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论文3000字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
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
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
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43.4%。
一、成因浅析 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
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
1、自然资源贫乏。
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1.1亩。
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山上没有砍的。
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
二是地下没有挖的。
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
三是耕地贫瘠。
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
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
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
四是水源十分缺乏。
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
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
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
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
2、交通运输不便。
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
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
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
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
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
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
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
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
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
3、商品意识淡薄。
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
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
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
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
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19.6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1.45万元，占58.4%;林、牧、副业收入8.16万元，占41.6%。
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
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
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1.5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
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
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
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
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
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
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
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
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
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
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6、文化教育落后。
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
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
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
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
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
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45.5%。
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
二、对策展望 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
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
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
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
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
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
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
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
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
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
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
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
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
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
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
”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
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
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
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
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
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
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
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
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
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
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
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
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
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
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
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
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
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
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
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
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
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1.1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
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
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
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
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
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白起渠在哪里
湖北宜城：中国最早的白起渠》被《中国水利之最》列为“我国最早的渠道”的三道河长渠，白起渠，位于湖北南漳县和宜城市之间，是战国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
渠首西起南漳武安镇西3.5公里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集镇赤湖村附近岛口入汉水，全长49.25千米，因渠首拦截蛮河，长近百华里，故称“百里长渠”。
此外，长渠有支渠38条，渠身建筑物126处，“结瓜”工程(主要是指10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等多处。
百里长渠灌区包括宜城、南漳6个乡镇及4个农场，面积达978.28平方公里。
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长渠之所以又叫“白起渠”，曾是秦将白起以水代兵、水淹楚国鄢城（今宜城市）的战渠。
长渠之名，最早见于中唐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长渠在县南二十六里。
昔秦使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两道，争灌鄢城。
”据宋曾巩《长渠志》记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遣白起攻楚鄢郢(今宜城)。
白起率兵进逼鄢城后，遇楚国重兵把守，久攻不下之时，即利用鄢城及周围地理面貌、地势条件，于距鄢城百里之遥的武安镇旁汉水支流夷水（今蛮河）河段上垒石筑坝，开沟挖渠，以水代兵，引水破鄢。
秦楚鄢城之战，是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事之一。
《中国古代战争史》、《水经注》中都记载了当时的战况：“水溃鄢城西城墙，又决东城墙，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战事结束后，鄢入秦，秦以鄢为县(宜城古名鄢)。
之后，秦王封白起为武安君，武安镇由此得名。
战后，民用此渠灌田，“战渠”变“灌渠”，人称白起渠。
渠首在鄢城外百里许的夷水上建坝，渠道下连土门陂、新陂、熨斗陂、臭陂和朱湖陂等，可蓄水灌田。
朱湖陂以下入木里沟。
木里沟在宜城东、上口离城三里，为楚国早年修建的引蛮水的木渠工程。
汉代南郡太守王宠又开凿，“灌田七百顷”。
故《水经注》记载白起渠灌田三千顷，木里沟灌田七百顷。
《读史方舆纪要》也有相同的记载：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
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竭，壅是水为渠，以灌鄢。
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
据统计，渠首曾先后经过10次维修、护建和改建，包括现在的白起碑阁亭，亭内保存了大量的碑记以及一些文化名人的题字。
其中唐宋元各朝曾对白起渠进行过五次大的修复，分别为唐大历四年(769年)、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元大德九年(1305年)，使之发挥了很好的灌溉效益。
据记载：唐大历四年（769年），梁崇义在今南漳县东南四十五里的蛮河上建武安堰。
北来至和二年（1055年）宜城县令孙永重修，并制订用水管理办法。
宋代治平三年(1066)，由宜城县令朱孥主持，进行大规模修治扩建，在渠首卢家畈筑“灵溪堰”，以拦截壅高蛮水，渠水东南流，其下渠道与49陂相连，下游分支通长渠。
灌溉面积大为增加，达6000余顷。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又大修，兴屯田39处。
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又大修，建46斗门，并订立灌溉用水制度。
以至于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称其时长渠“溉田三千顷”。
北宋曾巩著《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载：“郦道元之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
宋郑獬著《襄州宜城县木渠记》说，汉南郡太守王宠复凿木渠与之（长渠）合，“溉田六千顷”。
然而，到了明代长渠逐年湮塞，渐致完全湮废。
到了清代，在人口剧增的压力下，修治长渠一事才被提到官府议事日程中。
嘉庆十二年（1807）、咸丰九年（1809）、光绪三十一年（1905），宜城县令及士民曾几次请修，然因地域间的利害冲突，议不能决，而未果。
1939年，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驻防宜城县，在调查了解长渠久治不废的基础上，电请湖北省府明令复修。
湖北省府于1942年动工复修，至1947年两度兴工修渠，终因时局动乱等因素半途而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长渠终于迎来了春天。
1949年10月26日，湖北省水利厅召开全省第一次水利会议，会后通过修复长渠的建议。
于1950年1月经水利部批准，并将其列为贷款工程项目予以支持。
2008年三道河长渠被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起（
—前257年），嬴姓白氏，名起，其先祖为秦国公族，故《战国策》中又称公孙起。
郿（今陕西眉县）人。
白起的先祖是秦武公的嗣子公子白。
秦武公死后，公子白未能继立，武公的同母弟将君位从公子白手中夺走，是为秦德公。
武公居住的故地在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的平阳（今陕西歧山），德公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
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氏。
襄樊出土的著名文物
第一展厅——史前时期的襄樊(2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有关的考古文献资料表明，十几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襄樊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这段历史将用现代科技复原、展示。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樊城北邓城附近的山湾、太平店军营坡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
特别是考古人员1990年至1994年在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彩陶遗址，其光彩可与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说它汇聚了南北文化的精华，独具地方特色。
在展览中，图表展示雕龙碑遗址地理环境图，遗迹分布总平面图，雕龙碑发掘主要收获统计表，雕龙碑文化各期文化特征表和展品。
通过这些文物，可以领略到雕龙碑遗址的辉煌，也可以通过其他遗址的展出，感受襄樊5000年的文明进程。
遗址见证文明：一件器物、一个图案和纹饰体现出了古人的精神情感与意趣；一把石斧、一件铜鼎、一件陶壶，能够展现出先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生活与斗争的图景。
本单元展出80余件珍品文物。
第二展厅——先秦时期的襄樊(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 高大雄伟的楚国大铜鼎，与墙壁上先人们艰苦劳作的图画和青铜冶炼场景相呼应，昭示着襄樊历史从史前时期进入青铜文明时代。
历史文明的门槛随之打开，暗示着“筚路蓝缕”的楚国由弱小到雄霸一方，暗示着襄樊地区的先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耕耘，进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
夏商周时代，襄樊是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通道，一度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襄阳城西南真武山、樊城北邓国及其外围有周岗、余岗和黄家村等两周文化遗址，其丰富的文物类别和文化内涵，无不凝聚着先民的匠心独具与智慧，既见证了襄樊5000年的文明，又表明邓城的时代发展序列和作为都、市的繁华。
襄樊是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西北荆山山脉的南漳、保康等地留下了楚国早期开发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楚曾一度建都于鄢郢(即今宜城市郑集镇)，并置襄阳为“北津戌”。
在宜城市区南楚皇城遗址及其附近，不仅分布有众多的楚文化遗址，而且出土了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
参观中我们可看到楚国不同时期器物组合、器型、纹饰的变化，器类由鼎、缶、壶到鼎、敦、壶，纹饰由繁缛细密的蟠螭纹到光素无纹等交接过程等，从中可以窥视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有的风采。
本单元500余件文物为研究襄樊历史、楚文化、中原文化，佐证襄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展厅——秦汉时期的襄樊(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两汉三国时期，襄樊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它成了引领全国的政治学术和经济文化的中心。
东汉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
秦汉时期，伴随汉庄园豪强势力的膨胀，与场景配置的模型明器大量出现，反映了汉人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信仰观念。
襄阳擂鼓台出土西汉彩绘漆衣鸟云纹陶鼎、壶、盒各二件，主题鲜明，色彩艳丽，光彩夺目，是西汉时期不可多得的彩陶瑰宝。
低温铅釉陶约在西汉中期出现，东汉很盛行。
出土于襄阳伙牌的东汉绿釉红陶楼，它不仅记录了墓主人生前富足无忧的庄院生活场景，而且反映出汉代建筑的真实风貌。
葬玉、玉剑饰等在汉代大量流行，玉制舞人、动物等艺术品也方兴未艾。
馆藏印章多为私印，假司马印为官印，假司马为官名，司马前贯以假者为副职。
式样丰富，制作精巧，美轮美奂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的汉代铜镜制作是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大发展，它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
本单元展出近100件文物。
第四展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襄樊(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襄樊历史上的最鼎盛时期。
公元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由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襄阳成为一个控地甚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这一变化，对襄樊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襄樊成为历代府、道、州、县的治所，并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三国之后，襄阳成为一个军事重镇，“天下之要纲，襄阳实握之”。
此时处于南北交接地带的襄阳，其文化传统表现出以南朝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中原风格的特色。
青瓷盘口壶、罐、黄釉、青瓷虎子等精美的瓷器。
南北朝时陶俑，品种多样，有文侍俑、持扇俑、持物俑、跪拜俑、小冠文吏、铠甲武士俑等，并开始着重动作和神情刻画。
文官俑形态洒脱，武士俑体格强健，神情剽悍，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此期士族名士放荡不羁、战乱频繁的世俗面貌。
此期襄樊出土陶俑均为模制后插合成型，腹部微凸，这些特征与中原北朝风格相接近，说明襄阳地区是南风北传的重要通道之一。
1984年，考古人员在襄阳城西虎头山东北麓贾家冲发现一处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墓，该墓文化主流明显是南朝风格，从出土的大量飞仙供养、佛教题材等图案可以找到证明。
本单元将展出50件珍贵的文物。
第五展厅——隋唐至明清时期的襄樊(公元581年——公元1911年) 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襄樊“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
这个时期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多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昌盛、文化的繁荣及民族的大融合。
唐墓中出土一批陶俑，体态丰盈、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该时期出土的不同窑系、不同釉色和装饰工艺的陶瓷器，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感觉。
在传世文物中，也有一批价值颇高的珍贵文物，以青铜造像、墓志碑刻拓片和官印为主。
青铜造像有 100多尊，内容涉及有道教和佛教题材，是研究我国明代造像艺术、鎏金技术、铸铜技术和宗教文化的艺术宝库。
在墓志碑刻中，唐武周时期宰相张柬之的家族墓志铭及王大剑、李景逸、刘密、杨孝贞、毕粹等唐代人物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史志内容。
传世元明时期的官印均用九叠篆，篆字篆法自然流畅，布白对称饱满，是研究当时的篆刻工艺、用兵制度和官品制度的重要资料。
本单元共展出文物100余件。
一个展览，浓缩了襄樊的文明史；一批文物，向我们展示的是襄樊浓厚的历史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