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退守巴蜀
公元前206年，随着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各路诸侯开始瓜分地盘，自封为“”。
为了扼制势力的发展，与谋士范增私下密谋一番后，把偏远的巴蜀地区分封给了“汉王”。
在当时看来，这无疑是有意给小鞋穿。
其实的真实用意在于限制刘邦势力的发展，给他来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谁知这样一个如意算盘算来算去，到头来吃亏的不是刘邦，而是自己。
项羽万万没有想到，被自己视为鸡肋的巴蜀之地却成就了刘邦的一代伟业，并导致了自己功亏一篑，自刎于乌江的结局。
当时人们对巴蜀的认识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那是一个未开化的“西僻之国”，对于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尤其是对野心勃勃的刘邦来说，仅仅得到巴蜀，远离争夺天下的主战场，无疑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
刘邦对项羽的分封非常不满，但对方号称“霸王”，兵多将广，力量对比悬殊。
刘邦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让张良带着金银珠宝去贿赂项羽的叔父项伯，请项伯在项羽面前帮忙说话。
在项伯的说情之下，项羽这才答应把（汉中在先秦时也为巴蜀之地）也分给刘邦。
令人费解的是，身为项羽的叔父项伯，三番五次地帮助刘邦。
当初，项羽在谋士范增的力主下，准备刺杀刘邦，项伯却向刘邦通风报信，而后项伯又在“鸿门宴”上，以身保护刘邦，致使刘邦得以安全脱逃。
项伯为何这样做
史书解释说，是因为他与刘邦的谋士张良私交甚好，但单凭这点，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或许我们可以从以后项羽兵败自杀，项伯毫发未伤，以及后来刘邦建立汉朝，项伯封侯赐姓的事实上看出一些端倪。
刘邦加封汉中后，心中仍有不甘，此时萧何却向他建议接受项羽的分封：“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关中地区），天下可图也。
”刘邦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汉王的封号，率军退出关中，前往南郑（汉王的国都）就国。
为了麻痹迷惑项羽，以表示自己没有再入关中的打算。
在撤离途中，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下令烧毁了由汉中通往关中的所有栈道。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知道项羽把巴蜀之地分给刘邦是个阴谋，萧何为何还要刘邦接受项羽的分封呢
原来，在刘邦第一次率军攻入秦都咸阳的时候，众将们都在忙于抢夺，萧何却在秦相府、御史府等处收集秦朝政府的图籍文书。
经过仔细研究，萧何已经对“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了如指掌，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巴蜀地区的重要性，项羽的“阴谋”也许正中他的下怀。
一支骁勇的巴蜀军队 踌躇满志的项羽自以为天下已定，分封诸王之后，便带着楚中的子弟兵衣锦还乡告慰祖先去了。
此时，刘邦却在汉中和巴蜀地区苦心经营，招兵买马，筹办粮饷，等待时机。
此时，汉中已经成了一座大兵营。
刘邦自从封王巴蜀后，便开始在巴蜀地区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一时之间，巴蜀民众踊跃从军。
从巴蜀地区招募来的士卒们翻山越岭，一批又一批赶到汉中。
他们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刘家军的实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成为一支不可缺少和小觑的战斗主力。
汉中和巴蜀地区的民众，给予了刘邦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使刘邦的势力迅速扩充起来。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当刘邦再次踏上关中土地的时候，其已是今非昔比了。
公元前206年8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刘邦率大军静悄悄地从汉中出发，突袭楚军，展开了与项羽的争霸战。
出发之前，刘邦站在高处望着前面一队队整装待发的士兵。
这些战士中不仅有与他一同起事的沛县子弟，现在又增添了大量的巴蜀儿郎。
他们灵巧、精悍，目光中露出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神色，就连久经沙场的刘邦也不禁为之喝彩。
在的战场上，有一支颇神秘的巴蜀部队，这支部队是阆中人范目组建的。
范目当时受刘邦的委托，为汉军招募士卒。
范目本是秦时的官吏，在当地颇有威信谋略。
受托之后，他便在当地和周围地区招募了七姓賨人的子弟组成一支部队，归附刘邦。
賨民是一支生活在江河边的民族，他们以猎为生，骁勇善战，力大无穷。
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强有力的弓箭和木制的盾牌，因此也被称之为板楯蛮。
后来在战场上，这支部队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为刘邦拿下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表彰范目及七姓賨人立下的战功，刘邦在收复关中后，随即接受范目的请求，废除了七姓賨人的租赋。
并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后来又徙封阆中慈乡侯。
因范目请辞，再封渡沔侯。
因被三度封侯，被世人誉为“三秦亡，范三侯”。
刘邦前往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栈道是一个主要的通道，为了迷惑敌军，刘邦在兵发关中前，曾派出大批人马大修栈道，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而他的军队却在陈仓一带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楚军的封锁，挥师三秦，就此展开了与项羽的争霸大战。
有这样一个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讲的就是刘邦的惑敌战术。
虽然正史中不见详细的记载，但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
一车又一车巴蜀军粮 刘邦率领大军出发了，而他的心腹萧何却留在了汉中。
在这个关系到刘邦及整个汉军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时刻，刘邦留下足智多谋的萧何的目的，就是让他坐镇汉中，并以丞相的身份“填抚谕告”、负责士卒和武器的补充，更重要的使命是收取巴、蜀地区的田租粮食，支援前方的作战。
萧何也，“居守汉中，足食足兵。
” 在前方，刘邦连连打败不可一世的章邯军，半年多的时间就占领了关中地区以及陇西、北地、上郡一带。
此后不久，关中却发生了大饥荒，米价暴涨，一斛米涨到了万钱，饥民们饥不择食，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为了稳定后方，刘邦下诏令民“就食蜀、汉”，把大量灾民送往他的根据地巴蜀和汉中，以解燃眉之急。
次年二月，刘邦又下达了这样一道命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免除巴蜀及汉中居民两年的租税。
刘邦此时颁布这道命令的动机，既是为了鼓励军中的主力之一——巴蜀籍的将士，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为他拼命杀敌，也是为了后方巴蜀人民给予他更多物质上的强有力支持。
公元前205年3月，刘邦号召各路诸侯共同讨伐项羽，正式开始。
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双方都伤亡惨重，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的战斗人员。
刘邦军队的兵源主要依赖汉中和巴蜀，因此，巴蜀地区的精壮劳力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军的阵营中，虽然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巴蜀籍的将士投入了这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人数是相当不少的。
在古代战争中，兵不可一日无粮。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占领关中地区以后，萧何又坐镇关中，仍然承担了为前方提供兵源和粮草的重任。
巴蜀地区有足够的粮食，然而，当时是怎样把巴蜀的粮食和后勤物资运到前方的
据《汉书》记载，萧何是通过转漕关中把蜀汉的粮食输送到前方的，走的是旱路转水路。
这与《华阳国志·蜀志》的记录却不尽相同。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萧何“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乃是通过水路转旱路而去的，孰对孰错，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认为“萧何供给之人力，可由栈道入秦川，以舟运补给。
若粮食，则三秦所给者殊有限。
其仰给于巴、蜀、汉中者，则必先舟运入楚，再由楚自南阳车挽入洛。
”不论是旱路还是水路，汉军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巴蜀地区则是无可否认的。
而这场战争长达数年之久，可见巴蜀之地所承担的负荷和压力是多么的巨大。
一片汉王朝的根据地 在这场战争中，刘邦率领包括众多巴蜀将士在内的军队在前方艰苦作战，而后方的巴蜀人民则源源不断地向他们输送粮食和各种军需。
在史书记载中，几乎汉军打到哪里，巴蜀的粮食和物资就输送到了哪里。
经过五年的征战，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登上了大汉王朝皇帝的宝座。
刘邦心中十分明白巴蜀对于刘氏王朝的重要性，因此从他登基之日起，就把巴蜀作为皇家的自有之地，直接由中央政府掌控，不允许藩王插足。
公元前196年夏的一天，当头戴皇冠身披龙袍的刘邦坐在龙椅之上，向下俯视着肃立着的大臣们时，这位当年沛县的一个亭长，心中除了享受着那份君临天下的快感之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他颁下了一道诏令：“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不久，刘邦再次下诏：“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
”这位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终于还是没有忘记那些曾经给予他大力支持，使他登上皇位的巴蜀将士和人民。
正是由于巴蜀地区在刘邦夺取天下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在大汉朝廷历代君主的眼里，巴蜀之地关系着刘家天下的兴衰，就如《汉书》中刘向所说，汉之于巴蜀就如周朝之于歧山，是大汉皇室的根基所在。
所以当巴蜀境内一旦有异常情况发生，就会牵动朝廷的神经。
更何况自汉武帝之后，各种封建迷信思想泛滥，灾异说大行其道。
在他们的眼里，自然界的变化、灾害是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的。
山体滑坡阻塞江水、地震这些自然灾害现象发生在别处也罢，但出现在大汉王朝的“帝业所兴”之地——巴蜀，那无疑就是一种天人感应的预示，一种不祥的征兆，引起他们的惶恐不安也就在所难免了。
巴蜀的精神是什么
巴山精神和蜀水文化2008年5月12日下午2：00，一个让中国震惊的日子，与此世界也为之瞠目。
7.8级的地震给这块富饶的土地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这次灾难主要发生在四川，它也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乐观幽默”和“自信坚韧”二者兼而有之的文化性格。
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最高道德考验面前和最高价值诉求的各种方案中，四川人给出了自身有巴蜀文化特色的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国魂为之振奋的特殊答案，让世人体验到巴蜀特色的感恩的心、博大的爱，以及坚忍不拔和乐观幽默相结合的四川精神。
这些精神和品格是巴蜀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不断发展的结果。
在漫漫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巴蜀人一次又一次克服自然的和人为的特大惨烈灾难，用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天府之国”的两个家园：一个是“九天开出一仙乡”的和谐人居家园，一个是巴蜀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和美心灵家园；再大的震灾，可以摧毁物质文化的人居家园，但摧毁不了精神文化的心灵家园，反而更加磨炼出巴蜀人心灵中人性的光辉，人间的至爱，灵动的梦幻，乐观的浪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历史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大。
”深厚的巴蜀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证实四川人具有能够以人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巴蜀自然的能力，震后的家园在重建中会依然美丽，依然神奇，依然和谐。
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
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
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
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
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
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
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
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
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
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
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
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
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
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
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
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
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
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
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自然在不停的变迁，变迁的过程中给四川带来了幸福、灾难、快乐和痛苦。
但是这些被四川人用更加宽大的胸怀容纳并牢牢铭记在川人心底、深深扎根在灵魂深处，从而演绎了神奇的巴蜀文化。
举人居士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巴蜀变脸王、中国川剧变脸大师黄磊的介绍
中文名:黄磊别 名:巴蜀变脸王，中国变脸王，巴蜀川剧变脸大师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重庆职 业:川剧变脸演员主要成就:著名川剧变脸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变脸艺术传人人物简介巴蜀变脸大师”黄磊中国变脸王著名川剧变脸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变脸艺术传人。
他的“川剧变脸”是中国戏曲中独树一帜的独门绝活。
黄磊十五岁开始学习川剧变脸表演艺术，现在已有二十多年的表演经验，在基层文化工作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为宣传我国传统的变脸艺术，为川剧变脸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才华出众，不可多得的变脸艺术家。
演出特点巴蜀变脸王黄磊其为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脸谱色彩鲜明，神态逼真，幽默诙谐，趣味横生。
身法飘炅优美，动作新颖传神，-招一式，刚柔并济，动静相宜，快慢有序，将川剧艺术特有的手，眼，身，法，步，精气，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显王者风范，在全国各地演出均受到一致好评，并被誉为《巴蜀变脸大师》。
其本人的学生遍布于新疆，西藏，辽宁，河北，山东，重庆，四川，陕西，广西等各地，同样也将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表演的淋淋尽致。
黄磊在二十多年的演出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采用与观众近距离交流“互动式变脸”的表演形式，演出效果强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刻苦学习传统变脸绝活的基础上敢于钻研、勇于钻研，自创了“无破绽变脸法”，开创了变脸创新的先河，为变脸这种传统川剧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黄磊尊师重教，在教授变脸的过程中从不吝啬自己的变脸经验，将自己独创的变脸法毫无保留的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可谓师德高尚的典范，为弘扬传统文化尽了自己的力量。
基层文化演出是最能检验艺术本真的舞台，在基层演出中，黄磊在最贴近民众的舞台上游刃有余，努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像寒雪中勇于傲视风雪的寒松，证明着自己，在近千场的演出中，黄磊积累了宝贵的演出经验，也磨练了自己的表演水平。
在长时间的表演生涯中黄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仍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更高的方向挺进。
这不满足里面是黄磊对川剧艺术的激情和热情，是对变脸艺术的执着探索精神，是黄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肩责任，他俨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
著名川剧变脸表演艺术家黄磊、他是国家一级变脸演员、变脸艺术传人。
他的“变脸”是中国戏曲中独树一帜的独门绝活。
黄磊具有“变脸”的先决条件，他自幼拜师学艺，有扮相，有身段，有硬功夫，曾在《寻找变脸大师》中饰演男一号(川剧变脸大师黄师傅)。
黄磊十五岁开始学习川剧表演艺术，现 在已有二十多年的表演经验，在基层文化工作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为宣传我国传统的变脸艺术，为川剧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才华出众，痴爱变脸艺术的表演艺术家。
急
相关资料：战国时期秦对巴蜀的经济开发对其统一六国的影响
秦占巴蜀后 川为基地南进（今贵州） 东出南郡（今西部） 直接威胁楚国郢都 从楚后猛插一刀 又离间楚齐关系 诱使楚国击秦 再以巴蜀和关中的秦军夹击楚国 获得关中和巴蜀之间的汉中 再从汉中南下南郡、长沙（洞庭湖流域） 占领楚国郢都 楚国被向东迫迁都于陈自此 秦国将楚国势力逐出两湖地区 得南郡、黔中、汉中、长沙四郡 从南面威胁到中原诸国 楚国一蹶不振直至灭亡大概就是这样的 秦国占了四川 地盘扩大数倍四川又是重要的粮仓 又是进攻楚国和其他东方诸侯的新的跳板 秦在占据四川后直接攻占了汉中 南郡 黔中 长沙四大郡 又把楚国打惨 极明智
如何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奇葩，它承载着历史记忆续着文化血脉。
而非遗不是的历史，需要活态传承，如今成都举办国际非物化遗产节，正是活态传承的体现，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和弘扬，更在于促使非遗“长生不老”的活下去。
如一杯陈酿，历久而弥香。
四川非遗作为我国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四川先民的聪明才智，折射出巴蜀儿女的文化底蕴。
在这次非遗节我们看到：一件件精美的传统手工艺品，闪烁着四川儿女的灵慧之光；一段段古老民俗的表演，流淌着巴山蜀水的文化血脉。
在天府这片人杰地灵的热土，非遗构筑起一座璀璨夺目的文化宝库。
今天，我们举办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就是让四川非遗集中亮相，向世界展示中国“绝活”，向民众揭开神秘“面纱”，进而通过交流、互动、传播，打造一场中国特色、四川元素的非遗“盛宴”。
展示非遗是我们的荣光，保护非遗是我们的责任。
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中国、在四川、在成都，还能看到如此鲜活的非遗展示，就是因为我们的保护工作卓有成效，而面对未来，非遗保护任重道远，正如原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政所说“这是守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是记住我们民族自己回家的路”。
对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真正树立起“断痕即消亡”的警觉意识，以刻不容缓的态度，积极开展保护传承，绝不能让文化遗产变成“文化遗憾”。
曾经应有不等于永久留存，现在“活着”不等于“长生不老”。
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要树立一种活态传承的理念，因为非遗不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不是放进博物馆保护起来就够了,而应是一种“活态流变”的延续。
在这方面，四川的做法可圈可点，他们通过培养传承人、建立保护基地和协会、组织非遗下乡演出等形式，使非遗得以有效挖掘、整理和传承，而此次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选在成都，也充分说明世界非遗组织对四川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认可。
回归生活是最好的保护，接轨现代是最好的传承。
非遗源于生活，只有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活”得更滋润。
我们注意到本届非遗节就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这一时代课题，探索“互联网+非遗”“文化+双创”的融合发展路径，体现了非遗传承与时俱进的态势。
对此，我们要积极适应，在不破坏非遗的纯粹性与原真性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有效合理的再利用。
比如：有的非遗项目可以开发别具特色的旅游或服务项目，走向市场，创造经济效益，使其由“输血”变“造血”，以“产”养“遗”。
有的非遗项目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动漫技术把非遗原汁原味地“复制”下来，并借助互联网进行裂变式传播，吸引民众关注，从而在社会上培育更多的非遗“粉丝”。
世界非遗聚焦中国，中国非遗聚焦四川。
国际非遗节选在成都，无疑使四川非遗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此次盛会作为世界最高级别的非遗论坛，必将引领着非遗保护传承的未来走向。
我们相信，四川能够乘此东风，通过活态传承让非遗“保值”甚至“增值”，进而在世界非遗名录中永绽光彩。
介绍一下巴蜀文化与楚文化历史成就
应古语云：「天乱蜀先乱，已治治」（0）古语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 这是一句谚语，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
听起来似乎有点贬义，如果加上下一句就更让人确信无疑了，那便是“天下先治蜀后治”。
似乎巴蜀从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地方，先乱后治的传统延续了上千年，甚至更早，春秋以前。
古代的巴国和蜀国地处秦岭、大巴山、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的包围之中，进出交通十分艰险，直到科技发达的唐代，李白还咏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
这就形成了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局面，蜀人自给自足，发展农业生产，春耕秋收，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场所，确定了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但又并不能完全与外界隔离，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派了一个叫李冰的人到蜀郡做太守，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任命，但就是这个李冰，奠定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巴蜀文化的特点，一个小小的水利工程，让蜀国从此沃野千里，国富民强，这为文化的孕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物质基础。
还有后来的刘邦起于四川，刘备建于四川，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的足迹无一不涉足四川。
这就形成了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如果以长江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划分来看，上游是巴蜀文化、中游是楚湘文化、下游是吴越文化，无一不是华夏文明的主体构造。
再说巴蜀“先乱后治”，听起来总给人一种蛮荒、刁顽的感觉，直到近代，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与“革命”牵连起来总是带有超越文化的色彩，我们姑且把这种“革命”称之为“变革”。
变革本身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历朝历代，巴蜀始终是让帝王最头疼也最不愿割舍的地方，无论从文化还是军事、经济的地位，巴蜀总是若即若离，你乱我治，你治我乱，总显得与华夏整体格格不入，又难分难舍。
巴蜀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避难的地方。
项羽称霸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即放逐了刘邦，又可以监视他。
而刘邦似乎也很乐意，带着打天下的一帮哥们充军一般到了汉中（汉中也是蜀国的一部分），从此励精图治，几年时间就把天翻了过来。
刘邦的后代丧尽了汉家天下，一个不知隔了多少代远到不知边的以织席为生的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同样选择了立足蜀国的路线，只是与强大的中原势力比起来，小小的蜀国岂是对手
终将走上灭亡的道路，而灭亡本身又是重生的开始。
连盛唐的明君，遭遇安史之乱，首先想到的避难的之所仍是四川，山高路远，行路难，行军更难，收拾旧河山，从头再来。
包括蒋介石，丢了南京，还有大西南。
近代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始终很难给巴蜀一个准确的定位，其实何须定位
巴蜀就是巴蜀，独立在中国文化之中，又紧密缠绕在中华文明博大、深远的历史深度与广度中。
我们今天再重访都江堰、重游杜甫草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千年的文化沉淀非一朝一夕能够诠释清楚，既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何不顺其自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先治蜀后治。
从大方位定论只能是部分地区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姑且当作又一次为四川鼓吹吧，文字总是很浅薄，遗迹总是很清晰，感受总是和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