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考古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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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意义是什么
请用不超过5句话概括。
丑若无盐，东施效颦，母夜叉，血盆大口，更绝的是苏东坡形容苏小妹的诗句：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关于考古的文章
尹达与中国史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
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
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
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
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
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
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
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
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
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
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
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
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
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
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
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
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
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
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
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
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
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
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
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
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
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
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
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
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
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
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
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
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
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
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
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
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
(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
(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
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
”“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
”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
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
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
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
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找一句描写日食的句子
《诗经》伪造了人类最早记载的日食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一次日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次日食记录长期以来推算为公元前776年9月6日，袁枚《诗经译注》称：比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早了13年。
中国记录下的更早日食很多，《古文尚书》有仲康日食，然而此书普遍怀疑伪作；甲骨文日食不少，没有年代，甚至月日也没有，校释问题很多；古本《竹书纪年》“天再旦”的记载被确认是日食，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经采用，麻烦不断；《十月之交》有月日等相关记录，并有很多可靠文献支持，能够推定是哪一年发生的日食。
《诗经》日食是能够推算确认的人类最早日食记录。
似乎“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哪个方面，哪个方面就要出事，继历史断代、考古断代、碳14断代等被质疑以后，天文断代又被批判，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诗经》日食被判定为伪造。
Douglas J.Keenan《中国早期王朝的天文断代没有根据》〔1〕一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公元前776年日食是后世根据不精确的天文计算伪造的。
Keenan捅出大篓子，史学家不会轻易采用今本《竹书纪年》的，《诗经》日食很早就被推算出来了，南唐、唐、元等都计算为周幽王六年；近代计算发现中原地区看不见这次日食，又有幽王元年（前781年）和平王三十六年（前735年）两说。
《诗经》日食早已经是个麻烦，因为Keenan指责“夏商周断代工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日食问题要清算一番。
文献〔2〕解释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断代中主要的天再旦工作，并给出公元前8－6世纪全部辛卯日食、厉王到幽王时代全部十月日食和相关天文因素进行了全面计算和讨论，寻求史家给出《诗经》日食准确答案来。
别的不说，若是平王三十六年日食，人类最早记载的日食就从中国跑到巴比伦了，关起门来的“人类最早”真要被人耻笑了。
俺们的老祖宗喜欢伪造历史，若是坐实，多么大快人心啊
至少那些让俺看不懂的古文统统扫进垃圾堆，现在横行的史学骗子们也好少几个，俺早就对那些史学家看不顺眼了
俺对天文一窍不通，对史学略通皮毛，这点斤两派不上一点用场，然而《诗经》日食是否伪造却让俺这么感兴趣，只好通过检索史学家们的论著一窥究竟了，利用二手材料解决问题实在是中学生都会的方法，门槛极底。
“日有食之”四个字大大的可疑。
文献〔3〕说明了甲骨文的纷争，“日月又（有）食”，有认为是占卜不久前发生的日月食，有认为是“日月薄食”，有认为是占卜当天是否会发生日月食，又有人读作“日夕有食”，李学勤认为“日月”乃“明”字等等。
文献〔4〕考察了“日有食之”的“有”不作“有无”的“有”，其实是“晦”字。
文献〔5〕认为“日有食之”的“之”是“月”，为“日又食月”，发生的不是一次日食，而是月食。
俺是彻底荤菜，缴械投降，每个字都这样搞一遍，估计《诗经》日食能够成为火星人登陆地球的证据了。
公元前776年9月6日，周幽王六年发生一次辛卯日食，这次带食日出周地看不到，朝鲜、东北、蒙古等地能见到。
平王三十六年日食条件非常好，由于西周日历不清楚，用夏历正好吻合，日历问题是“断代工程”要搞清楚的，不惹这个麻烦，但是平王说最大的毛病是和历史背景不符合。
《十月之交》前后几首诗都是刺幽王的，并且《十月之交》的地震有《国语》为证，为幽王二年，今日西安还能看到这次大地震的遗迹。
诗中提到的“司徒”这个官职和“艳妻”经过一场笔墨官司，一般认为是幽王不是厉王。
天文计算带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误差来自月亮作用与地球自转作用，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断代工程”中的天再旦就在此处被关键性的质疑。
工程使用的参数在目前经得起考察，或者说《诗经》可能的日食日期地点等计算是可靠的，如果一定认为参数选择不当，那么巴比伦日食的计算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天文学家强悍辩护了“断代工程”，堂堂中国数千年天文传统，计算的事情也来崇洋媚外，洋学者说什么就什么，那也太衰了。
当然，参数选择不同可能导致非常大的差异，天文断代不能保险。
历史断代更是模糊了，虽然有典籍参考，毕竟是参考。
两方面都是瞎子摸象，今天的成果，明天也许就作废了。
手段的不准确不能放大成历史虚无主义，《诗经》是记载了一次日食，历史断代局限在幽王时代，只是这次日食能否确认具体日期的问题，若是因为目前不能确定日期就确认是老祖宗作假，为何不认为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呢
人们群众都知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现在的城市青年却可能反过来，猪肉是经常吃，倒真没见过猪跑了。
也许人民群众面对城市青年要和老祖宗面对不肖子孙一样哑口无言了。
文献〔6〕给出一种可能的史学解释。
平王四十二年辛卯发生日食，周历当四月，不符；幽王元年即公元前781年6月4日，辛卯日食，周历七月不符；平王三十六年日食早被史学否定，幽王六年日食看不到；因此，《诗经》日食泛指辛卯日多日食，后人讽刺幽王特意写上辛卯日食的事情来，属于追述四次辛卯日食，文学作品不能坐实。
文献〔6〕给出不可断代的结论。
文献〔2〕说明公元前9世纪辛卯日食看不到，前8世纪4次，前7世纪能看到1次；问题是西周历法不清楚，诗经日食计算是建立在干支日连续基础上的。
不过文献〔2〕在怀疑干支日连续或者辛卯传抄有误的基础上，并且扩大历法不准确导致的“十月”误差，给出公元前877年到771年每年8月－11月间发生的日食，非常遗憾的是，幽王只有六年的那一次日食。
俺已经走头无路了，要么日食断代幽王是错的；要么诗经日食根本是伪造；要么西周历法错误，或者历法失真较大，或者现在推算日历与实际情况误差较大。
三种可能：伪造日食、史学考察失真、历法错误。
“日有食之”是记录了一次日食，文献〔4〕包括其他种种训释均不足为凭的，因为文献〔7〕说明“日有食之”确实发生了日食，《春秋》、《左传》记载的37次日食存在35次，包括两次不可见的夜食，另两次记载错误都是比月的频食，不存在这种天文可能，应该属于错简重出。
老祖宗并没有骗人的习惯，春秋时期已能精密计算日食了。
《诗经》向来有“诗史”的说法，大抵是记录了日食，只是能不能考实的问题。
还是要在史学与历法上打主意，但是历法也要史学的支持才行，西周历法已经被历史学家搞出数十种之多，爬钩剔理一番都是艰巨的工作，俺是落慌而逃了。
只有严密的历史考证才是正道，然而训诂学都快成了当代学术骗子的代名词了，俺也当一回小混混
于是检索出常金仓教授的《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8〕，工欲善其事，必先工其器，检讨考证方法先。
常教授说“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窜惴测完成他的'一家之言'后便扬长而去，很少有人思考历史研究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意见分歧局面问题出在何处。
”常教授认为正确使用考证需要分类规范以后才能施行，1，有些事情不可考；2，文献源流需要清楚；3，文献反复求证结果并不可靠；4，滥用通假即是文字游戏；5，文献与考古的契合问题目前没有妥善的解决。
常教授最后的结论是：“史学要成为有用而受人尊敬的科学，似乎还得另找出路。
” 中国史学的问题实在太多，俺检索史学资料的时候，经常性看到种种写完一家之言便扬长而去的论文，至于冬拼西凑笑料成堆的不胜枚举，最最可笑的是这类论文的质量还很高，若不是先有“几家之言”在先，俺还真看不出可笑的地方来。
中国考古的问题更多，就不列举文献说明了，其中最大的弊病大概是严重缺乏中间理论建设了。
不过这些东西都和《诗经》日食无关，继续检索资料。
对《诗经》日食背景的检索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基本确定在《诗经》时代里的幽王，一个王遇到日食加大地震已经很少，再碰上祸国艳妻就更少了。
《十月之交》诗句的次序等存在争议，没有确定材料以前姑且按现行本。
对“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检索了大量训释论著，每一个可疑的字都考察一番，包括使用方式等，虽然千奇不怪，却和日食确定的关系不大。
一无所获之下，焦点聚集在“十月”上，甲骨文、金文、《易》卦有十是7，七是10的写法，难道《诗经》十月从甲骨文
《诗经》经过历代无数人的校释，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找到问题就简单了，文献〔9〕认为《诗经》日食的十月应该是七月，即幽王元年的日食。
文献〔9〕说明《史记》此类记载有大量错误，其他典籍亦多有错误，提出三个天文断代实例说明。
除了《诗经》日食，文献〔9〕认为《春秋》鲁宣公八年“秋七月”的日食为鲁历十月，应该写为“冬十月”；《汉书》汉元年十月五星联珠天象实为秦二世三年七月发生。
文献〔9〕考察了五星联珠七、十错误的原因，宣公八年日食也出原因，但是《诗经》日食是从天文现象对号入座的角度认为“十”与“七”互讹的，不妥。
查文献〔7〕，宣公八年日食从历日角度确认记载错误，文献〔9〕还考察了润月设置，可信。
文献〔7〕春秋时期日食没有其他的七、十错误，如恒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无误，这就说明“十”、“七”互讹还需要提供其他的史学佐证，仅仅因为能对号入座，未免儿戏。
天文学家计算出历史上所有的日食，然后拿史料对号入座，出现偏差是正常的，总不能要求天文学家检查史料可靠度的。
历史学家拿着日食表对号入座根本是敷衍行事，倘若史料有误，恰好对号入座，如幽王六年日食这样，真是害人深矣
《诗经》日食经过长期计算，只是在近几十年发现计算误差的调整方法以后才确定幽王六年的日食镐京地区看不到，因而文献检索没有发现以前有人注意到此处的“十”为“七”的问题，俺检索发现7年前的文献〔9〕首次发现这个问题。
资料显示1984年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幽王六年日食有误，天文学家作了一些勉强的解释，2002年的文献〔2〕重新整理天文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2〕的一名作者是历史教授，并没有提出“十”为“七”的解释，同时俺发现文献〔9〕的解释独此一家，文献〔6〕是历史论文，认为不能考实。
《诗经》日食在幽王时期有元年、六年两次，若不是发达的天文计算发现六年错误，史学家是不是能够对号入座就一直当作正确呢
平心而论，能够对号入座即说明史料正确的互证法被广泛使用的，文献〔9〕提供了上古文字系统中大量“七”、“十”互讹的例子，这种互讹被历史学家长期不断的零星发现，问题在于“七”、“十”问题缺乏系统研究，俺们不知道这种文字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互讹经历了多长时间，严重程度如何等背景研究，即使是文献〔9〕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研究。
从常金仓考证法来说，“七”、“十”的很多问题属于不可考的，然而能够考的不考是史家失误；目前“七”、“十”文字的上古流变并不清楚，即史学对多重证据的使用出现重大盲区，乃至于《诗经》日食只能用对号入座法确定是幽王元年。
文献〔9〕提出的“七”、“十”问题具有重大价值，属于上古文字系统的《史记》都存在大量错误，何况其他经过长期传抄的典籍呢；司马迁精通历法，依然在“七”、“十”的月份问题上栽了无数跟头，今人面对上古典籍更是隔靴搔痒了，上古典籍的“七”、“十”需要做一次全面清理。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幽王六年日食被天文学判错，只是天文计算需要古代日食记录校正计算误差，还不能断为死刑，如果确定日食发生在幽王元年，此一条证据即可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一定经过后人篡改。
幽王元年日食比巴比伦日食早了18年，有所提高，如能考实，关起门来的“人类最早”能够走向世界了，史学家安在
俺对“七”、“十”问题无能为力，同学们可以努力努力，东拼西凑出一篇论文来，最好发表在国外杂志上，据理力争《诗经》日食的荣誉，反正这种问题中国的史家都在糊涂中，何况更好糊弄的洋人呢
论文出口转内销都没问题，间接支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就一定“斐然”，指不定就能拿这篇英文论文谋个好职位呢。
论文写作的难度如此之底，成就如此巨大，一家之言的学术毫无问题，这等好事真是天上也能掉馅饼了。
同学们，俺已经贡献出这个创意了，还不快点找剪刀浆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