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鲁滨逊漂流记好词好句好段加赏析
①鲁滨孙给他救下的野人取名“星期五”。
赏析：鲁滨孙救下野人的时间正好是星期五，所以他给野人取名“星期五”。
这个名字，与鲁滨孙一贯对时间的重视是有关的。
在原著中，有很多关于时间的记录，他记得是“9月30日”来到海岛，上岛十一二天后，想到用刀子在大柱子上刻斫痕来记录年月日……所以给野人用时间取名字，也在情理之中了。
②现在我要开始过一种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忧郁而寂寞的生活了。
赏析：这句话正是鲁滨孙孤岛生活的写照。
他所要过的生活是从未听说过的，他的心情是忧郁和寂寞的。
一人置身于孤岛，可以说，鲁滨孙面对的困难除了吃穿住的窘迫，还有孤寂和绝望。
如何战胜心灵上忧郁和失望，是他能否在岛上活下去的关键。
③我并不想它替我衔什么东西，也不想它替我做个什么伴，我只想它同我说说话，它却办不到。
赏析“：在孤岛上有一只狗在身边，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伴儿。
鲁滨孙这样说，是他极度寂寞的表现。
人是需要交流的，这种想法太强烈以后，就希望身边的狗能开口说话。
这也反映出鲁滨孙的孤寂和无奈。
难怪后来鲁滨孙遇见“星期五”时，有这样的描写：“但是，此刻那头一个被击昏的人苏醒过来了，我就指着他，让被救的野人看。
这个人马上对我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因为这是我来到荒岛上二十五年以来头一回听见人说话的声音。
” ④总起来说，事实证明，我当前的不幸处境，是世界上很少有的。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或积极的东西值得感谢。
赏析：这段话要结合前文鲁滨孙把流落荒岛的“幸”和“不幸”排列出来来理解：孤身一人，流落荒岛，艰险重重，是大不幸，是消极的东西，可是，比起葬身大海的伙伴，还是幸运的，毕竟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应该心存感激。
这句话是鲁滨孙“知足安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⑤我希望世上的人都要从我最不幸的处境中取得一个经验教训，这教训就是：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我们也可以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
赏析：这句话是鲁滨孙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之所以能孤身荒岛28年，跟他这种生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他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使自己能理智地面对现实，从绝望中看到希望的火花，从而得到内心的安慰，获得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这种生存的勇气和经验，对于处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麻烦采纳，谢谢!
森林报动物描写
同学，希望你讲清楚
给你一点，不知有没有用 白桦林里同样一片萧索。
白桦树身上的叶子已经非常稀疏了。
一只孤单的椋鸟巢挂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瑟瑟的秋风中左右摆动。
1,忽然，林中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鸟鸣，两只椋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在椋鸟巢旁。
雌椋鸟一头钻进巢中，忙活起来，雄椋鸟则守在巢外。
“咕咕
”雄椋鸟低低地唱起了歌，环顾着四周熟悉的景象，离愁别绪瞬间兜上心来。
它们曾经在这里快乐的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生下了可爱的椋鸟宝宝，而今却要离开，真的是万般不舍啊
雄椋鸟的离别曲刚唱完，雌椋鸟就从巢里飞出来，匆匆的憋了一眼，便向鸟群飞去。
雄椋鸟也随后撵了上来。
离乡的时候到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这会儿，所有的椋鸟都伤感的徘徊在林中，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作最后的道别。
不过椋鸟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小别，明年春天，他们又会重返故乡。
来点读后感吧 找寻属于我们的森林 ——《森林报》读后感 无论对任何性别、任何年龄段、任何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只要打开这本书——维·比安基的名著《森林报》，您都将进入一个新奇瑰丽的无边画卷，开始一段浪漫清新的精神旅行。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森林报》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
作者采用报刊的形式，以春夏秋冬十二个月为序，向我们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发生在森林里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感情的，爱憎分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静谧中充满了杀机，追逐中包含着温情，每只小动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逃避和猎杀，正是在这永不停息的逃避和猎杀中，森林的秩序才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生态的平衡才得以维持。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作俯视一切的自然秩序之上者，那么阅读中一定会失去很多感动与震撼的心灵体验，甚至被书中的小动物们骂成“无情的两足无毛冷血动物”。
野鸭一般都是灰色的，这是一种天然的保护色，使野鸭免受很多捕猎者的攻击，偶尔也有个别患色素缺乏症的野鸭“突然变得雪白雪白，”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引起猎人和其他猎食者的注意。
且看野鸭们是怎么做的—— ……突然从草丛里飞出几只野鸭，其中就有那只白野鸭。
我举起枪就朝它放。
但是在开枪的一刹那，百液压被一只灰野鸭挡住了。
灰野鸭被我的散弹打伤，掉了下来。
白野鸭却和别的野鸭一起逃走了。
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
不过，那年夏天，这只白野鸭我在湖中心和水湾里还看见过好几次。
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
那么，猎人的散弹当然会打在普通灰鸭身上，白野鸭却完好无恙地在它们的保护下飞走了。
反正我始终也没打着它。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灰野鸭当然不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在枪响的那一刻真的去用自己的身体替同伴挡子弹，但“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
”无论这种护送行为的出现是野鸭们的自然本能还是有意识的选择，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感叹。
书中像这样用平静的文字描写出的牵人情肠的场面比比皆是，令你长吁短叹、心潮起伏。
动物们之间的斗争与协作精彩纷呈，看似无知无识的花草树木之间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挺直的树干里酝酿着骇人的阴谋，飘忽的风絮里隐藏着殖民者的勃勃野心，翠绿的枝叶既是遮阳的温情大伞又是张牙舞爪的无情利剑。
读一读连续六集“播出”的林中大战把吧，一切都从伐木工人生产作业后的那片空地开始，一切都在无边的安静和温柔的风声中进行。
先是云杉将自己的球果撒满了空地并长出了小树苗，可是当真正的春天到来时，这些可怜的小树苗却被野草紧紧缠绕和封锁，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一直在河对面隔岸观火的白杨已经看准时机，准备远征了。
它们的花序张开了，每一个花序里面都飞出几百个带白色刷毛的小种子，被风吹过河，均匀地散布被野草和云杉占领的整个空地上。
这时云杉已经在和野草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不但完全摆脱了野草的围追堵截，而且还用黑黝黝的树荫去蛮横地掠夺白杨头顶的灿烂阳光。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弱小的白杨树苗一棵接一棵地憔悴枯萎了。
眼看云杉就要赢得最终的胜利，可是别高兴得太早，又一批乘着滑翔机的敌国伞兵在空地上登陆了，一登陆就钻进泥土里潜伏起来，它们是白桦的种子…… 而这只是整个采伐地战争的开始，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
森林里也不全是拼搏厮杀，更多的是自然的生老病死，更多的是舞蹈与歌声，更多的是令你眼界大开的丰富知识。
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动植物的名字，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生长特点。
孔子鼓励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是两千多年钱说的，对我们现代人更有意义。
对自然的日益远离使人们除了金钱和钢筋混凝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认识。
足不出户的蜗居生活造成了人们对大自然美妙图景的弱视与短视，自封为万物灵长的妄自尊大遮蔽了发现美感受美的心灵之瞳，对物质生活的病态追求和来自社会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多重压力使人们心里根本容不下一丝原始的绿意。
“花苑”“花园”里憔悴着背井离乡的“名花”，砍伐了大树后的大路旁哆嗦着同种同性的瘦草。
除了好奇的孩子偶尔会将目光暂时从昂贵的玩具上移开，投注在它们可怜的病躯上之外，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们早已把原本属于自然的一切都看作毫无生气的生活背景，不肯有丝毫的留意。
于是常常怀念儿时在乡下的时光。
那里举目四顾，到处都是绿的草，青的庄稼，一年四届，永不落幕。
马泡是我心目中的葡萄和弹珠，香根儿是难得的口香糖，渺小如星、红艳如血的是“野葡萄”——这是我儿时为它取的名字，很显然是错误的——就连红薯梗都被我们那来做成长长的“珠帘”或皇帝的龙冠。
一切都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魂牵梦萦。
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所有这一切美丽大都经过了记忆的美化和潜意识的加工，在我真实的童年生活中，真正亲近自然、全身心漫步在原野中的机会是少而又少的。
虽然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乡下孩子相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玩具，更谈不上有什么娱乐项目——整个东街只有3台电视，2部录音机。
对自然的日益疏离，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无奈而又必然的进程，这是人类拒绝孤独渴望喧闹的本性决定的，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的。
遑论城市，即使是乡下孩子也早已和大自然几乎完全绝缘了。
于是我便特别看重《森林报》和森林报里那些对发生在森林里的各种事件与秘闻的报导，因此也特别感谢编著这份“报纸”的维·比安基。
是他和他的“报纸”给了我一次间接亲近自然的机会，给了我直接步入自然的动力，甚至我还要替我们班的孩子们谢谢他，因为很快我就会安排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来共读这本书。
让分不清庄稼和野草、韭菜和麦苗的孩子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萌生带领孩子回归自然甚至是到自然界中短暂做客的冲动。
当然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一位来自河南泌阳的农村老大爷——郭师傅。
很多年前，暑假打工的我有幸和他一起在金水河绿化工地上打工，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自己手栽的草坪旁，他向我讲起来田野里令我眼花缭乱的野草家族：老爱缠着人裤腿不放的野蒺藜，平平躺在地上的大鞋底子，挺拔得像小树的咪咪蒿，生命力强劲百毒（除草剂）不侵的莎草，能下面条的野菠菜，看着难看、凉拌起来特别爽口的娘娘苗子，庄户人的免费草药黄蒿等等，听得我心往神驰，情难自已。
我也在农村长大，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工地早已变成了成熟的老游乐场，郭大爷的话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耳际，时刻提醒我曾经拥有过的惊喜、感动和遗憾。
是呀，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农村，郭师傅和比安基就知道得那么多，我却有眼无珠、充耳不闻呢
心在哪里，眼睛和耳朵就在哪里。
我的心在哪里呢
编剧是干什么的
要具备什么素质才能当一个编剧
编剧是从事剧本创作的人。
编剧可以原创，也可以改编。
素质：文学的基本功底外，还要有丰富活阅历，最重要的是咬懂导演。
出名的电影编剧，你可到每届就知道好的编剧。
先别急着写剧本，你知道剧本该怎么写吗
电影剧本怎么写，有人就知道要写个故事，可是不知道那是娱乐片范围的剧本，连这个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就不可能写个象样的剧本，有人还把好莱坞影片说成是前卫，把整个事情颠倒了。
你要写故事片的剧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故事是否适合于银幕表现，或者说这个故事该从什么角度来讲，才最适合于银幕的表现，另外，你在写一个故事片剧本的时候，你还得分清楚，你是要讲一个故事，还是写一个，这两个差别是很大。
我们总是把它搞混了，其实在我们的电影剧本里和影片里，只有讲故事的影片，没有表现的影片，这两种影片是完全不同。
以讲故事为主的影片，他的人物不是真正的人物，只不过是用来促进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触媒剂。
这些人物引发了冲突，但他的目的不是通过冲突来揭示，而是促进故事向前发展，最后解决冲突就完。
一般观众就喜欢听你讲这种动听的故事，千万注意，这里可没有真正的人物性格，只有定型的、典型的人物。
典型的就是不存在的。
没血没肉的，这种定型的人物，象形尸走肉一样，穿行在同一类型的任何影片中，这里就不举国产片的例子了，就看看好莱坞西部片的牛仔，和警匪片的侦探，在这个类型的任何一个影片中都是一样，正如好莱坞的西部片的明星mature所说的“七年了，只换马和女人，服装台词全一样”。
整个一个幼儿园。
在大陆中国有些电影评论家，在这种娱乐片中找人物性格，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另外一种叙事性影片，是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他们也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故事冲突的目的，不是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是揭示人物性格。
以人物性格为主的影片，当然就要更高档一些，因为所有的艺术，毕竟都是在研究人本身，只知道就不必参加这种以揭示人物性格为主的讨论了，因为你弄不懂的。
我们在回头来研究一下，以讲故事为主的影片，都是定型的，就是那么几个套子，我们把这叫做神话。
其实神话是不准确的，神话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用英文来拼myth，我们中国把它翻做神话，是讲故事的意思，我们中国把它译成神话的原因是因为古希腊的故事是诸神的故事所以就变成神话了，其实是故事。
我们应该要弄清楚，讲故事的目的不是取娱于观众，讲故事的初哀是长者要把自己的社团和部落的一个共同的信念，子子孙孙的宏扬下去，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动听故事讲给年青人听，人人都喜欢听故事，这个传统信念也就随着故事传了下去，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种信念，其实生活里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信念。
又如有情人，这是一种以家庭为最小社会单位的社会制度的信念，所以不管那个男的或那个女的有多野，最后全都套在婚姻上了，我们说这是清教徒的信念，所以在好莱坞的影片里就不可能不是有情人。
在一个部落或一个社团的聪明人，想出了好办法，把这种信念编成动听的故事讲给傻子听，于是把这种信念就通过爱听故事的傻子传了下去，可是到了现在呢，钱好象比信念重要。
既然一般观众喜欢听故事，那么生意人就知道通过讲一个动听故事给一般观众听能赚大钱。
而一般观众把看电影当成是娱乐，所以娱乐片里决不说教，好来的一位大制片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想要布道吗
租个礼堂去”头脑是多么的清醒，还有一个好来的大老板说过这样一句话，”发信息那是电报局的事“又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会做生意，所以从表面上看，娱乐片就是给普通观众解闷乐的，其实他是有含义的。
他的含义就是诸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实际上它通过一个好看的故事，把这个信念给了你，只不过没有说教没有发电报而已，所以有人认为好来坞影片titanic有教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娱乐片就是这样产生的，实际上娱乐片是讲故事的附产品，讲故事的目的不是娱乐是保守，只不过现在表面上看是倒过来了。
Myth从来是停滞不前的，它并不是鼓励发展前进，它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另外讲一个电影故事，讲一个动听的电影故事，是需要一套方法的，在我的网页上经常有人发表剧本要求大家看，也有人要求我讲剧作，但是我没有讲，因为我认为如果连电影语言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写什么电影剧本
就算我讲“怎样写电影剧本”你也不会真的听懂我讲的是什么。
它也不会给你什么帮助。
说老实话，这些剧本我也只是看几行，因为我要看的甚至不是你有没有写视觉的东西，小说里的描写不也是视听的东西吗
我看的是角度，你这个剧本取材用材的角度，同样的故事瞎子讲跟聋子讲是不一样的，尽管在瞎子在讲的时候也可能用几句视觉的句子，可是它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看见，所以我们一听就听出来了，不对头，我看的是写这个剧本的人有没有视听思维能力。
所谓电影写作的技巧，不是一般的技巧，它不同于话剧的写作，也不同于小说的写作，他是建立在视听思维的基础上的。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研究怎么样用光和声，来体现电影的时空。
这些作业是一般的。
可是当我们进一步要研究故事片的时候，在研究故事片时空的时候，那么正象我前面提到的故事片里分以叙事为主的故事片和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故事片，那么以叙事为主的故事片的时空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用来讲故事的，所以我们说在以叙事为主的影片里，他的时空是从属于叙事的。
没有研究过的人，对这句话“它的时空是从属于叙事的”会感到莫明其妙，别看有些人会赶时髦的念念有词的时空啊时空啊时空交错呀，实际上是不知道时空是怎样表现的，他们更不知道电影的时空是建立在看者的幻觉基础上的。
当然，说到这里，大家似乎得出结论说，要写一个娱乐片的剧本，首先要充分掌握电影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编剧在用文字写剧本时，它不可能直接用视听语言。
有人喜欢用一些术语，什么特写了推拉了，这都是多余的。
对于一个电影编剧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构思的时候是用视听思维的，至少他应该知道通过光和声体现出来的时空结构是怎么样的，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可以拍的。
前面谈的还是总的要求，在具体写的时候，我发觉有些人的写作方法不对头。
这是娱乐片不是艺术片，娱乐片只不过是供观众消遣的，给观众逗乐的，所以你最好是倒过来写，当你想出一个开头之后，你要考虑的是结尾，你准备怎么样结尾，这是最重要的，bettidevis这个美国大明星说过，前面没我的戏都没关系，只要最后十五分钟有我就行。
他们都掌握了窍门的，你先想好，如何给观众一个可行的，动人的结尾，然后你倒回去写，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住局面，不会写到最后收不了场，也不容易出情节上的漏洞。
因为他是倒过来的写的，所以他的发展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你就什么都控制住了。
还有就是情景设置是很重要的。
在电影里不可能依靠演员的表演，风险太大了，因为没有几个明星是真正胜任电影表演的，再加上摄影、录音、剪接、美工、拍摄顺序的干扰，演员的表演难道不是支离破碎的吗
更何况你那剧本也不是写人物性格的，它只不过是促进情节发展的触媒剂，跟舞台剧不一样，要不是的名剧，一般观众根本不喜欢看，所以聪明的编剧把它的精力花在情境设置上，如果情境合情合理，能够催人泪下，（我说的是情境不是演员）那么阿猫阿狗哪个人演都一样，是情境在起作用，观众是觉察不出来的，如果专业人员也觉察不出来那就是一个内行了。
比如说，在中国的电影界有不少人硬是说的名演员演的好，真见鬼了，你研究一下，的情境设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般观众包括那些的外行的内行认为这个女演员会演戏，情境设置也是一个泡制明星的好办法。
你不一定要用一个明星，只要你情境设置的好，你挑选的演员形象符合潮流，再加上你的宣传，她就能成为明星。
中国不会泡制明星，中国连专业人员也捧明星，这简直是荒唐。
好来坞的一个明星说的好，“当你是明星的时候，你捧着玖瑰花从前门走出去，当你不再是明星的时候，你提着垃圾桶从后门溜出去”。
专业人员迷信明星那就是傻 了。
要学会情境设置 ，要学会泡制明星，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明星提着垃圾桶从后门出去。
语文中白描与点染手法的异同
- -你可以和画一起理解啊。
白描就像是很朴素的画风。
而点染就是抓住一个重点之后围绕这个重点散开来描写。
白描 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的画法。
也泛指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即纯用线条勾勒，使用简练的笔墨，不加渲染烘托的写作手法。
就是 以质朴的文字，抓住人物或事物的特征，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或事物形象的写法。
鲁迅在《作文秘诀》中写道：白描却没有秘诀。
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南腔北调集》)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对父亲 的描写就是这样。
也可以说，白描实际上是用叙述的方式进行描写。
新订高中《语文》第六册中《宋词二首》的《自读提示》谈到柳永时，说他“善于捕捉物侯的变化，点染离情别绪”。
对于其中“点染”二字，多被视为一般动词。
其实，它是一种修辞方式。
点染，本来是指书画家挥笔作书作画。
所谓点，就是点明，将所要抒写的情感、道理，一语点明，使读者了然于胸；所谓染，就是渲染、烘托，即以具体的事物、景物将所点明的情感、道理烘托出来，以便读者对其能更具体、更生动地把握。
但必须强调的是，点染之间不能“有他语相隔”，只能是一气而下。
柳永《雨霖铃》下阕，举笔便点明离别的冷落、凄清，接着便以“清秋”作第一重渲染，再用“杨柳岸晓风残月”作第二重渲染，其冷落、凄清之气氛便具体可感了。
英雄人物的事迹50字
董存瑞: 旱河上，巨桥型暗堡中喷吐着罪恶的；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董存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胡兰 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
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
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黄继光: 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
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
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 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
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
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
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
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
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
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
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
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
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
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
这时，黄继光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王二小: 少年抗日英雄。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
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
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
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
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
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
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
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
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
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
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
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
”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
皇军不会亏待妇女
”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
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
赵一曼 赵一曼的原名叫李坤秦，她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
她勤奋好学，从小就向封建习俗示威。
她逃脱了裹小脚的恶习，她还带头把长辫子剪了，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
1926年赵一曼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山省。
在这紧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发动人民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