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史顺口溜
1、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东西晋，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2、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楚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中国诗词发展史及起源
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史 似乎有点多 嘻嘻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
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
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
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
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
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
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
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
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
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
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
“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
“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
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
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
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
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
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
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
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
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
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
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
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
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
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
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
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
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
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
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
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
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
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
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
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
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
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
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
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
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
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
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
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
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
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
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
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
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
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
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
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
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中国诗歌的发展史
诗歌的发展历程艺术起源于劳动。
诗歌同样也起源于劳动。
鲁迅先生说：先民在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消除疲劳。
“其中一个叫‘抗育抗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
（《门外文谈》） 从集体劳作的节奏中直接孕育降生的初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最原始的诗歌。
早期的诗歌伴随着歌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尾，投足以歌八阙”。
（《吕氏春秋。
古乐》）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中。
进行诗歌创作不仅要有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而且还要有人生意识、空间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进行纵横思考，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也要进行哲理的思索。
为此，我们对中国诗歌发展史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脑中要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
下面我们分几个阶段进行简要阐述： 一、先秦诗歌 （一）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故又称《诗三百》，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的历史。
全集分风、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
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子曰：《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
”如《关睢》，这是一首民间情歌，用起兴的艺术手法着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写青年男子思恋少女，感情真挚大胆。
由于此诗思想、艺术性都很强，且为《诗经》之首篇，故历来
赞扬中国航天发展史的句子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
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
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
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
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
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
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
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
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
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
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
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
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
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
华夏民族危在旦夕
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
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
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
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
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
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
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
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
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
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
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
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
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