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
其中，
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在现实中，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
对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为此，本文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作了如下概括： 1.1行为模式差异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决定行为模式。
思维模式不同，行为模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中国，人们提倡“三思而后行”，做事谨慎小心，考虑问题细心周到，对人要以诚相待。
而且，中国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不可取的行为。
而与此不同，西方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积极的行为模式。
在西方，孩子从小就接受自信与自立教育，使人们养成了“进攻”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果断、直接、有野心。
1.2家庭观念差异 在现实中，中西方的家庭观念差异很大。
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地特别明显。
在中国，人们特别重视亲情，自觉地遵守三纲五常。
对待父母，人们要孝敬，尽量做到百依百顺；对待兄弟姐妹，人们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同克服一切困难。
在中国的家庭中，亲情的氛围异常浓厚，家庭成员之间缺少隐私。
此外，中国人对待客人，视如家人，讲究一团和气。
而在西方国家，家庭观念就稍显淡薄。
在西方人的眼中，家是一个私人领域，各自卧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出入。
而且，在西方家庭里，长辈与晚辈间可直呼其名。
再有，西方家庭的孩子成年以后，就会搬出去自己住，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此外，在西方，亲人的概念划分地较为明确，有的家庭在就餐时还会各自付款。
1.3人际关系差异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特别重感情；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更重视实际。
具体而言，在中国，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较大。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提倡“仁”与“礼”。
其中，“仁”是指做人的基本标准，向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而“礼”阐述了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实现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
进一步讲，“仁”主张尊尊亲亲的人际关系。
而且，受封建思维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特别重视社会与情感因素，“长幼有序”与“朋友有信”是他们一贯奉行的人际关系原则。
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人还养成了自由、独立、直率、冒险的民族性格。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西方人提倡人人平等。
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以为追求平等而进行竞争。
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去过多地考虑情感因素。
与中国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公事公办。
在处理问题上，即使双方存在亲属与朋友关系，也可以不讲任何情面。
在物质分配的问题上，他们秉承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不会因为一些特殊关系而偏袒一方。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在这里，我们只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相比中国而言，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单纯而已。
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会拿“人情”去交易，去谋求各种不正当的利益。
在西方，他们也爱好交友，对人热情大方，为人处世上重视礼数。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辩证地看，考虑问题要全面。
1.4语言表达差异 语言表达是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表现形式。
这里所说的语言表达，主要包括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首先，在口语表达方面，中国人显得既含蓄又排外，而西方人却表现地直接与简单。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思想观念差异导致的。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儒家思想又以“礼”与“仁”著称。
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口语表达就表现的谦虚而谨慎。
而在西方，人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大，再加上自身果断与直爽的文化特性，使得他们的口语表达显得开门见山。
例如，同样是获得别人的赞扬，中国人会说“哪里
哪里
”，而西方人却说“非常感谢
”这充分说明，直接与含蓄是中西方口语表达的最明显差异。
而在书面表达方面，汉语非常重视用词，强调用词的严谨与含蓄。
而相对来说，汉语对句式的要求就显得比较宽松。
与此不同，西方语言特别重视句式，强调以形统意。
此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喜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而汉语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模糊性，这正是这种习惯在语言上的表现。
同时，汉语讲究隐性连贯，在造句上少用甚至不用连词。
这说明，与西方语言的以形统意不同，汉语注重以神统形。
而在西方，人们却喜欢从个体上把握事物。
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认识与理解事物的目的。
以英语为例，它强调句子的结构。
一个句子只有符合主谓结构，才能满足句子的基本结构要求。
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句，就是只有主谓语的句子。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复合句，是在主谓结构的基础上添加一些附属结构，如连词、介词、副词等等。
与英语不同，汉语有些时候可以省略某个主语或谓语。
即使如此，它也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1.5知识获取方式差异 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通过观察事物，在观察中发现事物的联系与区别，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
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通过演绎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
而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将事物看成个体，通过对个体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实现认识事物的目的。
换句话说，西方人是通过分析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
此外，在认识过程中，中国人注重整体观察、审美情趣、直观经验。
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伸缩性。
而西方人在认知过程中更强调理性，其思维方式则具有直线性分析的特点。
总之，演绎与分析是中西方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最显著的区别。
2.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成因分析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但是，这种现实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与思维方式是三项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不同的国家，这三项因素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
社会经济因素。
在现实中，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且也引起了文化观念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社会经济还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尤其是在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成就，并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开始加强文化统治，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
长此以往，人们逐渐变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思想文化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局面。
而与此不同，经过工业改革的洗礼，中西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这种差距还越拉越大。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发展。
而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外来侵略带来的文化腐蚀，使得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严重的落后态势。
由此可见，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历史发展因素。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
对中国来说，它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例如，中国人尊崇尊老爱幼，强调安分守己，重视个人身份。
在这种文化底蕴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并得以传承与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地解放。
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影响下，它们形成了倡导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
可见，中西方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思维方式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思维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要受到民族哲学基础的影响。
在中国，儒学、道学与佛学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或者根本无法消除。
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悟性。
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在处理问题上显得比较含蓄，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真正领悟他的本意。
而与此截然相反，西方人在处理问题上却显得比较直接，其要表达的意思也是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奉行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
特别是理性主义，其注重形式论证，对西方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思维方式是形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束语 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总体而言，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巨大。
中国讲求“利他”精神，注重群体意识；而西方却讲求“利己”思维，重视个体意识。
出现这些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经济因素、历史发展因素、思维方式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尽量避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我们必须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表现、成因、研究对策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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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居民中把西方建筑的艺术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建筑有机结合的新形势是哪一种.
中国传统建筑主要以木结构为主，当然这也是东亚国家的传统建筑风格。
而西方国家的传统建筑这一大理石建筑为代表的砖石结构。
也跟文化差异有关，因为中国传统建筑大都讲究风水格局。
从礼仪角度论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礼仪能够调节人际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礼仪是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调节器，人们在交往时按礼仪规范去做，有助于加强人们之间互相尊重，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缓和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一般来说，人们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在平静中会突然发生冲突，甚至采取极端行为。
礼仪有利于促使冲突各方保持冷静，缓解已经激化的矛盾。
如果人们都能够自觉主动地遵守礼仪规范，按照礼仪规范约束自己，就容易使人际间感情得以沟通，建立起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友好合作的关系，进而有利于各种事业的发展。
所以礼仪是企业形象、文化、员工修养素质的综合体现，我们只有做好应有的礼仪才能为企业在形象塑造、文化表达上提升到一个满意的地位。
让大家都喜欢你永远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务必要争取多数人喜欢我们。
礼仪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短路线。
愿人人沐浴礼仪春风
礼仪【以下称公关关系】是社会关系发展史的一个环节，人们正在逐步揭示它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公关关系是一门以公共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
第一节公共关系的定义与特征 一、公关关系的定义 二、公共关系的特点 三、公关关系的基本原则 四、公关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一、公关关系的定义 公关是公共关系的简称，是公关状态、公关活动、公关学科以及公关职业的统称。
公共关系是从事组织机构公众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事务的调查、咨询、策划和实施的一种实践活动。
二、公共关系的特点 1、公开性2、艺术性3、客观性4、情感性5、普遍性6、战略性 三、公关关系的基本原则 ?真实性原则 ?平等互利原则 ?整体一致的原则 ?全员公关的原则 四、公关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服务行业向工业企业，由外资企业向国有企业，由企业组织向政府组织逐步发展的格局。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四、公关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1、建立健全了协会、学会或研究会 2、公关教育和理论研究日趋完善。
3、向策划业进军 4、初步完成与国际公关的对接。
5、中国公关开始走上职业化。
第二节公共关系的要素 由社会组织、公众、传播构成公共关系的三大要素。
第一要素公共关系的主体——社会组织 包括：1.竞争性的营利组织：如：大多数经营单位。
2.竞争性的非营利组织：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3.独占性的营利组织：如：铁路局、电信局等。
4.独占性的非营利组织：如：各级政府、机关部门。
第二要素公共关系的客体——公众 公众是公共关系活动的对象，没有公众就没有公共关系。
就业来说，面对的公众有二十多种： 按空间位置划分有：内部公众、外部公众 按重要程度划分有：首要公众、次要公众 按一致程度划分有：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
按吸引程度划分有：受欢迎公众、不受欢迎公众、被追求公众。
按稳定性程度划分：临时公众、周期公众、稳定公众。
按发展程度划分有：非公众、潜在公众、知晓公众、行动公众。
其他还有：员工公众、股东公众、消费公众、媒介公 众、社区公众、政府公众等。
第三要素公共关系的手段——传播 传播是社会组织利用的媒体手段，将自身的信息观点与公众交流、沟通的活动。
传播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信息分享活动。
第三节公共关系的职能、程序、职业道德 一、公共关系的职能 1、宣传引导，传播推广。
2、收集信息，监测环境。
3、咨询建议，形象管理。
4、沟通交际，协调关系。
5、解决矛盾，处理危机。
二、公共关系的工作程序 俗称：四步工作法： 调查策划实施评估 三、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3、坚持原则，处事公正。
4、求真务实，勤奋高效。
5、顾全大局，严守机密。
6、维护信誉，光大形象。
7、认真钻研，锐意创新。
第四节公关礼仪的涵义与特征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人的社会性。
◆人类为了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获得更大的自由，不仅受自然规范的约束，还必须自觉地受一定社会规范的约束。
在这些规范中，除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礼仪规范。
◆礼仪对个人是文明、教养的表现；对人类是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公关礼仪与个人、组织团体的关系 公关礼仪与一般礼仪的区别： 1.一般礼仪注重体现自身修养、素质； 公共礼仪更注重宣传性，扩大影响。
2.一般礼仪注重传统性； 公关礼仪注重时代性。
3.一般礼仪主要在于塑造自身形象； 公关礼仪主要目的在于树立组织形象。
4.一般礼仪具有民族性； 公关礼仪具有民族性，还有国际性。
一、礼仪的由来与发展 （一）礼仪的含义 社会是一个系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体现在人际交往、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交往。
任何一种交往都有其自身的有序性，有序交往都离不开双方或多方的彼此认同，互相尊重。
为此，必然选择一定的，共同认可的参照标准，标准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礼仪。
礼仪： “礼”即礼貌、礼节； “仪”即仪表、仪态、仪式、仪容。
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的各种具体交往中，为了互相尊重，在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约定俗成的，共同认可的规范、程序。
理解和运用礼仪的含义，要重视的七个方面： 1、礼仪是一定社会，一定关系中，人们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
2、礼仪是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产生的。
3、礼仪是一种情感互动过程。
4、礼仪是一种程序，有一定的套路。
5、礼仪的规范、程序，是一定社会的人们约定俗成的，共同认可的。
6、讲究、遵守礼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交往各方面的互相尊重。
7、遵行礼仪是现代人获取自由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二）礼仪的由来 礼仪一词在西方，最早见于法语中的Etiquette,原意是法庭上的通行证。
当Etiquette进入英文后，就有了礼仪的含义，译意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人类对礼仪追求与演进的历史。
●在古希腊罗马的诗歌典籍中；在荷马史诗中；在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土多德等哲人的著述中，都有关于礼仪的论述。
●产生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古代史诗《伊达》中，对于社交场合的礼宾次序、餐桌上的用餐规矩、酒席中的持杯祝酒、交谈中的词令修辞等已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同时，对于不能遵守各种礼仪规范者，还规定了一定的处罚规则。
中国礼仪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仟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各方面的礼仪规范可谓源远流长 ●《辞海》中对“礼”注释为： ①本谓敬神，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
②为表示敬意或表示隆重而举行的仪式。
③泛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礼仪的产生于原始宗教：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大自然发生的种种现象无法解释，大自然现象的无穷力量又无法战胜，人们设想为一种寓于人体之内，又不受身体制约的灵魂，而自然现象、万事万物受神灵的驱使，神灵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人们祈祷神灵，保佑平安、降福消灾。
创造了种种对神灵虔诚和崇拜的方式，经过不断的演变、发展，产生了即：祭天、祭地、祭祖的礼仪， 具体古代的五种礼制： 吉礼：祭祀鬼神的祭祀之礼。
凶礼：遇有凶恶之事而进行的哀吊之礼。
现代公关礼仪 军礼：用以统一诸侯邦国制度的镇之有威的礼仪。
宾礼：诸侯朝见天子，天子与宾客相待的礼仪。
嘉礼：古代喜庆相欢之事举行的礼仪。
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孔子对礼仪非常重视，并发展了礼仪。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礼仪学专家。
他提出：礼是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
“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按一定规律 和程序处理人际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质朴的品格；文：礼节、礼仪；君子：有教养的人。
注重质而不注重文的人，势必显得粗鲁、粗野。
注重文而不注重质的人，也会显得虚伪、浮华。
唯有在修养上注重礼节、仪表与质朴品格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
《礼记》我国一部重要的礼仪学古典专著： 告诫人们在交往时应该： “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语言之美，穆穆皇皇”。
行动上不要出格，表情上不要失态，言语上不要失礼，说话时要用谦恭文雅去表现语言之美。
荀况：历史上的一位哲学家 认为：礼是目标、理想，又是行为过程。
提出：人无礼则不德，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清代学子李子潜编写的“三字经”《弟子规》要求他的学生，从早到晚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必须按礼仪程序去做：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冠必正，钮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置冠服，有空位，勿乱顿，致污秽。
步从容，立端正，缓揭帘，勿有声。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刻薄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
汉高祖刘邦的谋臣张良 曾在汜桥遇一老者，老者故意把自己的鞋子掉到桥下，令张良取上来给他穿上，如此取鞋、穿鞋折腾了三次。
张良这种忍辱求礼精神，被老者看作可教之子，赐予张良一部兵书，使张良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元勋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席为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六十花甲祝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最有风度的领导人和外交家。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是时至今天历史上最高尚的文明礼仪。
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塑造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公民，提倡“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礼仪的发展 从原始的宗教礼仪→儒家学说→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从古代繁琐礼仪→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礼仪无不显示着它的重要作用。
（四）人类探索礼仪的原因 1、从根源上看，有两点制约 第一、由人的本质决定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
在社会关系中主要的关系是： 第二、由人的需要决定 自我实现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归属和爱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知礼貌，守礼节 知礼貌，守礼节 知礼貌，守礼节 知礼貌，守礼节 知礼貌，守礼节 2、从现实性上看 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遵从礼仪是个人获得自由的重要保证。
第二、公关礼仪是影响社会组织得失成败的重要因素。
二、公关礼仪学的内容及礼仪修养的特征及功能 公关礼仪是礼仪在公关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并对公关活动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
公关礼仪：即公共关系礼仪。
公关礼仪是公关人员代表社会组织在公共关系活动中，为了塑造个人和组织的良好形象，应当遵循的尊重他人、讲究礼节、注重仪表、仪态、仪容、仪式等的规范或程序。
公关礼仪是组织风貌，员工精神状态，公关人员素质水准的集中表现。
公关礼仪学内容包含： 见面礼仪、访送礼仪、交谈礼仪、体姿礼仪、电话礼仪、空间礼仪、 服饰礼仪、宴请礼仪、次序礼仪、就业礼仪等。
礼仪修养的特征： 第一、以学识为基础。
第二、以长远为方针。
第三、以公众为对象。
第四、以美誉为目标。
第五、以自觉为桥梁。
第六、以灵活为原则。
第七、以真诚为信条。
礼仪的功能： 之一：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
之二：有助于人们美化自身，美化生活 之三：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改善人们的人际关系。
之四：有助于进化社会风气，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样可以么
我是个初学写诗的爱好者，可不会构思诗歌写出来的句子没有深意，哪位大神教教我如何构思意象和意境
这个怎么说呢，诗词的构思真是不好说我觉得这个和天赋有关系，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诗一般都是有感而发，只是古诗要押韵现代诗歌，连押韵都不需要了。
多看看别人的诗吧，特别是古诗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众所周知，美国、欧盟和都是世界经济强国，济的迅猛发展，除了许观因素外，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西方的文化模式无非为两种，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其根本就是希腊模式和古罗马模式)。
而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儒家影响了日本，也影响了世界，但是我们似乎并没受多大的影响。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1、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联系在一起，即“天人合一”。
认为，理论和实践内在上是统一的，物质和精神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认为，一切知识和理论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直接检验，注重物质和实践。
而日本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夸大精神的作用，执著地认为，精神是万能的，而且可以超越和脱离物质而存在。
2、价值观：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
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
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
西方人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
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3、思维观：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
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
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
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
中国历史上缺乏实证科学的探索，封建保守思想束缚。
西方国家，一般偏好逻辑思维和归纳分析思维，注重严密论证即经验事实的验证，习惯直线式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程序和方法。
4、道德观：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担心创新危险，行言立事，总要瞻前顾后，权衡左右，喜好事事而安，维护现状，保持和谐。
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
家庭成员互相依赖，互相帮助，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
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
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
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
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5、信仰观：我国自古以来既不非常依靠宗教，也不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只重视“四书五经”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通过私塾、书院的形式，完成知识的传播，通过这种途径教授出来的学生一般都“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很差。
西方尤其是重视科学教育，重视宗教，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尤其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性科学技术的教育，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学院、大学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想象力丰富，敢于打破陈规，具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及创造能力。
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
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
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中西文化融合：1、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整体性和实践的感悟性与分析综合的逻辑思维相结合，提高思维的创造力。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整体的、思辩的方法认识事物和世界，这不能否定其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是传统的思辩哲学也有些非科学的成分，对此，我们在保留从整体性上观察事物等长处的同时，要积极吸收西方层面分析、实证分析、归纳综合、逻辑思维的科学方法，用来发展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界、个人与社会等关系。
(1)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要纠正传统哲学文化重协调轻发展的偏向，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
(2)在认识论方面，要纠正传统思维方式中重综合轻分析、重历史方法轻逻辑方法、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和以形象思维代替抽象思维及逻辑思维等偏向，科学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为科学决策服务。
(3)在文化教育方式方面，要改变重继承轻批判、重沿袭轻创新的传统“注经”方式，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遗产，积极推动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的新发展。
2、扬弃传统的价值取向，把重个人竞争和关心集体相结合，提高市场竞争力。
中国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过程中，竞争意识不强，很大一部分人害怕竞争，不会竞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缺乏自强不息、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精神，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
改变这种状态，有必要把西方勇于竞争的意识吸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
倡导竞争意识与关心他人、关心集体是不矛盾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西方人强调个人竞争，有利于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的提高，但是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离不开群体这个空间，损害了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已经发展到国家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倡导关心他人、关心集体，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倡导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种美德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崩溃了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形成稳定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3、扬弃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把重创新精神和谦虚谨慎结合起来，提高独立自主的思想人格。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交织在一起，相当复杂，其中有许多优秀之处需要发扬，但伦理道德的“中庸”思想对人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深的。
民族心理上的保守性、迟滞性的形成，什么“三思而后行”、“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思想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阻碍了人的个性能力的发挥，压抑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西方文化由于受几百年商品经济、自由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竞争、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外企来华投资，当西方企业家到我国考察时，往往因为中国企业人员过度谦虚，使外资企业认为我们信心不足，缺乏创造性失去了投资的兴趣和信心，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引资机会。
这就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树立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同西方企业打交道时，要善于肯定自我，宣传自我；谦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体现出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体现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越是这样，就越会受到西方人的尊重。
三、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坚持建设、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
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文化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文化，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文化，不断地繁荣民族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应该铭记自己的文化并且发扬光大，不是一味的崇洋媚外。
为什么说曹禺的戏剧是中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以具体作品为例。
中国的、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源远。
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十分年轻的。
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
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
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
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
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
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
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
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
”[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
”[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
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
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
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
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
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
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
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
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
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
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
《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
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
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
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
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
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
《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
我们回答是肯定的。
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
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
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
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
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
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
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
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
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
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
[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
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
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
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
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
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
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
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
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
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
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
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
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
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
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
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
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
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
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
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
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
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
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
《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
《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
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
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
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
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
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
《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
《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
《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
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
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
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
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
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
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
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
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
“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
“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
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
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
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
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
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
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
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
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
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
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
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
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
“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
中国式的悲剧。
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
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
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
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
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
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
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
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
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
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
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
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
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
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
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
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
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
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
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
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
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
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
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
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
“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
情节曲折动人。
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
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
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
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
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
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
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
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
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如何将中西方文化差异以海报形式展现
中国画是以毛笔、水墨、矿物质颜料、绢帛、宣纸为工具。
题材上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形式上分工笔画和写意画。
总体上追求神韵和气韵的表现，造型不拘于外形的肖似，注重表现外物的内在神韵和画家的情意。
人物画主张以形写神，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山水强调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花鸟画则强调生命的表现和寄寓情怀。
中国画的构图方式和空间处理区别于西方古典绘画只表现特定时空的传统，常按画家的主观意图自由组合空间。
如不断移动视点或并置时空，讲求平面布局的横卷图，用高、平、深三远法结果画面，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处理方式等；用线造型是中国化最基本的造型方式。
结合毛笔的运行，线条不仅能状物，还能传达出画家的 主观情绪，对欣赏者产生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中国画的色彩表现向着主观意像化发展。
工笔重彩，使用纯度很高的色彩，产生装饰意趣，水墨写意，则将色彩淡化为不同的墨色，结合宣纸的性能和不同笔法，使浓、淡墨色能给人以想象和审美的感 动，中国画家历来重视在书画中表现学养、品格、情操，由是形成了诗、书、印结合一体的独特风格。
其中的诗、书、印不仅是画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且有生发画意，直抒情怀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