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的作为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宪宗庶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佑杬次子。
因此张皇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1521年（嘉靖元年）--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在位，（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其孙子明神宗），年号嘉靖，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父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史称“大礼议”之争。
早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
后期崇信道教，并痴迷于炼丹，致使后来发生“壬寅宫变”，之后不再理政。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驾崩，终年60岁。
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葬于北京明十三陵之永陵。
请问我国的外交关系分为哪几种
相互之间有何区别
我们国家和别国的外交关系不外乎四类，具体解释如下： 1、正式外交关系 也称为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双方互派常驻使节为主要特征。
2、半外交关系 也称为不完全的外交关系，以双方互派代办级外交使节为主要特征。
3、非正式外交 其特征是两个没有正式建交的国家直接进行外交谈判，并互设某种联络机构保持相互接触。
4、国家间外交 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来实现，但是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通常是通过互设使馆来实现的。
国家之间也可通过直接接触、签定条约和换文的方式，建立外交关系。
儒家文化的精髓是自强不息还是他强不息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什么是五伦，十义，四维，八德，三达德，三纲五常
【五伦】五伦，即古谓君臣、父子、兄弟妇、朋友五种人系。
用忠、孝、悌、忍、善五伦”关系准则。
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 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 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 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 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
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是狭义的“人伦”。
古人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
孟子认为：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人伦中的双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规矩”。
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以礼给他们相应的待遇；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
人伦一词，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书中载，上古时候，人们“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在《尚书.尧典》中，已有“慎徽五典”的说法，即要以五种美德教导自己的臣民。
据《左传》解释，“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后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增加了君臣关系。
最后由孟子在整理和总结中国以往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全面地概括了封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这五种基本的道德关系，并提出相应的道德规范。
【四维】:“是指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这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
【三达德】:“知、仁、勇”为三达德。
在此基础上提出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一系列德目。
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或母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后人综合先秦儒、法诸子的思想，提出“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仁就是宽厚，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
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
“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
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
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
“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
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
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四维八德的含义】 “四维八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国粹，我们的根。
丢掉了自己的根，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国父孙中山先生创中华民国，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其所寓意义即是：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襟五粒纽扣是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服饰的设计中寓有治国的大道理。
主席在建国初年就开始惩治腐败，曾说过这种足以振聋发聩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四维八德”。
它构筑了炎黄子孙道德准则的基石，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美德，是我们可以骄世的国粹。
细细品思，它们当中没有一点糟粕。
它从来都不是封建伦理，它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的精髓。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而巍然屹立，就在于她的人民有着优秀的文化传承，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纯正的荣耻观。
古圣和先贤，为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精神境界。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志士气节，“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先烈情操。
激励着无数人为正义、为自由、为尊严而前赴后继。
今天国运的昌盛、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尊严，都是与中华文明息息相通的荣辱观联结在一起。
因此，人们的具有正确的荣耻感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灭，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
举国之人皆知可为和不可为的道德标准，国人皆有荣耻心，中华民族才会避免蒙受耻辱。
【四维的含义】礼是什么
礼是文明礼貌，知书达理，为人的素养。
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
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
”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
礼是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条理，故有礼为贤士：执礼为恭人。
礼应从「坐立、进退、辞让、对答」做起，表现在「尊亲、敬长、敦戚、睦邻」的行为上。
义是什么
义是公道正义，讲诚信，重友情，大义秉公，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不搞阴谋诡计。
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
义是伦理不坠的支柱，是充盈精神的源头；所以要植义于心，高擎正义之火炬，消灭妖氛于无形。
廉是什么
廉是清廉，高尚，无私无欲，不贪不占，洁身自好，奉公为民。
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
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
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
廉确能提升人品、清明吏治，况金钱乃身外物，生未带来、死不携去，何苦做金钱奴
设网自缚呢
倘能崇尚勤俭、廉约节用，岂不快活
耻是什么
耻是羞耻心，是做人的最起码的底线，否则，就不配做人。
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
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
故知耻为君子，不知耻为小人；知耻必忠必孝，不知耻不仁不贤。
故我们青年人势须以无耻二字以誓心，雪耻二字而奋斗——抱冰踏火，为民前锋，刷清涂在中华历史上的血污
振我国魂、隆我国运
【八德的含义】 八德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儒家三达德思想：《论语》提出的“智、仁、勇”君子人格论 【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中庸》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三达德”理想人格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1.仁乃全德之称。
其本质为“爱人”，它有两条原则： （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爱人”首先要从“自爱”开始，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
《大学》 在“自爱”、“自敬”的基础上，将“自爱”推展到爱、敬自敬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即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亲”之爱。
将“亲亲”之爱贯彻于治国之中，即是实施“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
2.智即是明。
儒家所谓“智”，就是一个“明”字。
智即是明也。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 “智”这一概念作为道德论的范畴，就是明是非，辨善恶。
“智”这一概念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就是识利害，明事理。
“智”还要求君子善于知人。
3.勇者不惧。
儒家把“勇”分为“德义之勇”和“违义之勇”两类。
宋明理学家把“勇”分为“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类。
4.结论。
（1）“三达德”理想人格论主要是以“仁”为核心，是从“仁爱”角度立论的。
所以，它过分地强调了“仁”的主导性，而忽视了“智”和“勇”的相对独立性。
（2）从“智”与“勇”的内部结构看也是有缺陷的。
“三达德”的理想人格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片面性的道德型人格”，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完全适应的人格模式。
儒家“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也具有永恒的普世性，含有许多人类共有的高尚道德，为构建现代儒商人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
三纲、五常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最早渊源于孔子。
何晏在《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中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
”。
这种名教（名份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
出处:《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何晏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十义】 我国古人非常注重十义，认为是每个人都要遵从，不可疏忽的事。
什么是十义呢
就是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十种美德。
《三字经》中对十义的说法是：“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礼记?礼运》里。
十义则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翻成白话就是：父子之间，要注重慈爱与孝顺。
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
兄长必须友爱弟弟。
弟弟应该恭敬或者尊敬兄长。
交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长幼尊卑的次序。
朋友相处应该相互讲究信义。
君主要尊重臣子。
臣子应该忠于君主。
这是种恰当的行为准则，人都应该做到。
概括起来就是：父慈子孝，夫和妇随，兄友弟恭，朋谊有信，君敬臣忠。
《五月的鲜花》的歌词是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历史意义】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
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
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
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
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
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
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
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犹太起义领导人“晨星之子”西门详细介绍
西门于公元32年在领导了一次奋锐党起义，反抗总督彼拉多。
结果他被希律-一世判为非法，后来西门策划暗杀了他。
奋锐党的西门虽然也是的使徒之一，但以狂热份子著称。
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是犹太最高评议会的长者和罗马当局的怀疑对象，正是这些人审判了。
玛利亚·抹大拉是虔诚的教徒，并且是西门（拉撒路）的亲戚，一直被怀疑是奋锐党的一员。
请介绍一下德国统一过程
1990年10月3日0时，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重新统一1990年10月3日零时，对于8000万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
这一仪式向全世界宣告，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重新统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
1955年又分别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德长期相互对峙。
1989年底，民主德国政局发生激烈变化。
1990年3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上台组阁，两德政府正式谈判统一问题。
5月1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规定从7月1日起，两德都使用西德马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实行西德的劳动法规。
8月31日，又签署了关于两德实行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
规定民族恢复1952年7月行政区划改革前的5个州建制，东西柏林合并成一个州，于10月3日按西德《基本法》集体加入联邦德国。
9月12日，两德外长又与美苏英法外长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使德国的统一得到前战胜国的同意。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实现统一。
12月2日，全德举行议会选举。
基督教民主联盟获胜，科尔任统一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理。
背景资料：德国分裂与统一大事简记 进入70年代，东、西德双方敌视、对峙态度有所缓和。
1972年5月26日，东、西德政府在柏林签署第一个国家间条约，即关于运输和交通的总协定。
1972年12月21日，西德和民德签署《两国关系基础条约》，确定东、西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之间的正常的睦邻关系，“互设常驻代表机构”等。
1973年9月18日，东、西德同时加入联合国。
进入80年代，随着世界及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两个德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演变。
1984年2月，西德总理科尔和民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莫斯科会晤并发表声明，强调两个德国的和平共处对欧洲发展起着有利作用。
1985年3月，科尔和昂纳克在莫斯科再次会晤，称双方愿在1972年两德签订的《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决不允许从德意志土地上再次爆发战争。
1987年9月，昂纳克首次访问西德。
1988年9月14日，东、西德再次达成包括过境、扩建高速公路等协议，进一步发展相互交通往来。
1989年3月30日，民德宣布从4月1日起放宽民德人去西德旅游的条件。
1989年8月起，大量民德公民涌入西德。
1989年10月18日，昂纳克总书记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总书记职务。
11月9日，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国边界。
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实行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
1989年12月19日至20日，科尔总理访问民德，两德领导人商定双方之间将建立以经济合作为中心内容的条约共同体。
1990年2月1日，民德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四步方案”。
1990年2月7日，西德政府向民德建议立即开始有关货币联盟及经济改革的谈判。
13日，莫德罗和科尔在波恩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在欧洲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两国还就建立货币联盟专家委员会达成协议。
1990年2月13日，美、苏、英、法4国和两德外长在渥太华商定，举行“二加四”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有关统一的“外部问题”。
1990年2月18日，民德大选揭晓，德国联盟获胜并组阁。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出任总理。
1990年5月18日，两个德国签署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7月1日，该条约正式生效，西德马克取代民德马克，民德在货币、经济和社会领域全面引入西德的现行法律制度。
1990年8月2日，两德政府草签了选举条约，决定于12月2日举行全德大选。
1990年8月23日，民德人民议院特别会议通过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的提案。
1990年8月31日，两德政府签署关于实现政治统一的“统一条约”。
1990年9月12日，苏、美、英、法4国和两德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第四轮“二加四”会谈并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条约对统一后德国的边界、军事政治地位、结束4大国对德权利和责任、统一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等作出一系列规定。
1990年9月21日，两德议会批准两德统一条约。
1990年10月1日，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两德外长们在纽约签署一项宣言，宣布停止英、法、美、苏4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统一。
1990年10月3日，吴学谦副总理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韩培德时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
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德国统一将有利于欧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国过去同两个德意志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今后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中德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