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国时期的诗歌散文的书籍
XX兄要我和大家一起说说民国散文，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简直就没办法说，但民国这么可爱，不说点啥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就想说一点啥，最好是围绕散文说说。
关于民国散文，在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中，都说烂了，说透了，我也不会有新的说法在各位面前展示，我只是谈谈一些个人阅读的体会。
就说“散文”这个词语，有人说最早出现在宋代一本称作《鹤林玉露》的笔记中，现在看来，还不能算是最早，因为资料显示，晋代木华的《海赋》以及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中也有出现，显然要早一些，但不管如何，它们的意思，都不是指的文体，用“散文”这个词语表述一种文体，则是后来的事，晚到“五四”时期。
这个概念一度引起相当的模糊与混乱，直至现在也似乎还存在一些较小的争论。
但中国人聪明，他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以时代为分野，把问题简单化了，关于“散文”，这样说，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散文的概念也时有变化，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除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其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等。
这样的表述，相信能得到很多的人的认可。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英文“essay”这个单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体，刘半农把它引入进来，现在译作“随笔”，要以上文对于“现代散文”的表述，这种文体在中国，亦应划作现代散文的序列，但它对于民国散文，对于中华散文文体的流变，却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究竟什么是“essay”，鲁迅翻译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民国时期的大量的白话文字，就在“essay”的冲击和影响下，与中国文字结合，突破着中国传统散文小品的某些限制，在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西化，欧化，中国化，相互冲突，相互融和，美美与共，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随笔的新的文体。
回头再看，民国时期的散文，这样一种文体，几乎成了主流。
我读民国散文，还是启蒙于中学时代，要说也仅仅是语文课本中鲁迅的几篇文章，像《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刘和珍君》、《<呐喊>自序》等，老师要求严，曾让学生们背诵下来，我算是比较老实的学生，当时都是能背诵下来的，几十年过去，直到现在也能记着一些很是经典的句子，譬如“时间永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之类，是终生受益的。
后来买过鲁迅的一些册子，在暑假里还用卡片抄写过，青灯孤影，长夜缠绵，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十分美妙的感觉。
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清明节前后，买了一册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鲁迅杂文全集》，像是砖头一样厚重，我一直在办公室放着，闲暇时就随手翻翻，大致已做到了通览，有些篇章，还是反复地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入味。
读黄裳的文章，知道他终生受益于鲁迅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等几篇文字，自己亦是邯郸学步一般的吟咏着，乐此不疲。
前几年听说鲁迅的文章被退出中学课本了，我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感到人世的一些荒凉，亦体察出一些人事的愚氓，但我没有鲁迅的锋芒，宁愿做着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鲁迅，就关注了他周围的人。
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甚至还有他笔下的柔石、范爱农辈。
其实按照我们接受的文学史的教育，鲁郭茅巴老曹，冰心、朱自清、李健吾等等，还应该是相对熟悉的，因为他们的文章，语文课本中都有选录，书店中亦多有他们的集子，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虽知其名，而作品，却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才是慢慢知道的，后来慢慢知道的作家，就更多了，像胡兰成、苏青、文载道、纪果庵等，一经发掘，便为关注了。
曾经看到有人整理的一份资料，自一九一八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开办“随感录”栏目始，按照十年一个时期，梳理出了三十年时间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作品清单，让人为之震撼，作家人数在百名左右，且随便拿出一个都为赫赫有名之辈，目睹此景，不得不让人慨然长叹，这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天空。
在那时，散文随笔的出场，大多是以文学期刊为舞台的，有人统计，五四时期的期刊杂志数量在四百种左右，有些期刊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发行量在一千册，而到一九一七年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六千册，被誉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散文随笔的影响力亦是假借东风，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民国名刊简金”丛书，凡十册，每册从一种或两种民国名刊中淘金选萃，分类编录八十篇文字左右，放在一起，蔚为大观。
这十余种刊物分别是，《小说月报》、《语丝》、《现代》、《文饭小品》、《太白》、《论语》、《人间世》、《逸经》、《鲁迅风》、《杂文》、《万象》、《野草》，集中文字，思想意趣、文字风格真是斑斓多姿。
舒芜在序中说，这十余种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与作家的专集和其它选集相较，保持了一种“原生形态”。
翻看着这些有如化石一般的文字，许多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又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还是让人感到震撼，作者阵容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这种壮观的景致，连当时的人物方非也感慨地说：“随笔或小品文之在文坛上，先则只占一席位，到现在，却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而朱自清则说得更为华彩一些，“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
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可见民国的散文，于此时是真正地成熟了，作家众多，题材广泛，体式风格各异，呈现着一派生机气象。
于是我想，民国的散文，真是阔气极了，很是想知道它是怎样化茧成蛹，蔚然成林的，就还是翻了文学史，书上自有专家学者的陈说。
后来我想，首要的意义，还是那时，他们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时代肩挑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思潮激荡，学理纷呈，已不顾于别人是用坚船利炮送来的，还是自己出去拿来的，总之是恢弘的气度，热情着吸收，思想上迎来了全新的自由，脱胎换骨的转换，从而具备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文学改良的理论依据，于是轻装上阵，对传统文学进行批判与重新的审视。
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好的革命的方法，如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胡适的输入学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等等，无不显露出智慧的锋芒。
次者，是文学的世界化。
因为是外来的，固然是新鲜的，即使是刻板的改造与融合，亦是在所不惜。
民国的散文，正如前文所述，深受着英国随笔，亦即Essay的冲击，思想上多了些幽默和雍容，写法上亦变得漂亮和缜密，但它的世界化的倾向是分明了。
至于日化、俄化、欧化等等的文学上的影响，亦是不能小觑。
化敌为友，因为是民族化的，因而更是世界化的了。
因而周作人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
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
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
”再者，是文字上的白话化。
几千年固有的古文字表述，虽亦因时衍变，格局新生，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文字表述的工具，仍然如绳子一般，牢牢地捆绑着文学的本体，而今思想自由，工具又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且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切束缚都没有了，人人都在追求自家面目，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千帆入海，竞自远航，于是行得疾，走得远，有了千流激湍的繁荣气象。
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预言的那样，“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亦为历史所证实。
还有就是，文学创作的事功化。
民国散文作者之多，作品之丰，题材之广泛，气象之峥嵘，在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寻找原因，仍然不能脱离人的自身的因素。
在那时，似乎在各个领域，都有一种相同的现象，就是执著，把事情作为事业干，政治家执著于权术，军事家执著于打仗，科学家执著于科研，所有领域，世界范围内，都有杰出的人物与事业出现，成就辉煌，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春天。
文学创作者似乎都在倾心倾力地创作，个人创作的数量与质地都是无可挑剔的，说是体现着一种民国精神，民国风骨亦未尝不可。
因为他们的执著，才让民国文学史有了出奇的风采。
这些年读民国散文，让我感到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它突出的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中，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是用来载道的，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一些所谓放得开的小品文字，其中虽有小我的个性的展示，而仍然给人以遮遮掩掩的勉强姿态，总是脱不了道统的籓篱，甚至于强迫，自由亦是有限的自由，实在让人不爽。
但翻翻民国散文，那真是活泛多了，个人性情自现，完全是自由的飞翔，陈独秀的激烈与畅达，鲁迅的冷峻与深邃，周作人的冲淡与平和，徐志摩的浪漫与率真，俞平伯的空灵与感伤，冰心的温柔与清丽，丰子恺的淡远与悲悯，郁达夫的坦诚与激愤，林语堂的幽默与潇洒，李广田的纯朴与清醇，梁实秋的博雅与舒徐，钱锺书的机智与尖刻，朱自清的敦厚与洗练，沈从文的质朴与认真，等等，没有不是显露自家面目的，以自由的思想，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我。
题材亦是多样化的，并不为任何的约束所局限，只是真实而又活泛地与生活贴近，畅快淋漓地表达着自我，文字中有着真我的存在，有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呈现，是社会的人，亦是自然的人。
还能感受到真的一面。
知识分子都以真诚的面目示人，至诚至真。
民国虽是动荡，但人情味却并不丢失，他们在生活中相互帮衬，互相欣赏，演绎出来的故事，亦能成为人间的美谈。
鲁迅与文学青年的交往，林徽因家的客厅，徐志摩的人间四月天，西南联大的防空警报，辜鸿铭的辫子与茶壶茶杯理论，等等，无不展示着人的本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意，即使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但仍然亦至性真诚的面目出现，实让人感喟不已。
除此而外，还有就是生活的情趣。
庄严肃穆如鲁迅者，亦有能够创造出生活的情趣的一面，在章衣萍家里做客，周建人对说，花生米小的好吃。
鲁迅看着章太太，说，小的好吃，人也一样，小的好。
原来章衣萍个头低，大家都笑。
一九一七年，徐悲鸿与康有为商议，拟携蒋碧薇私奔，赴日写生。
康有为全力支持，私奔前夜，设宴饯行，举杯说：祝贺悲鸿与蒋小姐私奔成功
一九三〇年，傅抱石与罗时慧结婚，当日，傅抱石在大门两侧张贴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
至于林语堂、梁实秋辈，以及太多太多的民国人物，要说生活的情趣，自是逸话不少了。
正是这些美好的文字一直牵引着我的目光，让我一本一本地读着。
有时也想，他们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小时候都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对于中华经典的学习，是颇为用功的，甚至在私塾里，练就了童子功，在此基础上，使用着白话文这个工具，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超凡的表现的力。
其实说白了，还是须重视源与流的关系，使用了白话文，并不就说明文言文是一无是处的，只有在传统基础上的改造与创新，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现在的散文作家，在传统文化的学习方面，明显是弱化了，现在的散文创作，亦大不如前，是不是有着这方面的因素，我想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民国时的散文作家，有很多出色的人，他们也同时是翻译家，优秀的通好几种语言，能用好几种语言说话，写文章，这在今天，是不能比的。
按说学习外国语言的条件比那时宽松多了，但搞不清是什么原因，现时很多优秀的作家，即使是获得过鲁奖、茅奖的作家，能通一国或者多国语言的人，亦在极少数，亦为事实，现在的散文创作的大不如前，眼界并不开阔，是不是亦有这方面的因素，我想也应该有一个客观上的认知。
学习，总还有一个取法乎上的问题，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向民国散文学习方面，是不是应该考虑，是需要探究的。
关于民国散文，个人有以上这些浅显的思考，拿出来与大家探讨。
XX兄说给我十分钟发言时间，我觉得太少，恐言不尽意，后来他说那你随便，但我又觉得自己胸无点墨，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说这些，以表示对民国散文的缅怀，毕竟，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散文，与我们远去了。
康生在中华民国共和国主席办公室文件上写的是什么字
民国的时候中国叫中华民国。
现在台湾使用的国号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1912年在南京成立，现在中华民国宪法包括大陆。
中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取得的。
后来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民国时期流行的茶类
1：民国时期，茶叶生产继清朝之后，又得到大力发展，名茶生产技术日渐完善。
信阳茶区又先后成立了五大茶社，加上清朝的三大茶社统称为“八大茶社”。
由于“八大茶社”注重制作技术上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信阳毛尖加工技术得到完善，1913年产出了品质很好的本山毛尖茶，命名为“信阳毛尖”。
为了迎接1915年巴拿马运河通航而举行的万国博览会，1914年，信阳县茶区积极筹备参赛茶样，有贡针茶、白毫茶、已熏龙井茶、未熏龙井茶、毛尖茶、珠三茶、雀舌茶。
1915年2月，在博览会上，经评判，信阳毛尖茶以外形美观、香气清高、滋味浓醇的独特品质，被授予世界茶叶金质奖状和奖章。
信阳毛尖从此成为河南省优质绿茶的代表。
1958年，信阳毛尖在全国评茶会上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2：民国《都匀县志稿》上记载：“茶，四乡多产之，产小菁者尤佳（即今都匀市的团山、黄河一带），以有密林防护之。
”黔南《农业名特优资源》（黔南州农业区划办公室主编，1988年6月都匀毛尖）上说：“都匀毛尖茶有悠久的历史，成名也较早，据史料记载，早在明代，毛尖茶中的‘鱼钩茶’、‘雀舌茶’便是皇室贡品，到乾隆年间，已开始行销海外”，“1982年6月，在中国名绿茶评比会上，毛尖茶名列中国第二，仅次于南京雨花茶”。
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谁写的
郑介民的详细资料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
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文教镇宝芳乡下水村人。
1897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父亲早死。
中国国民党情报工作主持人。
1915年郑庭炳读完小学，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改名介民，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在一养鱼场当帐房，并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
1924年4月，郑介民闻知黄埔军校创办，乃与黄珍吾到广州投靠黄埔军校第一期，不料竟未被录取，只得暂时住在同乡邢森洲家，旋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积极补习功课，准备再次投考；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时，郑介民考入步科，郑介民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25年9月郑介民从军校毕业，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8月从苏联毕业回国，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总队长贺衷寒）队部政治教官，不久受潘佑强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杜从戎）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
1929年初，郑介民假装失业到武汉，利用他和李宗义（李宗仁之弟，人称“二总”）的同学关系四处活动，离间桂系部队，收买拉拢桂系将领，搜集情报；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通过郑介民顺利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服从中央”，桂系很快失败，郑介民回南京复命。
1930年初任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不久兼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后兼任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政治部主任，监视桂系部队；4月广西主席俞作柏响应张发奎反蒋，郑介民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出广州；12月从香港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
1931年11月蒋介石准备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请求参加。
1932年3月被选为“复兴社”干事会干事，4月1日兼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为军统骨干人物，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开始在第十九路军中安排特务，这些特务在后来的“福建事变”中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
1933年1月，华北局势紧张，郑介民兼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4月间，郑介民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侦察为日军收买的前北洋军阀陆军上将衔张敬尧的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人，于5月7日在六国饭店将张击毙；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回南京。
1934年夏，郑介民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是学习法西斯统治方法，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并拜访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1935年夏郑介民回国，极力介绍法西斯主义，一时成为时髦人物，旋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仍兼特务处副处长。
1936年3月，郑介民受蒋介石指派从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一面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重金收买广东将领，但暗杀小组被陈济棠的特务发觉后抓去；6月“两广事变”爆发，郑介民积极分化收买的广东陆军空军部队投蒋，7月陈济棠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8月郑介民代理“复兴社”书记长，兼“民族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忠义救国会”委员。
1937年7月抗战爆发，9月郑介民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并不到职，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理。
1939年9月，郑介民带职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郑介民学习极为认真，著有《谍报勤务》和《军事情报学》等书。
1940年4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①副所长。
1942年1月，郑介民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在会上对东南亚战局有所陈述，但最初不被重视，后其观点为时局证实，方得盟军统帅另眼相看，又被蒋介石指定参加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担任情报方面的联络工作，此间郑介民先后被派往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在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不少意见。
1943年2月10日，郑介民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1月22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保密工作。
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经常去加尔各答参加会议；本年夏，郑介民正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郑介民任赔偿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郑介民成为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他开始暗中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2月，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地主恶霸为基础组成的“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到军调处执行部“请愿”，郑介民指使特务流氓混在其中，进行捣乱煽动，要求“共军立即撤出河北”，冲进中共代表办公室捣乱，连美国代表也觉得郑介民的做法太拙劣；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去，20日郑介民继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4月郑介民回重庆接掌军统局；6月5日在南京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主管情报工作；7月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仍兼任保密局局长①。
1947年夏，郑介民、毛人凤组织“国防部绥靖总队”，派往华北、东北、华南各地执行组训、情报、行动和突击任务；9月初，郑介民亲飞北平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同月兼任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指挥特务在上海破坏了中共后勤补给站，还有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11月15日郑介民辞去了第二厅厅长职务，12月5日任国防部常务次长，主管国防物资。
1948年初，郑介民辞保密局局长，专事美国军援物资；6月12日任国防部次长；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1月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同年秋随国防部驻节广州，对时局充满悲观；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11月郑介民去香港。
1950年初郑介民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
1954年10月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由原国防部保密局改编）首任局长，然身体渐渐衰弱多病。
1955年夏，郑介民突患心脏病，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
1956年2月23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不再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二岁，蒋介石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褒扬令”，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用示笃念忠勤之至意”。
郑介民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但与戴笠截然不同，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曾因此获得一枚积学奖章，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
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