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描写梁实秋的诗句
梁实秋的《鸟》，这是他为自己所爱的小鸟留下的一篇文章。
作者爱鸟，鸟的喜，鸟的悲，鸟的生，鸟的死，无不牵动着作者的情思。
作者这种对鸟的生存和命运的情思，寄托着作者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和对囚笼般的现实的不满。
把握“物”的特点，理清“情”的脉络，就能较为妥帖地体察作者的写作意图，从而把握文本深层的意蕴。
描写月亮的句子
这是网上的找的，供参考。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梁实秋真能侃，再小的芝麻粒的事儿，经他的笔一转一化，汨汨淌出一大洼水，一波三折，有滋有味。
梁先生淡雅从容，典型一绅士，持杖岸立，口衔烟斗，含笑窥乐。
梁的散文：琐碎。
没有故事情节，全凭见识，将古今中外、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拼凑成文，像碎花裙上的碎花点，杂而不乱，抖开斑斓。
他下笔，东一鳞西一爪，若云里神龙，飘忽不定，反而没有编故事的斧痕匠气，触类旁通，信手捻来，随心所欲，东西八千里，上下五千年，逞才仗气，一泻千里地侃下去，毫不搭界的几件琐事，很巧妙地触电，通了!任何琐碎小事，一落梁氏笔下，便衍化成滋润丰沛的长文。
因为杂，读者永远新鲜不厌倦，恨不能一气读完。
梁的行文看似轻松洒脱，没有梁的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这一手是学不到家的，这是一绝。
也有人效颦，结果堕入罗嗦，世俗。
至少在我看来，散文到了梁实秋手里，又耸起一座里程碑。
仿佛没有不可入文的事，不信，翻开梁的四集《雅舍小品》，就像个杂货铺，乱七八糟的货都齐了。
怒、脏、鼾、胖、并洗澡、理发，都是生活琐事，也是他佳作的题目。
凡是他耳闻目睹的都揽入笔底，正合老上海的一谚语：捡入篮里都是菜，这是高厨的本事。
经他妙笔点睛，化龙飞舞，这不能不归功於他的渊博与机敏。
梁讲究生活的趣味，他总能从最平凡的生活小事发现它亮晶晶的趣味，然后笔锋一转，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不时闪烁出机智，忍俊不禁开涮几句玩笑，令人捧腹厥倒。
他好幽默但不庸俗滑稽，这是他的文章特色。
他文章取材很世俗，人人都有此经历，一经点出其中的闪光点，自然引起普遍共鸣。
行文幽默、情趣高雅、文字简洁、文采斐然、文笔活泼，深得读者珍玩。
琐事入笔，典雅出锋，这是梁文的成功之处。
梁实秋又是大学者，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第一人，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更是华人学者研读西方文化的必备参考词典。
但他写作从不掉书袋，没有头巾气的酸。
他常常信手捻来中外大典的引文，置於一堆俗事中，还原出引文原有的世俗朴素，充实文章的知识含量，是调味品，不是醋，更有可读性。
时下一些写手，才看了几篇引文，甚至见了广告上几句古代诗文，便迫不及待收入“拙著”，企图点缀出文章的源远流长，一副普人郝隆袒腹晒书的穷酸相。
一坛回味尚可的米酒晒成醋了，原有的酒味也洒了。
北平年景 梁实秋 里描写了哪些风俗
作者学识宏富，文思泉涌，将20世纪初北平过年风俗和盘托出，从祭灶以后各家各户采购年货、置备新衣等种种准备工作开始，到过年的祭祖先、烧年菜，与孩子们在除夕之夜的踩岁、辞岁、压岁，到新年正月的室内布置、家家开赌、孩子们的花炮，到城里各处的热闹所在，作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北平独特的年景，跃然纸上。
鸟梁实秋描写声音外形有什么共同特点
梁实一位著名的作家时也是一位美食家。
抗战时期，秋得知赵元任的太太杨步的排骨萝卜汤是一绝，于是上门拜访，一尝果然如此。
席中客人们一致要求主人要公开一下排骨萝卜汤烹制的秘奥，以便自己回家如法炮制。
杨太太很谦虚：“没什么，没什么，这其实上不了台面的，不成敬意。
”这时一位客人开了腔，那我来替杨太太公布这个奥秘吧就一句话：“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
”梁实秋回家一试，果然大获成功。
事后梁先生总结说：其实写文章也和做排骨萝卜汤一样，要做到言中有物却不难，关键在少说废话———这和排骨汤里少加萝卜、少加水的道理是一样的。
梁实秋不愧是美食家、文学家，用一道美食做法的奥秘就讲清了写文章的真谛。
<雅舍>对作者局势内外环境的描写表现了梁实秋什么样的人生和艺术观念?应如何评价.
“雅舍”缺点多多。
大致有：1、结构简陋，2、风雨难避，3、地点荒凉，4、行走不便，5、门窗不严（隔墙传声），6、鼠子瞰灯（老鼠肆虐），7、蚊子猖獗（聚蚊成雷）。
关于其结构简陋，作者刚刚说它“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便一转曰：“但是……没有人能说不像是房子”。
“像”一座房子，就是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座“房子”（连起码的砖墙也没有
）。
这话说得俏皮，表现了梁实秋从容的文风，也包含了作者对人生各种穷愁况味的感慨。
接着写它的“不避风雨”，竟用了骈偶句式。
梁实秋用整饬、雅致的骈句写房屋的破旧、残损，是承认它的“丑”，但肯定它的“个性”，表现了梁先生超脱、豁达的性格。
明明是“地点荒凉”，却冠以“若说”，似乎“荒凉”只是别人所说，自己未必这么认为；明明屋内地板是个斜坡，连来客也“无不惊叹”，却说“亦不觉有大不便”。
写门窗不严，杂音扰人；鼠子瞰灯，破坏严重，都不厌其烦地用排比来铺叙，极言环境之不宁，而最后的结论却是“没有法子”，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
写蚊子骚侵，用了两处夸张，强调蚊子的厉害，结果却是“我仍安之”。
真是“以不变而应万变”，对环境的恶劣始终安之若素，不是别有旨趣是无法想象的。
“雅舍”既有那么多缺点，也并非一无好处。
从文中看，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地势较高，得月较先，便于欣赏自然美景；二是陈设简朴，易于安排，最能彰显主人个性。
物质形态未能尽如人意，作者就从自然界去找快乐，觅情趣。
梁实秋的这种对待逆境的从容、平和的心态，在当今物欲横流、浮躁之风盛行的形势下，当有可借鉴之处。
“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
”此处排比，看似多余的废话，实则表达了对社会各色人等自我炫耀之陋习的讥讽，亦有对自我个性的张扬：我自有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人生趣味，对他人概不艳羡，亦不模仿。
文章结束语引用刘克庄《玉楼春》中的名句“客里似家家似寄”，是有很深感慨的。
“客里”一作“客舍”，“寄”即临时借住。
此句是说住在外边的时候多，住在家里的时候反而少。
这是国家动荡年代的特征。
作者对眼前的现实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他的感慨不像其他文人那样直露、激昂，而是表现得委婉、细腻。
他在描写“雅舍”“得月较先”这番赏心悦目的情景时，不禁插叙一段遇有暴雨辄满室狼籍的镜头；在谈感受时又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
”作者深深的感叹，蕴含于字里行间。
这种处变不惊、温文尔雅的名士风度，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不无借鉴价值。
本文语言上的特色十分鲜明，非常值得赏析、发挥。
概括起来，有四大特点： （一）骈散相间。
作者喜用排偶，对偶、排比句式，几乎每段都有，或铺叙，或描写，异彩纷呈。
这些排偶句显示了很强的文学功力，语言老到，文采斐然。
作者又善于将整句与散句配合使用，奇偶互见，骈散相宜，行文活泼，舒卷自如，恰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
（二）雅俗共存。
毋庸讳言，梁文的主流词汇是典雅的书面词藻，梁先生深厚的古文修养，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而从全篇来看，精致、雅驯的书面语又与浅近、活泼的口语相辅相成。
如第3段写各种声音破壁而来，用了两组词语，一组典雅，一组浅俗，却颠倒不得。
文人吟咏诗章是风雅的事，作者连用几个措辞考究的四字格；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声音，则用口语罗列，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状。
文中许多句子书卷气甚浓，近乎文言；有的句子则又是十足大白话。
（三）引用自如。
中外资料，信手拈来，内容贴近，形式多样。
如引“聚蚊成雷”，就是一种成语的活用，有人称之为成语的“返祖”。
“聚蚊成雷”通用义相当于“人言可畏”，而文中用的是字面义。
“相鼠有牙”亦可作如是观。
此句出自《诗经•鄘风》，原句为“相鼠有牙（一作齿），人而无止（通耻）”，表达的是对丧尽廉耻之人的诅咒，这里也用字面义。
引李渔的《闲情偶寄》，只引其题，不征其句，有意雪藏，留有余地；引李白的文、刘克庄的词，则引其句，不述其题，非止惜墨如金，也是对读者的充分信任。
两处引述外国人的言论，只引大意，未见原文。
总之，引用灵活，材料丰赡，不但帮助了文章的表情达意，而且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含量，显示了学者型作家的饱学多识。
（四）幽默丛生。
幽默诙谐渗透于全篇的语言特色。
比如写雅舍单薄简陋，不避风雨，本来是生活中并不“雅观”的困境，却用上一组雅正的骈句来描绘，出人意表。
你说它典雅吧，文中又“水池、粪坑”一应俱全，“酣声、喷嚏”罗列无遗。
这类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的近乎粗俗的事物，又用上一个十分雅致的文句来收束——“荡漾而来，破我沉寂。
”又如引用外国人对国人“懒惰”的讥评后，作者正儿八经地起而争辩，最后还加上一句：“洋鬼子住到‘雅舍’来，不也是‘没有法子’
”近乎反唇相稽，更像日常生活中的争辩：不然你来试试
“蚊风之盛”有谐音的效果，“最忌排偶”庄词谐用，都有新颖幽默的雅趣。
《雅舍》一文在内容与形式上取得了和谐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一个“雅”字，即在思想感情上的高雅的志趣和恢弘的雅量，在语言风格上的典雅的文气和蕴藉的辞采，可谓“文质彬彬”的典范。
梁实秋的资料
梁实秋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
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
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
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
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
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
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
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
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
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
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
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
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于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土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 ~~~~~~~~~~~~~~~~~~~~~~~~~ 梁实秋与鲁迅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
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
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
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
”他笑而不答。
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
”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
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
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
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
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
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
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
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
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
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
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
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
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鲁迅不足以语此。
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这个态度并不算错。
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
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
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
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
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
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
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
）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
是不是共产主义
他不回答了。
(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
----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
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
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
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
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
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
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
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
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
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
”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
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
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
”何谓空头文学家
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
这句话说的很对。
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
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
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
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
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
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
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
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
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
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
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
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
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
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
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
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
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
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
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
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
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
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
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
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
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
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
”（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
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
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
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
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
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