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经历的磨难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
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
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
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
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
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
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
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
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
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
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
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
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
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
司马迁不作声。
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
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
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
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
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
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
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
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
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
「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
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
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
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
「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
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
「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
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
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
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
」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
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
」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
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
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
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
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
」（《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
」（《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
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
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
《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
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
《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
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
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
《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
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
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
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七年级上册30课的翻译
靠近长城一带居住的人中有一个精通道术的人，他们家的马无缘无故跑到了胡人的驻地。
邻居们都为此来慰问他。
那个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成一件好事呢
”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
邻居们都前来祝贺他们一家。
那个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成一件坏事呢
”他家中有很多好马，他的儿子喜欢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得大腿骨折。
人们都前来安慰他们一家。
那个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成一件好事呢
”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境一带，壮年男子都拿起弓箭去作战。
边塞附近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战死沙场。
唯独这个人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父子得以保全性命。
读书使人进步
读书使人增长知识
请问读什么书呢
详细的讲一下。
以下是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见识，增加知识的拥有量，这点是没错的。
但是，读书能使人进步这个说法，就很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进步是何含义。
如果说进步是指自身修养的提高，对事物判断能力的加强，那么，读书确实可以使人进步。
但是，当今社会上的进步不但不是这个意思，还与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是指能够处处以迎合别人为手段，以升官进爵为目地，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社会地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行为。
书读多了，自然就更加明白事理，自然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自然就喜平天下坎坷，喜斥人间罪恶。
凡此种种，正是当今社会之大忌、上层之大忌、进步之大忌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不能使人进步。
知道辜鸿铭吧
我不知道还有人比他读的书更多了，可是，他老先生“进步”的就非常慢，甚至经常落伍、倒退。
当时，不论何种学术场合，只要辜老一到，所有的人都要退避三舍。
就这么大的学问家，他都没能“进步”，我们这些还没有登堂入室的、还不知道学问是何物的毛头小子就能“进步”
好了，闲话说了不少，我们说说读书的事吧。
简而言之，我认为，书，可以大约的分为三类：提高修养的、提高技术的、增加见闻的。
提高修养的主要包括文学的、政治的、思想的；提高技术的主要包括各种科技的；增加见闻的主要是指百科的。
人的精力有限，现在的知识太庞杂，所以，不可能一一通读，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其部分读之，以管窥豹。
提高修养的，我认为读一些文学类的还有些必要，至于政治的、思想的，那都是一家之谈，用你时，一枝独秀，百鸟朝凤；不用你时，百家争鸣，落架公鸡。
所以，我们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扯淡中去，还是来些实惠的比较客观。
读文学的书主要是学学人家怎么把一个故事讲清楚，讲得吸引人。
那些所谓的名著大可以看一下内容提要就放过。
就拿四大名著来说吧，读过二十回后面的就不用再读了，雷同的利害，很有些复制－粘贴的味道，无非就是某个高级领导的子弟违法，执法者无法严格执法，最后只得有领导亲自出面，带回去“严加管教”如此如此。
至于吴承恩老先生写着写着，也有些江郎才尽的感觉，没有太多的新意了。
至于那些妖魔鬼怪，吴老先生的想象和描写远远不如更能够满足大家的猎奇心里。
也是只须看其中的若干片断即可，通读也没有多大意思，满眼都是“逼上梁山”的句子，可是，心里却对粱山头领（以宋江为代表）的做法不以为然，果真是“官府”将“好汉们（估且将这些杀人越货的不法分子成为好汉，真正的好汉没有几个）逼上梁山”的
还是在宋头领的指挥策划下，“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呢
难以索解。
可以看看，但是写得太简要，大多数人物没有出处，突然的冒了出来。
整部书不象是一个完整体，更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合集。
相比起来，不如看更加符合史实，也不如看那样简洁。
至于我不敢妄下菲薄，人物太多了，我始终没有完全记住。
如果你是女孩，可以看看这部书，陪着林妹妹一起掉掉眼泪，打法一下时光；如果你是男孩，我劝你还是算了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阴盛阳衰了，你就为我们老爷们保留几分阳刚之气吧
至于外国那些名著，看看电影了解一下故事就行了，原著看起来很枯燥，而且，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我们还是不太习惯的，必竟是文化背景不一样啊。
提高技术的，可以重点多读一些，必竟这将来有可能是你混饭吃的工具啊。
计算机软件应用方面的书可以多啃几本，可以深一点，不要怕花费时间。
至于原理方面的书可以留给那些更需要它们的人去钻研吧。
再就是和自己工作对口的技术书也多读点，这是保住饭碗的基本条件。
其他，诸如花鸟鱼虫、医药卫生、加工制造、擒拿格斗、星相占卜、养生娱乐等等，大可以信手拈来，不求精通只求了解即可。
对于增加见闻的书，可以不拘形式，多多易善。
这方面的书市面上也是最多的。
只要有闲钱就买上一本，置于床头厕后，随时拿来就可以读上几页，这类书内容往往是短小精悍，百十字就是一篇，极适合于在茶余饭后这些零碎时间里阅读。
而且，可以随时中断，不会耽误其他事情。
另外，在当今这个社会环境里，法律类的书最好也读上一读，我们不去侵犯别人，但是别人来侵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给你推荐什么书目，这还真不好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我只能大约的给你说说我平时看的最多的书，看了不一定对你有多大好处，但绝不让你吃亏。
我常看的书：文学类；《金庸小说》《王朔文集》《清代笔记体小说》《演义类说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技术类：《计算机软件应用类书》《推销口才》《鲁菜》《中药学》《玩具设计》（我的专业）百科类：《旅游手记》《山海经》《百科词典》《典故来历类的书》《法律类的书》《鉴赏类的书》注：我只是读，丝毫没有精通的意思和感觉，我比较喜欢读文言的或半文言的，我认为文言文言简意赅，能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哈哈，罗嗦了这么多，没烦了吧
找一句描写日食的句子
《诗经》伪造了人类最早记载的日食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一次日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次日食记录长期以来推算为公元前776年9月6日，袁枚《诗经译注》称：比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早了13年。
中国记录下的更早日食很多，《古文尚书》有仲康日食，然而此书普遍怀疑伪作；甲骨文日食不少，没有年代，甚至月日也没有，校释问题很多；古本《竹书纪年》“天再旦”的记载被确认是日食，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经采用，麻烦不断；《十月之交》有月日等相关记录，并有很多可靠文献支持，能够推定是哪一年发生的日食。
《诗经》日食是能够推算确认的人类最早日食记录。
似乎“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哪个方面，哪个方面就要出事，继历史断代、考古断代、碳14断代等被质疑以后，天文断代又被批判，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诗经》日食被判定为伪造。
Douglas J.Keenan《中国早期王朝的天文断代没有根据》〔1〕一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公元前776年日食是后世根据不精确的天文计算伪造的。
Keenan捅出大篓子，史学家不会轻易采用今本《竹书纪年》的，《诗经》日食很早就被推算出来了，南唐、唐、元等都计算为周幽王六年；近代计算发现中原地区看不见这次日食，又有幽王元年（前781年）和平王三十六年（前735年）两说。
《诗经》日食早已经是个麻烦，因为Keenan指责“夏商周断代工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日食问题要清算一番。
文献〔2〕解释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断代中主要的天再旦工作，并给出公元前8－6世纪全部辛卯日食、厉王到幽王时代全部十月日食和相关天文因素进行了全面计算和讨论，寻求史家给出《诗经》日食准确答案来。
别的不说，若是平王三十六年日食，人类最早记载的日食就从中国跑到巴比伦了，关起门来的“人类最早”真要被人耻笑了。
俺们的老祖宗喜欢伪造历史，若是坐实，多么大快人心啊
至少那些让俺看不懂的古文统统扫进垃圾堆，现在横行的史学骗子们也好少几个，俺早就对那些史学家看不顺眼了
俺对天文一窍不通，对史学略通皮毛，这点斤两派不上一点用场，然而《诗经》日食是否伪造却让俺这么感兴趣，只好通过检索史学家们的论著一窥究竟了，利用二手材料解决问题实在是中学生都会的方法，门槛极底。
“日有食之”四个字大大的可疑。
文献〔3〕说明了甲骨文的纷争，“日月又（有）食”，有认为是占卜不久前发生的日月食，有认为是“日月薄食”，有认为是占卜当天是否会发生日月食，又有人读作“日夕有食”，李学勤认为“日月”乃“明”字等等。
文献〔4〕考察了“日有食之”的“有”不作“有无”的“有”，其实是“晦”字。
文献〔5〕认为“日有食之”的“之”是“月”，为“日又食月”，发生的不是一次日食，而是月食。
俺是彻底荤菜，缴械投降，每个字都这样搞一遍，估计《诗经》日食能够成为火星人登陆地球的证据了。
公元前776年9月6日，周幽王六年发生一次辛卯日食，这次带食日出周地看不到，朝鲜、东北、蒙古等地能见到。
平王三十六年日食条件非常好，由于西周日历不清楚，用夏历正好吻合，日历问题是“断代工程”要搞清楚的，不惹这个麻烦，但是平王说最大的毛病是和历史背景不符合。
《十月之交》前后几首诗都是刺幽王的，并且《十月之交》的地震有《国语》为证，为幽王二年，今日西安还能看到这次大地震的遗迹。
诗中提到的“司徒”这个官职和“艳妻”经过一场笔墨官司，一般认为是幽王不是厉王。
天文计算带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误差来自月亮作用与地球自转作用，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断代工程”中的天再旦就在此处被关键性的质疑。
工程使用的参数在目前经得起考察，或者说《诗经》可能的日食日期地点等计算是可靠的，如果一定认为参数选择不当，那么巴比伦日食的计算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天文学家强悍辩护了“断代工程”，堂堂中国数千年天文传统，计算的事情也来崇洋媚外，洋学者说什么就什么，那也太衰了。
当然，参数选择不同可能导致非常大的差异，天文断代不能保险。
历史断代更是模糊了，虽然有典籍参考，毕竟是参考。
两方面都是瞎子摸象，今天的成果，明天也许就作废了。
手段的不准确不能放大成历史虚无主义，《诗经》是记载了一次日食，历史断代局限在幽王时代，只是这次日食能否确认具体日期的问题，若是因为目前不能确定日期就确认是老祖宗作假，为何不认为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呢
人们群众都知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现在的城市青年却可能反过来，猪肉是经常吃，倒真没见过猪跑了。
也许人民群众面对城市青年要和老祖宗面对不肖子孙一样哑口无言了。
文献〔6〕给出一种可能的史学解释。
平王四十二年辛卯发生日食，周历当四月，不符；幽王元年即公元前781年6月4日，辛卯日食，周历七月不符；平王三十六年日食早被史学否定，幽王六年日食看不到；因此，《诗经》日食泛指辛卯日多日食，后人讽刺幽王特意写上辛卯日食的事情来，属于追述四次辛卯日食，文学作品不能坐实。
文献〔6〕给出不可断代的结论。
文献〔2〕说明公元前9世纪辛卯日食看不到，前8世纪4次，前7世纪能看到1次；问题是西周历法不清楚，诗经日食计算是建立在干支日连续基础上的。
不过文献〔2〕在怀疑干支日连续或者辛卯传抄有误的基础上，并且扩大历法不准确导致的“十月”误差，给出公元前877年到771年每年8月－11月间发生的日食，非常遗憾的是，幽王只有六年的那一次日食。
俺已经走头无路了，要么日食断代幽王是错的；要么诗经日食根本是伪造；要么西周历法错误，或者历法失真较大，或者现在推算日历与实际情况误差较大。
三种可能：伪造日食、史学考察失真、历法错误。
“日有食之”是记录了一次日食，文献〔4〕包括其他种种训释均不足为凭的，因为文献〔7〕说明“日有食之”确实发生了日食，《春秋》、《左传》记载的37次日食存在35次，包括两次不可见的夜食，另两次记载错误都是比月的频食，不存在这种天文可能，应该属于错简重出。
老祖宗并没有骗人的习惯，春秋时期已能精密计算日食了。
《诗经》向来有“诗史”的说法，大抵是记录了日食，只是能不能考实的问题。
还是要在史学与历法上打主意，但是历法也要史学的支持才行，西周历法已经被历史学家搞出数十种之多，爬钩剔理一番都是艰巨的工作，俺是落慌而逃了。
只有严密的历史考证才是正道，然而训诂学都快成了当代学术骗子的代名词了，俺也当一回小混混
于是检索出常金仓教授的《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8〕，工欲善其事，必先工其器，检讨考证方法先。
常教授说“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窜惴测完成他的'一家之言'后便扬长而去，很少有人思考历史研究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意见分歧局面问题出在何处。
”常教授认为正确使用考证需要分类规范以后才能施行，1，有些事情不可考；2，文献源流需要清楚；3，文献反复求证结果并不可靠；4，滥用通假即是文字游戏；5，文献与考古的契合问题目前没有妥善的解决。
常教授最后的结论是：“史学要成为有用而受人尊敬的科学，似乎还得另找出路。
” 中国史学的问题实在太多，俺检索史学资料的时候，经常性看到种种写完一家之言便扬长而去的论文，至于冬拼西凑笑料成堆的不胜枚举，最最可笑的是这类论文的质量还很高，若不是先有“几家之言”在先，俺还真看不出可笑的地方来。
中国考古的问题更多，就不列举文献说明了，其中最大的弊病大概是严重缺乏中间理论建设了。
不过这些东西都和《诗经》日食无关，继续检索资料。
对《诗经》日食背景的检索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基本确定在《诗经》时代里的幽王，一个王遇到日食加大地震已经很少，再碰上祸国艳妻就更少了。
《十月之交》诗句的次序等存在争议，没有确定材料以前姑且按现行本。
对“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检索了大量训释论著，每一个可疑的字都考察一番，包括使用方式等，虽然千奇不怪，却和日食确定的关系不大。
一无所获之下，焦点聚集在“十月”上，甲骨文、金文、《易》卦有十是7，七是10的写法，难道《诗经》十月从甲骨文
《诗经》经过历代无数人的校释，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找到问题就简单了，文献〔9〕认为《诗经》日食的十月应该是七月，即幽王元年的日食。
文献〔9〕说明《史记》此类记载有大量错误，其他典籍亦多有错误，提出三个天文断代实例说明。
除了《诗经》日食，文献〔9〕认为《春秋》鲁宣公八年“秋七月”的日食为鲁历十月，应该写为“冬十月”；《汉书》汉元年十月五星联珠天象实为秦二世三年七月发生。
文献〔9〕考察了五星联珠七、十错误的原因，宣公八年日食也出原因，但是《诗经》日食是从天文现象对号入座的角度认为“十”与“七”互讹的，不妥。
查文献〔7〕，宣公八年日食从历日角度确认记载错误，文献〔9〕还考察了润月设置，可信。
文献〔7〕春秋时期日食没有其他的七、十错误，如恒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无误，这就说明“十”、“七”互讹还需要提供其他的史学佐证，仅仅因为能对号入座，未免儿戏。
天文学家计算出历史上所有的日食，然后拿史料对号入座，出现偏差是正常的，总不能要求天文学家检查史料可靠度的。
历史学家拿着日食表对号入座根本是敷衍行事，倘若史料有误，恰好对号入座，如幽王六年日食这样，真是害人深矣
《诗经》日食经过长期计算，只是在近几十年发现计算误差的调整方法以后才确定幽王六年的日食镐京地区看不到，因而文献检索没有发现以前有人注意到此处的“十”为“七”的问题，俺检索发现7年前的文献〔9〕首次发现这个问题。
资料显示1984年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幽王六年日食有误，天文学家作了一些勉强的解释，2002年的文献〔2〕重新整理天文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2〕的一名作者是历史教授，并没有提出“十”为“七”的解释，同时俺发现文献〔9〕的解释独此一家，文献〔6〕是历史论文，认为不能考实。
《诗经》日食在幽王时期有元年、六年两次，若不是发达的天文计算发现六年错误，史学家是不是能够对号入座就一直当作正确呢
平心而论，能够对号入座即说明史料正确的互证法被广泛使用的，文献〔9〕提供了上古文字系统中大量“七”、“十”互讹的例子，这种互讹被历史学家长期不断的零星发现，问题在于“七”、“十”问题缺乏系统研究，俺们不知道这种文字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互讹经历了多长时间，严重程度如何等背景研究，即使是文献〔9〕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研究。
从常金仓考证法来说，“七”、“十”的很多问题属于不可考的，然而能够考的不考是史家失误；目前“七”、“十”文字的上古流变并不清楚，即史学对多重证据的使用出现重大盲区，乃至于《诗经》日食只能用对号入座法确定是幽王元年。
文献〔9〕提出的“七”、“十”问题具有重大价值，属于上古文字系统的《史记》都存在大量错误，何况其他经过长期传抄的典籍呢；司马迁精通历法，依然在“七”、“十”的月份问题上栽了无数跟头，今人面对上古典籍更是隔靴搔痒了，上古典籍的“七”、“十”需要做一次全面清理。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幽王六年日食被天文学判错，只是天文计算需要古代日食记录校正计算误差，还不能断为死刑，如果确定日食发生在幽王元年，此一条证据即可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一定经过后人篡改。
幽王元年日食比巴比伦日食早了18年，有所提高，如能考实，关起门来的“人类最早”能够走向世界了，史学家安在
俺对“七”、“十”问题无能为力，同学们可以努力努力，东拼西凑出一篇论文来，最好发表在国外杂志上，据理力争《诗经》日食的荣誉，反正这种问题中国的史家都在糊涂中，何况更好糊弄的洋人呢
论文出口转内销都没问题，间接支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就一定“斐然”，指不定就能拿这篇英文论文谋个好职位呢。
论文写作的难度如此之底，成就如此巨大，一家之言的学术毫无问题，这等好事真是天上也能掉馅饼了。
同学们，俺已经贡献出这个创意了，还不快点找剪刀浆糊
读书笔记要有好词。
好句。
主要内容。
感受300字
以下八篇，楼主自选一篇做作业用吧：1.《童年》 高尔基 好词摘录： 忽如其来、飘忽、兴趣盎然、熠熠生辉 好句摘录： 伏尔加河蓝色的水面上，桔红色的轮船在逆流而上，而一张张金色的叶片则缓缓顺流漂下。
好段摘录： “唉，你们这些人啊……
”他常常这样忽如其来地叹气，也不知在感叹什么。
“人啊……”的尾音总是被他拉得长长的。
茨冈脸色红红地走到厨房中间，像一团火焰般地跳动起来：两手高高扬起，脚步快得让人难以分辨，衬衫抖动着，像燃烧一般发出灿烂地光辉。
他放纵地舞着，仿佛打开门让他出去他就能跳遍全城
大家都被他感染，跟着他颤动起来。
我的感想： 作者将主人公当时所处的肮脏的环境写得很到位，在语言描写上很有功夫。
使文章生动，令人身临其境，对美与丑及人复杂的感情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2.读《水浒传》有感 近来，我读完了《水浒传》这本书。
《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
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时代的小说家。
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水浒传》这本书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
书中着重描写了我国北宋末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
概括了当时不同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
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文中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紧张精彩的事件。
如：忠厚纯朴的林冲、疾恶如仇的吴淞、才思敏捷的吴用……武松报杀兄之仇，鲁智深反恶霸，林冲手凌辱……这些人，这些事，生动的演义出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这本书使我联想到“平民暴动逐厉王”这个历史故事，也使我清楚的认识到蕴藏在民众中间的那股巨大的力量。
开明的唐朝皇帝李世民说的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意思是水能托船，也能把船掀翻，只有对别人像对自己一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敬重你。
3.读《命运》有感 前阵子在书城买了本书，叫《滴水藏海》，里边有300个经典的哲理故事。
现在我来品味一篇小故事，叫《命运》。
《命运》讲的是连个孩子的命运，一个被高僧占卜为“状元”，另一个为“乞丐”。
二十年后，当初的“状元”成了乞丐，而“乞丐”却成了“状元”。
上帝说：“我赋予每个人的天分之占他命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在于他如何去把握。
” 看了这段话，我很受触动。
把握，把握命运，多简单的字眼，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呢
不必埋怨自己的天分，更不必埋怨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随时都可以改变它的
只要你愿意 4.读《永别了武器》有感 一个告别了武器的人,不是敌人的俘虏,就是爱的俘虏.我不是不善于自我保护,实在是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就如同生命的数据库,已经不需要进入的密码,随时都可以打开全部程序,可以读出全部的文件.我说的俘虏,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俘虏.当我把自我放到阳光下的时侯,我明白从此不能有所伪装,隐蔽的日子一想起就令人不安.当我意识到抗拒的无奈,有多少时间无可挽回,有多少记忆渐渐从内心淡出.说到底,俘虏就是一个不能抵挡伤害的人,就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希望,必须承受生存的全部压力.本来,在属于个人的空间,可以沉浸于独自的幻想,可以从尘埃里开出虚拟的花朵.而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是连欺骗自己都不能,只有不断地净化内心世界. 5.《哈姆雷特》读后感 莎翁的《哈姆雷特》是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本书在表面情节上与历史的传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讲的还是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其中充满了血腥暴力和死亡.正如 剧中人霍拉旭所说: 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修理的行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的结局. 曲折选宕的情节,紧紧围绕着复仇 而展开.哈姆雷特从德国的威登堡匆匆赶回国内,是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的,使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未赶上父亲的葬礼,却目睹了母亲与叔叔克劳迪斯的婚礼,这已使哈姆莱特疑窦在心,加之夜晚在王宫城堡的露台上与父亲的亡魂相见,亡魂哀诉,这桩暴行是哈姆雷特的叔叔所为,并要他为父报仇.至此,他开始了艰难的复仇历程,与克劳迪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最终,向克劳迪斯发出了复仇之剑. 6.《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爱也彻底,恨也彻底.报恩也彻底,复仇也彻底.这就是在我读完《基督山复仇记》后最大的感受.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也是需要养精蓄锐的,并不是凭着一时的心绪就可轻举妄动的.而基督山伯爵,则是最具体的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这句俗语的.在经历十四年的地牢生涯后,他的人生要义就是找寻曾经的亲人,曾经的恩人和曾经的仇人.在确认了所要寻找的人以后,他并没有如我们在武侠小说里所见的那样,于恩人抱拳云赴汤蹈火,再所不惜,于仇人一剑刺死.他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船主一家,他竭其所能,默默地支持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却从来不让他们知道其实自己就是为了报恩而来.如果说他的报恩令人感动,那他的复仇则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在我们也有几度的叫好后不免有点心惊. 7.《释梦》读后感 弗洛伊德(1856--l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横跨半个世纪,对文学,哲学,神学,伦理学,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大众心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如果以影响的范围作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么弗洛伊德无疑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动了人类思想史上又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他指出人类的无意识是无法被意识所控制,人类的潜意识中蕴含了巨大的心理内容,他以最理性的声音诉说了人类的无理性.《释梦》是弗洛伊德支柱性的学术著作.通过对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探究的幅度,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红与黑》读后感 作家笔下展现的,首先是整个法兰西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小小的维里埃尔城的政治格局.贵族出生的德瑞那市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最高代表,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现在的肥差,从而把自己同复辟政权栓在一起.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一切人的言行皆在他的监视之下,在这王座与祭坛互相支撑的时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这三个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城独揽大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是为数甚重,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司汤达一方面向人们描述了保王党人的横行霸道,一方面又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定将是最后的胜者.《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司汤达竟像是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必然趋向.
读书使人进步，什么书都可以吗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见识，增加知识的拥有量，这点是没错的。
但是，读书能使人进步这个说法，就很值得商榷。
\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进步是何含义。
如果说进步是指自身修养的提高，对事物判断能力的加强，那么，读书确实可以使人进步。
\ 但是，当今社会上的进步不但不是这个意思，还与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是指能够处处以迎合别人为手段，以升官进爵为目地，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社会地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行为。
\ 书读多了，自然就更加明白事理，自然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自然就喜平天下坎坷，喜斥人间罪恶。
凡此种种，正是当今社会之大忌、上层之大忌、进步之大忌
\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不能使人进步。
\ 好了，闲话说了不少，我们说说读书的事吧。
\ 简而言之，我认为，书，可以大约的分为三类：提高修养的、提高技术的、增加见闻的。
\ 提高修养的主要包括文学的、政治的、思想的；提高技术的主要包括各种科技的；增加见闻的主要是指百科的。
\ 人的精力有限，现在的知识太庞杂，所以，不可能一一通读，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其部分读之，以管窥豹。
\ 提高修养的，我认为读一些文学类的还有些必要，至于政治的、思想的，那都是一家之谈，用你时，一枝独秀，百鸟朝凤；不用你时，百家争鸣，落架公鸡。
所以，我们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扯淡中去，还是来些实惠的比较客观。
\ 读文学的书主要是学学人家怎么把一个故事讲清楚，讲得吸引人。
那些所谓的名著大可以看一下内容提要就放过。
就拿四大名著来说吧，《西游记》读过二十回后面的就不用再读了，雷同的利害，很有些复制－粘贴的味道，无非就是某个高级领导的子弟违法，执法者无法严格执法，最后只得有领导亲自出面，带回去“严加管教”如此如此。
至于吴承恩老先生写着写着，也有些江郎才尽的感觉，没有太多的新意了。
至于那些妖魔鬼怪，吴老先生的想象和描写远远不如《封神演义》更能够满足大家的猎奇心里。
《水浒传》也是只须看其中的若干片断即可，通读也没有多大意思，满眼都是“逼上梁山”的句子，可是，心里却对粱山头领（以宋江为代表）的做法不以为然，果真是“官府”将“好汉们（估且将这些杀人越货的不法分子成为好汉，真正的好汉没有几个）逼上梁山”的
还是在宋头领的指挥策划下，“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呢
难以索解。
《三国演义》可以看看，但是写得太简要，大多数人物没有出处，突然的冒了出来。
整部书不象是一个完整体，更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合集。
相比起来，不如看《三国志》更加符合史实，也不如看《资治通鉴》那样简洁。
至于《红楼梦》我不敢妄下菲薄，人物太多了，我始终没有完全记住。
如果你是女孩，可以看看这部书，陪着林妹妹一起掉掉眼泪，打法一下时光；如果你是男孩，我劝你还是算了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阴盛阳衰了，你就为我们老爷们保留几分阳刚之气吧
至于外国那些名著，看看电影了解一下故事就行了，原著看起来很枯燥，而且，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我们还是不太习惯的，必竟是文化背景不一样啊。
\ 提高技术的，可以重点多读一些，必竟这将来有可能是你混饭吃的工具啊。
计算机软件应用方面的书可以多啃几本，可以深一点，不要怕花费时间。
至于原理方面的书可以留给那些更需要它们的人去钻研吧。
再就是和自己工作对口的技术书也多读点，这是保住饭碗的基本条件。
其他，诸如花鸟鱼虫、医药卫生、加工制造、擒拿格斗、星相占卜、养生娱乐等等，大可以信手拈来，不求精通只求了解即可。
\ 对于增加见闻的书，可以不拘形式，多多易善。
这方面的书市面上也是最多的。
只要有闲钱就买上一本，置于床头厕后，随时拿来就可以读上几页，这类书内容往往是短小精悍，百十字就是一篇，极适合于在茶余饭后这些零碎时间里阅读。
而且，可以随时中断，不会耽误其他事情。
\ 另外，在当今这个社会环境里，法律类的书最好也读上一读，我们不去侵犯别人，但是别人来侵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 我常看的书：\ 文学类；《鲁迅杂文全集》《疯话集成》《乱语全书》《金庸小说》《王朔文集》《清代笔记体小说》《演义类说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 技术类：《计算机软件应用类书》《推销口才》《鲁菜》《中药学》《玩具设计》（我的专业）百科类：《旅游手记》《山海经》《百科词典》《典故来历类的书》《法律类的书》《鉴赏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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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象棋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1、起源于传说时代的神农氏。
元代僧人念常在《佛祖历代通载》中说：“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
象棋比赛现场讲解 2、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
北宋晃补之《广象戏格·序》说：“象戏兵戏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
故戏兵以象戏名之。
” 3、起源于周武王伐纣时。
明代谢肇淛《五杂组》云：“象戏，相传为周武伐纣时作，即不然，亦战国兵家者之流，盖彼时重车战也。
” 4、起源于战国之时。
《潜确居类书》载：“雍门周谓孟尝君：‘足下燕居，则斗象棋，亦战国之事也。
’盖战国用兵，故时人用战争之象为棋势也。
” 5、起源于舜的时期，传说舜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象，象为人懒惰，好玩耍，由他发明了象棋。
二、据古籍可靠记载，象棋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了。
除上引《潜确居类书外》，汉刘向《说苑·善说》也记载了战国孟尝君下象棋的事：“雍门周调孟尝君，足下燕则斗象棋，亦战斗之事乎，”战国时的作品《楚辞·招魂》中也有“蓖蔽象棋，有六薄些”的句子。
所有这些，说明在战国时代“象棋”已经成为一项经常的活动了。
因此象棋产生的时间，当在战国之前。
但“前”到什么时候
有人认为可上推到春秋时期，并认为象棋是模仿当时兵制而产生的。
他们的依据是，象棋的“象”，是“象征”的意思，而与动物象无关。
比如，以舞蹈象征战斗，则名“象舞”，而以著棋象征战斗，则名为“象棋”。
象棋各子的得名，也是由象征不同兵种而来的。
这种情况正好与春秋时期的兵制，即将、帅、车、马、士、兵、卒等相吻合。
因此，象棋产生于春秋时期是合乎当时历史情况的。
象棋也可能是因为棋子是由象牙制成而得名。
早期的象棋，棋制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
两方行棋，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二枚）。
棋子用象牙雕刻而成。
箸，相当于骰子，在棋之前先要投箸。
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
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斗巧斗智，相互进攻逼迫，而制对方于死地。
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当时作为军事训练的足球游戏，也是每方六人。
由此可见，早期的象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
在这种棋制的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一种叫塞的棋戏，只行棋不投箸，摆脱了早期象棋中侥幸取胜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