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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描写动作的句子

时间:2014-09-23 19:20

史记,项羽本纪动作描写的句子

如下: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

  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

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

《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

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

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

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

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

如在《项羽本纪》。

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

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

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

…… (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

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

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

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

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

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

例如在 《项羽本纪》和 《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

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美女而东归。

有人劝说项羽称霸关中,项羽不听,却因人家嘲笑他“沐猴而冠”而杀之。

这样,刘邦的深谋远虑,项羽的识见短浅,便刻画而出。

  又如《平原君列传》的赵公子赵胜,《信陵君列传》的魏公子无忌,都是战国时期喜好延揽宾客的名公子,但是他们对待士的态度却很不一样。

无忌“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赵胜虽然也“喜宾客,却并不能做到彻底的谦下恭敬。

无忌可以为得到“夷门监者”而亲自驾车骑恭迎,赵胜有时却“爱色而贱士。

”无忌为了解救赵国危难,矫命夺取兵权而救赵,因此滞留赵国多年。

其间,无忌得以与久闻大名的赵国处士毛公、薛公交游,赵胜听得此事后却颇有微词,以为无忌“妄从博徒、卖浆者游,”也是一个“妄人。

”这样的对比叙写,使同类人物的不同性格昭然呈现。

  除了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之外,《史记》还往往描写一些次要人物,形成对主要人物的比衬。

如《项羽本纪》中老谋深算而坚忍的范增之与简单直率又卤莽的项羽,《高祖本纪》中经常从容不迫的张良之与时时窘迫栖皇的刘邦之间。

《孔子世家》中的隐者长沮、桀溺、接舆之与热心救世的孔子之间等等。

  ③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加以塑造。

  这是司马迁写人艺术的又一重要方法。

《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字。

宴会之前,项羽得知刘邦要称王关中的消息,大怒,急欲进兵剿灭。

当时,刘邦仅有兵将十万,而项羽却拥兵四十万,情势十分紧急。

项羽的叔父项伯,因与张良交好,深夜前来劝张良逃走。

张良迅速告知刘邦,刘邦随即召见并收买了项伯,请项伯代为转达自己不敢称王之意。

并听从项、张二人的建议,决定到项羽军中表明“心迹”。

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参加宴会的双方,一方是暴躁耿直的项羽和阴鸷刻深的范增,以及无所知悉的项庄和充当和事老的项伯;一方是奸诈圆滑的刘邦和老谋深算的张良,还有貌似卤莽却颇有机算的樊哙。

一方拥兵自重,一方势单力孤。

这样,“鸿门宴”就成为一场斗力与斗智的激烈角逐。

刘邦一方想要胜利,就必须转斗力为斗智,化不利为有利。

这场交锋,刘邦一方虽处于明显劣势,而每个人都头脑清醒,团结一致;项羽一方虽处于明显优势,却是除范增外,都糊涂懵懂,心思各异。

  就在如此危险、微妙的情势下,司马迁充分展示出各自的性格。

开始,项羽剑拔弩张,,气势夺人,而刘邦战战兢兢,卑言恭行,加之以项伯的调和,终于取得了项羽的信任。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范增屡次暗示,让项羽杀掉刘邦,令刘邦一方心惊胆战。

而项羽却满腹妇人之仁,下不了决心,刘邦暂时免除了危险。

范增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叫项庄舞剑助酒,伺机杀死刘邦。

形势急迫,张良赶快去叫樊哙进来,使千钧一发的局势得以缓解。

最终使刘邦借机逃脱。

在这场力与智的较量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机智,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等等,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④善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深入刻画人物性格。

  司马迁写人物,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外,还以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特征。

好的细节描写,对传达人物性格的某些本质特征,能够起到点睛传神的作用。

如《酷吏列传》写张汤讯鼠的细节,表现出张汤从小就熟悉治狱,具备残忍的特性。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

还,而鼠盗肉。

其父怒,笞汤。

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

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

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个细节,表现出张汤从小就熟悉治狱,熏陶出一种残忍的特性。

  《史记》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

它或是通过人物独白,或是以他人的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点拨,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

如《吕太后本纪》: 七月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发丧,太后哭,泣不下。

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

君知其解乎

”丞相曰:“何解

”辟强曰:“帝毋(无)壮子,太后畏君等。

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

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

”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

  ⑤善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表现人物性格。

  《史记》许多篇章中的人物语言描写,都能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神情风貌。

“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陈涉世家》),质朴无忌,传达出乡民初见王宫的艳羡和惊讶;“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急怒交加的神情,表现他刚直的性格。

《史记》的人物对话,也有不少能够传达人物的性格,如:  陆生至,尉佗结箕踞见陆生。

陆生因进说佗曰:‚……‛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

‛因问陆生曰:‚我孰为萧何、曹参、韩信贤

‛陆生曰:‚王似贤。

‛复曰:‚我孰与皇帝贤

‛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

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自比于汉

‛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吾居中国,何渠不若汉

‛  这一段对话,把尉佗的傲气和豪气,陆贾的不卑不亢和使臣气节都表现了出来。

总之,<史记>在故事情节发展当中的刻画人物形象,呈现其不同的性格侧面。

《史记》里的人物描写是怎样的呢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恐怕就是它的人物描写。

项羽是秦末在原楚地起兵,后又与刘邦争夺天下,最终兵败自刎的悲剧人物。

项羽在秦汉之际的历史时空中活跃的时间也就八个年头,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气概,披甲持戟、嗔目而叱的雄姿,以及穷途末路时悲怜爱人虞姬、惜护战马,不肯苟且过江终至玉碎的缱绻悲怀,在《项羽本纪》当中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但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没有回避项羽的种种弱点和缺点,他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目光短浅、好猜忌、有勇无谋以及残忍嗜杀等。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写了项羽院杀二十余万秦的降卒,以及进秦都后屠城焚烧宫室的恶行。

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借人物之口对项羽的性情作各种介绍。

有的说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有的说项羽“喑A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后一段话是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指其徒具“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不能成大事。

中国当代学者钱钟书曾经注意到《史记》写项羽的人物性格“复综如此”,人物性格相反的特质能统一于一身,而又“同条共贯”,以现代心理学知识考量,也能成立:“言语呕呕”与“喑A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疾能”,“妇人之仁”与“屠阬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但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项羽既能低声细语、同情体贴别人,也会高声怒喝、杀人如麻;有时分人饮食,同情他人疾苦以至于落泪,但在需要给有功之人行赏时,却又十分小气,以致不得人心。

这些性格特点都是相反的,作者写作时也并没有放在一起写。

在《项羽本纪》中,实际上是着力塑造项羽盖世英雄的光辉形象,而是在别人的传记中以“互见法”的方式写了项羽的弱点。

这样,在《项羽本纪》中就能确立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项羽本纪》从项羽少年时写起,写他习字学剑都不成,喜学兵法但也未完成,已见其性格之粗疏但在看到南巡经过的秦始皇的声势排场时,却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又见其少年之雄心。

起事后,项羽以钜鹿一战成名,破秦军后“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项羽的威猛震慑得连秦诸侯国的将领们都要跪着到他面前而且还不京剧《霸王别姬》敢抬头看他,这大概就是项羽一生名望势力的最顶峰,此后诸侯军都听他调遣,他很快就“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灭了秦的大一统政权。

此后,经鸿门宴,再遭刘邦离间将相,项羽最终在垓下被刘邦的部队包围。

项羽悲歌慷慨,别美人,骑骏马溃敌军突围,斩将刈旗,杀敌数百后自刎而死。

司马迁感于项羽成之速与败之快,在《项羽本纪》中写出项羽成功时的威势与衰败时的悲壮,不因其英雄盖世而不责其强力短视,也不因责其气短而不显他的儿女情长,这大概是《史记》中最气壮山河却又缠绵悱恻的一篇,足以代表司马迁写人的风格。

汉代第一位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中国历史上以阴狠毒辣闻名,刘邦死后,她把自己最为嫉恨的情敌戚夫人断手足,“去眼,焯耳,饮痦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就是把人的手、脚砍掉,眼睛挖掉,耳朵熏坏,再用药使她不能说话,然后放在厕所中,名叫人猪。

刘邦有三个儿子被吕后迫害致死;她为了独揽大权,规定刘邦所有的子侄都要娶她自己的亲戚,吕姓的女子为妻,曾造成乱伦的婚姻。

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是她帮助刘邦打下了汉朝的天下;刘邦死后的十几年时间,吕后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呈现出“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太平景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重视吕后的政治才能和治世功绩,在吕后的传记中予以肯定。

对于政治才能和个人品德,司马迁比较注意区别对待,对吕后如此,对吕后的丈夫刘邦亦然。

刘邦自私好色、粗鄙狡诈,但他统一天下,使百姓从连年战乱中脱身,得以休养生息,这又的确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两方面《史记》都有表露。

史记中描写人物的章节有哪些

、《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在描写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一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一篇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文章当中,正面描写是绝对的重头戏,人物的面貌,人物的特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大都是通过正面描写表现出来的。

但仅有正面描写还远远不够,侧面描写的烘托再加上特写的浓墨重彩的渲染,才能塑造出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来。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是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结合起来,突出人物形象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魁梧伟岸,勇猛无敌。

文中不仅正面描写了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还多次从侧面对项羽的孔武有力作了衬托。

一句“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便从侧面写出了少年项羽的勇武,吴中子弟皆尚武强力,能为诸多少年英雄所“惮”,可见项羽的非同一般。

在《项羽本纪》中,还有两处非常典型的侧面描写: 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杀之。

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

楼烦欲射之,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楼烦,汉之勇士也,骑射之术非比寻常,楚军三次派人挑战,都被楼烦射杀。

可就是这样的勇士,被项羽“嗔目叱之”,便“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哪里还有得胜者的半点威风。

赤泉侯亦是,在项羽的怒视之下,竟然“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吓得胆战心惊,充分表现出了项羽的凛凛雄姿。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

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

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

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

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

还有“乌江自刎”之前的一个小故事,项羽兵败,至乌江岸边,亭长要其东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

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这是项羽讲出真心话的一个特写。

“笑”,虽无奈但英雄气概仍在,所说的一番话更是真情流露,司马迁在这里赋予了项羽这个英雄形象以心怀正气视死如归 的性格色彩,以及怜惜坐骑尊重长者的善良品质。

就这样,司马迁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威武刚毅的项羽,一个果断无畏的项羽,一个孤单寂寞的项羽,一个无限失意的项羽,垂诸千载,传颂不衰。

二、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俗话说:“患难之中见真情。

”因为人的本性只有在诸如患难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毫无保留,表现的透彻,表现的淋漓尽致。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

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

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

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三 、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

比如他写项羽刘邦并起反秦,后又有楚汉之争,项羽以悲剧收场,刘邦则登上帝位,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日子。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司马迁认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因此,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掠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的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而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性格的完整。

这样,从本传看,项羽个性鲜明突出,英雄盖世,从《史记》整体来看,又没有隐瞒项羽的缺点,将一个完整全面的项羽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又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

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

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

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

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

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

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四 、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司马迁也善于使用对比、比较的手法来刻画人物。

或是反方向的比较,或是同类型的映衬。

反方向的比较,就是将不同人物的品质作风做对比,或让不同人物在某一方面某一品质上构成鲜明或比较鲜明的对比,使读者在这种对比中看清人物 的真实的面貌。

同类型的映衬,就是把同类型的人物写在一起,在他们不同的具体表现中,表现其本质的基本一致和程度上的差别,使读者在这种映衬中看到更加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

在《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通过怀王诸老将之口将刘邦与项羽进行了一番比较: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

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

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

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

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

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 这里将项羽刘邦二人做了鲜明的对照,项羽虽勇猛却凶残,不易得人心;刘邦则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

还有刘邦项羽进入咸阳以后的表现的对比,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而项羽则是“屠烧咸阳秦宫室。

所过无不残破。

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一个宽大仁厚,使秦人大喜过望;一个大肆破坏,使秦人大为失望,恐惧不已。

项羽耿直率真,做事往往任性而为,不懂得委婉;刘邦则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只要经营天下的思想一冒头,马上就可以压下自己粗鄙的习性,表现的完全是个正人君子;项羽不善用人,帐下就一谋士范增还因他的怀疑愤而辞去;刘邦善于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拥护,又善于用人,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得到了诸多谋士的帮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项羽的性格决定了他命运的悲剧。

《孟尝君列传》和《平原君虞卿列传》写了孟尝君和平原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和平原君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们的门下都有数千门客,一方面借“礼贤下士”来沽名钓誉,一方面借以进行政治活动,不过到头来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是大抵相同的。

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人,遭遇与行事自然有所不同,最主要 的是思想品质的不同。

孟尝君把自己的富贵尊荣看得很重,千方百计的追求私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

平原君是个平庸的人,没什么胆识,甚至利令智昏,犯了很大的错误。

但是,他还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弥补自己的过失,还能以国家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赴国难。

这样的形象自然要比孟尝君高大一些。

五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史记》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亦非常注意人物语言的描写,闻其声如见其人,十足的个性化。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

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 项羽在旁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真是惊天动地。

项羽出身贵族,才气过人,豪气干云,根本不把秦始皇放在眼里 ,所以出言大胆而干脆,“彼可取而代也”,是对秦始皇权势的蔑视,是对自己未来功业的强大信心,同时也是他暴烈性子的自然流露,的确只适合出自项羽之口。

陈涉和刘邦也都有过类似的言语: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

”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

陈涉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陈涉出身于佣耕,地位低贱,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和坚定的信心。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

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

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

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

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是很自负的。

再看刘邦向太公算旧账的一幕: 未央宫成。

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在如此隆重的场合,竟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向自己的父亲算起旧账来。

真是得意忘形,骄矜之气随处流露,酒后之言暴露了本性当中的粗鄙习气。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六 、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司马迁立志“成一家之言”,对人物的看法绝不盲从于以往的史书,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历来为史书所称道的不一定为他所称道,历来为史书所不齿的也不一定为他所不齿。

孟尝君的故事流传已久,可以说孟尝君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孟尝君自少就有礼贤下士之名,再加上一些史书的记载和渲染,使得孟尝君的名字变得更为响亮。

但司马迁却不为世俗之见所囿,他为孟尝君立传时,从多方面搜集材料,除史书所记载的内容,还及于其他见闻,在研读、考察之后,建立了对孟尝君的新的观点,写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孟尝君及其集团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中肯的评价。

《孟尝君列传》一开始写了孟尝君关于“五月子”与“公私孰重”的论述,表现出孟尝君少年时的目光远大卓而不凡,司马迁通过这两件事,对孟尝君青少年时期的行事做了肯定的评价。

说到孟尝君养士,《史记》起笔所写也与其他史书一样,都说孟尝君广招宾客,礼贤下士,对所有的食客都能够一视同仁,但再看下文所记,却是与这一点颇有些出入。

篇末的论赞中也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可见孟尝君养士是不加选择的,良莠不齐,还造成了一股邪恶之风,祸害百姓,影响很坏。

养士重多不重精,难免沽名钓誉之嫌。

食客的宿舍有传舍、幸舍、代舍之分,救孟尝君脱困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曾“宾客尽羞之”,可见一视同仁亦不尽然。

司马迁对孟尝君养士先做了一般的概括的记述,然后才逐步揭露它的本质。

司马迁对孟尝君的门客没什么好的评价。

高中的语文课本里节选了《战国策》中的冯驩客孟尝的故事,把冯驩写成了一个有传奇性的、有眼光、有才干、工于心计、能言善辩的策士。

但在司马迁笔下,冯驩只不过是孟尝君三千食客当中比较能干的一个人,他只能为孟尝君献上保地位、存性命、谋利益的计谋,而不能帮助孟尝君使齐国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有突出的表现,他的才能智慧仅此而已。

司马迁对孟尝君其人也是不甚满意的。

写冯驩到薛地收债,《战国策》没有写孟尝君为什么派人去收债,《孟尝君列传》把孟尝君派人收债的原因明确的写了出来,原来孟尝君为了养活门下的数千食客,放高利贷。

孟尝君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

及至后来,孟尝君听了苏代之言,感觉受到来自吕礼的威胁,竟然写信给秦相穰侯,让他鼓动秦王攻齐。

身为齐国的臣子,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竟不惜出卖国家的利益,实在是让人鄙弃,可见孟尝君的所作所为最主要的目的只是追名逐利罢了。

司马迁看清楚了孟尝君及其集团的本质,因此在选材的时候有所取舍。

同是写冯驩收债的事,《孟尝君列传》比《战国策》多写了收债的原因,不采取《战国策》的“市义”之说,而是用冯驩的一段话指出原来孟尝君并不是为了“义”,而是彻彻底底的惟名利是图。

《战国策》写孟尝君为齐王所废,就国于薛,民扶老携幼以迎,这是冯驩“市义”的结果;《史记》不采“市义”之说,自然也不采取这一情节。

司马迁“一家之言”,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历史人物,更清楚的认识了历史。

《史记》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巨著,是司马迁穷半生精力鋳就的,他以其锐利的眼光、宽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和刚健的笔力,描摹各阶层上百人物的事迹和品格,描摹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史记》人物描写的主要手法有哪些()A.A.以事

《史记》人物描写的主要手法有哪些(ABCD).A.以事件写人物 B.细节描写C.场面描写D.运用对比手法

《史记》对人物的描写有那些特点

第一,对英雄人物的神话,比如说皇帝是怎么生的,谁又是怎么生的。

经常都是做了一个梦,有一条龙或者什么进入肚子就怀孕了,接着就生出来一个英雄,你可以在本纪第一五帝里面找到证据,后面也有很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第二,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就重点介绍,一般人物一笔带过,在本纪第一里面也有介绍,其实你只要把本纪第一看完了基本上就能大概知道人物的特点了。

第三,对人物刻画一般都比较客观,好与差都会有很明显的特点,再伟大的人的所犯的错误也有部分介绍。

你可以到世家第一吴太伯里面找到例子。

但是,对有些人物也会过分神话,像程婴等。

第四,一般都不大篇幅写长得怎么样,只说他有多大能耐。

事件的描写多于性格,性格的描写多于外貌。

<史记》的 人物描写 字数8000-10000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

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

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

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

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

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

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

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

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

《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

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

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

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

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

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

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

”(《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

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

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

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

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

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

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

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

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

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

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

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

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

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广骑曰:“故李将军。

”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

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

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

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

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

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

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

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

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

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

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

《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

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

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

《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

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

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

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

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

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

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

刘邦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是也

”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

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

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

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

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

《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

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

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

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

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

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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