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酒的词语?
金波、闻香下马、桂酒椒浆、玉液、羊羔美酒等1、 金波玉液【解释】：比酒。
【出自】：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今闻老母被囚，虽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
”【译文】：现在听说老母亲被囚禁，虽然金波玉液不能咽下去了。
2、闻香下马【拼音】： wén xiāng xià mǎ 【解释】闻到酒的香味，尽管正骑马赶路。
3、桂酒椒浆【解释】：泛指美酒。
【出自】：《楚辞·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王逸注：“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浆，以椒置浆中也。
言己供待弥敬，乃以惠草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备五味也。
”【译文】：蕙草包祭肉兰叶做衬垫，献上桂椒酿制的美酒浆。
”王逸注：“桂酒，切挂放在酒中的；椒浆，用花椒放浆中的。
说自己供应更加尊敬，就以惠草蒸菜，芳兰为垫，进桂酒椒浆，以备五味。
4、玉液琼浆【解释】：琼：美玉。
用美玉制成的浆液，古代传说饮了它可以成仙。
比喻美酒或甘美的浆汁。
【出自】：汉·王逸《九思·疾世》：“吮玉液兮止渴，啮芝华兮疗饥。
”【译文】：吮吸玉液以止渴，咬吃芝华来充饥。
5、羊羔美酒【解释】：羊羔：酒名，因酿制材料中有羊肉，故名。
味儿醇厚的好酒。
【出自】：宋·无名氏《湘湖近事》：“陶谷学士，尝买得党太尉家故妓……，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销金暖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
’谷愧其言。
”【译文】：陶谷学士，曾经买得党太尉家的老妓女……，妓女说：‘他粗鲁人啊，哪里有这样的景色，只要能销金暖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羊美酒而已。
’谷他的话感到羞愧。
唐代诗人喝什么酒?求解
中国酒库网内容提要：诗的兴盛是唐朝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通过唐诗可以解读唐朝的历史，这一点历史学家陈寅恪是近代史学者当中做得最好的。
本文通过对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诗浅略分析揭示诗酒文化的繁盛，并通过对隋朝开始的酒税政策的分析，解读唐朝出现诗歌繁盛局面的内在因素。
唐朝的文化之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有目共睹，在文化繁荣的背后，我们总能够看到酒的影子，这样就形成了唐朝独特的酒文化。
文学最癫狂的状态便是诗，饮品最癫狂的便是酒，而唐朝恰好形成了亦诗亦酒的独特文化。
其他朝代虽然也有诗酒相融的现象，但是很难形成一种群体，皆形成不了象唐朝这样的“诗酒文化”。
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李白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
这是从现存的“诗仙”和“诗圣”的作品中得到的统计数据。
因为李白作品在安史之乱后遗失的十分严重，所以我们不能看作在诗酒方面“诗圣”强而“诗仙”弱。
恰恰相反，李白作品遗失十有八九，只拿剩下的诗来比较不太公允。
我们先从杜甫的一首诗来感受一下诗酒文化，《饮中八仙歌》中写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这首诗里面写了八个人物，他们分别是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杜甫用追述的形式来写，因为贺知章年龄最长，排在第一位，贺知章在长安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41岁的李白，惊呼李白为“谪仙人”，解其所佩金龟换酒痛饮。
首两句写贺知章醉后骑马，摇摇晃晃，像乘船一样。
醉眼昏花，跌落井中犹不自知，索性醉眠井底。
这是夸张地形容其醉态。
汝阳王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子，经常喝的烂醉后再上朝，天子亦不加怪罪。
左相李适之被李林甫排挤罢相，豪饮如常，古语云：“酒清者为圣人，酒浊者为贤人。
” 衔杯乐圣四个字道出了他豁达的心态。
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袭父封为齐国公，官至侍御史，也是李白的朋友，举觞白眼描写出这位美少年有魏晋遗风。
苏晋，开元间进士，曾为户部和吏部侍郎，信佛，长期斋戒，却嗜酒，故曰“逃禅”。
张旭，书法家，被后世称为“草圣”。
焦遂，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
诗中写的最大胆的，最癫狂的还是“酒圣”兼“诗圣”的李白，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玄宗泛舟白莲地，召李白来写文章，而这时李白已在翰林院喝醉了，玄宗就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来见。
杜甫这一首诗，写出了长安城善于饮酒的八个人，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
写八个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
李白的诗创作，多激昂慷慨之歌，少悲凄愁怨之曲，言闺怨者极少，言酒者甚多，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恣肆汪洋，潇洒奔放，富于极为浓郁的浪漫色彩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再看《将进酒》，这是李白的名篇，让我们感受一下诗酒文化。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首诗，除了前两句之外，都没有离开“酒”字。
其中很多句子成为千古名句，比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 中国的诗酒文学，到了李白的手中，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他的其它咏酒诗中诸如“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都是千古传诵的佳句。
李白是一个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人，“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喝醉了以后，他更显露出“平视王侯，笑傲群伦”的气概，最著名的便是喝醉后让高力士为他脱靴、让杨贵妃为他研墨。
苏轼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中的。
再看李白的另一首《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这首诗表达出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功名富贵在李白眼里是不会长久的，而只有诗人的作品才会千古流传，与日月同辉，例如这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屈平就是屈原，屈原和他的诗千古流传，楚王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再，能记得的也没有几人了，更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的。
诗中亦写出了诗人在完成作品之后，内心的愉悦与兴奋，例如“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在李白的笔下，确实江河五岳都写到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庐山香炉峰；“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太行支脉；“欲渡黄河冰塞川”的黄河等等。
李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江上吟》这首诗中，诗人的理想国度里仍然有美酒，“美酒樽中置千斛”，诗人离不开酒，诗也离不开酒。
李白的诗中多是豪饮状、豪言语，但是偶尔也有例外。
例如《行路难》中这样的句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744年李白被弃置，被迫离开长安之前，好朋友们不惜花费千金为他送行，但是一向豪饮的李白，这次却把筷子放下了，把酒杯推开了。
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
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只要有酒，喝与不喝都能催出好诗文。
所以这首诗仍然没有离开“酒”，这就是诗酒文化。
唐朝是一个酒文化充分发达的国度，“酒催诗兴”便是唐朝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
从李白个人来看，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指称符号，甚至成了李白个人的指称符合。
例如，后世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乐于题上“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就是酒，而酒也就是“太白”。
从酒对唐代诗歌的重要性来看，酒已内化在唐诗中，并弥散着唐代文化的迷人魅力。
也许，杜甫、李白这对儿唐代诗人中的双星太过于耀眼，我们再看看其他诗人作品中体现的诗酒文化。
白居易《六年冬暮赠崔常侍晦叔》中“香开绿蚁酒，暖拥褐绫裘。
”还有于816年作于江州的五绝《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今人还在研究“绿蚁酒”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最多只见到过有人做出淡黄色的醪糟米酒，还没有看到过清绿色的绿蚁酒。
于是有人讥讽失败者做不出“绿蚁新醅酒”，便只好拿“白蛆淡醪糟”来充数了。
白居易《戏招诸客》中有句“黄醅绿醑迎冬熟，绛帐红炉逐夜开。
”其中“黄醅绿醑”都是酒，诸如此类以酒待客的诗，在白居易作品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只不过我们感觉到白居易虽然好客，但是诗中总有待客不至的感觉，而李白的诗中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具体缘由，我会在稍后一段文字里解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王翰的《凉州词》脍炙人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中介绍了葡萄酒，描写了好酒的武将醉卧沙场的状态。
杜牧的《泊秦淮》“烟拢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写出了灯红酒绿的秦淮河畔，诗人对于王朝兴替的感慨。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清清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写出了借酒送别的场景。
罗隐的《自谴》“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写出了人生患得患失不如一醉解千愁的心理。
另外象李商隐的《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高适的《夜别韦司士》“高馆张灯酒复清，夜钟残月雁有声。
”韩愈的《留卢秦卿》“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
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
”诸如此类等等，都在诗文中体现出酒，让后人感受到了唐朝的诗酒文化。
是什么原因唯独让李唐王朝盛现出诗酒文化，李白和白居易诗中场景的差异又是什么原因呢
历史似乎留给我们一个谜团，而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其实要从隋朝开皇时代说起。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言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隋朝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国家的统一，隋文帝以超凡的精力，励精图治，治理着一个富庶的国度。
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说关于取消酒税的政策。
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免除酒税。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政策，却关系着诸多方面。
关于国家的税收，酒税是一个大项，汉武帝天汉三年，决定国家对酒实行“寓税于价”的专卖。
这样酒的利润多半归了国家，落入私人腰包的大约只有三成。
北周时期，“官置酒坊收利”，因为酒税太高，遭到了百姓的强烈反对，统一之初的隋免除酒税，可以说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有趣的一面，那就是酒税免除了，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收益，但是隋王朝却是富庶的出了名，让其他朝代感到逊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免除酒税之后，鼓励了民间酿酒业的发展，以及酒在百姓中的普及，这样，便催出了“诗酒文化”。
“诗酒文化”的兴起，还与寒门地位的提高，“门阀士族”的衰落有关。
隋文帝设科举制度，对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门阀士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隋末的战争涌出陇西新贵，又一次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武则天的政策则是连同门阀士族和陇西新贵一并打击，那种几个大家族联合便可以震动江山社稷的事情，从此以后，绝无可能。
门阀士族垄断文化的现象也被无情地击碎了。
所以，唐朝诗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亦如绚丽春花，迸绽盛开。
可以说李唐王朝的诗酒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免除酒税、隋唐两代打击门阀士族打破文化的垄断、科举考试寒门的兴起。
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的解禁。
唐代是中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良酿署”，是国家的酒类生产部门，既有生产酒的酒匠，也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唐代的许多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造酒成绿色，芳香浓烈，味兼醍醐”。
这样来看白居易诗中的“绿蚁酒”、“绿醑”极有可能在唐太宗时代便已经酿造成功了。
从酒器上看，唐人崇尚的是“美酒盛以贵器”，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再如“琉璃钟，琥珀浓，小槽滴酒真珠红”。
这些都反映了唐代酿酒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与之相伴的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昂奋亢进的时代精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此后，连年战争，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唐代宗登基初始，即于公元763年，政府被迫重新开征酒税。
从此，结束了隋唐一百八十年酒无税的局面。
到了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财政的酒税收入竟已高达150万缗之多，占全国当年财政收入的1\\\/8。
而唐朝的“诗酒文化”也已经衰落了。
这就是李白和白居易诗中情感差异的现实原因。
公元763年，《中国文学史》把这一年确定为盛唐文学结束的时间，这仅仅是巧合吗
盛唐文学中的诗文几乎有一半是在酒兴中写出来的。
寒山的“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
……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
” 张说的“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中，直接咏及酒的诗就逾6000首，其他还有更多的诗歌，间接与酒有关。
可以说，唐诗中有50%以上，是酒催生出来的。
后唐时代诗坛还出现了小李杜，即李商隐和杜牧，但是在他们的诗中再也看不到盛唐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了，李商隐的诗瑰丽，但是却也隐晦迷离，难于索解，以至于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公元763年，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真正的“诗酒文化”时代结束了。
在“诗酒文化”时代结束之前，杜甫冥冥中也写下了《春日忆李白》的诗句：“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诗句中“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感慨已经超越了时空，不仅仅是杜甫个人的感慨，更是杜甫之后所有诗人的心声。
何时能有第二个“诗酒文化”时代的到来。
红高粱电影的 影评
“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事儿。
” ——影片《红高粱》开始时的第一句旁白 《红高粱》给我的总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达了影片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这是一部带上张艺谋强烈主观意念的影片，应看做是一部较典型的作者电影。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对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赞颂与褒扬，堪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达到了几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对性的神力的崇拜。
在“颠轿”一场戏中，从表层来看，它是偌多抬轿的粗野壮汉对花轿中一位红装红盖头新娘的戏谑式恶作剧；但从深层来看，它既是几条赤膊壮汉面对新娘九儿的魅力所萌动的性的潜在欢悦与渴望的自发宣泄，又是对九儿面临不合理不人道的两性结合却又爱莫能助的悲凉、怨愤之情的自发发作。
而惟一能使这一载歌载舞的“颠轿”迪斯科从疯狂的顶点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别的，正是轿中九儿的几声哽咽的啜泣声。
编导在这一情绪与节奏的转变点中，把这群粗野壮汉内心合乎人伦天性的美好性灵洞悉与烛照出来，是影片开始首先打动人心的点睛之笔。
这一节奏休止造成的情绪落差，确定了九儿在野汉们心中实际占据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对性的神力崇拜的一个明证。
而在这群抬轿壮汉中，又惟有“我爷爷”余占鳌，以其更加强烈的受性的神力驱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内心的骚动与渴望一一付诸外在的实际行动——比之于其他壮汉，余占鳌确实高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独占鳌头——凭着九儿曾给他的一个美目顾盼，以至于接踵而来的杀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欢野合，都成了一桩桩不再是施暴施恶而是全部顺理成章的一揽子“仁”事美差了。
这里的“仁”，不能以狭隘的法的定律为准绳，而必须从更加宽泛的自然与原始的生命定律——种的良性繁衍与发展、种的优胜劣汰中去寻找；而这里的“美”，自然是进行了艺术的选择与渲染的电影美（如略去了“杀夫”的直接描写等等）。
当银幕上展现九儿痴迷地后倾倒地的诗一样朦胧的近景，余占鳌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红色“大”字状展开的九儿身前的俯瞰大远景（这里干脆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了
）以及逆光中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的动态空镜，可说是把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铺绘中推到了艺术美的制高点——不过反观影片，张艺谋实在应当在此处把文章的浓度做得更足一点，以使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红高粱地交欢场面，华彩乐章般地达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
其次是对死的神力的崇拜。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要展示我们的人生图景是：这些十八里坡人，他们男欢女爱，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为族仇国耻，他们也一定奋起抗争，报仇雪耻，哪怕是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
生死爱恨之两极，相反相成而一致。
确实，这些人说死就死，那个李大头、那个冒充“秃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又那么无声无息。
这里自然不是指这些消极意义的死。
而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死、那些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义之死——无论罗汉大叔还是九儿乃至“秃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与炮火之下，都成为壮烈牺牲之死、震慑人心之死
为此，张艺谋在影片中不惜让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让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牺牲做了强化对比。
对此，我们当不能表面地视之为在对“牺牲”一词做其概念本义的训诂图解，而是内在地在隐喻牛的牺牲与人的牺牲之不可同日而语。
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
这一表现，也最终成为了对死的神力的证明。
第三是对酒的神力的崇拜。
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红”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复唱过两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奖：“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口不臭……喝了这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而余占鳌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传为美谈的——红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羁的神力；红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
一四七，三六九：九儿，这个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众伙计们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儿”（酒儿）吗
酒与人，其神力与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为两者都诞生于红高粱地。
十八里坡人以酒为氛围，十八里坡人以酒为依托；酒弥洒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调节与强化人际感情关系的催化剂。
说穿了，影片对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对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现，使影片不同凡响地“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1。
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
我认为，影片得以在国际影坛赢得共鸣与一致喝彩，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断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注释： 1 借用王先谦对《庄子·大宗师·八》之“（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一句所做的译文。
红高粱：那片地里的十九岁 截断百年沧桑，第五代中国导演坚决地改变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1988年，柏林，金熊奖颁给一部符号感强烈的作品——红高粱，红色中国的电影首次在全球四大电影节中获奖，自此一发不可收。
那年我们矿山的厂子里没有像样的电影院，职工俱乐部能放，空间有限，最后用头顶上安了大锅的的差转台把片子播到宿舍区千余户电视机上。
破频道死活调不清楚，一会儿是雪花一会儿没声音，而懵懂少年的我已经能看懂电视里的译制片了，那次没头没尾的观影今天想来竟然完整而清晰。
厂子放红高粱是众望所归的结果，因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叔伯们的谈资。
说是红高粱在县里已经放了，有人看了，根本没有什么三级和剥皮的镜头，就有人反驳说，那是被剪掉了，没有那些东西怎么到外国拿奖。
三级说的是姜文把巩俐抢到地里，掰折大片高粱，巩俐朝天一躺，姜文跪她脚下，一时间镜头摇曳，高粱起伏，唢呐齐鸣，残阳如血——剪掉的部分一定很三级，没准四级五级都有了。
剥皮的时候电视机及时准确地糊满一片雪花，我听到撕裂的惨叫和“x你姥姥”，心下大乐，小男孩听到粗口总是很兴奋。
暗暗感激把黄色部分剪掉的人，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因为害怕和害羞而闭眼了，身为男人，不敢如何如何实在是很丢人的。
很多年以后，好赖窝的“天兆”开始学姜文的样糟蹋庄稼，英吉利试着在大众影院放沾汤挂水的“九歌”，法兰西也有毛茸茸的“fxxx me”，血淋淋的画面在全世界都不算稀奇。
而我一直没有再看红高粱，传说中的删节，我一直相信它们的存在，也许会带着这信念老去。
很多年以后，内地放的电影还是常常被剪，不光剪黄色，还剪绿色，不光剪剧情，还剪台词，剪到不知所云，剪到颠倒结局。
要说香港的电影人还真聪明，故意剪成挨骂的德性，让市场替他们喊冤。
很多年以后，那位一鸣惊人的谋导活跃至今。
有人说他靠造星红火，他就全部群众演员；有人说他损中国形象，他就拍最美的武侠给世界。
意大利歌剧，日本车广告，他其实在那征服自我，不鸟咱们褒贬的。
很多年以后，有人真拍出个号称“五级”的电影，可惜内容连三级都够不上。
那导演跟谋导老熟了，曾经一个导，一个摄，弄出黄土地，大阅兵。
等谋导自己导红高粱的时候，摄影是顾长卫，录音是顾长宁，这哥俩就是俩金鸡奖。
很多年以后，顾长卫成了导演，把我童年的点点拍成了电影，柏林很给他面子；顾长宁给姜文导演的电影录音，姜文在戛纳也很有面子。
包括帅导在内的他们，被称为第六代导演。
第五代第六代聚聚一堂，个个板着脸，有个很胖的老头往桌上画线说，第五代负责赚钱，第六代负责拿奖，谁也不许欺负谁。
很多年以后，喝了咱的酒卷起的黄土风，n多好嗓子只剩田姐姐笑语依然，圆滚滚的脸蛋越发年轻，开口就唱“有没有免费的爱情可以下载”，受到从我老妈到班上小女生的爱戴。
野性的赞歌 伴着低沉的男声，一段独属于这块的土地的悲歌缓缓升起。
十八里坡上，满是高粱，象征着勃勃生机，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
在夕阳的斜照射下，大战后的十八坡伴着一抹血色残阳。
但也是这抹残阳，染红了整个坡，高粱在成了红色海洋的一者。
它们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击仍将继续。
《红高粱》中，由迎亲引出了奶奶，为了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迎亲路上窜出一个劫道的，轿夫结果了劫道人。
后来，他成了爷爷。
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迫乡亲们，残害义士，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终于，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奶奶死了，伙计们也死了。
只留下爷爷和爹，整部影片有爷爷奶奶，相遇、相爱、相互扶持的情感过程构成。
通过他们对世俗的抵抗，最终相守，再到最终奋起反抗日本侵略。
表达了作者对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段不畏世俗可歌可泣的爱情的歌颂，对那种独属于这片土地无拘无束的野性的赞颂，更表达对中华儿女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品质的称颂。
全片其实就是作者对原始生命力，无可名状的崇拜。
奶奶和爷爷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人物，是与高粱一样，充满生机、敢于反抗的代表。
奶奶被贪财的外曾祖父卖给了麻风病人，她是个不屈服的女人，但作为女儿，她顺从了父亲的压制。
而在轿子中，她偷偷藏了把剪刀，为的是不让麻风病人沾她的身子，在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她就拿起剪刀向病怏怏的丈夫丢去。
她也是个希望追求到属于自己幸福的女人，在轿子里她偷偷地看轿夫，爷爷威武的身躯吸引了她的目光。
这其实是一种性的暗示，是符合大自然最原始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也为高粱地里的野合提供铺垫。
但最重要的，是奶奶的明大义。
当看到罗汉大哥的凄惨情形后，她带着孩子与伙计们祭拜他，激励爷爷与伙计们为他报仇。
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更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反抗。
这是当时农村女性有较大区别的形象，她的大义凛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爷爷是个充满责任感的人，劫匪强劫奶奶时，他是第一个冲过去解救她的，是作为轿夫保护新娘应尽的责任。
从那，奶奶不禁被他的身躯、外表吸引，也深深地被他的内心所打动。
他是一个勇猛的人，知道心爱的女人别土匪抢走，他勇闯虎穴，巧妙地接近土匪头子，在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
为了他的女人，他似乎可以把性命置之度外，不顾及后果。
最终连土匪头子也被他的汉子性格所震撼。
真正让奶奶深陷情网，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是爷爷独有的野性。
从土匪那回来后，他大闹酿酒厂，先是撒尿，再是将蒸炉里的高粱用力地全挑出来。
这都展现了他男性的阳刚，繁衍所必备的健壮。
最终，奶奶被他征服，但他再去抱她时，她没有反抗，也不顾伙计的看法，一心随了他。
这一次，是超越欲望的灵魂上的结合。
当大战日本人后，看到奶奶的离世，爷爷一动不动，夕阳将他映照在红色只下，从他的眼中，能读出悲凉与仇恨，但更多的是对奶奶深沉的爱。
影片中最令我影像深刻的戏，说来好笑，但确实是那场，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第一次野合的戏。
奶奶看清蒙面人是爷爷，就不动了，她似乎从爷爷镇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她在此时就已经屈服了。
她在那时，就已经鼓足勇气将年轻的身体给予爷爷，无论有没哟结果，她都希望将自己奉献给喜爱的男人，即使这中野合为世俗所不容。
爷爷焦急地把高粱扯去，铺在地上。
这象征着最原始的繁殖即将开始。
接着奶奶痴迷地后倾倒在地，同时还流下了多种感情交织而成的泪水。
爷爷跪在那伏倒的高粱空地上，奶奶呈红色“大”字状展开 ，这仿佛是一种肃穆的交配仪式
太阳下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时达到了艺术美的至高点。
这已不是简单的交欢场面，而是导演通过委婉的衬托，将人性中至真至纯的一面，用华彩乐章达到神圣化的境地
表达作者对根植每个人心中的野性的呼唤。
影片对细节的拿捏很到位，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也结合了主题。
罗汉大哥离去时，突然改口，从前叫奶奶为“掌柜的”，但在那一刻却叫“九儿”，这点明了罗汉大哥对奶奶独特的喜爱。
也表明罗汉将真正地离开奶奶，投身于另一件事情。
为下文，罗汉加入红军积极抗日，最终被敌人捉获，凄惨而死做了铺垫。
当罗汉被施以剥皮时，整个场面肃静起来，奶奶捂住了爹的眼睛。
细微的一个动作，表现了母亲独有的敏感，但奶奶的眼睛却仍然盯着罗汉大哥，她要看清日本鬼子丑恶的面貌，唤起自身属于高粱地的血液，激起对日本卑劣行径的反抗，又为后来奶奶祭拜罗汉大哥，呼吁男人们去炸日本人的车，做了很好的铺垫。
通过这一个个细节，整部电影如珍珠般串联起来，突显了高粱地上，人们不屈的精神。
作者在创作整部影片时，还是保留了较强的个人风格和主观意识。
多用固定镜头，表现任务变化的过程。
促使观众沉下心来观看。
影片在表现奶奶时，多处运用近景，当爹在酿酒缸里窜来窜去时，不停地喊“娘”，奶奶露出了幸福、温馨的微笑，随即她看到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光打在他身上，勾勒出罗汉大哥瘦弱的身形，在金黄的光边，环绕在他身边，却预示着狂风暴雨的到来。
奶奶赶忙去追，爷爷满脸的怅然疑惑，逆光从他背后射来，将他显得更加忧愁，他好象看到了些什么，似乎危机正在逼近，就如同光一样压在他身上。
继而引出日本人摧毁的到来。
陕北的民歌、歌谣，始终贯穿在影片中，成了不可缺少的情节推进器。
当伙计们第一次在奶奶面前酿酒时，唱起了《酒神曲》：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
曲调高昂，充满激情，有一种张扬，显现了高粱酒的醇烈。
而当第二次唱起这支曲时，是在祭罗汉大哥的时候，此时的歌曲就变得凄哀悲凉，又透出一种反抗、执着，表明男人们将要为他报仇而放手一搏。
爷爷也有两次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第一次是在交合之后，还带有一丝男人征服女人后所含有的胜利的喜悦，一种肆无忌惮。
而第二次是在奶奶被打死后，爷爷面无表情的歌唱，仿佛是在送爱妻魂归西天。
是一种情到深处的肝肠寸断。
影片的故事情节设置巧妙，环环相扣，但是在前面爷爷奶奶相遇的叙述上过多，导致后来日本侵略的情节加入时，显得有些突然，头重脚轻，爱国的情感就无法充分的表现出来，也不能通过层层铺垫，渲染出高粱地上乃至全中国人民，所共有的坚韧执着、坚强不屈的精神。
如果能多做些铺垫，将能有效地卒章显志。
在血色残阳下，整片高粱地都成了血红色，那是日食所代表的悲哀，那是被鲜血映红的高粱，那是爷爷、爹痛失爱妻、母亲的伤痛，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礼赞。
高粱被践踏了，但还有许多高粱在疯长着，那是华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是爷爷身上带有的狂野。
爷爷的狂野是原始的、野兽般的狂放，不仅是男人生命中最真最核心的特点，还是中华儿女，能抵住侵略，奋起发抗的基础。
作者通过这部影片，呼唤人类天然的本性，刺激人们对勃勃生机的追求。
有关描写天镇风土人情的作文
重阳俗赏菊菊花，又叫，属菊科，品种繁多。
我国是菊花的故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
菊是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赏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大型的菊展。
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
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俗的组成部分。
宋代《东京楚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
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
无处无之。
明代，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有：“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
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
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清代赏菊，如《燕京岁时记》：“九花者，菊花也。
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轩，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
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在《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说：“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干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担入城市。
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丝，偃仰能如人意。
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菊花山。
而茶肆尤盛。
”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
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
登高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即是登高。
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
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登高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
在东晋时，有著名的“龙山落帽”故事。
据《晋书》中《孟嘉传》载，九月重阳这天，晋朝大司马桓温及参军大将孟嘉等人登上龙山(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观赏山景，连帽被风吹走也不知道。
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辩，一时传为佳话。
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
桓景照了，才逃脱灾祸。
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
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
如隋时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
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记隋代风俗，已与后世近似。
在南宋的《梦粱录》卷五载：“日月梭飞，转盼重阳。
……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
”南宋韩元吉《水调歌头·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开。
试寻高处，携手摄展上崔嵬。
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
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尖埃。
”描写了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
明清时，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
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
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
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
”不论文人百姓，都喜欢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
有些贵戚富家则带上幕帐、烤具、车马、乐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帐、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戏奏乐，听歌看舞。
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阳于北海东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并架蓝布围障，防止闲人偷看。
在玉渊潭钓鱼台等处，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
故宫御花园里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广州地区，游客多于重阳登上白云山，饮酒赋诗，热闹非凡，影响至今。
在上海，附近无山丘，便把沪南丹风楼及豫园的大假山作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热闹。
至民国年间干脆又登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东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阁等等，也都是登高胜地。
尤其是滕王阁，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阳节时在阁上写出千古名文《滕王阁序》，更闻名天下。
至于湖北江陵龙山上的纪念晋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迹，也吸引着许多游客。
由于重阳为秋节，节后草木开始凋零，所以有称重阳节野游活动为“辞青”，与三月春游“踏青”之说法相对应。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这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称。
关于登高习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可能源于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
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灾祸。
或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
(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
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
这是明代谢肇制《五杂咀》中的看法。
一说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事相对比较空闲。
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
这种上山采集农民们把它叫做“小秋收”。
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
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的事。
那意思是以此作为一种象征，起点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树，人们就定个植树节的道理一样。
此外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于登高望远。
佩茱萸·簪菊花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
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
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
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
佩茱萸茱萸是一种可以做中药的果实，因为出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最好，因而又叫吴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树几乎可以长到一丈多高，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
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
茱萸叶还可治霍乱，根可以杀虫。
《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
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
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
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
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
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
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
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
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茱萸其实也和端午节的雄黄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虫防蛀。
因为过了重阳节，就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有一段时间回暖；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秋雨潮湿，秋热也尚未退尽，衣物容易霉变。
这段时间又是桂花盛开之时，所以民间称之为“桂花蒸”，这时必须防虫。
茱萸有小毒，有除虫作用，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
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
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的重心的潜移中去理。
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
所以“延寿客”（菊花）的地位最终盖过了“避邪瓮”（茱萸）。
放纸鹞放纸鹞是惠州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
换句话说，惠州民间过重阳节是以放纸鹞为主要特征的。
此习，除惠州流传的民谣中有叙述以外，光绪《惠州府志》亦有记述。
放纸鹞纸鹞亦现在的风筝。
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之前，北方习惯称“纸鸢”，南方则多叫“鹞子”，惠州的“纸鹞”称谓很明显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风筝始见于春秋时期，初型均是鸟类。
相传公输般（鲁班）“削竹为鹤，成而飞之”，“作木鸢以窥宋城”。
这里的“竹鹊”“木鸢”，就是代风筝的雏型。
不过,当时没有纸，只能用竹木制成。
清人笔记中说“韩信率军十万围攻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风筝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其声悲怨，楚军弟子八千人尽皆散去”。
这里所说的汉代风筝，也只不过是牛皮制的风筝。
东汉蔡伦造纸术面世后，始有纸制风筝，出现了“纸鸢”和“鹞子”的称谓。
“风筝”之名的出现，据记是出现在五代，《询刍录》记曰：“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
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俗呼风筝。
”唐以后，风筝盛行，并定清明节为风筝节，宋已后更是在老百姓中间普及了。
从这以后，风筝的形状已不局限于鹊、鸢、鹞等鸟类，虫、鱼、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后，风筝制作已成为一种十分精湛的手工艺术。
惠州民间的纸鹞，已非本来面目，多为四方平面，带一尾巴，其形状与民间所贴门神、神位相似，故疑为神状风筝的一种简化。
在惠州民间，风疹制作极为简单，采竹一枝弯曲，一支直竖，撑住一张四方纸，贴上尾巴调好线，即可放飞。
有一种不带尾巴，四方状纸稍大，称“阿婆鹞”，以放飞时平稳、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状的纸鹞也偶而有之。
重阳这天，人们多伴以凳高，于街道和旷野处放飞风筝，孩童、成人均有之，亦甚壮观。
按我国的传统习惯，放飞风筝多在清明。
重阳放纸鹞可说是惠州民间特有习俗。
其来由无从考究。
但从惠州的领南气候观之，时间上似乎颇为恰当。
清明前后为雨季，春雨不断，这时显然是不适合于放纸鹞的，而重阳前后秋高气爽，劲风不断，人们按传统习俗要登山登高，进行户外活动，此时放纸鹞，天时地利人和，是颇多为适合的。
吃重阳糕重阳的饮食之风，除前所述的饮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还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
在北方，吃重阳糕之风尤盛。
重阳糕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
饵，即古代之糕。
《周礼》载饵用作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
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已差不远。
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
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了。
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才受到人们的青睐。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
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
有诗描述重阳糕的制作：蔡云：篝火鸣机夜作忙,织工一饮登高酒,依然风雨古重阳,蒸出枣糕满店香。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
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
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
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还馈送亲友，称“送糕”；又请出嫁女儿回家食糕，称“迎宁”。
饮菊酒菊花，是我国名花，也是长寿名花。
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
早在屈原笔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即服食菊花瓣。
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
魏时曹五曾在重阳赠菊给钟蹈，祝他长寿。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
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
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
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我国酿制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
据《西京杂记》载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晋代陶渊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之说。
后来饮菊花酒逐渐成了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尤其是在重阳时节，更要饮菊花酒。
《荆楚岁时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
”到了明清时代，菊花酒中又加入多种草药，其效更佳。
制作方法为：用甘菊花煎汁，用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
由于菊花酒能疏风除热、养肝明目、消炎解毒，故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指出，菊花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瘅、治百病”的功效。
古时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的。
九月九日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和在准备酿酒的粮食中，然后一齐用来酿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饮用。
传说喝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
从医学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治头昏、降血压，有减肥、轻身、补肝气、安肠胃、利血之妙。
时逢佳节，清秋气爽，菊花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黄。
除登高插茱萸外，亲友们三五相邀，同饮菊酒，共赏黄花，确实别有一番情趣。
尤其是诗人们，赏菊饮酒，吟诗唱酬，给后世留下不少佳句。
由于菊花酒的缘故，重阳又成了祭祀酒业神的酒神节。
如《山东民俗·重阳节》介绍，山东酒坊于重阳节祭缸神，神为杜康。
在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每年重阳，开始投料下药酿酒，传说是因九九重阳，阳气旺盛才酿得出好酒。
每当烤出初酒时，老板在贴“杜康先师之神位”的地方点香烛，摆供品祈祷酿酒顺利(见《中国民俗采英录》)。
在湖南宁远，每于九月九日“竞造酒，日重阳酒”。
这些风俗说明，重阳与酒的关系极深。
分析唐代酒税比汉代酒税更高的原因
诗的兴盛是唐朝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通过唐诗可以解读唐朝的历史，这一点历史学家陈寅恪是近代史学者当中做得最好的。
本文通过对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诗浅略分析揭示诗酒文化的繁盛，并通过对隋朝开始的酒税政策的分析，解读唐朝出现诗歌繁盛局面的内在因素。
唐朝的文化之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有目共睹，在文化繁荣的背后，我们总能够看到酒的影子，这样就形成了唐朝独特的酒文化。
文学最癫狂的状态便是诗，饮品最癫狂的便是酒，而唐朝恰好形成了亦诗亦酒的独特文化。
其他朝代虽然也有诗酒相融的现象，但是很难形成一种群体，皆形成不了象唐朝这样的“诗酒文化”。
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李白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
这是从现存的“诗仙”和“诗圣”的作品中得到的统计数据。
因为李白作品在安史之乱后遗失的十分严重，所以我们不能看作在诗酒方面“诗圣”强而“诗仙”弱。
恰恰相反，李白作品遗失十有八九，只拿剩下的诗来比较不太公允。
我们先从杜甫的一首诗来感受一下诗酒文化，《饮中八仙歌》中写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这首诗里面写了八个人物，他们分别是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杜甫用追述的形式来写，因为贺知章年龄最长，排在第一位，贺知章在长安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41岁的李白，惊呼李白为“谪仙人”，解其所佩金龟换酒痛饮。
首两句写贺知章醉后骑马，摇摇晃晃，像乘船一样。
醉眼昏花，跌落井中犹不自知，索性醉眠井底。
这是夸张地形容其醉态。
汝阳王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子，经常喝的烂醉后再上朝，天子亦不加怪罪。
左相李适之被李林甫排挤罢相，豪饮如常，古语云：“酒清者为圣人，酒浊者为贤人。
” 衔杯乐圣四个字道出了他豁达的心态。
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袭父封为齐国公，官至侍御史，也是李白的朋友，举觞白眼描写出这位美少年有魏晋遗风。
苏晋，开元间进士，曾为户部和吏部侍郎，信佛，长期斋戒，却嗜酒，故曰“逃禅”。
张旭，书法家，被后世称为“草圣”。
焦遂，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
诗中写的最大胆的，最癫狂的还是“酒圣”兼“诗圣”的李白，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玄宗泛舟白莲地，召李白来写文章，而这时李白已在翰林院喝醉了，玄宗就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来见。
杜甫这一首诗，写出了长安城善于饮酒的八个人，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
写八个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
李白的诗创作，多激昂慷慨之歌，少悲凄愁怨之曲，言闺怨者极少，言酒者甚多，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恣肆汪洋，潇洒奔放，富于极为浓郁的浪漫色彩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再看《将进酒》，这是李白的名篇，让我们感受一下诗酒文化。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首诗，除了前两句之外，都没有离开“酒”字。
其中很多句子成为千古名句，比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 中国的诗酒文学，到了李白的手中，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他的其它咏酒诗中诸如“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都是千古传诵的佳句。
李白是一个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人，“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喝醉了以后，他更显露出“平视王侯，笑傲群伦”的气概，最著名的便是喝醉后让高力士为他脱靴、让杨贵妃为他研墨。
苏轼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中的。
再看李白的另一首《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这首诗表达出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功名富贵在李白眼里是不会长久的，而只有诗人的作品才会千古流传，与日月同辉，例如这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屈平就是屈原，屈原和他的诗千古流传，楚王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再，能记得的也没有几人了，更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的。
诗中亦写出了诗人在完成作品之后，内心的愉悦与兴奋，例如“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在李白的笔下，确实江河五岳都写到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庐山香炉峰；“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太行支脉；“欲渡黄河冰塞川”的黄河等等。
李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江上吟》这首诗中，诗人的理想国度里仍然有美酒，“美酒樽中置千斛”，诗人离不开酒，诗也离不开酒。
李白的诗中多是豪饮状、豪言语，但是偶尔也有例外。
例如《行路难》中这样的句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744年李白被弃置，被迫离开长安之前，好朋友们不惜花费千金为他送行，但是一向豪饮的李白，这次却把筷子放下了，把酒杯推开了。
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
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只要有酒，喝与不喝都能催出好诗文。
所以这首诗仍然没有离开“酒”，这就是诗酒文化。
唐朝是一个酒文化充分发达的国度，“酒催诗兴”便是唐朝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
从李白个人来看，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指称符号，甚至成了李白个人的指称符合。
例如，后世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乐于题上“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就是酒，而酒也就是“太白”。
从酒对唐代诗歌的重要性来看，酒已内化在唐诗中，并弥散着唐代文化的迷人魅力。
也许，杜甫、李白这对儿唐代诗人中的双星太过于耀眼，我们再看看其他诗人作品中体现的诗酒文化。
白居易《六年冬暮赠崔常侍晦叔》中“香开绿蚁酒，暖拥褐绫裘。
”还有于816年作于江州的五绝《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今人还在研究“绿蚁酒”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最多只见到过有人做出淡黄色的醪糟米酒，还没有看到过清绿色的绿蚁酒。
于是有人讥讽失败者做不出“绿蚁新醅酒”，便只好拿“白蛆淡醪糟”来充数了。
白居易《戏招诸客》中有句“黄醅绿醑迎冬熟，绛帐红炉逐夜开。
”其中“黄醅绿醑”都是酒，诸如此类以酒待客的诗，在白居易作品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只不过我们感觉到白居易虽然好客，但是诗中总有待客不至的感觉，而李白的诗中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具体缘由，我会在稍后一段文字里解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王翰的《凉州词》脍炙人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中介绍了葡萄酒，描写了好酒的武将醉卧沙场的状态。
杜牧的《泊秦淮》“烟拢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写出了灯红酒绿的秦淮河畔，诗人对于王朝兴替的感慨。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清清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写出了借酒送别的场景。
罗隐的《自谴》“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写出了人生患得患失不如一醉解千愁的心理。
另外象李商隐的《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高适的《夜别韦司士》“高馆张灯酒复清，夜钟残月雁有声。
”韩愈的《留卢秦卿》“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
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
”诸如此类等等，都在诗文中体现出酒，让后人感受到了唐朝的诗酒文化。
是什么原因唯独让李唐王朝盛现出诗酒文化，李白和白居易诗中场景的差异又是什么原因呢
历史似乎留给我们一个谜团，而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其实要从隋朝开皇时代说起。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言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隋朝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国家的统一，隋文帝以超凡的精力，励精图治，治理着一个富庶的国度。
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说关于取消酒税的政策。
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免除酒税。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政策，却关系着诸多方面。
关于国家的税收，酒税是一个大项，汉武帝天汉三年，决定国家对酒实行“寓税于价”的专卖。
这样酒的利润多半归了国家，落入私人腰包的大约只有三成。
北周时期，“官置酒坊收利”，因为酒税太高，遭到了百姓的强烈反对，统一之初的隋免除酒税，可以说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有趣的一面，那就是酒税免除了，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收益，但是隋王朝却是富庶的出了名，让其他朝代感到逊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免除酒税之后，鼓励了民间酿酒业的发展，以及酒在百姓中的普及，这样，便催出了“诗酒文化”。
“诗酒文化”的兴起，还与寒门地位的提高，“门阀士族”的衰落有关。
隋文帝设科举制度，对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门阀士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隋末的战争涌出陇西新贵，又一次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武则天的政策则是连同门阀士族和陇西新贵一并打击，那种几个大家族联合便可以震动江山社稷的事情，从此以后，绝无可能。
门阀士族垄断文化的现象也被无情地击碎了。
所以，唐朝诗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亦如绚丽春花，迸绽盛开。
可以说李唐王朝的诗酒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免除酒税、隋唐两代打击门阀士族打破文化的垄断、科举考试寒门的兴起。
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的解禁。
唐代是中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良酿署”，是国家的酒类生产部门，既有生产酒的酒匠，也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唐代的许多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造酒成绿色，芳香浓烈，味兼醍醐”。
这样来看白居易诗中的“绿蚁酒”、“绿醑”极有可能在唐太宗时代便已经酿造成功了。
从酒器上看，唐人崇尚的是“美酒盛以贵器”，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再如“琉璃钟，琥珀浓，小槽滴酒真珠红”。
这些都反映了唐代酿酒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与之相伴的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昂奋亢进的时代精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此后，连年战争，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唐代宗登基初始，即于公元763年，政府被迫重新开征酒税。
从此，结束了隋唐一百八十年酒无税的局面。
到了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财政的酒税收入竟已高达150万缗之多，占全国当年财政收入的1\\\/8。
而唐朝的“诗酒文化”也已经衰落了。
这就是李白和白居易诗中情感差异的现实原因。
公元763年，《中国文学史》把这一年确定为盛唐文学结束的时间，这仅仅是巧合吗
盛唐文学中的诗文几乎有一半是在酒兴中写出来的。
寒山的“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
……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
” 张说的“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中，直接咏及酒的诗就逾6000首，其他还有更多的诗歌，间接与酒有关。
可以说，唐诗中有50%以上，是酒催生出来的。
后唐时代诗坛还出现了小李杜，即李商隐和杜牧，但是在他们的诗中再也看不到盛唐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了，李商隐的诗瑰丽，但是却也隐晦迷离，难于索解，以至于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公元763年，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真正的“诗酒文化”时代结束了。
在“诗酒文化”时代结束之前，杜甫冥冥中也写下了《春日忆李白》的诗句：“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诗句中“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感慨已经超越了时空，不仅仅是杜甫个人的感慨，更是杜甫之后所有诗人的心声。
何时能有第二个“诗酒文化”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