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现在种植什么时候采收
上海青是小的一个品种，生长周期上海地区春夏秋皆可播种。
时需要遮阳网温，防灼伤。
早春播种早点收货，防止抽薹。
小白菜虫害比较多，菜叶直接使用，注意用药安全，使用低毒高效农业，且要求每种农药一个生长季度只使用一次，收获期2周最好都不要用药，有限的虫眼相信消费者能接受，对产量影响也不大。
另外注意氮肥的使用，不要过量。
40～50天,长到15～2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采收。
描写沙漠的诗句
新闻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新闻组成：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语。
特点：真实具体、反应迅速、观点明确、语言简洁。
新闻稿的写作 新闻写作是新闻事实的文字表达手段，是准确、鲜明、及时地报道新闻的重要环节。
在新闻实践活动中，采访是新闻写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采访就无从获取新闻事实、掌握新闻素材。
但通过采访得到的大量第一手的新闻材料，并非都可以报道，还要经过分析、筛选、提炼、剪裁和加工，方能使之成为新闻作品。
我今天主要介绍新闻写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几种常用新闻题材的特点和写作方法。
要从事新闻写作，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新闻。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这一定义明确规定了实施与新闻的关系：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报道在后，也可以这样说，事实是构成新闻的细胞，离开了事实，新闻也就不存在了。
新闻写作，实际上就是客观地记叙事实、评述实事。
我们来读一篇曾获得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新闻作品。
中国，充满投资机会东部沿海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节录） 记者最近对东部沿海地区100家“三资”企业做的调查发现，有39家已先后追加了投资。
这表明外商在中国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这项调查是最近上个月间进行的。
记者就企业是否有利可图、是否享有自主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优惠政策如何等几个问题，采用相同采访提纲，选择了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5个省市的100家“三资”企业逐家进行了调查。
在被调查的100家企业中，有77家已取得了可观的利润，尚未盈利的23家企业中，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致亏损的只有8家。
其余15家未能获利的原因包括：快速折旧、处于还贷期或处于开业投产初期，等等。
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认为盈利对他们来说是早晚的事。
日商独资企业厦门莆田服装有限公司对所在地区提供的基础设施感到满意，总经理佐藤忠良对记者说：“这里的基础设施与海外相比已相差无几。
”同在这一地区的中美合资鹭美存储盘片有限公司总经理杰瑞先生作了更高的评价：“厦门陆、海、空交通具备，通讯良好，人才集中，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区。
”另外98家企业在回答记者关于你对所在地区基础设施作用如何评价“的提问时，回答“较好”、“一般”、“较差”的分别为58、22和18家。
调查表明，有76家企业对中国员工的素质表示满意。
中国和联邦德国合资兴办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马丁.波斯特博士评价说,勤劳、智慧、积极、坦诚的中国合作者是联邦德国技术得以发挥效益的重要保证。
记者列入调查的其他一些问题还有：“你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有何评价”，“你是否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你在中国的业余生活如何”等。
18家企业的外商认为“政府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柱”，“政府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而17家则认为“没有得到政府多大的帮助”。
82家表示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独立自主的管理企业，另外18家则称常常受到来自企业外部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的牵制和干预。
大多数外商对业余生活的“单调”、“枯燥”感到失望。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1990年）] 这条新闻完全是用事实说话，说明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六四”后并没有改变，而且在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解除了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疑虑，也回击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蔑。
在新闻写作中，要更好地用事实说话必须做到：第一，事实要具体。
新闻中的人名、地名、现场、情节、数字、结果都要写得具体。
交代清楚新闻五要素，即五个“W”。
什么事（What,何事）
谁被牵连到这个事件之中（Who,何人）
这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When,何时）
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Where,何地）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件（Why, 何故）
有的还要加上一个H（How,怎么样）
写新闻只有交代清楚人物、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等，才能使读者、听众和观众觉得新闻实实在在，可感可信。
事实要典型。
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主题思想的事实，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事实。
这就要求我们在大量具体的事实中选取典型材料、典型事例。
如果不作选择，罗列一大堆材料，反而会冲淡或淹没新闻主题，造成人物、事件不突出，观点不鲜明，起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
事实要生动。
新闻事实本身要有新意，生动感人，同时还要生动地描写情节和细节，要善于用巧妙的方法叙述新闻事实，避免生硬、刻板、老套。
如可用再现某些场景的方法；渲染气氛、加深印象、烘托人物、突出主题；也可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新闻事实更加鲜明、丰满。
此外还有点面结合、画龙点睛等方法，可以使事实更好地“说话”，增强感染力。
新闻事实的获得，往往带有一定偶然性；一个用心的思索，善于思索的作者，得到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却是必然的，而且，一旦获得以后，就会抓住不放，紧紧跟踪。
获得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的《“洋豆腐”为何无人问津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者平时关心人民吃豆腐，自然而然地注意到解决上海人民吃豆腐难而从日本引进的盒装豆腐生产流水线。
由此提出了一个盲目引进的问题，切中时弊，有针对性，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上海市领导的关心，然后又抓出了一则新闻：“从一条引进的豆腐生产线引出教训——要根据我国国情搞好技术引进”。
从典型到一般，指导意义更普遍，更深刻了。
从“吃豆腐”——引进技术的教训——根据国情搞好技术引进——引进的“洋豆腐”生产线得到改进，最后又归纳到豆腐的机械化生产有了指望，吃豆腐难可望得到改善。
这个循环、上升，简直是新闻采访的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写新鲜的事实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新闻姓“新”。
只有新的东西，才能为读者提供信息。
新闻要指导实际工作、实际生活，而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在新闻写作中，就是要突出这个“新”字，不断地把客观事物的最新变化、最新发展告诉读者、听众、观众，给他们以启发、教育和鼓舞。
所以，新是实现新闻价值的一个根本条件。
新闻界把现实生活中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新鲜活泼的东西称为“活鱼”，为人们提供新的情况、新的人物、新的经验、新的问题、新的成就、新的知识。
新闻的“新”在于事实新、材料新。
新闻要尽可能报道“第一次”发生的，“第一个”出现的事情。
当然，这也要从全局的观点看问题。
有些事情在本地区、本单位是新发生的，但地、在全市、全国范围内也许已不是新鲜事了。
也有一些事因为有一定的思想性、针对性，需要经常不断地报道，但这一类在报道时也要尽量选取新的典型、新的特点、新的角度。
特别是一些需要反复宣传的主题，更要研究新的角度，千篇一律就没有新鲜感，效果也不好。
请看《羊城晚报》1982年12月21日刊登的一则新闻： 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 本报昔阳二十日电 山西省大寨大队也不吃大锅饭了，今天，他们将八百六十亩耕地全部分给一百三十户农民承包，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原来集体经营的一个煤窑，一座酱粉坊、三台拖拉机、二百亩果园、八百亩山林，也全部承包给个人。
上午九时，大队党支部书记贾长锁带领着社员、从麻黄沟一直到狼窝掌、康家岭，逐块分责任田。
获得了自主权的社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原大寨大队大队长、现任大寨公社副书记贾承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步，过去搞的极左那一套不灵了，我们大寨人再也不走‘大寨路’了。
我曾经到河南省兰考县去参观，那里条件比我们差，积极性比我们高，发展速度比我们快。
可我们大寨社员往地里一转，干不干两块半，不少好地荒了。
大寨的一本经再也不能念下去了。
” 从今天起，大寨社员又有了自留地。
按政策规定，他们每人分到二分二厘地，全大队共一百二十三亩，占耕地的百分之十五。
过去大寨社员吃菜靠生产队统一分配，不能满足要求。
我们在大寨村里转了一圈，看到有些社员在门口用瓦筒放上土，栽上白菜、西红柿。
大寨社员的家庭副业现在也开始活跃起来，许多社员家门口有了鸡窝、兔笼。
不少户还圈起了猪圈，个人养猪共达一百四十头，其中有七十头是近两个月才买回来的。
在村口，我们见到了老农贾九胜。
他正在抚摸着心爱的三头牛，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中央的政策合了俺的意，俺今年光卖猪卖兔就收入五百元；养了六只母鸡，下了蛋俺都吃了。
今年俺买的母牛，两头都怀了胎，猪圈里还有四头猪哩。
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分自留地，当时在全国范围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事情发生在大寨却是新鲜事实，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大寨曾以带头吃“大锅饭”而闻名全国，他们搞“左”的一套，别人还得奉命跟着学，结果越学越穷，大家都吃了苦头，如今全国早已纠正了“左”的错误，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走上了富裕之路，人们情不自禁地想知道，大寨人还走不走“大寨路”，还吃不吃“大锅饭”了。
从这个角度来写新闻，就充满了新意，使人感到新鲜、亲切。
迅速及时是新闻报道的又一个特点。
新闻的新，除了内容的新之外，还有时效的要求。
新闻要及时传播信息，沟通信息，如果拖拖拉拉，迟写迟发，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新闻讲究时效，时效是新闻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重要标志。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的时效决定新闻的价值。
新闻界有一种形象的比喻，说新闻是“易碎品”，就是说如不讲时效，错过时机，时过境迁，新闻就会贬值，甚至一文不值。
新闻要求写新近发生的事情，最好是“今日新闻”或“昨日新闻”，学会随时发现新闻，抓取新闻及时写稿及时发表，例如前面提到的〈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这则新闻之所以吸引读者，使之兴味盎然，正因为是现场采写的当天新闻：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分责任田是上午九时的事，社员有自留地是从当天开始。
广州〈羊城晚报〉刊登在山西昨天发生的新鲜事实，时效性就强。
这种现场采写的当天新闻，尤其值得称道。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新闻的体裁。
新闻体裁是指新闻所报道内容的表现形式，在报纸上最常见的体裁有消息、通讯、述评性新闻等。
消息是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体裁。
它从现实生活中选择最新鲜的事实，及时加以报道，文字精练，主题突出，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形式。
消息一般可分为简讯、短消息、长消息、综合消息。
通讯是由消息演变而来，因篇幅可稍长，能对新闻事实进行更具体、形象、生动的报道，通讯又可分为特写、速写、游记、专访、介绍、小故事（小通讯）等。
述评性新闻是带有议论性质的新闻，它以新闻性为主，述评性新闻不同于评论，而以新闻事实为依据。
不同文体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
文学作品要运用形象的语言，科学论文要运用逻辑严密的说理性语言，新闻报道则要运用新闻语言。
新闻语言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体 新闻用事实说话，而事实不是抽象的，它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事件原因、结果等因素构成，因而新闻语言必须具体，应当少用抽象的概念。
这就要求如实地记叙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经过，也要求具体形象的现场描写、细节描写等。
鲁迅先生说过，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新闻作品更应真实、具体。
写得具体。
新闻的可信程度就高。
有人认为，要把事实写得具体就得形容，写领导人喜欢用“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写气势喜欢用“排山倒海，乘风破浪”，写精神面貌喜欢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一类词句其实并不能使人对客观事实有一个切实具体的感受。
新闻当然要求写得鲜明、生动，也并不绝对排斥形象和艺术的语言，但必须以能够准确、具体地反映客观事物为前提，不要以为把字典拿来抄了好多华丽辞藻就能够吸引人、感动人。
如果只注意字句雕琢，堆砌辞藻；只求文字的华丽，内容却很贫乏，这样的新闻作品难以真正吸引读者、听众，也难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写新闻不同于诗词歌赋，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总以平实朴素为宜，加之新闻要求完全真实，报纸篇幅有限等原因，写新闻不能采用合理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并应讲究表达上的简练和质朴，因此，新闻报道更多地运用白描手法。
尤其是写人物或场面，需要语言上的概括和内容上的具体。
例如写人物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中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王进喜痛得昏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一看，井架还没有放下，几个工人在围着抢救他。
王进喜急了，对大家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
”说完，猛地站起来举起双手，继续指挥放井架，鲜血从他的裤腿里和鞋袜里渗了出来。
这个情节，仅一百字左右，可是王进喜在受伤后顽强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的硬骨头性格却鲜明地刻划出来了。
第二个特点是准确 新闻必须事实，不能含糊其词， 不能模棱两可，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
因为语言运用不准确而造成新闻失真或歧议的例子在报道中是经常发生的。
有的是概念不清楚，如以前出现在报纸上常提到的“苦乐不均”等，现在不提了。
还有在宣传农村大好形势时有“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这三句话流传很广。
表面看来，这几句话很生动，似乎很有道理，其实是不准确的，难道过去二十多年，天就不帮忙，人就不努力吗
所以新闻写作中不宜随意运用这些不准确的语言。
有的用含混不请的语句来代替清楚明确的语句。
比如，有的新闻写作中喜欢使用“最近”、“不久以前”、“长期以来”等比较含混的字眼来代替可以表明的具体时间；有的用“许多”、“无数”、“广大群众”等比较笼统的语句来代替可以表明的具体数量；有的则用“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棱两可的语句来代替可以具体表明的程度。
第三个特点是简练 新闻要求快，要求迅速及时。
这就决定了新闻语言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怎样才能把新闻写得简洁、精炼呢
第一， 一条新闻只报道一件事实或只写出一个人物。
这样，内容和结构都比较简单，容易做到条理分明、头绪清楚。
如果报道的事件比较复杂，牵涉到的人物较多，可以采用分解报道的办法，化长为短，化繁为简。
第二， 直接写事实。
不要穿靴戴帽，要学会精选事实，让事实说话，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干净利落。
第三， 直接叙述事实本身不要作过多的解释。
第四个特点是通俗 新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事实，有群众性。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识字不多的人，都要通过媒体了解国内外大事。
要用最接近口语形式的书面语写报道，尤其是广播、电视新闻所用的语言，更应该接近口语，怎么说法就怎么写。
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少用或避免使用只有少数人或部分人才看懂听懂的一些字眼或话语。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了个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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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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