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作业 日记 用诸子的眼光审视现实
先了解他：先秦诸子选文概述整理：福建省安溪第十一中 李夏蒲 一、设先秦诸子选修课的宗旨（即意义：四个有益于）设先秦诸子选修课的宗旨“认同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眼光审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局限。
”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教育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先秦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学派，他们的论著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对后世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开设《先秦诸子论著选读》课程，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进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好学深思的探究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吕思勉先生说：我国学术，只有先秦时候的诸子百家之学纯为我华夏民族的自创。
先秦诸子创造了那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并且深刻影响了身后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先秦诸子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
所以开设这门课程，1、有益于提高学生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加深学生对优良传统的热爱，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先秦诸子尤其是其中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以道德为立身行事自处处人的根本，是道德人格思考和培养方面的大师。
所以，开设这门课程，2、有益于启发和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使人格健全地发展 先秦诸子对社会人生各方面的问题，有异常敏锐深刻的洞察。
他们或者教人以种种智慧的、积极的方式因应社会人生问题，或者启发人们对种种社会人生问题进行反思。
这些睿智的思考现在看来仍然富有引导和启示意义。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 卫灵公篇》“面对着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
>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 人也经常尊敬他”），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
比喻事情的成功，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所以，3、有益于培养和加强学生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
先秦诸子散文原创性之强、哲思之深、风格流派之多、影响之远，它们都是空前的绝后的。
学习先秦诸子的文章，可以得到独特的享受，——一种将感性与理性深刻融合在一起的享受。
丰富学生的思想智慧，开启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其经典论说可资援引，其奇妙优美的表达可资借鉴。
所以，开设这门课程，4、又有益于提高他的写作能力。
二、“百家争鸣”和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宗法制动摇，兼并战争频仍、政治风云多变。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士阶层空前活跃．有的聚徒讲学、有的游说各国。
诸侯卿相争相养士，以招揽人才，壮大目己的势力，而贤能之士也借机献计献策，陈述己见。
如战国中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各派学者荟萃，竟达上千人，他们论学议政，著书立说，盛况空前。
先秦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简称，它相对于经学、史学子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是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研究这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使当时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
这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
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
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
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先秦诸子思想流派和代表1、儒家（孔丘、孟轲、荀子）、2、法家（韩非、李斯、管仲、商鞅）、3、道家（李耳、庄周）、4、墨家（墨翟）、5、杂家（吕不韦）、6、名家（惠施）、7、兵家（孙武、孙膑）、8、农家（许行）、9、纵横家（苏秦、张仪）、10、阴阳家（邹衍）。
（2）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有《论语》、《老子》和《墨子》，它们多为语录体，语言简朴、警策。
第二阶段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由语录体向对话式论辩文和专题论文过渡。
它们都论点明确，说理透彻，层次清楚，文辞生动。
第三阶段是战国末年，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它们有代表性的文章都是长篇专论，逻辑严密，结构缜密，文辞富赡。
先秦诸子散文各抒所见，畅所欲言，不仅思想深邃，富于哲理，时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而且包含许多寓言、故事、神话，显得生动、形象，各具特色，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
这就使它不仅在恩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后代优秀散文家无不从中多方汲取营养，获得借鉴，然后再自成一家之言。
下面就几部主要著作的艺术特色作简要的介绍。
《论语》的突出特点是文字精，质朴含蓄、概括力强具有格言的韵味。
例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就不仅是对松柏的赞美，而且蕴含着对坚强性格的歌颂，给人以美感，后来成为历代诗歌绘画的重要主题。
《论语》的另一特点是通过对话和行动来展示人物的神情风貌。
就整部书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形象。
《孟子》仍为语录体，但有很大发展，它词锋犀利，气势充沛，感情强烈，长于论辩。
论辩方式灵活多变，有时采用设问方法，单刀直入，步步进逼；有时掌握对方心理，欲擒故纵，因人入彀；有时运用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辩论是非。
《老子》仅五千字，句式整齐，多用韵语。
《庄子》的突出特点是想象奇幻，行文汪洋恣肆，富有诗意。
如《逍遥游》关于鲲鹏的描写，《秋水》关于河伯望洋兴叹的描写，都是意境开阔，蕴含哲理而又具有抒情意味。
《墨子》文词质朴，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理说理。
如《非攻》从“窃桃李”、“攘人犬豕鸡豚”等日常生活事例引出“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的原则，然后根据这条原则论证攻国之大不义，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荀子》《韩非子》都是战国末期的著作。
《荀子》朴实浑厚，严整精密。
《韩非子》锋芒锐利．说理透辟，表现出法家的严峻峭拔。
用寓言故事帮助说理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共同特点，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运斤成风”，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
有些寓言往往能用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人物，突出他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描绘人物的手法，对后代散文以至小说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百家争鸣促成了诸子散文的蓬勃发展。
这不仅反映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文体形式上。
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尚属简短的语录体，《墨子》沿用语录体，但议论成分增多，以适应争鸣的需要。
不过，这种议论尚较质朴。
到了《孟子》，论辩色彩加浓，行文显得繁富而又曲折。
《庄子》开始突破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到了《荀子》、《韩非子》则不再用语录体，而成为专题论文。
诸子散文这种由简到繁，由语录体到专题论文的演进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积极作用。
课本编排了7个单元，涉及《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七部著作，所有选读作品，都以专题的形式出现。
《论语》选读和《孟子》选读都是本教材的着力点。
其中，《论语》以全书仅1万1千字的数量，就占去了本教材选读四分之一的页码。
所以，《论语》的教学又为本教材的重中之重三、关于孔子和《论语》的简介：1． 孔子在中国是个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的人物。
老百姓叫他做孔圣人，读书人称他为孔夫子，历人皇帝给他加过许多封号，汉平帝时封“褒成宣尼公”唐代加封为“文宣王”，元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世祖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其中以“大成至圣文宣王”最显赫，以“至圣先师”最为人们所熟悉。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出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
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孔子更是伟大的思想家。
他提出了一整套仁学理论，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富有人文特色的哲学体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在中国哲学的总体面貌，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未来人类的新救世主：“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
他一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仁义，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残暴统治，反对武力征伐，同情人民疾苦，具有一定的开明态度。
孔子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被尊为圣人。
并在晚年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2．《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共二十篇。
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其体式归纳起来有：语录体（也可称格言体），仅指明是孔子的话，不写出说话的环境（包括说话的对象），内容大多是关于学习、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的一般原则；对话体，记录孔子对弟子（或其他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它写出了提问者的原话，但没有写谈话的背景；叙事体，其中多少有一点情节，但也往往是以记录孔子的话为主。
南宋时，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
列举《论语》中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名句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3.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5.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6.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7.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9.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10.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1.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2．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四．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爱人。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1、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
2、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
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
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
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
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
为儒家的五常之一。
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
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不人改变父亲的道，就可以称得上孝了），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
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问丧》：一点水都不喝，三天不生火做饭。
），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
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
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
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万代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另：杂家：是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
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
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
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
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名家惠施的“遍为万物说” 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
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
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
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
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
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 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 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
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语录翻译(大学语文)
轴心时代与诸子语录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国教材由于长期来使用单一的发展理论，往往有失公正，不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本文尝试引入文化学上的“轴心时代”理论，揭示出先秦诸子思想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关于先秦诸子百家的背景，目前国内许多大学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①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变化急剧”。
这显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人类社会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按照这种理论，先秦诸子百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因为那只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时代的思想，封建时代今天早已超越，而且还应该受到批判。
所以教材说“（诸子）有些见解因受历史的局限而带有明显的封建印记”（p1），“从总体上讲，老子的哲学思想带有唯心色彩”（p5），“有论者以为，老子是以退为进，从利己主义的立场来对待辩证法”（p6），“从主观上讲，孟子提倡‘仁政’，有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的意图”（p47），“孔子（关于世界大同）的这一理想固然反映了他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和想改变现实的意愿，但在小生产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这种理想，实属无法实现的乌托邦”（p47），墨子倡导“兼爱”，“这反映了当时一般劳动人民和小生产者改善生活的愿望。
动机可嘉，但却不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p48），庄子“对一切功名的绝对否定也会导引人们消极避世，逃避应负的社会责任”（p16）……这样的评价，显然不利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所以有必要换一种历史的眼光。
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理论视为惟我独尊，而且即使马克思在划分历史时，也不是仅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一种，比如，他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就以“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的标准把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也要与时俱进，人类历史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划分方法。
我注意到如今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轴心时代”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传统、继承传统也许是一个更好的理论框架。
二“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又译作“枢轴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这本书中提出的。
他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时代可以称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
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1．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地理横亘，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
但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突然发生了一种飞跃，形成了现代各主要文明各自的文化轴心，使得各个不同民族都“获得了全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人类从此被“一个共同的起源和目标”联结在一起。
这种时间上和内容上的巧合，让几代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
2．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问题，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②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化重新燃起新光辉，从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③中国文学史上多次掀起的“古文运动”都提出“宗经明道”的口号。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有人不承认与轴心的关系（如王蒙说：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
又何须重建呢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回到了“轴心时代”，从周易等著作寻找思想能量（如“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人要懂得约束自己的欲望，不能在物质追求方面贪得无厌）。
甚至我们的主流文化也在不断回归轴心寻求治国方略，比如“以德治国”、“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都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化轴心的回顾。
3．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在形成一次新的“轴心时代”，或者称“第二次轴心时代”。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相当的警惕，假如我们在今天处处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现实下，贸然抛弃中华文化的“第一次轴心时代”，而接受“第二次轴心时代”的说法，是不是会重新导致“西方中心主义”
况且，是否真的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需要较长的历史来验证，“轴心”的意义在于其向着后世辐射，我们不能贸然判断一个缺乏历史发育的“点”已经是“轴心”，当年的“时代”不是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教训吗
所以，我认为“轴心时代”理论最具价值的部分还是其第二个要点，即轴心的回顾和辐射。
从这一理论推论，先秦的意义就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人类文化的划分就不是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是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后轴心时代（轴心辐射的时代）。
今天，轴心的火焰依然没有熄灭，轴心的能量依然在辐射，这是我们依然要学习先秦经典的理由。
三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从而发生重大的转折（“轴心理论”称之为“超越”），成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
但是轴心不是突然形成的，所以还要讲到春秋战国前的殷商西周之际（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即所谓“前轴心时代”，这个时候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大的转折，即从神本到人本，从君本到民本。
中国社会发展到商代，还一直是一种“神本”社会，《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为了祭祀鬼神，商统治者大量地杀生，遭致人民的怨恨。
而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即不忍杀人父子④，又能从商的覆灭中汲取教训，认识到“惟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
《左传·曹刿论战》所记的那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正处于“轴心时代”初期，也深刻反映了前轴心时代对于轴心时代人们观念的影响。
其第一段： 十年春，齐师伐我。
公将战。
曹刿请见。
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
”从这一则记载中我们看到，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已经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少数的统治者（“肉食者鄙”“小惠未徧”），也不是天上的神（“神弗福也”），而是人民，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可以一战”。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
而曹刿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通过他来反映这种观念的变化，更说明这种观念在当时已经普遍深入人心。
“轴心时代”一方面肯定了“前轴心时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一方面又有重要的超越。
周人把眼光从天下转到人间，于是制礼作乐，安排人间秩序。
然而仅仅到了东周，这个人间秩序就开始毁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使“轴心时代”的文化精英们认识到仅仅注重现实世界的秩序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秩序。
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
于是把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这是一种精神的境界，一种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人正是在这种终极追求中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我们在孔子关于人的伦理道德、人的自身修养，尤其是关于“仁”的表述中都看到了这样的思想。
其他诸子的思想精华部分也无不在于此，比如庄子的《逍遥游》，看似在追求一种永远无望的目标，其实正是暗示着人的生命发展的无限性、终极性与完美性。
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学习《先秦诸子语录》，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四下面我们用“轴心时代”的理论来分析教材中几则先秦诸子语录。
孔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
《论语》，儒家学说经典，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纂而成。
《论语》，书名，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论者，纶也，轮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也就是说，“论语”的“论”字有经纶世务圆转如轮的意思，而这正暗合了“轴心”意象。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这三则语录看似是在讲学习，其实讲的都是人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做人功夫。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学习知识是道德修养的基础，如果不学习，连做人都会“罔”，都会“殆”，还谈得上什么治国平天下呢。
所以教材把包括孔子这几则语录在内的先秦诸子语录都编辑在“品格·胸怀”这一个大单元，是有道理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而人的学习和修养是永无止境的，也就是“轴心超越”关于终极追求的认识。
这不能不令人发生一种紧迫感，所以孔子来到川上，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孔子把这种终极追求概括为“仁”，认为君子一刻也离不开仁，匆忙急促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这样。
为了“仁”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孔子自己是如此，他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学，无论是陈蔡断粮也好，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好，都能够始终不改其道。
他还用这个标准褒贬学生，说：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雍也》）什么是“仁”
教材说仁就是爱，这个解释过于简单，它还应该是精神领域的一种终极追求（“轴心时代”理论称此为“内向超越”），包括人的全部道德意识和理想情操，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修养，从这个修养出发，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克己复礼”。
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再说《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相传为老子所著。
老子，春秋末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
据说生年略早于孔子，故有孔子问老之说。
从表面上看，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不同，儒家主张克己复礼，恢复人间秩序，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回归自然。
但从“轴心时代”理论看，他们又是相通的，即都是认为在我们通过感官和智力所了解到的现实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努力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个精神境界，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仁”，用老子的话来说则是“道”。
我们常人对于世界的知识常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常识，而“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道”的世界里，许多现象许多知识都和现实世界不同甚至相反，所以，要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必须要有辨证的眼光，认识到世界的多维，不但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但要看到它现实存在的一面，还要看到它超越的一面。
《老子》一书就充满了这样的机智和辩证法思想，《老子》可以说是最早对我们民族精神进行辩证思想启蒙的一个读本。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老子》第二章）“美”与“恶”是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两种现象，所以老子在第一章开宗明义之后，第二章便举出这一对现象来进行讨论。
我们所看见的现实中的美真的就是精神世界的美吗
我们所看见的现实世界的恶真的就是精神世界的恶吗
老子点到即止，引而不发，我们可以到庄子那里看故事。
比如《庄子》中有一篇《马蹄》：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
”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
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对马进行修饰，在天下人眼里，恐怕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而庄子则认为这是最最丑恶的事，正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后世龚自珍《病梅馆记》亦有类似表述。
）美是一种最不确定的东西，美学是研究“美”的，可是研究了几千年越研究越糊涂，有人说美是主观的，有人说美是客观的，又有人说美是主客观的相互作用。
有人说美是有用，马上有人反驳说一幢楼房最有用的地方是厕所……即使是汉字“美”的意思，几千年来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把“美”看成是会意字，说“羊大为美”（东汉许慎），有人则看成是象形字，是一个头戴羽冠舞蹈的人（我比较倾向后者，因为前者重视的是物质之美，后者重视的是精神之美，更能体现“轴心时代”的超越。
况且，按许慎的分析方法，我也可以说天上掉下人民币“”才是美）。
美是主观，美是客观，美是有用，美是好吃，美是好看，美是有钱……是不是越争论越糊涂呢
所以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据说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美学不再讨论“美是什么”这种抽象的命题，而是改为研究各门艺术的具体的美了。
这也就认同了老子所说的“美”是不可言说的观点。
“善”亦如此，历史上对于人性的争论，有说性本善，有说性本恶，也是争论了几千年。
到1993年上海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学生辩论赛，抽到的决赛题目就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从中国的国情看明明应该是维护性善的，却因为抽到了反方而来维护人性本恶，居然也把台湾学生驳得人仰马翻。
由此可见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
是不是只有“美”与“善”的概念才这样说不清呢
不是的，老子认为天下的事情大多都说不清，他接下来一连举出六对矛盾关系：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同上）一部《道德经》，就是由这一系列矛盾范畴组成的，老子提醒我们，只有看到矛和盾的两个方面，才能把握矛盾背后那永恒不变的“道”，也就是周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
所以圣人的“无为”和“不言”并非真的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而是懂得避免陷入现实世界的矛盾，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言说。
所以假如要批判老子，也不适合说是什么唯心主义，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因为他超越形下物质世界，直指形上“道”的境界，而这正是“轴心时代”诸子理论的基本精神。
《孟子》《孟子》，儒家学说经典，主要记载孟子言行，由孟子与其弟子编撰而成。
孟子，战国时人，孔子以后先秦主要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而孟子与孔子又有区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若用西方政治学说的名词，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
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
……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处（孔子有时也说富民，孟子有时也说格君心，但这都不是他们最注意的）。
”胡适这话，假如后来不加了括号补充，便不完全了。
因为民本思想（也就是所谓“妈妈政策”）是前轴心时代便已达到的，孟子假如仅止于此，便称不上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他必还要有精神上的超越，也就是胡适补充说的“格君心”，我们不妨再说得明白一点，是人格理想。
这两方面加起来，才是完整的孟子。
下面分而述之。
孟子发扬了前轴心时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思想。
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下》）敢于当着梁惠王的面指责当时的国君“率兽食人”，质疑他们的行政资格；敢于直说“民为贵，君为轻”，这都是非常鲜明的民本思想。
教材说孟子“有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的意图”，我们前面说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
不过话说回来，民本和民主确实还有距离，民本是为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为民作主是诉诸于统治阶级的，因此属于主流文化范畴，而轴心时代的意义，还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超越，它更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在有机会的时候把这种修养普及到整个中华文化。
《孟子》一书记载，有一次学生问孟子说：“人和禽兽到底有何分别
”孟子回答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就是界线非常细微、模糊，也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分别，其实只是一线之隔。
这一点也被现代基因研究所证明，据说人和黑猩猩的基因区别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正是这百分之一点几，决定了人和禽兽的区别。
用纯物质的眼光看，精神应该是没有份量的，或者有，也是“几希”，或如西方电影所说人灵魂的重量是21克。
⑤然而正是这“几希”或“21克”的东西，成为轴心时代思想家努力超越的目标，构成孟子人格理想的重要内容。
教材中能体现孟子精神超越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和“大丈夫”两则语录，不过我认为还应该补上“浩然之气”一则，才算比较完整。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孟子·公孙丑上》） 先秦诸子的这些思想和论述，奠定了中华优良文化的轴心，至今仍在发射强大的精神能量
光绪皇帝的老师是谁
翁同龢 翁同龢（一八三○——一九○四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
大学士翁心存之子。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翁同龢极力主战。
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
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
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
”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
”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
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
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
”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
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
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
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
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
幸少留意。
”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
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
”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
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
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
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
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
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
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
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
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
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
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
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
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
清廷决定限期割台。
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
六月十六日慈禧令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
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
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
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
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
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晓五经，尤好读史书。
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
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
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
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
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
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
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
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
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和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
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
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
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
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
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
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
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
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
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
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
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
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
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
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
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
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
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
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
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
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
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
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
咸丰二年（1852），他22岁那年考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
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
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
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
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
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
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
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
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
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
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
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
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
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
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
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
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
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
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
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
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
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
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
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
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
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
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
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
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
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
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
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
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
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
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
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
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
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
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英为妻。
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
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
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
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
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
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
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
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
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
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
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
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
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
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
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
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
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
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
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
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
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
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
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
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
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
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
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
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
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
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
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
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
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
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
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
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
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
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
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
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
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
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
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
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
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
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
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
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
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
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
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
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
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
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
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
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
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
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
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
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
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
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
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
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
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
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
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
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