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国内作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有哪些
先谢了大神们帮帮忙
没有说过。
我找到的最早一个出处是类似知音故事会版：1994年，在的力促下，编定了自己的，把全书抄完后，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完全是这个作者自己想象的。
从来没有在钱的任何作品或访谈中看到这句话。
最后，这句不文不白，文理不通的话………钱他也说不出来呀
读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才知何为最美的爱情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
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
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
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
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
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
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唐诗过后是宋词葛兆光 赏析
《唐诗过后是宋词》先生写的好不好
何来的丁肇 那是著名的物理学首先，葛文对现在的流行歌曲并不反感，反而为之说了很多好话，他说：“仔细看看最近的流行歌曲,其实文人不必保持那种无谓的骄傲,流行歌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会用甜得发腻的情话缠绕少男少女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似地硬拧眼泪了,好象渐渐长大了似的,……最近几年,我看到一些写得相当不错的歌词,歌词里有不少意象很美也很有深意,你就是把歌名列出来也能感到这一点,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打不开的锁,锁住了一个未圆的梦,背心,感觉捉摸不定,没有道理可寻,读来好象比那些号称诗的诗更像诗?好象近来词的作者也腻歪了从胸口一喷就到嘴边的写法,除了找一些和过去不同的主题之外,还在想方设法变化词的风格,有的搀上一些古典诗词的句子,像《涛声依旧》借了《枫桥夜泊》,有的用上一些日常朴素的话语,像《小芳》就写得像白话,有的参考民歌的连章形式,像《弯弯的月亮》前几句就是辘轳体的变体,好象作者们也希望自己的词不要那么浅白没味,开始拐几个弯,兜几个圈……”这说明葛文是从艺术的角度对歌词进行比较严谨的评析的。
当然，葛文并没有认为流行歌词就是最高水准，他说：“流行歌曲自身有没有素质取代诗歌成为人们各种情愫的寄托与表现,它能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和艺术技巧使流行歌曲得到普遍的认可? 在这一点上,流行歌曲有时又欠了一点火候,……流行歌曲的歌曲流行,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永垂不朽?要想桩子稳,就要根子深,根子是内功不是花拳绣腿?如果只是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要不是有情郎和我分开,我的眼泪不会掉下来, 就会像老让一个人吃甜点最终也会腻一样,再爱吃甜的人也经不起这种过于殷勤的让菜,因为心灵世界并不是只为甜心而存在?歌词里要是总出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拿青春赌明天这类说通不通?似懂不懂的词而没有更含蓄自然的文字,传唱的人再多也只是一笔糊涂帐,充其量是歌曲的附庸而不像宋词最终由附庸蔚为大观? ”这个分析也准，不管同学们怎么反对（也许是因为自己喜欢的歌的歌词不被葛文所理解），流行歌词的艺术成就始终不如古典诗词。
不过我这么说，严格来说，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古典诗词虽也有公共场合的传唱，但其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是有相当的文化根基文人抒写个人心志的一种内省的艺术表达方式；而现在的流行歌曲，其制作过程是模式化、产业化的，更注重商业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大众接受的需要，也因为文字改革的历史原因，流行歌词本来就是用白话写的，凝练性、音乐性当然不够——它根本就是一种伪艺术创作哪。
声明：我这个判断是纯学术性的，不含褒贬意思在里面，我自己也很喜欢流行歌曲啊
目的不同，媒介不同，产生的效果自然不同，无论流行歌词对古典诗词有如何的借鉴，也是得其形而非得其神，所以葛文虽然结论对，但原因分析未必准确——流行歌词的文化品味和艺术技巧本不必提高，否则，它就不是流行歌曲了。
把古典诗词和流行歌词做艺术成就的比较，就像让关公战秦琼一样。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比较在逻辑起点上的错误，我给出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参照系供比较——如果要看古今诗歌艺术风格的不同，或曰高下，应该把古典诗词和现代白话诗的创作进行比较，虽然不是同一种媒介的诗歌创作，但至少严肃现代白话诗的作者是用严格的艺术构思去创作的，至少白话诗歌和古典诗词在手法和语言上的传承是看得出的，至少从凝练性和音乐性的角度说，这两者是处于同一个艺术水平层面的——别以为流行歌词可以唱音乐感就强，属于白话诗歌的音乐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查良铮先生翻译的《青铜骑士》开头是“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另一位先生这么翻译：“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王小波认为前者是诗，后者是东北二人转，我认为很是，虽然从押韵说后者更密，但是属于诗歌那种庄严而徘徊的节奏却没有了。
其次，葛先生认为“唐诗过后是宋词”，这个判断很响亮，但窃以为又错了。
一，唐诗过后，诗并没有消亡，相反，诗歌经过唐诗以想象、形象见长的高峰之后，走向了以理趣、理路见长的宋诗，可谓奇峰再现。
钱钟书先生有云“诗分唐宋”，指出唐宋诗的分野，其实不是时代的前后继承，而是艺术风格的不同，所以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说，“唐诗过后是宋诗”，或者更准确地说，“唐诗之外有宋诗”。
二，宋词的任务是什么
或者说，宋词出现的意义是什么
从文学史的先后逻辑来说，葛文认为宋词是为取代唐诗而出现的。
其实，这是两种并行不悖、各臻其美的文体，还是张中行先生说得好“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如果真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宋词，我的看法是，诗歌发展有其自足的需求，那就是，要表达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和日益细腻的情感，随之而来，诗后有词，是因为诗这种文体在表达上有限制，还不够自由，所以宋词应运而生（还得想想当行词人的创作都是婉约，词之正统都是婉约，因为婉约言情细腻啊
）——君不见元小令和散曲相对于词来说可加衬字尾字，更加自由了啊
回顾一下诗歌发展史，一开始是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同时代的楚辞从文体特点上说，与其归入诗，不如归入文，想想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吧），然后是汉末的五言——《古诗十九首》，接着到了七言，唐代近体成熟，七言工巧，于杜诗可见一斑。
先民生活简单，心思纯朴，因而唱歌如喊号，四言足矣；屈大夫，三曹中的曹植曹丕，包括中唐后的白居易韩愈，虽然都有长制，而且很著名，但走的都是以文为诗的路子，跟中国古典抒情诗的传统相悖，可不在讨论之列。
宋词的出现，在于市井文化日益发达，生活日益精细，情感日益丰富，唐人尚武、豪率的生活，适合用“境阔”之诗表达，而宋人精致、优雅的生活，适合用“言长”之词来说明。
三，诗和词，都是唱的，旗亭画壁和东坡问乐师其词与柳七何如的那两则掌故，就是明证，所以葛文说歌代替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最后，葛文说：“说实在的,宋词能够成为一代文学的形式,其实还是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说民间创作对文学有多少多少启发,给文学注入了多少多少新鲜养分,这都不错,不过,在下贱者最聪明?劳动人民最懂得文学的观念中,只注意了源而忽略了流,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没有文化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柳永也罢?晏殊也罢?欧阳修也罢?苏轼也罢,其实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的参与创作,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对文学品格的提升,就象把野生的杂花培育成可观赏的花卉和把原生的鲫鱼培育成五彩的金鱼一样?也许有人会引《病梅馆记》来讽刺说这是把朴素自然的文学变成雕琢做作的文学,但是又有那一种艺术是自生自长原汁原味的呢?画布上的山水不是真山水,再怎么推重朴素的民间味儿也不能回到杭呦杭呦的时代不是?玉不琢还不成器呢,何况作为文学的歌词? ”这话很对，一部中国文学史，从结果来看，流变来看，首先应该是文人的，而不是大众的。
《古文观止-归去来兮辞·并序》抒发了陶渊明弃官归田后的什么情感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
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
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
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
”（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
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
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
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
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
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
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
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
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
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文章理解 （一）、读悟第1段 在封建社会里，人们要建功立业，要“大济苍生”，实现人生价值，往往是和仕途紧紧联系起来的，而陶潜不愿为官，难道是当官不好吗
指名朗读本段。
思考：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是什么
明确：“田园将芜”“心为形役”“已往不谏，来者可追”“迷途未远，今是昨非”。
设问：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如何
明确：自责（“田园将芜”），自悔（“已往不谏，来者可追”），自觉、自醒（“迷途未远，今是昨非”）。
这里的“心为形役”中的“心”和“役”，显然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应该深入理解为“心”是“志趣人格”，“形”是作者“出仕为官”的这种行为。
陶潜的这种“心为行役”，视入仕为‘迷途“的心情有他的诗为证： 设问：结合此诗和本段内容，可看出陶潜有什么样的情怀
明确：蔑视权贵，鄙弃官场，向往田园的隐士情怀。
（二）、读悟第2段 讨论：1、归家途中的迫切体现在哪里
2、抵家时的欣喜有体现在哪些语句当中
3、到家后衣食住行的闲适有从何看出
明确：1、“舟遥遥”“问征夫”“恨晨光”，尤其一个“恨”字，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2、“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可感悟出主仆俱迎，妻子皆乐的情景，尤其具有情味的是妻子，好似不出来迎接，但由“有酒盈樽”可知妻子比谁都盛情，多好的一幅天伦之乐图啊
3、“引壶觞以自酌……抚孤松而盘桓”，既有室中之乐，也有园中之乐，这是真正的隐士之乐，和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异曲同工。
设问：从此段中又可以看出陶潜又有什么样的隐士情怀
提示：与下面的诗句具有相同的心境 明确：一诗一赋，表达了相同的心境，淡泊明志，闲适自在的隐士情怀之二。
（三）、读悟第3段 “归去来兮”“息交以绝游”，作者再一次表明自己厌恶官场，固穷守节的坚定决心，也是其隐士情怀之三。
指定小组朗读此段。
思考：本段中，陶潜隐居乡村的生活乐趣，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
明确：（1）、促膝而谈的家庭之乐——悦亲戚之情话； （2）、弹琴消忧的本色生活——乐琴书以消忧； （3）、与乡邻交往之乐——告余春及，有事西畴； （4）、巾车孤舟出游之乐——窈窕寻壑，崎岖经丘。
中国士大夫写劳动，都是倡导别人去劳动，自己是旁观者，而陶潜是中国士大夫中第一个劳动实践者，此乃其躬耕田园，诗酒琴书的隐士情怀之四。
（四）、读悟第4段 魏晋焦虑人生苦短的文人中，陶潜是最为焦灼的一个，在第三段结尾处两句——“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见端倪，在第4段中又有何表现
齐读本段。
明确：“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此种情感也有诗为证： 既然知道人生苦短，作者是否还快然自足于隐士生活
依据何在
明确：“怀良辰以孤往，植杖而耘耔”“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从正反两方面，想象地表明自己怡然于隐居生活的情怀。
讨论：如何正确理解结尾处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明确：陶潜顺应自然，乐夫天命超生死，有别于“立德”“立功”留名于世的儒学家，也有别于炼丹学道求长生的道学家，这里边有他遗世独立、超脱生死的旷达乐观精神，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思想情绪，这是他欲冲破黑暗而不能的保身之计，也是他人性减弱的一种表现。
有陶潜的诗为证： 四、总结 陶潜，入仕为官是他的初衷，鄙弃官场是他的节操，淡泊明志是他的追求，躬耕田亩是他生活的保障，琴书诗酒是他的生活情趣，固穷守节是他归隐意念的巩固，乐天知命是他人生的真悟。
读《归去来兮辞》，是了解陶潜的隐士情怀，了解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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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3）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4）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5）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明确：（1）归去：字面意思是返故里回家乡；从感情看又有对官场的排拒感，“世与我而相违”说的就是同世俗对立；从述志的角度认识“归去”，陶渊明是在确立自己的精神归属，同官场的格格不入终于使他彻底明白自己是属于自然的。
（2）“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更让他激动而神往，质本洁来还洁去，菊前松下才是他孤洁灵魂的栖所。
（3）这两句可以看出精神的富有和物质的拮据，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倒优势。
（4）出则无心归则有意，正是作者仕宦和辞官情形的写照。
“无心”不是开脱而是反省和自责。
“倦飞”当然不是生理而是心理，一个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要用多大力气才能抵御官场的玷污啊，他安能不倦
（5）前一句表白动摇了陶渊明为谋生而做官的说法，后一句表明年轻时的理想在现实中遭到了重击。
陶渊明深感出仕一无所获，而生命却已耗损，尽管田园生活可以给他安慰，但是面对残生，他不可能不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