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描写人物的句子
以下是《儒林外史》中描写八股取士制度下的一些众生相。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
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
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
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
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
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
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
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
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
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
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
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
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
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
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
儒林外史有那些人物描写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
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
’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
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
好
我中了
”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
’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什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
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
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
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
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
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比较多，你可以挑着写一下。
儒林外史主要人物描写有哪些
人物介绍王冕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
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周进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
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
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
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
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我要写儒林外史（分析重点人物）一篇写三百字，共五篇
史衮衮诸公之中，严监生堪称仅次于范进号闻人，闻其名者皆知其事迹，乃是他当弥际，挣扎着不肯闭眼，老是伸着两个指头似乎心头有何重大未了之事尚未吩咐，家人都不解其意，唯有他家主婆明白他原是嫌屋内油灯里点了两茎灯草费了，慌忙掐去一根，严监生遂溘然而逝。
严监生这指头伸得惊世骇俗，就像《变色龙》里的那个倒霉蛋高举着被将军家的狗咬的指头般，迅速聚拢了大批惊异的目光。
当时就有评家拍案而起，赐他一顶“守财虏”的帽子。
后世恪守文学形象典型化原则的语文教科书选家大体也沿用此论，认定严监生这番表现简直与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疯狂去抓取镀金十字架之举是同样精彩的本色演出，堪为吝啬鬼之传神写照。
于是严监生得以配享课堂，使天下读书少年，人人视其姓字，观其异行，积久而大名渐成。
反观外史其余一众奇人异士，虽则人人一身故事，却因无此荣幸入选家青目，渐至于湮没无闻。
然而细想来，严监生之暴得大名，实在不免是个历史的误会。
首先，指严监生之为奇异人物，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误读。
所谓真英雄往往有非常人之性情，能为人所不能为。
倘以此反观严监生，我们看到的却不过只是个平淡的背影，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出典型人物那种舍我其谁的神性光芒。
严监生一介财主，本来成分不好，加之又生性悭吝，依照典型人物的路线行事，他应该是像周扒皮般极擅盘剥才对。
想来教科书所以选中他，潜台词里必是埋下其人乃“每一滴血里都流淌着罪恶和肮脏的东西”，“为了超额利润不惜杀人放火”之类美好的形容词。
偏偏外史在讲述其如何巧取豪夺、克扣仆人、盘剥佃户方面却极为吝啬，竟然一笔也无。
他竟然只知一味节省，自奉菲薄，日常家里买斤肉吃都不舍得，只“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食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加之以劳心戮力，以此经年累月，积聚财富。
如此手法单一，思想贫乏，真真远不如其大哥严贡生的机变百出，懂得钻营。
像什么卖猪夺猪、虚立借据、指饵为药的谋划，可谓决胜千里，算无遗策。
严老大才真正是世外高人风范，相形之下，严监生生财只懂得一味自我刻苦，想象力苍白得简直令人发指。
本事不大也就罢了。
严监生倘能将悭吝进行到底，一辈子一毛不拔，也不失忍人之性。
然而此节严监生更足为人诟病。
既为悭吝，那么钱既入我囊中，岂有还令它跑出去之理。
假如非要出去，那一定是去做了“银母”，能寻回更多的钱来才是。
除此以外，那是一百样事情也不能教我掏钱。
意志坚定如此，方为悭吝之忍人。
葛朗台就是如此，逐利是他一生至高的信仰和唯一乐趣所在，除此以外，一切人情世故他都可以不管。
为了钱他可以算计任何包括自己的妻子、女儿。
然而这才叫真性情。
而严监生呢，对钱虽则是极爱惜的，但有时竟也如同变了个人似的，大方起来。
像为出避他乡的大哥严贡生出钱了结官司这档事，原本他大哥自犯事，与他什么相干
他却为了怕事而宁愿破财，试想换做葛朗台自当是括囊无咎。
又如在为原配王氏办丧事和关于娶赵新娘做填房事宜的人情使费上，他也屈从于情感、脸面和私欲，以致花钱如粪土，这样行事就很是悖谬。
表面上，严监生的破财似乎赢得众人的一致肯定，实则上他什么目的也未能达成，他将乡绅人家的所谓体面和世故人情置于孔方之上，不能全心一致礼戴财神，以致人财两空，可见严监生的既缺乏魄力、谋略，又不够专一和坚决，真是一个庸常之辈，肉头财主。
综上而言，严监生其人无才无能，行事三心二意，首鼠两端，没有行善的勇气，更缺乏为恶的魄力，不要说跟他大哥严贡生非常人可及的手腕相比，即便比诸王德王仁兄弟的见风使舵，赵姨娘的忍辱负重，他都只能甘拜下风，如他这样寻常人物，车载斗量，天下比比皆是，又何足为奇，教科书选家弃严贡生、王氏兄弟等不选，反而选了这个惟知谨小慎微，勤俭节约而已的严监生入课本，未免有失察之咎。
殊不知就连吴文木本人亦未将其当回事，甚至篇末幽榜上都没题他名字，严监生通身笔墨不多，性格亦不丰，他原本就被定性为一个串场的小人物，衬托着身周严贡生、王德王仁兄弟、赵姨娘那几个精彩角儿你抢我夺的好戏。
谁料想跑龙套的抢戏，反令角儿们黯然失色。
吴敬梓，以及严监生自己大约都想不到，他这个名字日后竟会在历史上定格为某一类人物的典型形象。
然而严监生到底是出名了，此固严监生之幸然亦其不幸，毕竟背负吝啬鬼这种妖魔化的名声恐怕严监生要真有其人的话，泉下有知也定会感到不安的。
据说掐灯草这则故事取材于吴敬梓听说过的一个扬州财主的轶闻，或者严监生是吴敬梓某位生性过于节俭的朋友或认识的某人，其实通过小说之前的那些描写我们应该能知道严监生大体可以算个有点懦弱的好人，起码本质不坏——跟他胞兄严贡生比起来尤其如此——然而吴敬梓仍不忘在严监生临死前幽他一默，让他竖着两个指头现眼。
想来严监生的节俭性情或许与富贵人家出身，“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外史中杜慎卿评杜少卿语——后者被认为是吴敬梓自身写照），且生性豪迈，挥金如土以为常，致“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吴敬梓脾性太不对路，使得吴有机会就按耐不住，乃至将道听途说的轶闻搬来加诸其身上，对之揶揄一番。
或者这竟是实有其事吧，也未必不是因为严监生当弥留之际，神智昏聩中下意识做出的一项举动。
它所反映的，其实只是一个小人物面对诡谲险恶的生存环境，面对他无从揆测的人生变幻，意识深处潜藏的深切不安。
他只是怕，因为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他就只有顺从命运，如果性格即命运的话，严监生的命运就是把节俭的天性拓展到悭吝的程度。
惟其如此，他方能从这不安中抓住一点点让自己感觉安全的东西。
他的息事宁人，他的病急乱投医地请托都是这种生存之不安的切实反映。
那不安的印迹是如此深刻，以致临死前他都没忘了。
他深深感到，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自我保存的重要意义，否则，今天的富家翁可能就是明天的乞丐，一无所有。
我每常想起自己祖、父辈中，似乎也有一两个严监生这样的人物。
有时似乎节俭到了某种病态，比如出入看到房间里灯开得多了，就要随手关掉一盏，对于忘掉关灯的我，也免不了数落两句，虽则省那点电费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却常常弄得房间里总是阴惨惨的毫无生气。
听上去这似乎很能与勤俭节约划上等号，我想或许十有八九的公正的旁观者会认为这么做无可非议，因为没必要无谓地浪费嘛，只有别去和严监生的形象扯上关系。
然而焉知严监生不是由于正是中国传统“贫由奢，富由俭”思想濡染太深之故
如果我的那位父、祖辈人物临终时面对环绕身周的亲友执意要关掉房间里多余的灯，只保留一盏床头灯的微弱光线，我是不会感觉过于诧异的，毕竟，他或许只是神智昏聩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