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
的三要素:环境、情节、人物是小说个基素，是小说中不能缺少的。
小说塑造人象的方法:小说从肖像描写、行为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刻画人物形象。
肖像描写是指用精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人物外形各个方面的特点。
如容貌、服饰、姿态、神情、风度等。
成功的肖像描写不仅能够使人物凸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可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遭遇，从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巴金小说《家》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百度而来若，望采纳，谢谢。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小说中者着重描写刻画了他这个形象。
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典型人物。
觉新虽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又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位置，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于是，作者付与他委曲求全的怯懦顺从性格。
他在高家的事务上兢兢业业，办得仅仅有条，但在自己的婚姻、愿望上，总给读者一种无奈的感觉。
他喜欢远房表妹梅，但又无法违抗老太爷的旨意，来放弃自己的妻子瑞珏，他只有把痛苦留给自己；他既同情支持弟弟们的反封建斗争，但又无法放手掉高家的事业，他只能选择“作揖主义”哲学。
全篇小说他给我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简直是一个悲剧形象。
在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塑造觉新这个悲剧人物，不但是为了唤起读者对这一时期这类人不幸的同情，而且主要是对这种人的严厉批判。
由此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如何了。
但我要补充的是高觉新在这个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和转型时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高觉民与高觉慧，他们很幸运，没有他们大哥那样活得那么累，还能在高等学府成就大业。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他们放在人物塑造的首要地位呢
因为，在当时，他们又是典型的一类人，但他们两兄弟又有着不同。
首先来看觉民，虽然他在外和弟弟觉慧大搞一些反封建的活动，来开导当时内地有着迂腐思想的人们，但在自己家里却又无法抗拒来自高老太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
在他对远房亲戚张太太女儿琴的爱情上表现出一种想爱又不敢爱的情绪，只是再默默地煎熬罢了，最后作为家中反封建的一员，却还是没走出这个家，还是深陷在这个泥潭中；觉慧，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可以说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他是觉新的另一个极端。
在小说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但他唯一的意愿就是能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满是封建礼教的世界。
家中，老太爷是至高无上的，惟有他会在老太爷面前因感到不满而冲撞他，也正是这次他被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坚定了他走出这个家的信念。
他爱丫鬟鸣凤，他恨老太爷，与觉民相比他敢爱敢恨，毫不掩饰。
最后，他勇敢地走出了高家。
作者塑造这两兄弟，可以看出也花了很多心思。
我以为，觉慧的气质、愿望、行为等，几乎都是作者年轻时的真实写照，从觉慧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
我猜测，作者是因为自己在反封建运动当中不希望看到一代青年沉沦下去，便在对封建礼教的憎恨中塑造了这几个人物，表现出作者对年青一代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下面让我来说说小说中的几位女性。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
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塑造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是什么
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主要是人物描写，当然环境，事件也能衬托出人物的形象。
1．外貌描写 指把人的容貌（脸型、五官）、神情、身体形态、衣饰、姿势、风度等方面的某一部分或几个部分，用生动具体的语言描述出来。
外貌描写，不要求写全貌，它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人的外貌写也叫肖像描写，就是对人物的外貌、特征进行准确、生动、形象的描绘，并通过外貌描写来传神，向读者揭示人物的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
其作用不仅在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面貌，而且是为了以“形”传“神”，即通过人物的某些外部特征来揭示这个人物的性格。
它往往着重于人物的面部、身材、服饰，以表现人物的身份、风度、神韵和表情。
2.语言描写 语言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成功的语言描写总是鲜明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获得深刻的印象。
语言描写包括人物的独白和对话。
独白是反映人物心理活动的重要手段。
对话可以是两个人的对话，也可以是几个人的相互交谈。
描写人物的语言，不但要求作到个性化，而且还要体现出人物说话的艺术性。
其一，语言要能显示人物的身份，职业，地位，经历。
其二，语言描写要能够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
其三，语言描写要性格化,符合人物的身份。
要在描摹语态，叙写对话过程中表现出“这一个”的个性特征来。
其四，语言描写还应用来预示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或通过语言描写介绍环境或时代背景，或借人物之口作议论以深化主题，使语言描写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语言描写要生动、简洁，力忌八股调、学生腔。
3.行动描写 行动描写的对人物举止、动作、行为的描写。
行动描写同样要为表现人物的性格服务。
4.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就是对人物内心的思想情感活动进行描写。
描写人物的思想活动，能反映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能够直接深入人物心灵，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常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内心独白、动作暗示、景物烘托、心理概述。
水浒传中的环境描写并赏析10句
1.句少时，一托盘把上楼来，一樽蓝桥美酒，摆下菜蔬时新果酒，列几般肥羊、嫩鸡、、精肉，尽使朱红盘碟。
赏析：用优美的景物来反衬心中的阴郁，感叹人生落差之大，表明豪情壮志。
2.句子：一轮红日当空，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热。
当日行的路，都是山路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
那军人们思量着要去柳荫树下歇凉，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
教你早歇
”众军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
当时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看着日色当午，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
赏析： 这段景物描写突出了天气大热，僻路难行，军人疲惫，杨志焦躁。
景物描写融入了情节。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军人才能在黄泥岗歇凉喝酒，被蒙汗药麻翻，“生辰纲”才能被“智取”。
3.句子：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
就树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赏析：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
”这一阵风正好可以衬托大虫的来势凶猛，从而反衬武松的勇猛.4.句子：其时正是仲冬天气，连日大风，天地变色，马蹄冰合，铁甲如冰。
”“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时，约已没过马膝. 赏析：这里使用景物描写来暗示，衬托人物的性格.、情趣和身份。
5.句子：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日无晶光，朔风乱吼. 赏析：将天气的恐怖与险恶展现于读者眼前，也为下文人物出场烘托了气氛.6.句子：次日彤云压城，天惨地裂.独引一支军马出城冲突. 赏析：要塑造索超的形象，但并未对其进行正面描绘，而是在“雪天”二字上多施笔墨，借助于自然环境的描绘，突出肃杀的气氛，从而将索超的威猛有效地烘托出来，使人物形象在画面中自现。
7.连月朔风紧起，彤云密布，四下里早纷纷扬扬下起一天大雪来”，“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
又是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又是一场看似平淡但却寓意深长的雪。
赏析：寥寥几笔，便描绘出了雪的纷乱无序，这种无序与人物复杂的思想斗争相结合，一点一滴地透射出情节的变化，使意象与情节的发展形成默契的配合，预示了武松与潘金莲之间一场灵与肉的较量，也暗示了武松被逼上梁山的原因。
8.“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 赏析：在漫天大雪走投无路之际，以景物的出现为情节发展透出了“柳暗花明”之感，也为下文人物上梁山铺平了道路.9.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而且“那雪正下得紧”。
“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赏析：一连三次写雪，三次都仅寥寥数语，却精炼而又传神，把特定环境下的意象描写与小说的情节构成紧密地融为一体。
10.且说智深出到菜园地上东观西望，看那园圃。
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拿着些果盒酒礼，都嘻嘻的笑道：闻知师父新来住时，我们邻舍街坊都来作庆。
智深不知是计，直走到粪窖边来。
赏析：为下文倒拔垂杨柳做铺垫
《西游记》中的沙僧是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打算告诉读者什么呢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中的次要人物沙僧也是一个具有个性的艺术典型。
本文立足于取经队伍整体，在各主要形象的对照与联系中，通过内部矛盾的演化过程把握沙僧性格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发展，并从作者叙写人物的艺术空白入手，试揭示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意义，唐僧师徒四人中数沙僧最不起眼，论资排辈，他居于老末。
作者吴承恩构思主要人物形象体系，将他安设在取经队伍的次要位置上，用墨量少而色淡。
不过，只要我们挣脱惯性思维的桎梏、立足于整体角度去深掘其形象内涵，即可发现，沙僧形象决非可有可无，他不仅是一个血肉饱满、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而且还是《西游记》（注：明?吴承恩著：《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主要人物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西游记》的主要人物是赴天竺取经的唐僧及其三个徒儿，这四众之中，孙悟空、猪八戒两个熠熠生辉的形象的成功已获公认，对唐僧形象及意义也有较多的评判：唯沙僧，论及者少且否定者居多，曰之“缺乏个性”。
但早在明朝，就有凌濛初评价《西游记》：“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
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
”（注：皆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14页。
）明代小说家已对“师弟四人”的性格刻画作了肯定，其扼要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小说写悟空、八戒，包括唐僧都多用直笔，因而其形象内涵较易为人所察；对身为配角的沙僧，作品较少从正面描述。
毛宗岗说：“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
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
”（注：清?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批，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73页。
）这里所说的正衬是以勇比勇、以美比美、以智比智之类，反衬是以懦比勇、以丑比美、以愚比智之类，两者皆为对比。
对比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广泛使用的手法，有无意识而用之的平淡的比较，更有自觉进行的强烈的对比。
沙僧的“动止”与“性情”的展现，作者运用的却是介于上述两种对比之间的鲜明的对照：以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三人各自突出的性格特征来显示沙僧独特的性格特点，如俗语所说：“不见高山，不显平地。
” 取经故事里，沙僧与悟空、八戒前身都是妖仙，后又同皈依佛门、西去取经，同成正果，但性情却与两位师兄大不相同：老孙不改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秉性，见恶即除，逢妖必剪，虽服法门，依然无所畏惧，若不是观音暗授唐僧真言，勒之以紧箍咒，他何以会安稳地保唐僧去西天
花和尚八戒则是“五戒”不持，“六度”不守；取经路上牢骚满腹、心猿意马，每遇女色、富贵必丑态百出。
而沙僧却任劳任怨地牵马挑担，不似悟空桀骜，也不象八戒耍滑；尤其是取经队伍内部矛盾尖锐时刻，他寡言少语、不贬不褒，仿佛是个没有性格的空灵人。
这只是表象。
沙僧的性格实际上有着明显的特征。
沙僧一出场（第八回）就对菩萨遵命唯谨，对“前程”处心积虑。
观世音奉旨去长安，一路上收归悟净、悟能和悟空，孙大圣“愿入法门”是残酷现实所迫之下的一种权宜，有他后来的藐视佛法的行为可证：八戒对菩萨的“前程”理论，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很不以为然；三人中只有沙僧“连声诺诺”，特地请教观音：“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
”可见，拜唐僧取真经、功成复职的“前程”正是他孜孜追求的理想。
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做了唐僧小徒的沙和尚开始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悟空总是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而沙僧凡事皆要察颜观色、揣摸师父心思，小心谨慎地见风使舵；老猪做事全由自家性起，往往责罚少不了有他一份，沙僧则得心应手地使用着八戒宣称学到手的所谓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从不多言多事；对身边之事，好象同师父一般懵懂，但只貌似粗心不觉，实乃心中有数，如早在第二十八回他就把握了猪老二的贪吃、自私之性情。
沙僧的谨慎源自其惨痛的教训。
他最早是人身，遇真人、得大道，方成天上神；仅因“失手打碎玻璃盏”，就断送了历经千般修炼才获得的在天地位，且遭受飞剑穿肋之罪，他尝够了不小心的苦头。
一直祁盼能重登仙界的沙悟净哪里还敢对关乎自家“前程”之事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
如第五十七回，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唯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
沙和尚性格中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
踏实肯干自不待说，他的务实里还透露出对俗事俗礼的熟络与顾忌。
沙悟净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见多识广的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晒笑之。
当悟空一时性起说要散伙，他苦口相劝：“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第四十回）。
沙僧的识俗没有动摇也不会动摇他的向佛之心，因为那是他到达理想之地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虔诚敬佛的沙僧同时又是宗教门槛内的一个一心求得功名的俗人。
这个人物的性格世界构建在“再度成仙”这一支点上，有所求才会有所惧，从而外显为谨慎怕事、敬佛忌俗的性格特征，并且有精致的外包装紧裹，就是许多论者点评的“没有性格”。
既为包装，那么，所谓的“没有性格”就不是一般人所认定的“空无”了。
沙僧的这种“没有性格”实属大千世界中别具一格的性格。
现实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遇事或打哈哈蒙混过关，或不作声置若罔闻，谁都不得罪，仿佛超然物外，却还要直奔个人的既定目标，沙僧就是吴承恩将这类人的共性加以概括、抽象，经过艺术创造而成的典型形象。
一般认为，文学中艺术典型的基本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古代的类型化典型——其共性鲜明突出，个性绝对从属于共性；一是近代的性格化典型——着重描写个性的独特、丰富和复杂，共性则融化于个性之中。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基本属于前者的类型化。
由于两种艺术典型形态的产生、发展及转化有一个历史过程（注：参见傅继馥著：《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西游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已显现性格化的端倪，注意到从语言、动作、心理等个人特点的化合上加以描绘，人物性格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从共性派生出来的寓言式的特征，但至少已不仅仅是共性的直接呈现，也不再保持古典式的静穆。
沙僧形象的塑造就是既展示其鲜明的性格特征，又叙画出其性格特征在纵向和横向方面的发展变化。
二 莫泊桑指出：“客观的作家不罗唆地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是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
作者在整个作品中使他的人物行动都按照这种方式，以致人物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其内在本性、思想、意志或怀疑的反映。
”（注：莫泊桑：《小说》，引自《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09页。
）神话小说《西游记》“幻中有真”，吴承恩算是一个合格的“客观的作家”，他能遵循这个人物的自身发展逻辑，又能写出沙僧个性的外观。
试把《西游记》里的取经四众置于一个以人物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而构成的坐标系内。
总观主要人物形象整体很有必要，生活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成功的。
取经队伍的内部冲突这条线索，在全书主要服务于孙悟空与天廷神权统治者神佛及其在凡间的代理人——神魔之间的矛盾冲突（注：参见朱彤：《〈红楼梦〉散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327页。
），虽为次要矛盾，对塑造四众性格却至关重要：由这一矛盾关系的反复演进从而逐步完成对四众性格的刻画。
恩格斯说过，人物的典型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
（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西游记》人物的“做什么”、“怎么做”，就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里通过各自特定的性格行为来体现的。
一出戏里一个人物的一系列动作和行为构成他的动作线，小说亦然。
坐标系内的唐僧师徒四条动作线起点不一，后八十七回却几乎齐头并进；四条线因人而异，或浓墨重彩，或若有若无，有时笔直引进，有时曲折迂回。
其中，唐僧、悟空为取经队伍内部矛盾的主要双方，他们的动作线之间始终有一定的距离。
沙僧在人物纵轴于此二人之间、沿时间横轴作曲线运动，这条曲线在时间轴上大致呈三个阶段：亲唐疏孙——等距离外交——“只凭大哥主张”。
主要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矛盾，这是人物性格特征和人物之间关系在心灵上的反映。
最初，沙僧谨记观音的教导，竭力靠向唐僧，以为只要跟定师父必能前程似锦。
所以，唐孙冲突初起时，他偶尔几句冷言冷语，给师父火上浇油；唐孙矛盾首次激化，他任凭八戒谗言、师父无情，只袖手旁观，对悟空临行时的恳切叮咛不答一字（第二十七回）。
尴尬的场面有着丰富的潜在心理内容：菩萨点化过，师父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孙行者好生厉害——沙僧已经领教过，而且他自知自己没大本事，要再度登仙须借助本领高强者的力量。
于是谨慎的沙和尚只能用沉默求万全。
取经队伍在悟空被逐走以后所遇的凶险困境使沙僧对大师兄在取经路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
第三十一回，被捉的沙僧束手待毙之时，忽闻悟空来也，顿时——书中写道：“噫，那沙僧一闻孙悟空三个字，好便似醍醐灌顶，甘露滋心。
一面天生喜，满腔都是春。
也不似闻个人来，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
你看他摔手拂衣，走出门来，对行者施礼道：‘哥哥，你真是从天降也
’”这段简洁、细致的心理刻划和动作、语言描写结合的文字，生动地表达了沙僧的内心活动及结论，即孙大圣是取回真经、实现理想的保证，不可慢待之。
因此，当行者遇险，他连衣跳入急流救得其性命；平时巧妙地在师父与大师兄之间周旋：大师兄不在场，对师父恭敬听命；唐僧看不到，又对悟空俯首贴耳，沙师弟用“等距离外交”手段调和他们的小矛盾；然而面对唐孙激烈冲突再现，沙僧就又重新钻入“没有性格”的保护壳去躲避风雨，对行者的再次被逐不发一语，以沉默应万变（第五十六回）。
果然收效显著：难服侍的师父偏袒他，爱捡人错的大师兄说他是好人。
后来悟净渐渐疏远唐僧。
唐僧曾忧虑取不到真经，八戒附合，沙僧呵斥二师兄：“莫胡谈
只管跟着大哥走”，暗含对师父信念动摇的责备（第八十回），到第九十四回更是“只凭大哥主张”。
敢于得罪师父不是轻举妄动，沙和尚此时已确知：悟空护法是佛祖旨意；唯神通广大的大圣能解除去西天路上的千难万险；唐僧不满也影响不到他的前程了。
事实证明了沙僧的精明。
沙僧、八戒的动作线时有交织。
两人曾见妖怪来忙躲起、曾于危难时共分行李，可见沙僧有俗人的胆小与自私。
两人同享悟空偷来的人参果时的对话中（第二十四回），八戒饕餮耍赖、沙僧憨直实在；两人有错同被悟空责打时，那呆子着慌至极，沙僧却正话反话齐说，以柔克刚磨软大师兄（第八十一回），由老实巴脚到随机应变，沙僧性格分明有较大的发展。
两人磨擦多在八戒失庞后，二师兄被师父斥责，沙师弟甚至跟着挑剔老猪的长相，落井下石。
恩格斯曾提出，要“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通过此二人动作线在同与不同的相互关系，人物的差别更加鲜明了，从而表现沙僧性格的多侧面和不断发展。
沙僧的动作线上偶尔有浓墨的个别点。
第五十七回，沙僧到花果山讨行李，先笑脸相待，当假行者要另拉队伍西去取经时，他大怒、劈头打倒假沙僧、直奔南海告状，莲花座前见到真行者又“劈头便打”——胆小、谨慎的沙悟净此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和出人意料的粗心。
其实，这正是他那“没有性格”的性格在特殊情况下的极端显现。
人物性格取决于情境，事态的起伏骤变必造成人物情绪、心理、言行的波折、发展和变化，加剧人物性格的内部矛盾，使其性格海洋中那些深藏着的因果披露出来。
沙僧要成就功名，一旦有人触及这一根本利益，他自然大发脾气，与之搏斗；同时又明哲保身：打死小妖立刻投奔观音，否则定会吃亏；有观音在、泼猴无奈于他，这才有恃无恐地举杖击之。
所以说，失去常态的更是真正的沙僧，这里既展示出常态下难能一见的性格的核心内容，又秉承一贯作风，不乏勇敢中的谨慎、粗心时的周全。
正如黑格尔所说：“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8页。
）沙僧形象在其性格动作“线”的发展和“点”的透视结合中而成为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典型。
三 一般情况下，作者笔下的艺术典型往往是在各具面目的陪衬人物联系中存在的，通过各形象的比较，映照出主要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
沙僧较为特殊，他是在几个有着显著性格特征的艺术典型的相互联结中，在他们鲜明性格光彩的辉映下凹现出来的典型形象。
所谓凹现就是被金圣叹赞为“神奇之笔”的“写彼人而令此人生色”之法。
鲁迅也说，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人来比较、衬托的”（注：鲁讯：《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悟空的疾恶如仇、八戒的一路怨声反衬出沙僧的驯良服从、无怨无悔；行者、八戒对功果的不经意正比较出沙和尚拜佛求经的耿耿之心。
在取经队伍里各个艺术形象的对照与联系的虚写中诞生的沙僧形象却是个审美实体，他既表现形象自身的思想感情，也含蓄着作者的情感认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趣的事物。
但是，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明对它们的判断；诗人和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不作出判断；这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的新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
”（注：转引自吴士余《古典小说艺术琐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西游记》不是“再现现实”，而是通过把现实社会矛盾抽象化和幻想化来折射现实生活的，吴承恩曾声明：“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注：皆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8页。
），他写鬼怪神佛意在“人间”，当然会“作出判断”。
吴承恩生活在明朝最沉闷、最黑暗的年代，他的出身（生于政治经济均受封建阶级压迫的小商人家庭）及经历（科举场上失意、生活贫困、遭势利之徒笑骂），都促使他对现实极为不满，但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注：皆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7页。
），只能恣意纵横于笔端，在《西游记》里融入愤世疾俗，寄寓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理想抱负。
对美猴王的敢于反抗、顽强不屈、追求自由、襟怀坦荡，极力颂扬之；肯定八戒率直、不忘大义的品行，对其贪财好色、狡黠偷懒等种种缺点又有所批判；满怀敬意写唐僧矢志不移、乐善之心，对他是非不辨、懦弱固执也有明显的保留；唯不见对沙僧有明确的表态。
第一百回，唐三藏取回真经向唐王汇报一路上情况，赞悟空、八戒，表扬小白龙，可从没责骂过悟净的师父却偏偏“漏”了沙僧，不提一字。
蒲松龄说自己“一题到手，必静相其神理所止，繇实勘到虚字；更繇有字句处，勘到无字句处，既入其中，复周索之上下四旁焉，而题无余蕴矣”（注：转引自吴士余《古典小说艺术琐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创作的经验之谈道出文学大师从有字句处——直觉的艺术形象，到无字句处——含蓄的艺术空白，写人叙事、开掘其思想内涵的苦心。
吴承恩的这一叙写“空白”应有“鉴戒寓焉”。
作为封建文人，吴承恩政治思想上愿“致麟凤”、行“主道”、德治天下；人生信念上推崇重义顾大局、从善和高风尚的君子之行。
然而，“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注：皆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7页。
）的现实，奸害当道，难酬之壮志情怀只得虚托包括沙僧在内的四众得真经成正果之故事梦想成真。
作为一名作家，他又冷峻地洞察世事炎凉、内省自我心灵。
时值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末路而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阶段，在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登峰造极的同时，渐闻个性解放的呼声，正逐步兴起一股明显的反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
这种社会思想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孙悟空形象的独立无羁、任个性张扬的人格力量上，沙僧形象的“无字句处”则隐约闪现出作者自己由新兴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认识方面的矛盾。
沙僧自觉向善、中庸求全，有君子之德；但他一味遵听天命，循规蹈距，又无突出才干，只求个人前程，即使随波逐流，尊为神仙，于世于时又有何裨益
这种人于人间不在少数，他们值得称道吗
张书绅评《西游记》“更有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注：皆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35页。
），于此“空白”恰如其分，作者隐寓式地表达心中对自己所恪守的人生信含和人性理想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
含而不发的艺术空白增强了沙僧形象的思辨力量。
“实处易，虚处难”，中国画论确有道理，把一个次要的陪衬人物塑造为典型有相当的难度。
沙僧的雏形产生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名曰“深沙神”，早于为人喜爱的猪八戒，元代杂剧及平话曾作加工，因囿于“次要”，陪而不“衬”，形象一直苍白无力。
迄于明代，大文学家吴承恩在各种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传说、变文、笔记、小说、诗话和戏剧的基础上，以创造性地加工改造铸就百回巨著，精雕细刻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等主要形象，同时运用“虚实相生”手法致力于沙僧“形象”的勾画，且分寸得当，使之不致于喧宾夺主。
作为陪衬人物，沙僧的行动是取经队伍内部矛盾深化和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标志；作为艺术典型，他反映了不易被人察觉的社会观念的微妙变化，为人们深刻认识生活真谛提供真实可感的具体形象；统观取经四众之形象整体，沙僧从一个特写的侧面体现着主要人物所置身的社会关系的真实性，是他们的背景与环境的有机构成；这幅人物画中的沙僧是枝是叶，联结主要典型，衬托鲜花的芬芳艳丽，沙僧形象增添了孙悟空等主要典型的艺术魅力，加强了《西游记》深广的社会批判力量。
《西游记》能成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其中沙僧形象塑造的成功，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林黛玉幼小失寄人篱下的林黛玉过的是一种繁的苍凉生活。
她没正贴心依人，也没有什么属于自已的财产，绝顶的聪明和满腹的才华害了她，成就了她多思多虑，多愁善感的个性。
同时孱弱的身体加剧了她对生命的幻灭感，缥渺无望的爱情煎熬着她易伤的心。
在色欲与物欲横流的贾府她是个弱者，是个无关紧要的寄食者，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事实，只有用清高孤傲来防卫自已，表现得日益尖刻与小心眼。
她，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刺是她唯一的坚强，掩盖在这脆弱的坚强下面的，是她那深深的自卑情结。
她焉能不自卑呢
她唯一能够凭以骄人自傲的美貌和才学，在宝姐姐来了以后，就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与薛宝钗初次相见的那一瞬间，她最后的自信，她爱情的堡垒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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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木石前盟，又何来金玉姻缘
说明白了就是“既生瑜，何生亮
” 黛玉的自卑感使她总是疑心重重，对宝玉的爱没有信心。
以至于不断地折磨他的感情为乐。
看他伤了、哭了、病了、表白了，她才放心了、笑了、怜惜了、后悔了。
池莉在小说《来来往往》中提到“男女私情是千万揉搓不得的。
”而宝玉就是在林黛玉的这一小性子下，被弄得柔肠百转，不能自持，看客们也无不心思萌动，一至叫嚣要找个黛玉做情人，才不枉负平生。
与她相比，宝相庄严的薛宝钗就有点可亲可敬不够可爱了。
黛玉的尖锐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共同的根源，都是因为爱的缺乏，对外界的不信任，没有信心和骨子里的反抗精神。
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难掩内心深处的悲凉。
黛玉常常提到死这个字眼，仿佛跟喝杯咖啡一样容易。
死是她对于生活的最后反抗。
现在小资们对于死亡的迷恋，不知与黛玉有没有关系，但不能不说，死亡确是她的生命中最精采的一笔。
在凄艳夺人的高潮，一个美丽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象樱花因它的易落而美丽一样，从此，她永远停留在了她如花般的岁月，在读者心目中成了永恒。
如果曹雪芹不让她死，让她满脸皱纹地老去，和宝玉柱着拐杖坐在墙角昏昏欲睡晒太阳。
或者嫁给别人，成了黄皮寡瘦，咽泪装欢的怨妇，那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象现在这样爱她的。
在书中她对于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的尖刻嘲讽，一直是我困惑不解的事。
当然，对于她这样封建社会中的贵族小姐，不能希望她对普通老百姓有我们现在的共产主义觉悟。
但这样一位小姐出风头骂农妇也未免有点可厌。
主要原因我以为，刘姥姥进贾府是为了乞得物质上的帮助，其动机市侩，诌媚粗鄙。
黛玉在贾府，也是一个乞食者，刘姥姥的出现与作为刺伤了她敏感的神经，她的嘲骂，似乎是想彻底划分开她与她的不同之处，本质上是对乞食这一行为的厌恶和无奈。
再看她葬花时的吟唱：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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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物言志，借境抒情，自是香艳凄凉至极，谁读了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呢。
然再一想，不免叹其矫情。
居此富贵人家，锦衣玉食，呼奴唤仆，只不过，因为终身大事的无着落，就做此消极绝望状，那天下千千万万忍受着物质的贫寒，精神的溃乏和处于被凌辱被欺压地位的女子们，包括现在受了爱情的伤，还要每日为生存和男人们一样打拚的女子们，是不是都该纷纷自尽呢
她的过分夸张的痛苦体验，她厌世的颓废思想，她对爱情只是呻吟，从不争取主动的消极态度，不能不说，其中都有自卑感徘徊不去的鬼影。
平常的人物分析中，总是把她当做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我一直不解她逆在何处。
如果说表现在她对爱 情的追求上，那她远没有尤三姐的大胆，也没有薛宝钗的主动运用手段。
她是方式是隐晦的，被动的，温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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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来不是叛逆的，因为相爱是每个男人女人都会有的正常心理需求，算不上叛逆。
她因为自卑而过分自尊，她因为自尊而易受伤害，因为伤害而忧愁。
忧愁，是她美丽的一部分。
戴望舒《雨巷》诗中那是结着愁怨的姑娘是谁呢
就是林黛玉。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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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她是薄命的，“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她丁香般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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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在被她泪水织成的雨巷中“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圯的篱墙，走尽这雨巷。
”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她病态的美，被曹雪芹描摹到了极致。
让人如何不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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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神话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区别
一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
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
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
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
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
在我国的神话天地中，姑且不说被后世改造过的神话，就是古老的原始神话，我们也看不到对大神们爱情生活的描写，见不到他们这方面的生活细节。
由于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关爱情的内容极少，因而嫦娥奔月神话和后起的巫山神女传说在中国神话天地里就显得秀丽旖旎，风景这边独好了。
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
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
在希腊军队与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让阿伽门农把抢来的女俘克里塞斯送还到他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的身边，因此时阿波罗神正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劫而用瘟疫来消灭希腊军队，阿伽门农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硬是将女俘克里塞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喀琉斯愤而带领他的军队撤出了战斗，使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很快地杀掉了还没有死于瘟疫的希腊士兵。
希腊人的这次惨败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这种结果是中国人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尚德精神所不允许的。
又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再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
如此等等。
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
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
二 “对神的献身精神的崇尚和礼赞”，是中国上古神话尚德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
这种牺牲精神首先表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当中。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另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
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
在这些神话中，大凡是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英雄备受人们的赞颂；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唾弃与批判。
所以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也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
而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
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
在希腊神话人物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宇宙最先生下了开俄斯（即混沌）、胸怀宽广的地母该亚、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爱神埃罗斯。
开俄斯又生了黑夜之神尼克斯和黑暗之神埃瑞波斯。
尼克斯和埃瑞波斯结合后生下了太空和白昼。
该亚则生了乌拉诺斯（天空）、大海、高山。
这时乌拉诺斯成了主宰，他与母亲该亚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共十二位天神。
后来，第一代主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
克洛诺斯与妹妹瑞亚结合也生下了六男六女，宙斯是最小的一个。
克洛诺斯害怕他的儿女们像他推翻父亲一样来推翻他，便将自己的所有儿女都吞进了肚子之中。
在宙斯出生之前，瑞亚在地母该亚的帮助下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岛之后才生下了宙斯，宙斯这才幸免于难。
后来宙斯联合诸神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逼他吐出了哥哥姐姐们。
宙斯于是便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了神性王国，自己做了至上神。
这则希腊神话表明，宙斯的神界秩序是在代代天神们的血肉之躯上建立起来的，更严重的是这种杀戮还都是骨肉之戕(qiāng)。
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
记载着巴比伦神话的《埃努玛·埃立什》说，开初，神族有两大派：一派象征着无规律的“混沌”，是从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着有规律的“秩序”，是从汪洋中分化出来的天神。
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
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
三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尚德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神们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保民佑民的责任感”上。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佑民的职责。
远古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
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劳卓越的人物，他们在为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
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
特别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们身上。
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
于是这些上古的神话英雄或始祖神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神祗摇身一变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间帝王。
首先，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
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
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
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
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
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
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了。
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
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
“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
作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
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
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
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天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
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
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天人为改造的。
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
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
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
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
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在后天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
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