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心理描写句子要七句
渐渐地恨不能天天见面了；到后来，恨不能刻刻见面了。
写好信发出，他总担心这信像支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熄了，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枯炭。
《围城》的心理描写的文学意义
《围城》的心写艺术 钱钟书的作品具有机智的特尤其是长篇讽刺性小说《围城》妙语，妙趣横生，人物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处处显示出学者的渊博和才情，颇具辛辣痛快和睿智幽默的风格，后被译成多种外文。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
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
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Fortresse assiegee。
其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好像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
在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含义： 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实际是象征性地指出，在巨大历史变革中，某些人们徘徊在人生之路，彷徨、茫然不能自主的苦闷处境，使人感到“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深深陷入这“被围困的城堡”之中。
人生处处有“围城” 《围城》的主要成就，在于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深刻剖析了他们空虚、卑琐的灵魂。
这些，首先见之于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人性的弱点的描述。
方鸿渐出身于败落的绅士家庭，长期的封建家庭影响，形成了他气量狭小、软弱屈从的性格，家庭为他包办订了婚，但未婚妻夭折，他出于对岳父的怜悯、写信慰问，得到岳父的欢心，岳父便出巨资送他到欧洲留学。
他在大学本是学中文的，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
在欧洲，他在四年间换过三个大学，兴趣虽广，却学无专长。
他原本瞧不起留洋镀金的博士招牌。
但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不得不在回国前买了一张博士的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身为上海某银行经理的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
这些文字看来是写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弱点，落笔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
当时，国内正是全民奋起抗日之时，然而，方鸿渐却陷入黑暗的“围城”，成为“情场”和“名利场”上的角逐者。
在“情场”和“名利场”的角逐中，方鸿渐屡次失败。
若把结婚恋爱比作“围城”，那么方鸿渐就是陷入这座“围城”里最久的困兵。
作品中写到他先后和四个女人发生过恋爱、婚姻关系，他曾冲进了“围城”，但终又逃了出来。
一是和妖冶同流的鲍小姐鬼混过，最后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二是和谙于情场斗法的文学博士苏小姐的恋爱，结果被她害得身败名裂；三是遭到情场“后起之秀”唐小姐的拒绝；四是和三闾大学英语助教孙柔嘉的结婚，但孙柔嘉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这位外表腼腆、稚弱的女子，内心却有主见，并且秉承了中国旧家庭中妇女传统的多疑善妒的品性。
因此，伴随着这桩婚事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使他陷入痛苦的“围城”。
在“情场”、“名利场”的追逐中，他始终不能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人生道路上，他只是个人茫然地冲撞。
方鸿渐固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但比起那些思想极端**、灵魂无比卑鄙的“两足动物”来，他还不失为一个正直、有爱国进取心的青年。
他还有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他鄙薄过“西方文明”；还拒绝过官僚小姐苏文纨的庸俗爱情；出于爱国心，他宁可失业，愤然离开被敌伪收买了的“新闻社”；他耻于去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但他却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在家庭中难以存身。
真所谓人生处处有“围城”，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上海孤岛是“围城”，内地大学是“围城”，婚姻家庭也是“围城”，因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倾轧后如此说：“我还记得那一些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当他在小家庭中受气之后，又如此想：“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
在小乡镇，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城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围城”一词，包含着作家浓郁的人生忧患意识，它象征着一个难以解开的阿芬克斯之谜，一个充满期待与懊悔、寻找与失落的悲喜人生连环结。
方鸿渐的悲剧不仅在于隐入了爱情的伴侣情敌关系、家庭的夫妇亲友关系、学校的派系关系的“围城”中不能自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勾心斗角的倾轧角逐中，无益地耗尽了可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卑劣的灵魂 《围城》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领域，这个领域还从来没有被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们深入开掘过。
作者借这个领域里人物命运的描写，淋漓尽至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
作者在《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 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这可以说是全书内容和创作基调的提要，同时也表示着作者的严正的创作态度。
还是看看作者是怎样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为那些“无 毛两足动物”画像的吧
打开书，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世界，通过作者对那些极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和形体的刻画，确实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这是在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上孳生起来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力小人；也有苏文纨、范懿那样虽然混迹学界，却以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狠为己任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最漂亮的旗帜，将其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无怪乎作者要把这些人称为“无 毛两足动物”了。
自然，他们之中也有没有耗尽人间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者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者像赵辛楣，终究有一技之长，或者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围城》的确是一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新的“儒林外史”。
它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代欧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
杰出的讽刺艺术 面对畸形的世态和人事，作者不能隐忍他的鄙夷和憎恶，小说通篇充满着忧世的讽刺和深沉的感伤之情。
但他的讽刺基于对社会洞幽烛微的精细观察和渊博的学识根柢，故显得从容自如而又充满睿智，可称之为机智幽默型的讽刺。
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作者的幽默讽刺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盈盈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又犹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精于切开痈疽、剔析肌理；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作者也往往在行文中随笔勾连，顺手一击——或在描绘人物经历、个性时插入现实生活中的片断画面，展示旧中国畸形世态，或在写人状物时借题发挥，类似杂文式的笔法针砭时弊，或通过人物间的“扯淡”议论时政，引出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嘲弄。
比如作者写褚慎明这一崇洋症患者和不学无术的骗子时，就运用了辛辣的讽刺手法。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不合哲学家身份，以“慎思明辨”之意改为慎明，他本不学无术，却又自恃高明，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是靠“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然后给他们写信，在信中，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的话，改头换面为自己的意见，吹捧他们，以骗取回信。
有的哲学家，还寄书给他。
这样，褚慎明居然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
有位阔官僚甚至要“花一万金送他出洋”。
“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
褚慎明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注，拉丁语，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注，英国，臀部），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英国，接吻）。
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剥下了这个哲学家堂皇华衮下的可鄙、可恨又可悲的灵魂和气质；写出了他在故作高贵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愚蠢、道貌岸然和贪婪无耻、虚伪下流，一本正经的庸俗无聊和深入骨髓的卑鄙自私。
另外，通过对话、细节等描写，尤其是写褚慎明在对话中，大量地将西方文字在汉语中的强行编码，生动地体现了殖民文化心理的奴性特征。
微妙细腻的心理描写 唐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心理描写，钱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
”作者紧紧抓住对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劣根性进行剖析，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从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从他们的语言、行动中，去捕捉他们的心绪、心态所构成的心理冲突，进行微妙的心理描写。
但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手法。
比如，其一是心态描写。
这是一种直接对准人物心理进行剖析的描写方法。
其中最大的一个“窍门”，就是作者钻进笔下人物心灵的深处，借助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比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比从前减少了。
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
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
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他恨自己的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苏文纨这个洋博士，一心追求方鸿渐，但方鸿渐此时已暗暗地恋上了唐小姐，但是他碍于面子，性格犹豫，欲说还休，不愿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苏小姐呢，正热昏了头，情意缱绻，深陷其中，乐以忘忧，做着美梦，想入非非呢
所以，两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因此，这里的心态描写，就见出了方鸿渐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和充满了矛盾的心理活动，也见出了苏小姐矜持自负，洋洋自得的心理。
其二言传心声。
“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
”（清·李渔《闲情偶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很多地方是借助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来实现的。
比如，苏小姐在方鸿渐面前说赵辛楣“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
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医生
”试想，在情人面前说另一个男人给自己写信，并假装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不是装乖卖傻，这是什么。
我们透过苏小姐这似嗔实喜的语言表白，可以想见到她此时情场得意、沾沾自喜的心态。
其三是借形写神。
人物的心理变化，随时表现在人物的外形上、表情上，正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所说：“一个人有时生气，有时专心，有时好奇，有时爱，有时恨，有时蔑视，有时高傲，有时叹赏；他心灵的每个活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既清楚又明显。
”（《画论》）因此，钱钟书在很多地方都是抓住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借助对人物肖像的描写来达到其写心的目的。
比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大眼珠险的突破眼眶”，就刻画了一个一向“最恨女人”，对雌雄最有研究的褚大哲学家此时见到楚楚动人的苏文纨时的卑鄙肮脏龌龊的心理，剥下了这个大哲学家的伪装，露出了丑恶的原形。
由此看来，钱钟书探索人物心灵奥秘的手段并非独创，但他特别讲究一个“妙”字，正是这个“妙”字，才形成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风格。
谈边城的心理描写艺术谈起沈从文，必谈他的《边城》。
《边城》描述的是在三省交界的边城有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摆渡船的孤孙女翠翠，但翠翠心中只爱二老傩送，父母却为大老天保先提了亲，兄弟俩决定以为翠翠唱歌来决定胜负，大老自知会输给弟弟，便出走了，在途中失事去世了。
弟弟进退两难，也离家出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惆怅与期待中守着渡口。
作品展现了淳朴的民风，表达了对人性美的呼唤。
《边城》这部作品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个突出的特点——多用心理描写。
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物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梦境等形式，也有景物烘托、话外音等形式，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使读者如同立于人物的内心之中，亲身接触人物周身环境之感，读来内心不觉随书中人物的心绪而跌宕起伏，神奇而美妙，亲切而自然。
沈从文曾经说：“我是天生就有一种理解女子的心。
”我不禁感慨，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切
小说中，作者在翠翠身上花的笔墨是最多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心理描写的形式，为读者展示一个天真乖巧、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
这位少女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淳朴、天真、活泼。
边城一个饱含自然气息的青春少女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翠翠）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多么自然，多么活泼可爱的一位乡村少女
这一心理描写，立刻使我们勾勒出一位健康而又水灵灵的女孩子形象来。
翠翠时不时地唱起歌来“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你大仙，你大神，眼睛看看我们这里人
……”还时不时自己冒出个问题来，如“‘白鸡关真出老虎吗
’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等等，有许多关于翠翠日常中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天真活泼的东西。
这正是一位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少女的心态。
成天生活在绿树环绕的清幽的小山边，吃的是野菜，采的是野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非常淳朴，清新，稚嫩的心灵一尘不染。
见到人家团总女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手镯“心中有点儿歆羡……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身后发痴”。
爱幻想，爱联想。
思想容易随着事儿飞，静静发呆而不知所措。
小说紧扣十五岁的山村女孩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心态。
《边城》中还有许多出都写到了翠翠在初涉爱情是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的细微心理。
在去看龙舟竞渡时，一听到说起“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的脸开始发烧，在想到“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时，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而这种“乱”在面对二老的问话时让她腼腆不安，她的脸还发着烧不便做声，心中却还想着碾坊陪嫁的事，于是不自觉地有了点烦恼、忧愁，又似乎有了点快乐，同时却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这种爱情心理是十分含蓄而矛盾的。
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确实老大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翠翠的惊愕和极度失望、掩饰的心理过程，在看似随意的动作中暴露无遗。
之后，“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可是见了祖父眼中的一汪泪，她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
翠翠的心意，祖父自然无法理解，连翠翠自己也觉得不明白。
但正是这乱乱的心绪，反应了翠翠内心对于祖父的愧疚感、无人解怀的顾忌感以及梦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个青春少女躁动不安的心理。
在表现爷爷这个形象时，也多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
“那青年（大老）走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
翠翠若应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
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
” 爷孙俩相依为命度过了十多个年头，年老的对孤独的孙女的疼爱至深至诚。
憨厚老实的爷爷不贪图在翠翠的未来中得到一点什么享受，只希望孙女有个好着落，自己方可安心离去。
这是多么淳朴的人性之美
《边城》为读者展现的是翠翠的形体美、灵魂美、人情美，爷爷淳朴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俩在爱情纠葛中的心灵美，宛如一幅人性的风俗画，充满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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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江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
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
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
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
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钱钟书的《围城》中精彩句子有哪些?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
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
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
”“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
“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
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
《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
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
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
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
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只有围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