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陶渊明的评价的句子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
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
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
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
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
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
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
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
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最著名的诗句。
1.奇文共欣赏，疑与析 （东晋·陶渊明·移居） 2.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东晋·陶渊明·饮酒） 3.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东晋·陶渊明·饮酒） 4.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5.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6.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 7.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 8.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东晋·陶渊明·杂诗） 9.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10.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伟大
陶渊明是一个超然尘外，放浪形骸，高洁傲岸，遗世独立，怡然自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醉情山水的一个伟大的诗人。
补充：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浔阳柴桑人。
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
《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
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赞美陶渊明的文章
陶渊明 田园诗人之祖 隐逸诗人之宗 提到“魏晋风度”，古代士人那高旷雅逸的丰采的确令人心驰神往。
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身上，充盈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价值的信念，激荡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内涵。
他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最彻底的实践者，是文人高洁品行的万世楷模。
认识陶渊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人，体悟其“清高”之三味。
隐居，又称退隐，是古代名人雅士们的一种追求“清高”的风尚。
究其根由，大略可归为儒家“独善其身”和道家“返朴归真”的处世主张的巧妙融合。
晋宋时期，隐逸之风甚盛。
著名的院士如竹林七贤、东山谢安等，一直为后代文人所津津乐道。
在众多隐士中，陶渊明独领风骚，他别具傲骨，志节高尚，被人称为“靖节先生”，博得后世普遍赞誉。
朱熹曾这样评价说：“晋末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陶渊明一生牢守“固穷之志”在思想上和文学艺术上都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晚年改名“潜”，号五柳先生。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东晋兴宁三年，他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官僚家庭。
他的曾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曾做过大司马、领长沙郡公的陶侃。
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
但陶渊明8岁丧父，12岁丧母，家境很快败落。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治学极为勤奋。
他的外祖父孟嘉，官居“劝学从事”。
在孟嘉的指导下，他博览群书，特别是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
在《饮酒》中，他曾回忆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通过诗句，我们不难想见他求学时的那种心无旁鹜、专心致志的情形。
在儒家学说的陶冶下，他树立了积极治世的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在《杂诗》之五中所展示的“猛志存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境界，正是他年轻气盛，立志“大济苍生”的精神面貌的写照。
到了晚年，虽然他的退隐思想占了上风，但他依旧不能完全抛却这种政治理想。
在《杂诗》之二中，他曾深沉地传达出内心的骚动与郁愤：“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可见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对“志不获骋”还是耿耿于怀的。
在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辞·序》中，他也没忘了说一句“深愧平生之志”，点明归隐的无奈和壮志不伸的遗憾。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
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
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
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
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
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
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
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
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
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慨叹。
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
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
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将军刘敬宣部下任参军。
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
不久，他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
这五次出仕，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那“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
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
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用世”问题上发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因素。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
陶渊明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行不苟且、言无夸矜……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
”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
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高淡远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
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
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
他那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话，缩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
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恐怕还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
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
陶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
在许多诗中，他多次提到“无适俗之韵”，这个“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
在《与子俨等疏》中，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
此外，在晋宋时期，知识分子们由于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道家思想勃然兴起，引导文人们转向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依托和真谛，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意趣，回归自然，与自然交融，成为高雅之士的时髦风尚。
陶渊明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尽管陶渊明的退隐有些无奈的成份，但这无奈也是壮志难伸的无奈，单凭他放着现成的县令不做的举动，就已够惊世骇俗的了。
诗人那份高雅的气节，已足以令人击节叹赏，浮白喝彩。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41岁以前主要在仕隐之间徘徊。
仕是自愿，隐也是自愿；仕是不得已，隐也是不得已；仕得积极热烈，隐得恬淡自然。
这种矛盾纠葛，既来自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来自于诗人本身儒道思想的冲撞。
后半生以隐为主，思想倾向于道家的顺应自然的主张，成为隐逸诗人。
但即使在这时期，我们也不能忽视他那“金刚怒目视”的—面。
他的隐逸，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否定，体现着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观念。
也就是说，他以隐逸的手段来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谓儒家“独善其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具体表现，是他情操高洁的宣言。
在退隐之后，他矢志不渝，与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谐，并且他还亲自参加了劳动，真切地体验到了“重返自然”的乐趣，隐得真诚、坦白、彻底。
这与某些文人们借隐居来标榜清高，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把隐居当成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的行径迥然不同。
而且，陶渊明的隐也不是逃避，他始终观照着现实社会，因而他的诗文既充盈着隐士的高逸，又不乏社会的意义和历史的沉重。
这正是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渊明伟大人格的价值所在。
从41岁时甩冠而去，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士生涯。
即使是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他也能淡然处之，照样饮酒赋诗，自得其乐，其志不改。
这期间，也有不少高官、友人劝他出仕，他丝毫不为所动。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逝，享年63岁。
陶渊明的诗文创作成就很高，获得了“田园诗人”、“山林诗人”、“隐逸诗人”等雅称。
他一生写下大量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有120多首诗和一些文赋，其中大部分作品是他在隐居之后创作完成的，他的创作风格在六朝单纯追求形式美而缺乏真实生动内容的文风之中卓然不群，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对秀丽的田园风光的描绘中，反映他对现实的态度，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形成淡远清新、平实淳厚、意韵悠长的艺术风格。
一位幽居于田园之中，不问世事的隐士，竟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中国古今大概只有陶渊明一人。
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的始创者，他的诗不仅反映出田园生活的美好与自然，更流露出他徘徊于出仕与归隐之间的挣扎。
他最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决心隐居田园，在后世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清高脱俗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