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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变化无常，时而绿肥红瘦，时而唐衫胡服，那些富丽奢华、光怪陆离的款式总是像烟云一般，一阵风后就飘逝了。
但无论时尚怎么变迁，却总有一种面料如诗似梦地萦绕在霓裳裙摆当中，以其婉约、灵动的质地制造着灿烂和神秘，那就是丝绸。
在众多的丝绸产地，有一处闻名天下，被称为丝绸之府，那就是杭州。
杭州作为丝绸之府那是有来头的，由来之一在于她的历史悠久。
杭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杭州丝绸闻名中外，差不多可以说，丝绸织成了杭州乃至浙江省的一部分历史。
杭州丝绸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那时，杭州的先民就已能种桑、养蚕、织帛和制造原始的缫丝工具。
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政策。
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绫类已有天下为冠的盛誉，成为宫廷贡品。
南宋时，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由此而称丝绸之府。
1000多年前，杭州产丝绸就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从陆上和海上铺设了丝绸之路。
杭州作为丝绸之府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民众根基的。
杭州的丝绸织锦是精致、和谐之美的集大成之象征，拥有东方艺术之花的美誉，它们不只是单纯的生活消费品，它们承载了杭州人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感悟。
马可o波罗在元初游历杭州时说：杭州生产大量的丝绸，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是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
何为府，集大成者也，杭州丝绸丰富的品种和响当当的品牌得以让丝绸之府的称号延续至今并越叫越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杭州丝绸已形成了从蚕茧供应、缫丝、丝织、印染、丝绸服装到丝织机械等配套的生产能力，常年生产绸、缎、绵、纺、绫、纱、绒、绢等14大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花色。
丝绸的品牌也很多，都锦生、万事利、凯喜雅、喜得宝等等，那可都是响彻世界的丝绸名品。
与杭州丝绸交相辉映、分割不开的还有同样作为工艺饰品的杭扇和杭伞。
杭扇装饰优美，制作技艺精湛，千百年来，已淬炼成展示杭州精美文化的工艺瑰宝。
伞，一件普通的雨具，但在杭州，它则寄予和演绎了万千情思，西湖绸伞轻舞倩影，摇曳出了多少杭州的人文风情。
如今，在杭州可以看到规模宏大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丝绸城，丝绸似梦一般神秘，如诗一般美妙，却又活生生地活在你的身边，活在杭城的大街小巷里。
杭州丝绸:杭州有“丝绸之府”之称。
距今四千七百年的良渚出土丝织物就已揭示了杭州丝绸的历史之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丝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诗句又道出了当时杭州丝绸的水准之高，旧时清河坊鳞次栉比的绸庄更见证了丝绸经济的繁荣。
如今杭州常年生产绸、缎、绵、纺、绉、绫、罗等十四个大类，二百多个品种，二千余个花色，图景新颖，富丽华贵，花卉层次分明，人物栩栩如生，许多产品荣获国家部优或省级优质产品奖，远销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杭州丝绸首推都锦生，都锦生丝绸厂创立于1922年，曾是我国最大的丝绸工艺品生产的出口企业，主要生产风景画、台毯、靠垫、窗帘及织锦衣料，产品富丽堂皇，雍容华贵，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丝绸之路
古“丝绸之路”成为，但其在中国历史始的中西文明的接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相互激发、相互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相互滋润，使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向前发展。
本文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试图澄示华夏文明沿着丝绸古路传播的图景，并进一步证明文明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更加发展。
在今天开发西部的热潮中，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现代文明）中将焕发生机。
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种技术而不是单一层面上的途径，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传播途径中“丝绸之路”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讯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其他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其他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
因此，“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
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
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
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
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
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
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
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
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
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
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
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
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
“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
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
“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
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
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
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 商贾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
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
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
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
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
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
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
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 使节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
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
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
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
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
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
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
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
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
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 移民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
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
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
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 战争的领袖和士兵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
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
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
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
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
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
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
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
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 器物传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
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
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
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
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
”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
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
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
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
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
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
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
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
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
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
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
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
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
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
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
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
“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
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
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
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
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
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
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
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
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
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 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
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
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
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
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
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
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
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
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
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
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
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
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
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
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
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
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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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 在中国，秦朝灭亡以后。
汉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汉朝从建立之初就背负着与匈奴斗争的使命。
匈奴绮常袭击汉朝的北部疆域，以致于发生了汉高祖刘邦在山西白登山被围事件。
自此以来，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赠送许多物品，并下嫁了王女。
汉武帝在公元前159年，汉武帝即位，此时，汉朝国内安定，绮济繁荣，汉武帝便开始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
其一是计划击败匈奴，保持北部边疆的安定。
其二是相与西方通商。
要实施这个政策就必须与大月氏结成联盟。
据说大月氏的首领被匈奴所杀，因此，他们非常仇视匈奴。
与大月氏达成联盟来夹击匈奴，张骞就是被选拔出来的使者。
张骞西行:公元前138年，张骞与匈奴出身的甘父带领百十来人从长安出发，在出了汉朝疆域后不久便被匈奴捕获。
匈奴单于让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流放于漠北草訽。
张骞在此度过了十几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汉朝使者的使命，最后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绮过大宛、康居，终于到达了已在阿姆河流域定居建国的大月氏，可是，到了大月氏之后才发现大月氏已绮满足于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已失掉了向匈奴复仇的意志。
张骞在大月氏呆了一年以后，见游说不成便踏上了归途，途中又被匈奴捉住，1年以后，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脱，于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出发13年后，终于返回了长安。
与大月氏结成联盟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张骞却带回了有关西域的很多情报。
汉武帝被张骞报告里所述的有关西域的各种珍奇物产所吸引，特别是被誉为“天马”的大宛产的汗血马。
对喜欢骏马的汉武帝来说最具吸引力。
此后，在击败匈奴后，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为开辟通商作出了重大贡献。
甘英 出使罗马、班超于公元97年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虽然没能与罗马进行直接接触，但却是中国人首次到达地中海东岸（现在的希腊附近），而且还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西亚、罗马等地的情报。
以这些情报为基础，通商也逐步走向繁荣。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来到后汉拜访，大秦王安敦是当时的罗马皇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发展，引起了僧侣们西行取经的意愿，其中的佼佼者首推法显。
法显，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
俗姓龚，约公元337年出生于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
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等五人从长安（西安）出发，西行寻求佛教戒律。
他们长途跋涉，过流沙（泛指今新疆中部大沙漠），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之总称），到达北天竺、中天竺地区。
法显在印度留学三年，学习梵书、梵语，抄录经率。
又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居住二年，搜寻经籍。
公元411年，法显自狮子国返归中国，采取了乘船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行东南亚半岛，然后北上的海上之路。
他登上一艘返航的中国商船，在海上漂泊九十日，抵达广州西南方的耶婆提国，停留五个月等候季风，后搭乘另一商人大船，启程返国。
在海上颠簸了近三个月到达了今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界。
回国后，法显将所得梵文佛家经典译为汉文，多达百万余字，又将游历当时三十余国的见闻编辑成《佛国记》一书。
此书不仅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名著，也是研究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法显出国14年，足迹遍及30余国，不但带回了佛经（后来翻译整理出6部24卷），而且还把国外所闻所见及海上斗风战浪的经历整理成《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为了解东南亚各国及航行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基础法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是中国航海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丝绸之路的其他故事
民间艺术是学院派艺术、文术的概念提出来的。
上说，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包括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上说，民间艺术指的是民间造型艺术，包括了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各种表现形式。
按照材质分类，有纸、布、竹、木、石、皮革、金属、面、泥、陶瓷、草柳、棕藤、漆等不同材料制成的各类民间手工艺品。
它们以天然材料为主，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与民俗活动密切结合，与生活密切相关。
一年中的四时八节等岁时节令、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礼仪、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民间艺术的陪伴。
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又可以将民间艺术分为绘画类、塑作类、编织类、剪刻类、印染类等等。
从创作者的角度看，民间艺术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以满足创作者自身需求或以补充家庭收入为目的、甚至以之为生计来源的手工艺术产品。
从生产方式看，民间艺术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世代传承的。
从功能上看，它包括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愉悦的民间美术作品，也包括了侧重实用性和使用功能的器物和装饰品。
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充分反映了民间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造型饱满粗犷，色彩鲜明浓郁，既美观实用，又具有求吉纳祥、驱利避害的精神功能。
玩具类的民间艺术包括泥玩具、陶瓷玩具、布玩具、及综合材料所制玩具等。
传统玩具是指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手工制作玩具，俗称「耍货」。
它们与民俗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传承历史。
传统玩具的生产采取了一家一户的作坊式加工方法，成为代代相传的地方和家族手艺，其材料大多采用天然的泥、木、竹、石、布、面、金属、皮毛等等。
传统玩具的题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表现的是民众的信仰、习俗和戏曲、传说、民间文学等内容。
它的造型、色彩和结构随意、主观，具有原始文化和乡土艺术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
传统玩具丰富了中国民间的游戏及体育活动，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时，人们既得到了娱乐，亦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
而共同参与的游戏或竞赛，更使人们增进了情感交流并深刻体会到体育精神的真谛。
中国传统玩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类和地方风格，并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成长。
时至今日，虽然许多玩具已改头换面，但个中的涵义及先人的智慧却仍长存其中。
印染中国传统的民间印染有扎染、蜡染、蓝印花布和彩印花布。
前三者都是以印和染的方法着色、显花的工艺，以植物蓼兰中分解提炼出的靛青为染料，民间也称为蓝染和蓝印。
彩印花布则是一种多版套色印花的工艺。
据《史记》、《竹书记年》等古籍记载，早在公元前26世纪初，「黄帝制玄冠黄裳，以草木之汁染成文彩」。
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用服饰的印染色彩、纹饰来区分尊卑等级的规定了。
秦汉以后，镂空版印花方法大为盛行，其后花色品种日见繁多，印染工艺也日臻完善。
织锦中国织锦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生产出「何菱形纹锦」、「填花燕纹锦」、「对龙对凤纹锦」等多色提花锦。
到汉代，已能用复杂精密的提花机织出图案优美的锦。
唐宋以后，以各色丝线和金银线制作的织锦缎及妆花缎，色彩鲜艳瑰丽，人们喻为锦上添花。
蜀锦产于四川，以成都为主，故成都又有锦城和锦官城之称。
此外，南充、阆中、乐山、绵阳、新都等地也生产蜀锦。
蜀锦仍然沿袭染色熟丝织造，质地坚韧，五彩缤纷，富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宋锦因今之产地在苏州，故又名「苏州宋锦」，以古朴雅洁而著称于世，现已面临技艺中断的濒危局面。
云锦的产地在南京，因其锦纹瑰丽有如云彩，故而得名。
其图案布局严谨，富有装饰性，并多以金线显花或绞边，华彩四溢，臻丽至极，是中国皇家的御用织锦，代表了织锦工艺的最高技术水平木偶艺术中国木偶艺术从不同侧面反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特征，从质材、操纵方法上看，木偶艺术有提线、杖头、掌中、铁枝、药发、水力等不同形式；从表演剧目上有历史传奇、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天上人间，驰幻入魔，还有现实小品，可谓多种多样；从造型上可以大至与人同高（汉代大木偶高193厘米），又可小于一尺，偶头能造到如拇指般大小而能雕绘五官端正、比例准确、线条均称、色彩鲜明。
如粤西地区的杖头木偶，《芙蓉仙子》中的书生陈秋林，以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猪八戒、牛魔王等，即使是神怪夸张却仍保持着合度比例。
现代的粤西木偶双眼能活动自如，能按照表情需要造出睁、暝、瞅、瞬等动作，得心应手，顾盼传神；冀南的吴桥民间木偶头则夸张简练，独具特色；有的接近唐仕女和敦煌彩塑；有的接近戏曲脸谱却又能变通风趣，灵活运用。
竹编竹编主要集中在浙江、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广西、安徽等地。
顾名思义，竹编就是用竹子作为原材料，将竹筒破为竹篾，经过烤、泡、上色等工艺处理，编织成各种生活器皿和装饰品。
浙江嵊县竹编久负盛名，唐代已有。
它以当地盛产的水竹为原料，主要有箕、盘、罐、盒、屏风、动物、人物、建筑、家具、灯具、棕壳等12大类，三千多个花式。
浙江东阳竹编，早在南宋时已有竹编龙灯、花灯、马灯出现。
它以动物装饰为主要特色。
四川成都瓷胎竹编，以江西景德镇瓷器为胎，用优质慈竹加工编织，四川崇庆竹编也很有名。
浙江嵊县、东阳竹编以动物为主要内容，多取材于家养禽畜及珍奇禽兽，取材于民间神话的作品也很精致。
浙江新昌竹编，品种多，以瓶、罐为佳。
杭州竹篮底口紧密，罗口细密，牢固耐用。
四川成都瓷胎竹编工精艺高，竹丝细如毫发，织时不露接头，织成的作品薄如绸绢，色调和谐，色泽清雅，美观大方。
四川崇庆竹编除各种日常用的竹兜、篮、盘、碗、扇、灯笼、盆等，还有许多新颖，精巧的生活用品，形状固定，牢固，弹性强，能经受一定的压力，易于保护各种物品。
湖南益阳水竹凉席质地纤细，编工细腻，平整滑爽，柔韧耐用，吸汗散热，清凉爽快，久用则愈显光亮平滑，最宜夏季消暑使用，以「薄如纸，明如玉，平如水，柔如帛」著称。
漆器漆是取自漆树的一种天然胶质，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材质，经过人工处理，提炼出漆泥，制成的各种器皿干后极为牢固并轻盈不变形。
漆器是在木、布、皮、金属、竹、藤等材质制成的胎骨上经髹漆、打磨、装饰等工艺加工所制成的器物。
中国是最早认识漆并制作漆的国家，漆器的制造始自河姆渡时期，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
商周时期的器型已较为丰富并有原始纹饰，出现了嵌螺钿漆器。
战国时期漆器制造空前繁荣，并脱离了木器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楚国漆器为代表，制作工艺和装饰图案多样化，除木胎外，另有皮胎、竹胎、夹苎胎等。
制作工艺有描漆、描金银、金箔贴花、错金银扣、针刻等。
秦代漆器造型严谨，纹饰精美，设色庄重富丽，以木胎为主，纹饰多采用写实和夸张的手法，有动物、植物、自然景物和几何纹四大类。
汉代漆器的发展达到鼎盛，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特点，出现了鼎、壶、盘、钟等新器型。
漆器的装饰工艺分为彩绘、刻画、镶嵌、金银箔贴、戗金等，以彩绘最多，还创造出「堆漆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青瓷的出现使得漆器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下降，因而漆器制造迅速衰落，器物品种减少，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
唐代则是继战国至汉代以来漆器制造的第二个高峰期，以金银平脱最负盛名，并产生了雕漆这一重要的漆器新品种。
宋、元漆器在唐代基础上继续繁荣，有光素漆、戗金漆、雕漆、描漆、螺钿漆五大品种。
明代漆器在宋元基础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北京成立了官办漆器作坊，工艺水平极高，雕漆数量最多。
明隆庆年间，漆工黄成写了中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着《髹饰录》。
清代漆器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繁荣发展，制作精美，装饰华丽，极富吉祥寓意。
漆器的制作和使用涉及面广，尤其是宫廷漆器，大至典章祭祀用品、陈设品，小到日常生活用品、文房用品和赏玩用品。
此时的漆器艺术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乾隆时期，福建髹漆艺人沈绍安在几千年来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出脱胎漆器。
清晚期漆器制作日趋衰落，到光绪时雕漆技法几乎失传，民国时期才逐渐恢复。
漆器的种类非常之多，目前中国漆器主要有脱胎漆器、雕漆、螺钿、推光、彩绘、雕填等类别，产地也不尽相同。
脱胎漆器的主要产地为江西的宜春和鄱阳地区、福建的福州和泉州。
雕漆历史上以元代嘉兴西塘的最为著名，现代主要产地有北京、扬州、甘肃天水、武都一带。
螺钿镶嵌漆器以扬州为主；推光漆器则首推山西平遥。
彩绘漆器较为普遍，基本上很多漆器产地都有彩绘这一品种，其中以重庆和凉山彝族地区的彩绘漆器最有特色。
雕填漆器以成都最具代表性，另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漆器种类，如贵州大方和广东阳江的皮胎漆器、厦门的漆线雕装饰器皿等都各具特色。
漆器制作的主要步骤是：制胎、涂漆、彩绘、打磨、抛光、温室烘干等，主要装饰方法有彩绘、堆漆、镶嵌、雕漆、平脱、戗金等。
中国的漆器产地众多，风格多样，其中北京雕漆、福州脱胎漆、扬州点螺漆、平遥推光漆被誉为「四大名漆」。
编辑本段扎糊之类 扎糊，是指以竹、木、铁丝等为骨架，以丝绸、纸等外面，通过扎结、扣榫、糊裱等方法制作工艺品的方法，也是民间艺术中纸扎（又称扎作、糊纸、扎纸库、扎罩子、彩糊等）、彩灯、风筝、扇子等一类以扎糊方法制作的艺术品的总称。
除了彩灯、风筝等自称一体的艺术品类外，扎糊一般主要指的是纸扎类的作品。
广义的纸扎，包括彩门、灵棚、戏台、店铺门面装潢、匾额及人物、戏文、风筝、灯彩等项。
狭义的纸扎，主要是用于祭祀及丧俗活动中的纸人、纸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家禽等可用来焚烧的纸制品。
纸扎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纸扎称谓及主要用途不尽相同。
北宋称纸扎行业为「装銮作」、「打纸作」、「冥器作」、「纸铺」等。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的前几天，市井街坊里开始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缎带、五彩衣服等，这些都是扎好架子糊上纸制成的。
其中还记载：「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
」书中描述每年从九月下旬开始卖冥衣靴鞋、席帽衣缎，为的是在十月的朔日祭祀之用。
根据明人著《如梦录》所述，专门从事纸扎制作的人称为「扎彩匠」，其经营场所为「纸扎铺」、「纸马铺」、「纸马香铺」等。
另有用纸扎糊的供奉物品，仅是纸扎糊的房屋就有数十间；出殡的路上，还有专门在死者棺木旁歌舞的优童，一路上跳竿走马，表演一些戏曲。
《帝京景物略》也有记载，十月朔日，民间有这样的习俗：纸扎作坊用五种颜色的剪纸做成男子的衣服，有几尺长，称为「寒衣」，几乎家家要在夜晚祭奠，在家门前将寒衣焚烧掉，称为「送寒衣」。
各种文献的记载说明，历史上纸扎的样式是多样的。
从明清至近代的地方志史料看，扎纸人纸马祭神灵，是丧俗艺术中的一种主要而相当普遍的形式。
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中原及齐鲁、江浙、西北、西南、闽南等地在祭祀形式，纸扎样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湖北黄石西塞村每年端午都要举行盛大的神舟会，神舟会的主体就是一条巨大的纸扎龙形舟船，船上的所有人物，道具也都由纸扎成，是典型的纸扎祭祀仪式和纸扎民俗艺术典型作品。
纸扎所选用的纸料，多以绵纸、宣纸、毛边纸和草纸为主，现代已用机器纸代替。
色纸一般根据建筑装饰、服饰、器械、动物、器物来选择相应的色彩，然后根据纸扎中所需尺寸形状制造成建筑装饰的部件和人物的衣、裙、裤、冠、及佩饰等。
服饰图案和建筑装饰一般采用木刻彩印或彩绘形式。
在工艺技法上有的略剪成形，有的则精雕细刻。
纸人的头部一般采用泥模翻制而成，彩绘时根据不同的人物、神位相貌、角色、性别、贵贫开脸，类似于脸谱绘制形式。
纸扎的框架结构一般选择芦苇、竹竿和麦草等材料，其他辅助材料采用麻绳、丝线、竹钉、木棒等。
纸扎骨架的扎制，根据扎制对象要合乎整体结构。
糊制剪贴，是纸扎工艺的主要内容。
它将不同的彩纸剪镂，组成单元图形或服饰、花饰、建筑构件，然后根据造型需要，糊制在绑扎好的框架上。
在贴制图形前，先满糊素纸，将大形统一，以便于贴糊装裱。
折叠工艺多用人物纸扎，特别是戏曲纸扎。
彩绘主要用在服饰、脸谱、布景、道具、建筑附件和动物装饰上，讲究施彩的熟练和传神。
彩灯 彩灯也称为花灯，是一种照明器具，又是传统节日的应时之物。
在中国民间，每逢节日或婚、寿喜庆之时，人们都要张灯结彩以示庆贺。
正月十五和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赏灯节，送灯笼还蕴含着「送丁」等如「送子」的美好祝愿，猜灯谜是民间盛行的娱乐活动，在灯节期间充满了益智的乐趣。
民间灯彩最初是东汉时由皇宫灯彩发展而来的，宫灯起源于元宵节张灯习俗。
宫灯盛行的同时，灯彩也开始传入民间。
灯彩在民间的广泛流行大约是在隋、唐之际，至宋代达到了制作技艺的高峰。
宋代元宵灯节期间不仅宫廷和京师达官贵人玩灯，还鼓励市民来观灯，规定凡到御街观灯者赐酒一杯，以致灯节时观灯者人潮如流。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为庆贺元宵节，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
当时的金陵（今南京）城内盛搭彩楼，并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只，一时蔚为壮观。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在东华门辟二里长的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十五达到高潮。
明代杭州元宵节灯市出售的各色花灯，有老子、美人、钟馗打鬼、刘海戏蟾等。
到了清代，北京的灯节定为自正月十三至十七日，其中十五为正灯日，灯以东四牌楼、地安门为最盛。
正阳门外、灵佑宫旁也是重要的赏灯之地。
一般地，扎制彩灯的骨架用竹木、铁丝等，灯屏用印或绘有图案的纸或丝料来制作，泉州的花灯多用剪纸图案来装饰灯瓶。
在北方，专门有一种木版印制的类似木版年画的灯屏画，其题材尤其以群众喜爱的戏曲故事为多。
风筝 现在风筝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在众多的风筝种类里，北京、天津、山东潍坊、江苏南通等地的风筝相对较为知名，这四个地方被称为中国四大风筝产地。
而像河北、四川、辽宁、广东、福建、江苏、上海、西藏、台湾等地区，也都有地方特色浓郁的风筝品类。
风筝制作有「四艺」之说，这「四艺」是指风筝制作与放飞的流程，分别为：「扎制」、「裱糊」、「画绘」和「放飞」。
风筝样式繁多，但制作上都是以「四艺」为基础的。
由于各地风俗民情及群众审美观念不尽相同，各地的风筝在造型、扎制、装饰及放飞技巧上，都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
编辑本段表演艺术 浙江民间艺术民间艺术中大量的内容都是通过人的舞动、戏耍、操作、歌唱等形式来完成的，与这种表现方式有关的艺术门类都可称为表演类艺术。
其特点是：以部分民间艺术品、器械、工具等为道具或装饰手段，突出展现人的歌舞、演奏和绝技等天赋和表演技能。
如皮影戏是通过铁枝将皮影连接后，根据剧情需要，利用灯光的投射效果，舞动皮影，将影人的动态映射到银幕上，形成了一出出剧情完整、有唱、有耍、有演奏的皮影戏。
其他还有木偶戏、杂技、歌舞、民歌演唱、民间社火、各地小戏、秧歌、锣鼓、旱船、竞技等体育项目等，都属于表演类艺术。
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指与专业音乐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不同的， 并形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与说唱音乐等各种音乐体裁。
舞蹈 民间舞蹈是流传于民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的舞蹈形式。
它有别于宫廷舞蹈、专业舞蹈和宗教舞蹈，而具有原生态性状，是原创性的民间艺术，是其他舞蹈创作的基础和营养来源，具有民俗性、群众性、传承性的特点，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样式。
民间舞蹈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反映民众的生活和感情。
民间舞蹈具有比单纯的舞蹈形式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化的功能。
它与民间的吉祥庆典、红白喜事和风俗仪式紧密结合，是民众表达情感的最原始和基础的形式。
是人类的第二语言，「言之不足，舞之蹈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民间舞蹈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面貌。
中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民间舞蹈也极为丰富，有仪式化的湖北的跳丧舞；也有从打鬼仪式演化而来的傩舞；群众性的被誉为「东方芭蕾」的安徽「花鼓灯」 舞、民间年节行进表演中的龙舞、狮舞、鼓舞、踩高跷、跑旱船、打花棍等等都是常见的民间舞蹈形式。
还有与民间戏剧结合的各种民间歌舞戏、歌舞套曲，如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歌舞套曲，就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歌舞。
民间舞蹈是动态的、以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为传承特点的民间艺术，它历史悠久，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是活态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要大力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戏曲 戏曲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和兴盛等各个时期。
早在中国远古时代，戏曲的种子已经在歌舞中孕育了，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歌舞艺术的传统依然存留在广大的农村中，并不断的革新发展以适应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
至汉代，民间出现了带有故事性的歌舞表演，如百戏中的《东海黄公》等。
隋唐时期，带有喜剧性质的歌舞戏、参军戏相继问世，它们业已具备戏曲的雏型。
在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反映他们生活和观点的宋金杂剧院本应运而生，为其后元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一个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的朝代，在民间歌舞、民间说唱、杂剧艺术的共同培育下，南戏脱胎而出，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正式形成。
明代中期以后，南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传奇时代。
明清时期的传奇演出佳作如林，风靡城乡。
到了清代中叶，传奇演出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各地新生的地方戏及民间小，诸腔竞奏，生机蓬勃。
其后徽班进，称雄剧坛，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被誉为国剧的剧种──京剧。
戏曲艺术贵在求新求变，在它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剧种消亡，有的剧种新生，兴衰交替，生生不息，戏曲的生命就延续在这此起彼伏之中。
编辑本段其他方面 民间艺术的种类繁多，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分类，难以一一细说。
除以上门类外，还有更多其他类别都值得一谈，如果细心留意，你会发觉身边到处是民间艺术的范畴，例如建筑装饰、脸谱、面具、民间玩具、陶瓷等，这里且略说一二。
建筑装饰 建筑装饰是为美化建筑、增加建筑及其结构的美感和装饰性而对建筑构件进行的装饰和美化，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建筑都有不同风格的装饰手段，汉族传统建筑主要是通过屋脊装饰、斗拱结构、装饰有石雕、木雕或彩绘的垂花门、房檐、门楼、大门、花窗、山墙、藻井、影壁、门墩石、门墩狮、门鼓、神龛等来表现的。
建筑装饰的主要题材是具有镇宅、辟邪和迎吉纳祥功能的吉祥动物、花卉，或在民间广泛流行的传统戏曲画、历史故事、吉祥画等。
建筑装饰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的采取以结构营造美的空间的做法，如错落的山墙和屋脊兽排列装饰、院落的分割和房屋的分布等；有的采取有巧夺天工的雕刻、绘画来装饰门窗、房檐、影壁等方式，形成了融结构和排列方式于一体、融雕刻和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建筑装饰之美。
脸谱 脸谱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原始人黥面纹身的习俗，直接源头则是古代倡优女乐的脂粉装和俳优滑稽的粉墨装，是中国古老的化妆艺术，其渊源始于先秦时期，汉代已十分盛行。
脂粉装侧重美化人面，对脸谱艺术产生过一定影响。
唐五代时期，在乐舞、戏剧中盛行以粉墨涂面的粉墨装，更侧重「扮饰」角色，已蕴含了脸谱艺术的因子。
宋金元三代，随着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涂面化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素面」和「花面」两种基本的化妆形式，已具备脸谱的基本特征。
明中叶至清中叶，由于此时剧本创作的繁荣和角色行当的划分更加完备，戏剧脸谱进入基本成熟的时期。
在众多的角色行当中，与脸谱有直接关系的是净和丑，这两个角色分工的日益细密，促使脸谱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清中期以后，形成了一批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剧种，这些新兴剧种的脸谱向着多样化、精致化、定型化的方向发展，推动了中国脸谱艺术日臻完善，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性和典型化的舞台化妆艺术。
而在清末民初，民间有位后来被称作「花脸桂子」的京剧票友，将净角脸谱勾画在脸形泥胚上，制成一种观赏艺术品，从而创造了工艺泥塑脸谱。
脸谱主要分为戏剧脸谱和社火脸谱两大类，工艺脸谱的创作也主要集中在这两方面。
戏剧脸谱中以京剧脸谱最为普及和最具代表性，因此，北京既是工艺泥塑脸谱的发源地，又成为其主要流布地区。
面具 中国的面具历史悠久，品类丰富，最早广泛运用于原始初民的狩猎活动、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巫术仪式。
商周时期，青铜制造工艺的高度发达和重祭祀、信鬼神的社会思潮使得面具发展从幼稚向成熟过渡，这是面具艺术发展的高峰期，此时的面具更多地用于宗教祭祀当中，风格威严庄重，但由于多为青铜制造，因而形制比较单调雷同，缺乏自由度和随意性，此时期还出现了在中国传承时间最久、辐射地域最广的面具──方相氏面具。
秦汉时期的面具上承商周，下启隋唐，使用面具最多的领域是傩祭和百戏，其次是丧葬和狩猎，风格开始变得浪漫诡异，充满生机，面具的宗教色彩减弱，娱乐色彩逐渐增强。
隋唐时期是面具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面具在乐舞中广泛使用，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面具──兰陵王面具，面具的审美功能开始占据主位，实用功能逐渐退居次位；宋元时期是中国面具发展的第三座高峰，宫廷傩戏和民间傩戏都大为发展，这是面具功能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时期。
出现了专门以制作面具为业的艺人，面具成为商品公开销售。
其中的大头舞面具以及流传于全国各地的镇宅吞口等。
这些乐舞、民俗面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面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