安局长。
见民国《嵊县志》。
贺刘曾两姓连姻刘阮入天台，正逢月夕花晨，有约神仙成好会；曾颜游洙泗，方拟升堂入室，莫因粉黛误操修。
——民国?郑煜卿【注】郑煜卿（1873～1939），字寅，晚年自号求实斋老人，湖南邵东县人。
秀才。
塾师。
着有《求实斋文集》《求实斋诗撰对联集》。
赠何阆仙君哲嗣东初与张女士结婚设保姆传习，禀婚礼改良，阿翁姑算是绍属新学界初祖；化儿女痴情，作英雄侠气，小夫妻勉为中国廿世纪伟人。
——民国?谢震贺黄干警察所长与袁湘卿女教员结婚女担教育，男任治安，今夕订同心，同尽本乡义务；结自由婚，行文明礼，公堂成好事，好为中国新民。
——民国?谢震贺陈君与某女士结婚国事漫萦怀，难得好逑逢淑女；人生且行乐，恰宜元夜结新婚。
——民国?谢震绮席笙歌皆大欢喜；璇闺琴瑟真正共和。
——民国?谢震客到酒初浓，鹦鹉能歌金缕曲；月圆花正好，嫦娥应妒洞房春。
——民国?谢震婚联百年美眷谐今夕；两地相思诉昔时。
——民国?谢震由来好事多磨折；毕竟良缘难解分。
——民国?谢震应知并枕难成梦；闲话双星未渡河。
——民国?谢震【注】以上见《先烈谢震遗着》。
哀挽挽嵊县知县严思忠如公无恙，携斗酒从之，相与寻鹅史书楼、鹿郎亭埭；怆我此行，掉扁舟归也，忍再读青枫祠记、黄绢碑文。
——清?朱彭年【注】同治九年二月，嵊县知县严思忠，为天台一庞姓发疯剃发匠所杀，并杀一女一妾。
时富阳朱彭年莘潜主纂《嵊县志》，挽以联，皆用剡中故实。
见胡君复编《古今联语汇选》(四)。
挽嵊县知事石治棠伟哉公
殆衡岳降灵乎，溯壮岁投笔从军，是入关景略，是杀贼修期，是平苗孔镛，是磨楯荀济，尤莫若烽火倥偬，是杜老吟诗，每饭不忘君父，廿年巾需次宦途，浩浩落落其襟期远出风尘，别无长物，只玉华留剰一编，挂帆自镜水飞来，怀刺灭正平之宇，奉舆无潘岳之亲，刚看竹马欢迎，喧传郭汲，待使君判事余闲，好向子猷桥畔，仲若堤边，分付奚奴拾佳句；悲夫民
其云霓失望矣，自我侯下车莅治，如刘宽用刑，如信臣折狱，如萧何约法，如张汤剔奸，更欲为士林培植，如文翁化蜀，有心计及膏油，数日前叨陪讲舍，恳恳勤勤于吾辈洞开肺腑，如此好官，在剡川未竟两月，飞舄傍君山归去，王褒废蓼莪之章，惠连杳池塘之梦，可奈芦帘步韵，盼断孟光，闻此日噩音递到，忍从九嶷峰头，三湘江上，凄凉故国远招魂。
——清?马履鉴(照青)苗狼凯唱已廿余年，游宦寄孤身，诗咏玉华，共识曼卿是仙吏；竹马欢迎才五十日，与公惟一面，琴停剡水，徒教王粲泣遗碑。
——清?章毓才(啸修)【注】章毓才，剡山二戴书院掌教。
诗学有渊源，昔桂华，今玉华，异曲同工千秋绝唱；素心如冰雪，家湘水，官剡水，名儒仙吏两地传人。
——清?张肇东(杏春)公此来民社所关，闾俗采风，不为半江鲈鱼来；今而后吟魂如在，青松江树，好寻一幅画图山。
——清?屠兆鹏(乔云)【注】屠兆鹏，字古凤，号乔云，晚号了道人，嵊县禹溪人。
廪生。
究心六书，工诗文，擅画竹。
公多诗兴，待来春判事余闲，携斗酒双柑胜迹好寻戴仲若；生抱穷愁，叹半世宦途坎坷，知独醒人醉心期可诉屈灵均。
——清?赵荣恩(苇香)【注】赵荣恩，即赵树诚，嵊县桃源乡人。
清末诸生。
鹿山吟社发起人之一。
光绪十八年重建迎恩亭。
着有《宾主集》。
天姥云边，剡溪月下，知我公清梦频游，讵缘积牍心劳一病，负名山竟尔玉华成绝笔；郢中雪白，江上峰青，问旧侣招魂何处
此后荒城洒泪三生，寻片石谁从岳麓证前因。
——清?郭庆嵩(兰余)【注】郭庆嵩，嵊县石砩人。
鹿山吟社发起人之一。
南社社员。
曾任民国《嵊县志》分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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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10处细节描写与点评。
THANKS
内容 提要：讽刺 艺术 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 发展 、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
《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 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 自然 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讽刺艺术 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 中国 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
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
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
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
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
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 政治 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
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 教育 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
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
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 时代 。
二、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 《围城》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如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 历史 上之 影响 及其学术报告。
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
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
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
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
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 政治 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
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
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
从 中国 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
典故的 内容 除文学之外，还涉及 哲学 、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
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
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
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
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
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
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
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
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
又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
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
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
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 艺术 性。
德国有一位 哲学 家柏格森，在一篇谈《笑》的文章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
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
《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
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
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
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
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
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 社会 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
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
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四、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
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 分析 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 中国 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
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
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总之，《围城》的讽刺 艺术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 社会 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
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 中国 现代 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